• 人工智慧大趨勢:AI 天使?AI 魔神?

    人工智慧的發展日新月異,於今甚至已成為中美競技的場域。尤其是中國大陸企業 “月之暗面” 發布 Kimi K 3 前沿AI開源模型之後,可謂震驚世界,也開啟了全新的演算法和演算力的賽道。中國在AI領域潛力深厚,究竟後續還有多少突破性的開創與發展?中美的競技會如何延伸?

  • 【活動資訊】紀錄者的難處:如何記錄社會運動與國家暴力?

    台社學會「如何記憶國家暴力」系列論壇 講者: 唐佐欣 (《在夾縫中抵抗:大觀社區影像手記》作者) 平烈浩 (紀錄片《樂生劫運》與《樂生劫運 v.2.o》導演) 許雅婷(紀錄片《大風之島》導演與《大風之島:我與樂生的二十年羈絆》作者) 主持人:張馨文 (樂生保留運動組織者) 簡介: 反迫遷運動是一種什麼樣的運動?在大觀社區與樂生,我們看到那是居民、學生與社會團體聯合抵抗國家暴力的過程,相遇、相識、建立革命情感,是抵抗,也是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的羈絆。這場論壇邀請到三位紀錄反迫遷運動的影像與文字紀錄工作者,來談談他們參與與紀錄的心路歷程,作為紀錄者與運動者的角色色拿捏、集體與個人工作關係的協調、題材選擇與呈現方式等,我們認為每一部作品都是艱難的任務,邀請創作者們來談談紀錄之難。 主辦單位:台灣社會研究協會、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協辦單位:海潮智庫

  • 盧荻|「阿嫲的情義」及其政治解讀內外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政治經濟學學者盧荻,原刊於香港明報·筆陣,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作者指出:電影《給阿嫲的情書》講述「下南洋」溫情故事,雖屬小眾題材,卻在海內外引發強烈迴響與多元政治解讀。在中國內地,影片爆紅反映原子化社會對情義的渴望,卻也招致過度解讀:如女權主義批評男性不負責任、解放敘事指責其隱瞞死訊壓抑女性自由,以及對建國前後歷史真實性的爭論。在南洋,馬來西亞華人藉此重拾鄉愁;新加坡則因「去中國化」的買辦心態,敏感地將其打為「統戰」工具,凸顯文化焦慮。泰、印等國的不同反應,則折射出華人融入或被暴力排擠的歷史。蘆荻強調,這些解讀背後是東亞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歷史創傷,而香港正是聯結這段滄桑的樞紐。

Emanuel Pastreich丨關稅戰爭:邁向奴隸社會的第一步

【編按】本文作者Emanuel Pastreich(貝一明)為東亞政治研究學者。文章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盧倩儀翻譯,獲譯者授權轉載。文章主張川普政府的關稅戰並非失策,而是全球少數菁英蓄意摧毀全球貿易體系與經濟的計畫,目的是鞏固權力並奴役弱勢國家。作者批評主流媒體受資本控制,未提出真正解方——推動糧食與能源在地化、重視節約與永續、拒絕消費主義與科技迷思。文章認為,新冠疫情期間的大規模封鎖,其實是菁英刻意重創中小企業的手段,讓市場集中於如亞馬遜、沃爾瑪等巨頭。即使富比士500強公司倒閉,對這些掌控全球價值體系的超級富豪影響甚微。最終,作者呼籲人們不要被陰謀論轉移注意,而應組織有紀律的全球性反抗,奪回對經濟體系的控制權,否則將繼續處於不自覺的奴隸狀態。 川普政府的所作所為並不愚蠢,關稅戰也不是彼得·納瓦羅或史考特·貝森特計算錯誤的結果。 這些關稅將對世界各國經濟造成損害。最適當的解讀方式是,它是美國和全球少數菁英為摧毀整個全球貿易體系及全球經濟所做的努力。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極少數人能夠從中受益。 他們向越南等經濟規模較小、技術水準較低、政府官員容易受到賄賂和恐嚇的國家發動了這場戰爭。他們打算徹底摧毀這些國家,使它們變成事實上的奴隸國家。 沒有任何一家媒體願意討論唯一真正的解方,因為媒體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銀行家和私募股權的控制。 解方是各國開始種植自己所需的食物,進行在地化,利用當地的風電和水電提供能源,轉向一個重視節約和耐用性的社會,在地生產能使用一百年的貨品,拋棄時尚和消費文化,拒絕虛偽且信用破產的消費主義和經濟成長意識形態。 這意味著把偽科學經濟學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並重新創造一個拒絕相信科技是一切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新社會,甚至拒絕認同文明的進步需仰賴科技。 但在人們開始接受這樣的解方之前,眼前已需經歷巨大的痛苦,躲不掉了。 就算是在那些此刻將陷入貧困的國家,他們的精英也不准以任何方式暗示: 全球貿易並沒有必要、 食物應該在地生產、 生產製造業應該由在地合作社控制,而非交給跨國公司、 從AI到5G,許多科技都很危險,因為對傷害人類思維能力,且創造出一個被動、頹廢、愚蠢、無法獨立思考的人民。 如果你想了解關稅的真正意義,只要回想一下新冠疫情恐怖統治期間發生的事。由於社交隔離和封鎖措施,大國的航空公司、機場、飯店、餐廳和大部分經濟活動都關閉,且一關關好幾年。富比士500強即便在所有主要國家政府最高層都有說客和操盤手,依舊蒙受數千億美元的損失。這些擁有數億、甚至數十億資產的大人物,怎麼會被迫接受長期損失以及那麼多財富呢?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我想我們知道大概情況。過去15年來,全球財富的急劇集中創造出了一種我們實際上處於奴隸社會的環境(當然很多人還不知道自己是奴隸)。在這樣的環境裡,極少數十億萬富翁(他們其實間接控制著數兆美元資產)掌控著整個局面。在這些人眼裡,富比士500 強的執行長只是些小蟑螂。這一小撮人發動了Covid恐怖統治以摧毀小人物,包括那些阻礙他們的討厭的「小」跨國公司。 對他們而言,只要每個人都乖乖去亞馬遜和沃爾瑪購物就是完美。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那些超級富豪很有錢不是因為「有錢」,而是實際擁有創造價值符號的整個全球體系。因此,損失錢財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這一次,就像在新冠疫情期間一樣,他們根本不在乎富比士500 強是否破產,甚至不在乎擁有數千萬美元資產的人是否被壓垮。這種新經濟就是我在文章「玻璃容器經濟」中所描述的。對這少數超級富豪家族來說,摧毀整個全球經濟是個好主意。 當然,他們可能是錯的。但只有當反對他們的人能夠組織一場勇敢而有紀律的系統性抵抗,才能使他們的盤算成為一種錯誤;而且對抗的目標不是他們派出的川普和馬斯克這種作為誘餌的傀儡。真正的抵抗必須是在全球範圍內奪回對經濟體系本身的控制權。 這些億萬富翁正向所有另類理論家和陰謀論者散發糖果,以確保沒人會真正開始組織動員有訓練有紀律的團體,也沒人真正了解真正的計劃為何。如今,另類媒體和陰謀論媒體已墮落成為一種巨大而愚蠢的注意力轉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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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雅芳丨民謠搖滾、電影與劇場之間的「對話」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按】在寒假期間收到蔡鈺淩老師的邀請寫一篇2024年東亞閱讀書目。當時答應下來了,沒想到開始構思的時候進入無限的自我反思與反問:「東海小城任教三年的我,為了適應新的教學環境、適應對我而言幾乎從未接觸過的中文系語境下的文學理論、美學理論教科書,以及瞭解因為所在專業的條件必須主動補課的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與大陸中學語文課本篇目。這些為了和目前任教專業與學生們盡力‘搭橋’而讀的教材和相關書籍似乎才是我真實閱讀的書目。然而它們是否是邀稿方想像的閱讀書目?」鈺淩可能猜到我的猶豫,在她邀稿後不久,突然傳來一個訊息,告訴我音樂、戲劇都可以寫入書目,並告訴我戲劇作品、音樂作品本身就是文本(書目)。我很感謝她的提醒,雖然我不曾忘記,但是文學作為文本在文學專業研究氛圍比較重的語境當中,屬於文學形式之外的文本,確實不容易被視為文本。然而文學與其他形式的文化與藝術表現一樣,都是來源於人的思考和體驗,以及來源於社會生活/世界的文本,即便各種文本的形式自有美學性質與表現特點——這也是我在教學現場必須花一些時間和學生做溝通與一起思考的。 作者簡介 劉雅芳,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上海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現任教於浙江海洋大學師範學院。關注的研究領域為當代文化研究、流行音樂文化研究與文藝研究。2015年起因深度訪查意外撞進小劇場,曾在上海、大邱、台北、釜山、濰坊等地參與多部劇場的製作與音樂執行。 法國當代哲學家米榭・塞荷(Michel Serres)在他的小書《拇指姑娘》中探討在如今知識的載體不再只是學者/教師的身體、紙本書籍,而「知識」成為多數在網絡上輕易可查詢的資訊的時代,一種新的人類早已誕生,他稱之為「拇指姑娘」與「拇指少年」。米榭・塞荷認為「拇指姑娘和少年」有幾個特點(以下引用部分): 他們不再居住於相同的時間,而是活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裡。 他們被媒體格式化,他們的專注力被成人播放的媒體細心摧毀。 這些孩子居住在虛擬之中。 他或她和父母的頭腦不再相同,他或她以不同的方式認識事物。 他或她以不同的方式書寫。 我在去年暑假偶然查詢到這本書,讀了之後共鳴和感觸很多,讓我反思了不少教學與知識工作的問題。與米榭・塞荷提到的現實場景類似,我常常覺得教學除了是把知識與研究轉化為教學對象可懂、可吸收、可轉化的材料,某方面我也在跟學生難以移開目光的手機(作為輕手可查資訊的載體)競爭他們的注意力。如果說「教學相長」是最好的教與學的狀態,那麼該如何面對不同的大腦、不同的歷史感之間的人對知識與感受的理解?當我提醒學生,你們在解讀詩詞、小說的時候不要只看作品裡的文字,要想想這個作者他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年歲狀態、有可能遇到什麼事情的情況下寫的、他的意圖有幾種可能,同時請你也反觀自己所身處的時代狀況……。他們和我想的歷史與認識時代的方式必然不同,而這些在我的教學與知識工作裡該如何面對?或許我們的「拇指姑娘與少年」不會如我這麼嚴肅與哀愁,他們拿起手機或筆電,把我的問題問向DeepSeek與豆包,他們能更大方地對程序問出他們的問題尋找知識方針與解答。如米榭・塞荷所說:「在這些技術質變的同時,身體也會變形,生與死、痛苦與療癒,職業,空間,居住條件(habitat),在世存有(être-au-monde)都在改變。」(見《拇指姑娘》)即便如此,我也仍是充滿疑惑,DeepSeek、豆包和其他相關程序是否會對手機與電腦前不同的你回答出不一樣的答案?或是它能代替你思考與回答一個貫穿人類歷史卻沒有人能回答得完滿的問題嗎?關於「我是誰?」 我的這一份東亞閱讀書目「小記」是同時帶著上述的思考與疑惑所展開的,書寫的方式比較像文本閱讀(包括觀看和聽覺)「筆記」,除了書籍也會討論到搖滾樂、電影與劇場。 一、「民歌五十」—崔健—「中國搖滾40年」 近期,台灣地區舉辦了《民歌五十》演唱會紀念1970年代台灣年輕人、大學生拿起吉他創作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的文化運動風潮。1970年代台灣民歌文化運動的「民歌」指的是受1960年代、1970年代當時美國流行歌曲排行榜中的以吉他彈唱創作的英語當現代民謠影響下的音樂表現,歌曲的內容除了表達愛情等情感,還有因當時社會與世界現實氛圍而創作富有人文與社會關懷意識的歌曲。外來的文化形式在一個地方傳播產生影響,本土的接受者開始思考創作、語言表現等落地轉化的問題,對於當時台灣地區的年輕人來說更有在文化冷戰與戒嚴體制當中尋找社會土壤、尋找文化縫隙進而發出聲音與想法的欲求。1970年代的「唱自己的歌」運動,乃至延續至80年代流行音樂文化產業中搖滾樂形式創作,再到90年代之後的搖滾樂團風潮,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創造性開展與「成熟」或各階段音樂性與詞語表達的轉變,似乎都不能忽略「與世界接觸」、社會條件與文化層面思維的轉化。例如,在1970年代讀大學時參與「唱自己的歌」民歌運動並在過程中組織民歌演唱會進到社會現場的民歌手楊祖珺曾這麼提過:「唱自己的歌」運動的出現是一種相應的社會、文化與思想條件下「年輕人反對文化霸權的一種文化實作」,也是「[當時]年輕人反對文化霸權的社群音樂」。(見《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臺灣現代民歌運動史》)台灣民歌運動從20年起就有紀念演唱活動,乃至30年、40年等,主要參加的歌手是曾經參與70年代民歌運動與創作風潮的歌手,以及與此風潮關係相近或受此風潮影響的不同世代歌手。每次紀念演唱會舉辦,幾乎一票難求,參加者眾多。或許,40年時過境遷,「音樂」無改鬢毛衰,而此時因為70年代民歌而再聚集的音樂人與樂迷,是否能再想起當時在這股樸素的音樂創作風潮中的文化實作與社群精神? 來到中國大陸任教,慢慢認識一些大陸的不同年紀的朋友(他們年紀大概是50後到90後),當他們有的知道我的研究與台灣地區的70年代民歌與80年代的搖滾樂與流行音樂有關時,多數會情不自禁的告訴我他們多麼喜歡台灣的民歌、校園民歌與羅大佑、李宗盛的歌等等。我也多數會盡力回應,越聊越多的時候,與音樂相關的台灣地區70年代、80年代的文化社會情況、年輕人的關注,包括台灣地區戰後受美國主義冷戰文化影響的文化生態——這當中當然也包括美國音樂排行榜與美軍基地娛樂文化影響的熱門音樂與西洋民歌,以及一股左翼民歌的創作湧動,總是我比較難以用「文化翻譯」的方式詳細解說的。當然,這些解說再明白也取代不了他們對這些歌曲與歌手的深刻的喜愛。而70年代台灣民歌、80、90年代台灣流行音樂在中國大陸的流行與延續,是否也能串起一個社群性的聽覺感知與文化? 2024年的12月崔健「2024-2025繼續撒點野巡回演唱會」首站在成都舉行,在演唱會宣傳與我依稀記得的崔健在演唱會現場歌曲間談話中都提到了中國搖滾即將步入40年。這段歷史在公開舞台上的起點是「1986年5月,崔健登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台表演自己的作品《一無所有》,宣告了中國搖滾樂的誕生。」(見崔健:《崔健詩歌集》)崔健在成為眾所周知的搖滾樂歌手之前,在70年代開始學演奏小號,在80年代初期是北京歌舞團的小號演奏員,在喜歡搖滾樂之前,他喜歡吉他與鄉村味的的音樂,也寫過他的第一首歌《我心愛的吉他》,可惜他並沒有留下錄音,這時他20歲出頭。(見崔健、周國平:《自由風格:周國平對話崔健》)根據崔健在《自由風格:周國平對話崔健》(2022年版)的陳述與相關音樂專輯的對比,崔健在以《一無所有》登台表演之前已經累積了不少創作,這些歌曲有的收進後來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1989)專輯,也有收在更之前的《夢中的傾訴》(1985)與《新潮》(1986)專輯當中接近當時一般流行音樂表現的歌曲。根據這些線索,我們或許可以說,崔健的搖滾樂創作是一個他確認過的「選擇」,與他的樂手朋友一起創作、玩音樂促成中國搖滾樂融合了典型搖滾樂編制、小號、民族樂器、吶喊以及幾句文學性和反思辯證性的歌詞的「音樂態度」。 崔健出生於1961年,他和台灣地區當初以吉他創作「唱自己的歌」的大部分歌手小了10到5歲,他們的音樂創作初始路徑相似(喜歡以吉他表達的音樂),但是接受西方流行和搖滾音樂的路徑與音樂實作落地的文化坐標完全不同。崔健在後來,甚少提及《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之前的專輯與音樂的表現,在2022年出版的《崔健詩歌集》收錄的歌詞作品範圍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1989)、《解決》(1991)、《紅旗下的蛋》(1994)、《無能的力量》(1998)、《給你一點顏色》(2005)、《光凍》(2015)、最新專輯《飛狗》(2021)等。崔健在詩歌集當中與姜文的對談序《如是我聞》中提到:「搖滾樂落地中國,[《一無所有》]這首歌可能算是一個標誌,但我根本沒想過搖滾中國化。」「就把搖滾樂自然地在我身上做一次處理,變成中文。」(見《崔健詩歌集》)這一句「自然地在我身上做一次處理」極有意思,也再次告訴我們音樂與社會事物包括思想是要通過「身體」而有感覺,以及透過「身體」生產出再次的文本與關乎集體與個人的意義。身為崔健的歌迷、身為中國搖滾樂的聽眾是不可能安安靜靜地讀著這一本詩歌集的,因為身上早已對這些歌曲有了旋律、情感和節奏的印記,更何況7張專輯之間崔健進行了不少聲音、音樂、演奏和創作的實驗。 那麼,對於喜歡崔健搖滾樂的樂迷,又是怎麼一回事?1990年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巡回演唱會唱到了成都,在中國搖滾樂公開在社會上發展即將滿40年(同時也是崔健及其樂隊的搖滾樂40年)之際「2024-2025繼續撒點野巡回演唱會」首站由成都出發,頗有搖滾樂生生不息的意味。去年成都站演唱會舉辦之前,崔健透過媒體尋找1990年曾經參加成都場演唱會的樂迷,在演唱會中也喊聲問:1990年到過演唱會的,2024年誰還在現場?崔健的演唱會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和樂手上台後幾乎不會再下台,最多是換樂器的時候有工作人員把樂器換上來,演唱、演奏就這麼在演唱會開幕連續不斷到演唱會結束。演出時,舞台的音響配合著搖滾樂的聲響應該有的寬闊與厚度,當然這舞台也容納著台上台下的激情,還有崔健偶爾在曲目之間的「說話」。這些「說話」你當時可能聽不懂,但會令你玩味再三,這些「說話」有時好像提取了他某一首歌裡包含的意義,他現在有機會要說出來,這些「說話」有許多「對話」的意圖。演唱會開場歌曲《飛狗》唱出現世圖景 坐在電腦前   像是一條狗   數字大草原   信息糊口   飛來一個念頭   像時間穿越   我和草原一起   逆天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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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Stephen Miran與「海湖莊園協議」

【編按】近期川普關稅政策對台灣影響深遠,大部分媒體都在報導相關內容。本文是崔之元教授2025年3月29日在「安邦咨詢」智庫會議「川普2.0時代的深度前瞻」上關於如何判斷當前美國經濟政策的發言稿。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實驗主義治理」,新國際獲作者同意轉載。文章聚焦於所謂「海湖莊園協議」及其核心推手Stephen Miran。Miran是川普第二任期內的重要經濟顧問,他在2024年撰寫的〈重構全球貿易體制:用戶指南〉被視為該協議的理論基礎。該文試圖解決兩大政策矛盾:一是美國製造業復興所需的弱勢美元;二是維持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所需的強勢美元。 Miran引用「特里芬悖論」指出,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必須持續出現經常帳戶赤字,以供應美元和國債給全球。這將長期導致雙赤字問題並威脅美元地位。他進一步主張,透過關稅措施(尤其對中國),可以對抗匯率與全球貿易失衡,且不一定導致通脹。 崔之元認為,儘管Miran的觀點具爭議性,但其理論體系值得深入研究,不能僅以傳統偏見看待川普經濟團隊的政策藍圖。 今年2月以來,西方主要媒體上關於可能的「海湖莊園協議」( Mar-a-Lago Accord )的報道頻繁,並認為這一協議的主要構想者是新任的特朗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Stephen Miran。他今年41歲,2010年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獲得博士學位,其導師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擔任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於所謂的「海湖莊園協議」,西方媒體上大致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它的內在邏輯漏洞大,並且特朗普本人不會認識到其自身諸政策目標之間的矛盾,「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甚至說Miran是在「給豬塗口紅」( putting lipstick on a policy pig );另一種看法以希臘前財長雅尼斯.瓦魯法斯基(Yanis Varoufakis)為代表,認為特朗普及其經濟政策團隊有一套內在邏輯一致的「大計」(Master Plan)。瓦魯法斯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和特朗普相反,他和美國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起成立了 「進步國際」,但他覺得從知己知彼的角度,需要嚴肅對待特朗普團隊的經濟政策構想。 我從謹慎立場出發,比較同意瓦魯法斯基的觀點。下面我就簡單向大家介紹一下被廣泛認為是「海湖莊園協議」基礎文本的Stephen Miran 在2024年11月的文章「重構全球貿易體制:一個使用者手冊」( 全文可在此下載)的主要觀點,如果深入研究的話大家還需要閱讀全文。此文也有一個中譯版,但有一些涉及中國的段落沒有翻譯出來(中譯文鏈接:《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完整版)。 Miran的論文共41頁,分為6章。第1章是導論,說明文章的目的是解決特朗普競選承諾中兩個似乎矛盾的政策目標:(1)製造業在美國復興,這要求美元相對貶值;(2)保持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這要求「強美元」。第2章是全文的理論基礎,其核心觀點是現行的世界經濟秩序可以被稱為「特里芬世界」。 特里芬(Robert Triffin, 1911-1993)是比利時的著名經濟學家,他在1960年代曾在「黃金與美元危機」提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特里芬悖論」。我曾於1990年代在「國際經濟評論」的一篇論文中這樣介紹「特里芬悖論」: 但我當時並不確定在尼克松1971年使美元和黃金脫鈎後「特里芬悖論」是否仍然存在。 Miran此文顯然認為「特里芬悖論」今日還存在,其機制是「Because America provides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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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靖|敢言當下 : 《大學雜誌》58週年紀念感言

本文作者為《新國際》召集人林深靖。《大學雜誌》自1968年創刊至1987年停刊,記錄了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1971年第37期標誌其三週年,刊登多篇針砭時政的文章,展現其作為「智者」與「權者」溝通橋樑的意圖。

其中,〈給蔣經國先生的信〉建議政府提供青年發聲空間,並檢討因「安全紀錄」影響青年發展的問題。陳鼓應的〈容忍與了解〉則呼籲保障思想自由,避免知識界受壓迫導致社會停滯。張俊宏在〈消除現代化的三個障礙〉中批評政府缺乏包容異見,並指出台灣現代化的阻礙之一是省籍歧見。丘宏達則在〈從國際法觀點論釣魚台列嶼問題〉中,為日後的保釣運動奠定法理基礎。

58年後,《大學雜誌》紀念活動以「敢言當下」為題,呼籲知識分子發聲。然而,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對權力說真話」變得更加困難,令人反思今日的公共論述空間是否仍然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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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秀梅|重中之重:關於《大學雜誌》中的台灣三農問題討論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鍾秀梅。1969年《大學雜誌》舉辦的台灣農村經濟座談會,討論了五大議題:雙重經濟、農村勞動力外移、工農價格失衡、工業與農業用地問題,以及台灣農村未來發展。與會者多為留美農經專家,如李登輝、許文富等。座談會提出農業現代化、機械化、土地重劃等政策建議。與會者強調工業化不能損害農民利益,但當時白色恐怖下,社會主義合作化方案未受重視,導致「綠色革命」成為發展主流。

二十年後,政府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衝擊本土農業,引發農民抗議,顯示當年座談會的預測與建言,未能完全落實或改變農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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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亞橋|大學雜誌:知識分子的求索與社會前進的道路

本文作者李亞橋為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博士後研究員。文章提出《大學雜誌》創刊於1968年,經歷台灣歷史的變遷,見證知識分子如何在政治與社會運動中發揮影響力。雜誌繼承了1950年代《自由中國》和《文星》的自由主義傳統,並促進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在初期,《大學雜誌》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提出政治諍言,並在國內外政治變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在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和民族主義潮流中,知識分子透過該刊表達愛國立場,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大學雜誌》受到殷海光思想的影響,倡導現代化與科學方法,並繼承自由主義思想。其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不僅突破了戒嚴時期的政治限制,也為台灣的政治改革鋪路。雜誌的發展反映了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並促進了台灣的民主化,最終為1987年解嚴奠定了基礎。這些歷史過程顯示,《大學雜誌》在台灣及華人世界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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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現代史之旅5:2024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

2024年8月30日-9月2日 濟州現代史之旅地圖 前面提到,濟州歷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軍事化,而戰後爆發的四三事件,更是軍事戒嚴下的清鄉屠殺過程。直到政治民主化後,韓國總統於2000年頒布施行《四三特別法》、開始進行真相調查,2005年濟州被宣布為「世界和平之島」。 但與此同時,韓國政府卻於2007年公布,將在濟州的江汀村興建軍民共用的「民軍複合觀光美港」,後來基地於2016年完工。在此背景下,江汀當地的反軍事基地團體除本地的抗爭活動外,還發起國際倡議,第一屆「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於2014年在江汀舉辦,之後輪流於濟州、沖繩、台灣三地舉行:2015在沖繩本島、2016在台灣本島、2017在石垣島、2018回到江汀、2019在金門,中間因疫情中斷,2023於宮古島恢復舉辦,2024又回到江汀,2025年預定在台灣舉辦。這也是一種「由島至島」。 2024的和平營共四天,議程有討論與小組活動踏查行程,以及在海軍基地大門外的行動。參加成員約五十名,除韓國本地,還包括來自台灣、中國、沖繩/日本、菲律賓、夏威夷、美國及德國等地的參與者,除了韓國本地參與者之外,來自台灣的成員是最多的,有十餘名。 關於「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以及2024年營隊的議程,可見其中文網頁。 濟州的航太工業與軍事化 濟州的軍事化是持續的,除了江汀的海軍基地之外,因為濟州的地理條件,特別被選擇作為發展航太工業的基地。這些航太工業的設施,常被宣傳為是民用或軍民共用,就像江汀海軍基地內的碼頭也有大型郵輪停靠(台灣遊客亦會從此上岸),計畫中的濟州第二機場雖是民航機場,但卻潛藏著空軍基地的作用。「軍民共用」成為壓抑反對者聲量的宣傳手法。 第二天的小組活動,我是參加A組、雷達基地和航太中心。濟州的航太設施不斷在建設,首先是2014年落成的濟州航空宇宙博物館、由空軍提議,2015年政府宣布第二機場計畫,2022年國家衛星綜合運行中心竣工、綜合維運所有國有低軌衛星,同年位於千百高地的濟州南航路雷達竣工,等等設施,還有若干在建設或計畫中。 我們首先到達西歸浦天文科學文化館,這裡設有韓國天文研究院的大型電波望遠鏡,馬路對面是已經併校的耽羅大學原校區,計畫改建為韓華集團的航太中心,進行衛星、火箭推進器等航太工業產品的試驗場;韓國的衛星計畫與以色列的軍事工業有合作,因此也涉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行動。 接著我們前往一處叫做千百高地的地方,這裡建有好幾處雷達相關設施,其位置處於漢拏山國家公園的保護區內,因此雷達站的建設也涉及對於環境的衝擊。 第二機場預定地 第三天的小組活動,我是參加東邊組:第二機場預定地、四三事件歷史現場與賞鳥濕地。我們首先到達大水山峰,這裡是一處健行地點,偶來小徑的2號路線有經過,從這裡望向西南邊,這一大片目前大致為叢林所覆蓋的土地,就是濟州第二機場的預定地。接著我們往南到婚姻池、是一處史蹟,這裡跟濟州市區「三姓穴」的傳說有關連性,是機場預定地的南端,機場跑道規劃是南北向。關於第二機場,可以參考韓文 Namuwiki 的「濟州第二機場」條目,裡面有預定地範圍圖。 接著我們到達水山里的水山小學,這裡有水山鎮城的遺址,也是四三事件時的殺戮地點之一,附近有地下的石灰岩洞窟,是當地民眾於四三時,躲避軍事行動的藏匿點之一。然後到達古城吾照候鳥保護區,這裡是一處濕地,有許多候鳥聚集於此,等於是候鳥的國際機場,偶來小徑的2號路線也有通到這裡。 濟州的反基地團體同時反對第二機場計畫,認為第二機場含有空軍基地的用途,並結合當地其他反對第二機場的團體,從環境生態、文化史蹟、候鳥保護等不同層面,向政府及社會訴求廢除第二機場的計劃。 當地反對團體認為,濟州已經是過度觀光化的地方,濟州每年有1,500萬觀光客,與面積超過十倍的夏威夷相當,而沖繩面積是濟州的1.2倍、觀光客數是1,000萬。2024年,首爾金浦機場至濟州的航線,共載客1,420萬人次,乃全世界最繁忙的航線,是最繁忙的國際航線、台北香港的二倍人次以上。最近發生的濟州航空務安空難,也讓人擔心,鄰近候鳥保護區的濟州第二機場一但興建營運,班機起降遭鳥擊的風險問題。 和平營中關於東亞情勢的討論 和平營講座時段的引言人發言主旨,如同在許多國際反戰場合,可以說第一用語常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平反戰」,反對軍事化,而指涉的主要對象是美國。然而在討論至東亞情勢時,台灣的處境就成為一個焦點,來自台灣的參與者會認為,目前台灣面臨的軍事威脅是來自中國,因而在某位台灣參與者的發言中,提及台灣要有一定的防衛能力,可以說其第一用語是「國家安全」,而其指涉的對象是中國。台灣參與者製作的手舉牌,包含有「無正義  無和平」、「台灣沒事  你才有事」這樣的口號,顯示與和平營主調有著微妙的差異。 濟州與沖繩的夥伴,自然也察覺了這樣的差異,他們在營隊中數度表達,想要多了解台灣參與者的想法,會中還達成共識,2025年的和平營要到台灣舉辦。 〈2024年 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 聯合聲明〉中文版,可以在和平營的中文網頁中看到。 海軍基地前的行動 反對江汀興建海軍基地的行動,從公布計畫開始,已經持續非常多年,各位只要到網路上用關鍵字江汀搜尋,相信可以找到不少中文文章,我這裡就不多贅述。海軍基地的位置,岸邊本來有一塊火山噴發形成的大熔岩,長1.2公里、寬250公尺,稱為「九陵岩」(구럼비,Gureombi),是當地人的精神象徵,營建基地時遭爆破破壞。但抗議軍事基地的行動,並沒有因此停止。 關於韓國運動團體的抗爭行動呈現方式,即使是不同議題部門,可以看出還是有共通性。2005年12月在香港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團體於場外集會遊行,抗議世貿組織的措施。期間,韓國農民團體在灣仔的馬路上,採行「三步一叩拜」的方式苦行前進WTO會場,以爭取香港民眾的支持,在當地造成轟動、獲得許多新聞媒體的報導。後來受此行動的啟發,樂生保留運動的青年樂生聯盟成員,曾經在2007、2019、2020等時間,數度以「六步一跪」的行進方式來表達訴求。 在江汀海軍基地門口,我們則可以看到有「生命平和百拜」的行動。每天早上七點鐘(周末假日休息),運動組織者及當地民眾,會聚集在基地門口,面向基地內的海岸、進行一百次向「九陵岩」俯首叩拜的行動,期間會播放悠揚舒緩的音樂聲響、配上人聲朗誦,後段以不同人聲說著同一句話語(我忘了問那句話是什麼意思),「百拜」就隨著人聲與音樂進行;和平營議程期間有兩天「百拜」,我都有參與。每天中午還有「人鏈活動」,人群在基地大門前的十字路口集合,接著向基地行進。 除了白天的「百拜」及「人鏈活動」,和平營期間三天晚上以及最後一天中午,也都是在基地門口前搭帳棚進行分享交流及表演聯誼活動。最後一天中午,有一名當地組織者刻意接近基地大門車道,門口的守衛大約是怕他衝進基地,主動關閉出入口車道,於是車輛無法通行,若干參與者也跟著貼近門口,就這樣基地大門被封鎖了一段時間,一邊活動仍然繼續進行。 基於台灣的經驗,大家可能會問,軍事基地大門口應該會是集會遊行禁制區。關於這個問題,當地團體是說,自從基地開始營運之後,軍方對當地抗爭行動的回應方式,採取的是比較懷柔的手段,因為他們知道,壓制性的對應會引發更多的反抗。形式上集會還是要申請,可能以社區或宗教活動的理由進行,雙方大多相安無事;和平營在基地大門口進行活動的期間,還是有很多車輛通行,也有個別的海軍大兵進進出出。 韓國運動團體的抗爭行動,常會援引傳統的文化形式,包括傳統的舞樂等等,這一點在具海根的《韓國工人》裡就有論述。江汀的反基地運動裡,也有一個傳統舞樂的團體,在抗爭行動中表演,鼓舞抗爭者的士氣與精神;也有薩滿教的焚香祝禱儀式,組織者捧著香爐繞行全場,讓參與者可以手招香燻、「過香」受庇佑;也有支持反基地運動的當代流行歌曲獻唱,例如一個清新風格的女聲民謠二人組「後天就是星期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和平營期間,當地主辦團體有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在營隊裡擔當不可或缺的組織角色。他們許多其實不是濟州在地人,江汀的運動團體舉辦了「和平大學」等培訓活動,吸引不少年輕行動者,從韓國各地來到江汀,他們被運動的精神與當地的生活氣氛所感召,有些人就長住或在江汀生活一段時間,成為反基地運動的生力軍。他們熱情、積極,某些方面面臨人生的轉折關口:不習慣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與運作方式,然而運動資源亦難以提供他們生計,因而可能有著學業、職涯與家庭等生活上的苦惱。2025年和平營將在台灣舉辦,如果這些年輕行動者來到台灣的話,值得台灣的年輕行動者與他們多多交流。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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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歌 | 讀竹內好傳:「從過失中學習」

本文作者為中國著名思想史學者孫歌,文章係孫歌老師對鶴見俊輔先生著作《掙扎中的決斷:竹內好傳》之評述。儘管持無政府主義思想立場的鶴見俊輔與竹內好的思想路徑並不相同,但鶴見卻成為竹內好的深刻理解者。在鶴見看來,竹內好表面上鮮明的民族主義特徵必須與他特有的世界主義結合起來才能獲得解釋。同時鶴見還抓住了《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這個關鍵文本,揭示了錯誤對於竹內好思想形成的意義。

孫歌老師認為:鶴見在「從竹內好的過失中學習」這個表述中試圖傳達的,是對於知識界通行的靜態化和固定化地判斷「正確」與「錯誤」這種積習的批判。而只有承認思考的局部性這一宿命的思想者,才真的有能力從錯誤中汲取真實的營養,也只有在此意義上,對過失的檢討才會提供通向真理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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