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下)

「中國重建在改革之前發展出來的成功的醫療衛生體係是否可能呢?不太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中國在市場改革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大逆轉,如前面述及的,破壞了先前的醫療衛生體系的基礎。第二,中國得以建立自己的獨特的醫療衛生系統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毛的獨立自主的政策所產生的強烈的民族自信。它滲入到人們的意識中,使他們認為中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鑄造一個獨特的未來。然而,對比鮮明的是,改革之後,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再次抬頭,因而削弱了民族自信心( Meisner 1999 )。在衛生保健系統,中國終結了嚴格的獨立自主的科技政策,改革剛開始不久就從西方引進醫療技術。此外,在醫務工作者間和政府部門裡瀰漫著對西方醫療模式的崇拜( Blendon 1981; Sidel and Sidel1983 )。而且,中國將很快加入世貿組織(譯者註:已在 2003 年加入),因而更緊密地納入世界體系中去,這使得中國更加容易受西方影響的衝擊。第三,「為人民服務」和為集體利益努力是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準則,而市場的競爭價值觀卻主導了改革後的社會。第四,改革後的衛生保健系統已經在不同地域和階層間製造了巨大的差異,產生了國內外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並且還不斷的從改革後的新體制中榨取利潤。基於上面四大因素的分析,這篇論文不得不引出一個悲觀的結論:沒有另一場社會革命,重建先前毛時代發展出來的醫療衛生體係是不可能的。因此,現有的改革了的、西方模式導向的道路會繼續下去,並決定未來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的發展。」
(本文分兩集刊出,本篇為下集,全文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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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上)

【作者序】這篇論文是筆者2001年應美國社會學學者威廉。科克藍(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而寫的英文論文,發表在一本由科克藍主編、跨國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學及研究所層次醫療社會學教科書上(英文書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此教科書共二十六章,其中有九章討論醫療社會學理論,另外十七章則從社會學觀點分析美洲、歐洲、非洲、中東、與亞洲地區十七個國家的醫療衛生體系,由已經累積相當研究經驗的社會學者執筆。此書2004年再版。筆者9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學教學作研究時開始研究中國大陸的醫療衛生,當時,西方學者早已陸續指出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一些問題。在芝加哥、或在中國大陸,我每當與大陸的學者或學生談論中國的醫療衛生改革,都會談起這些問題,我最常說的是,「中國大陸即使要走市場改革或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見得必須把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商品化,如,英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卻擁有非市場化、非商品化的公醫制。」然而,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的路就這樣義無反顧的、快速的走下去。1996年,我回到台灣,在成功大學醫學院任教,仍繼續我對中國大陸醫療衛生的研究。同時,我觀察台灣的醫療衛生體系,發現它也跟中國大陸一樣,急劇的往市場化、商品化的路滑下去。2001年,藉科克藍邀請的機會,我較系統的將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以改革前後歷史比較的觀點分析,寫出這篇「大逆轉」的論文。同時,我把寫成的論文給了中國大陸的學者,建議他們將它翻譯出來在大陸發表,或許有針砭的作用。但是,此事石沈大海,我也因全副精力投入批判台灣醫療市場化、商品化的工作,而無暇追蹤了。2005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大學短期研究,在芝大圖書館上網,赫然看到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的研究報告及大量的相關報導,批判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的錯誤,我當時感慨萬千:這不就是我2001年論文提出來批判的嗎?當年八月,我去北京作研究,因緣際會認識了清華大學求是學會的同學,談起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有共同的憤慨與憂心。我提起這篇「大逆轉」的論文,他們熱情的表達願意幫忙翻譯。本篇是近五年前寫的,部分資料需要更新(如,當時中國尚未加入世貿組織),但是,因為論文是以歷史的角度分析的,仍有它以古鑒今的意義,而且文中所指出的問題至今猶在,是以請清華同學翻譯,並尋求大陸期刊發表。
(本文分兩集刊出,本篇為上集,全文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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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慎:從武漢的疫情想起17年前的一些朋友和往事

【編按】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引發全球關注,台灣也在《新國際》的籌畫之下,2020年1月31日在鄰近立法院的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記者會,並發動社會連署,除了對在第一線抗疫的醫護人員致敬之外,也呼籲台灣人民共體時艱,除了做好防疫準備之外,也能夠發揮大愛大悲之情懷,分擔苦難,助人助己,給予大陸人民必要的幫助。同時,也提醒執政當局能夠敬畏果報,勿出惡言,勿彰敵意,為兩岸之間必要物資之輸運以及防疫人員之來往,開啟方便之門,以助防疫工作之合作與進展(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5103)。此一特殊時刻的記者會普遍受到海峽兩岸媒體的關注。我們更注意到,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之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對於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中美關係帶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許多不友善的言論和小動作更為網路上形形色色的陰謀論加溫。其實,17年前非典(Sars)疫情發生時,中美之間的學界和官方其實有過相當友善的互動,也從而開展了互助互利的空間。白先慎教授的這篇文章很生動地介紹了他們當時在中美之間所做的努力。文中提到的物理學家馮達旋教授曾經返台貢獻所學,先後擔任過成功大學、清華大學的資深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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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你的防疫漏洞

【編按】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台灣政府採取即時的防疫措施,並特別限制中國籍人士來台,邏輯是因為中國(特別是湖北省)是疫區,必須限制或監控來自疫區的人士避免傳染擴大。然而,這樣的措施往往也容易混淆了地域與國籍身分,例如,有中國湖北旅遊或接觸史的台商或非中國籍旅客不會被限制入境台灣或僅需自主管理,但是相對地,陸生被要求暫緩來台或後續必須集中隔離管理(先不論陸生來台居住的差異與目前集中隔離管理等問題),當中也有少數陸生在第三地旅遊卻後續因疫情爆發後而沒有回過大陸,但因為該措施而被禁止回台滯留海外,後續可能還要集中隔離。這樣的錯置假定了國家身分別等同於地域旅遊與接觸史,而非完全科學地以實際旅遊接觸史作為基礎(但是病毒是不分國籍的),本文作者即指出了這當中差別待遇的問題,並認為這更容易造成防疫的漏洞與資源的浪費(例如沒有相關旅遊接觸史的陸生需要浪費資源隔離)。文末作者呼籲台灣當局:「不要根據國籍而差別對待」,而是「更精準的篩選和評估,把資源調配給真正有需要返台人士」。本文同步登於2020年2月2日風傳媒觀點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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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光: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

【編按】武漢肺炎確診人數上升,成為全球防疫的重點,也再次喚醒與提醒2003年SARS的記憶與缺失。本文寫在2003年,將SARS危機放到中國更大的歷史與政治經濟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後對經濟增長的迷信與對市場的迷信,導致在公共衛生領域同時出現政府失職和市場失靈,進而使得衛生防疫體系的癱瘓,地區間、城鄉間、社會階層間的衛生不平等,以及醫療體系效率的下降。這樣的制度性背景下,使得非典對經濟和社會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本文轉載自2020年1月22日《察網》,原載於《比較》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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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的非洲:初步觀察(下)

當然,這些高曝光度的影視產品並不代表「中國的非洲」之全貌。以上的討論也不只是為了批評中國傳媒的非洲再現陷於東方主義的框架。相反的,這僅僅構成了一個考察的起點,要求我們思考中國對於非洲的知識與想像究竟來自哪裡,又如何受到主體意識的中介?中國的非洲故事又如何反映中非關係以及中國人腦子裡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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