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Hardt & Sandro Mezzadra │ 全球戰爭體系

【譯者按】本文刊於《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2024年5月號(145期)。作者之一的哈特(Michael Hardt)為杜克大學比較文學教授,2000年曾與義大利學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寫《帝國》一書。另一位作者梅札朵拉(Sandro Mezzadra)是義大利波隆納大學政治與社會科學系教授,其研究範疇為後殖民理論、難民及國土疆界所產生的暴力等議題,曾被邀請來台灣交通大學及中山大學演講。在〈全球戰爭體系〉這篇文章中,哈特和梅札朵拉提出「全球戰爭體系」(Global War Regime)的概念來理解當前發生的戰爭,由於日常經濟生活和社會領域的軍事化,我們的日常生活跟戰爭變得無法分割。對於逐漸形成的「戰爭體系」,兩位學者提出了一種策略:「當逃兵」(Desertion),原本是軍事術語,指的是軍人逃離其職責、擅離職守,但在這裡的語境是對整個全球戰爭體系不服從、不履行某些義務。

除此以外,文章中提到的「陣營主義」也有一定的啟發性,很多時候我們對戰爭的理解很容易陷入簡化的邏輯:將政治領域化約為敵我分明、非此即彼的兩個陣營。即使對以色列感到不滿,但作為國際主義者也不應該盲目地支持伊朗或其盟友,而是將巴勒斯坦團結與其他運動連結(例如提倡女性解放的Woman, Life, Freedom)。正如兩位學者提醒,反抗戰爭體系的鬥爭,不僅要阻止當前發生的一系列戰爭,也必須實現更廣泛的社會變革。

原文出自:A Global War Regime,譯文由孫訥翻譯,盧倩儀校對。

Read more

劉健芝|福島核災十二週年:攜手並肩伸張生態與社會正義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感謝作者劉健芝老師授權轉載。作者劉健芝老師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生態文化部主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副教授,全球大學創始成員,全球和平婦女協會理事,世界社會論壇國際委員會成員。編著書籍十多部,文章被翻譯成多國語言。)

多年來,我嘗試與同學一起梳理現代主義、「科學至上」的暴力歷史,勾連形形式式的社會不公和生態不義,拒絕站在主流精英的角度來看世界,而是有意識地關懷邊緣社群的存活條件,聆聽其文化哲理。僵化的教育體系、勢利的主流文化,在我們的無意識中製造冷漠、犬儒、恐懼,我們要嘗試容讓自己暴露於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把握各種機遇使之撼動習慣的固執,衝開制約的樊籠。「感情用事」不是羞恥的,反之,情感的衝擊,觸動倫理關懷,突破所謂「理性」的框框,不僅可以帶來對事物更為深刻的認知,也讓我們開拓各種可能性,以培育感知、思辨、自主、行動的能力,迎接開放的生命歷程。

Read more

敦陽│盧旺達的「綠色圈地」:生態資源資本化,邊緣人口失去進入權

【編按】1994年,盧旺達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以貧苦農民為主的胡圖族和代表貴族精英的圖西族對抗,造成100萬人喪生[1]。結果,圖西族奪取政權,卡加梅就任總統。之後,政府積極推動發展項目,試圖以經濟發展來解決貧苦問題。其中,生態旅遊是增長較快的部門。但我們看到,政府在推動國家公園建設的同時,打著「環保主義」的旗號,指責原住民是生態破壞者,把他們從森林緩衝區中驅趕出去,但政府同時卻授予英國公司49年的採伐特許權。另外,所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目的只是為了富裕的白人能更親近大猩猩。文章指出,國家公園的這種發展方式,可被稱作「綠色掠奪」(green grabbing),其本質是一種侵占公地的圈地運動。為了對抗精英主導的發展模式,原住民不屈不饒地進行了集體抗爭。本文轉載自2023-02-05食物天地人,原文標題為〈原創|綠色掠奪:紐格威國家森林公園的案例〉,首發於「晨星評論」。圖片來源:Picmap。

Read more

花果山│讀拉吉.帕特爾《糧食戰爭》:控制糧食就控制了所有人

【編按】無論是核食、美牛與美豬的瘦肉精問題、鳳梨爭議,都體現了食物與日常食物的選擇,涉及了更深層次的權力問題與國際地緣政治。在《糧食戰爭:市場、權力與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一書以食物領域內的選擇為起點,回顧了世界食物體系的歷史,討論了推動食物體系形成的不同因素和主體。作者讓我們意識到,對不同食物體系的選擇,意味著選擇了不同形式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食物問題不只是有關食物的問題,它涉及到更深層次的權力問題,想要建立一個平等健康的食物體系,不只是關於有機農業,而是要反抗我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不平等與剝削,要反抗這些不平等,我們需要收回我們的食物主權!原文刊於《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感謝授權轉載!

Read more

滕威│為思考當下危機吸收別樣資源

【編按】「拉美思想譯叢」的第一本書《面具與烏托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正式出版發行。書系主編滕威老師特別作序,指出面對西方現代話語的挑戰,第三世界的經驗和思想具有獨特的活力和創造力。這並非意味著我們要以另類的現代性重塑自我的認同,而是我們需與代表霸權資本主義的西方話語拉開一段距離,回到第三世界人民「革命建國」的歷史過程中,看到那些被掩蓋和壓抑的思想火焰,而「拉美」的經驗與思想,則提供了寶貴的參照。本文原為該書序,首登於「海螺社區」公眾號,本文轉載自保馬。

Read more

皮凱蒂│重建國際主義

【編按】新冠肺炎既挑戰也加深既有的國界藩籬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運作,但同時中美衝突對立不斷加劇,如何在這樣的時刻思考新的國際連帶呢?尤其對於台灣的兩岸處境來說,相關論述越來越訴諸民族國家的畫界想像,而既有的「一國兩制」方案或所謂的「九二共識」幾乎失去了社會的信任基礎,一度曾經作為討論之一的「聯邦」或「邦聯」甚至已經難以進入政治想像的視野,遑論「國際主義」。歐盟的經驗、乃至非洲聯盟的經驗,是不是可以再度成為台灣的參考呢?2020年7月14日,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世界報》同時用法文和英文發表了「重建國際主義」一文。其「國際主義」是他在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Capital and Ideology)中論述的「社會聯邦主義」,「社會聯邦主義」也對既有的歐盟模式問題提出了修正的方向。他指出,「參與式社會主義」改革方案如果僅僅在一個國家內實施,將會遇到很大困難,例如利用年度財產稅和遺產稅建立「公民資本稟賦」和「公民基本收入」,這將會導致富人和大公司把財產轉移到別國的避稅天堂,而歐盟各國如果沒有共同的財政政策,也就不可能逐步消除成員國之間的不平等,2016年英國的退歐公投以及匈牙利和波蘭等東歐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都說明如果不建立「社會聯邦」,歐盟已經難以為繼。為了發展新型的國際主義「社會聯邦主義」,皮克迪等人發表了「歐洲民主化宣言」和起草了「歐洲民主化公約」(http://tdem.eu/en/manifesto/),並發起了歐盟成員國公民的對公約的簽名運動。「歐洲民主化公約」提出建立「歐洲公民代表大會」(European Assembly),其中80%代表來自各成員國的議會議員,20%的代表來自1979年以來普選產生的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議員。「歐洲公民代表大會」將有權批准四項最重要的歐洲範圍內的「共同稅收」:公司利潤稅,高收入所得稅,大額財產稅和碳稅,從而克服避稅天堂對「參與式社會主義」措施的阻礙。「歐洲公民代表大會」作為一項制度創新的新穎之處在於,它許可歐盟成員國的子集(如德國、法國、比利時)組成「三國公民代表大會」,徵收三國範圍內的四項「共同稅收」,這樣來逐步過渡到所有成員國的共同稅收。「共同稅收」的用途可有兩種:一是將50%的「共同稅收」返還給各成員國用於削減國內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稅負,二是將另50%用於歐盟範圍內的科研,教育,環保。同時,「歐洲公民代表大會」的「社會聯邦主義」邏輯不限於歐洲,皮克迪認為完全可以建立「歐盟-非盟公民代表大會」及其子集。他尤其關注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2018年峰會已經提出的「非盟共同稅收」設想。這樣,新型的21世紀「國際主義」初現輪廓。

Read more

來自香港的左翼聲音:甘浩望訪談

【編按】甘浩望神父(Franco Mella)是香港社會運動的知名人物。他年少時進入修院,並受差遣到香港傳道,在此後的數十年間一直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如油麻地艇戶、無證兒童的居留權、以至爭取釋放社民聯成員劉山青等。電影《千言萬語》以及《甘浩望巡禮之年》都是講述他的故事。在去年的11月底,甘浩望在高雄和台南接續進行了很精彩的演講,分享了他從米蘭到香港的豐富人生歷程。他說這是首次來到台灣,在此之前,也只是在香港接觸過一些台灣左派,如陳映真。在演講以後,我們與他進行了一場訪問,關於他早年為何來到香港和中國,對於過去以及現在的中國有怎樣的情感,以致如何看待今天的香港運動。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