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資料保存與展示中心前主任吳永毅。文章原刊載於風傳媒，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影像證據——「馬吉影片」的重現過程展現了影像保存的重要性，也彰顯台灣人在文化資產返還中的貢獻。1937年，牧師馬吉冒險以16毫米攝影機記錄南京的日軍暴行，影片經多方輾轉抵達美國，成為揭露屠殺真相的重要證據。然而，該影片在戰後一度佚失。1990年代，南京大屠殺否認論興起，引發海內外華人對歷史真相的追尋。台灣學者邵子平及日本記者加登英成透過跨國調查，尋回了影片的完整版本。台灣海外華人團體「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製作了紀錄片《馬吉證言》等，宣揚歷史真相，並成功將影片及其原始膠卷捐贈至南京紀念館。 這段尋寶般的歷程，凸顯影像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歷史正義的必要性，並展現民間力量如何彌補官方行動的不足。該故事不僅是家用攝影機記錄大歷史的典範，更是影像保存專業在跨文化合作中的重要示範。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八十七週年的紀念日，大屠殺持續長達六週以上，燒殺擄掠和無差別強姦，是人類不可遺忘的亞洲歷史悲劇，台灣卻沒有任何紀念活動。對比4月17日，卸任前的蔡英文親自參加了臺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韓國瑜主辦、以色列國會訪問團為來賓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可見台灣朝野對歷史價值的態度，只不過是地緣政治選邊站的表演而已，完全沒有「普世性」。但從南京大屠殺留下的唯一活動影像證據「馬吉影片」重現的過程來說，台灣人卻是主要的貢獻者。 這個案例的意義，涵蓋了前電影資料館館長、國立臺南大學音像學院創辦人、現任台北松菸文創電影蒐藏家博物館館長的井迎瑞，所強調的電影文化資產保存與搶救專業的所有重要元素，從檔案的證據性、民間業餘影像價值的被忽略、媒材演變對記憶的風險、檔案在不同世代媒材間遷移（migration)的昂貴成本、搶救與解殖的關係、到文化資產返還（repatriation)原生地的正義性，絕對值得一篇學術論文來探討；且尋獲影像的過程，也映證了現實世界裡的尋寶懸疑性，毫不輸給虛構大片。 馬吉影片的曲折身世 「馬吉影片」是美國聖公會牧師約翰‧馬吉(John Magee)拍攝的16毫米電影膠片，1937年12月13日軍攻入南京時，多國外國傳教士以國際紅十字會為名，聯合向日軍爭取設立了「國際安全區」(難民庇護區)，馬吉牧師是紅十字會主席，也是安全區管理委員會委員。從日軍入城到次年4月，他陸續在安全區內和南京郊區，不顧日軍禁止攝影的禁令，冒險用他的家用電影攝影機，拍下至少13卷、長約37分鐘的黑白無聲影片[註1]。馬吉將第一階段拍攝的8盒膠卷交給安全區管委會的總幹事、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George Ashmore Fitch，中文名為費吳生），請費奇在獲准搭乘日軍軍用火車離開南京時，偷帶去上海沖洗。費奇將膠卷縫進駝毛大衣內裡，躲過了日軍的檢查，送抵上海柯達沖印廠；他並將膠卷再製作成四份拷貝，設法分頭偷運到美國、英國和德國。其中10幅單格截圖，曾刊登在1938年5月16日的美國《生活》雜誌第14頁 [註2]，是南京大屠殺第一次在西方主流媒體曝光；《生活》雜誌也特別註明，為保護拍攝者的安全，隱去了真實姓名。費奇將自己手邊的影片剪接成11分鐘版本，在美國組織過多次放映會，並試圖向國會議員遊說，希望美國不要再出口廢鐵給日本，因為都會被製成殺人武器，可是那時距太平洋戰爭爆發還有好幾年，遊說受挫而終。1946年東京戰犯審判，馬吉和費奇出庭作證，也試圖放映影片作為證據，但法庭並沒有採納，之後膠片就消聲匿跡了。 1990年10月，日本極右翼的南京大屠殺否認者(denier)、眾議員石原慎太郎接受《Playboy》雜誌專訪，宣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製造的謊言」(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中國製造了「假新聞」)。這篇專訪激發了受過保衛釣魚台運動洗禮的在美台灣人和海外華人的公憤，共同集資6萬美金，同年12月16日在《紐約時報》刊登D16版全頁廣告，駁斥石原慎太郎，並以「對日索賠同胞會」具名，徵求南京大屠殺證據。 幾乎在同一時間，東西德於10月統一，原來在東柏林的波茲坦檔案館開始對外開放，日本《京都新聞》在檔案館發現了1938年2月擔任德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外交官喬治‧羅森(George Rosen)寫給外交部的《羅森報告》，詳細描述了其所見的日軍暴行，並附了14頁馬吉用英文所寫的12支影片內容說明。12月17日《京都新聞》報導了《羅森報告》出土，但檔案館卻沒有蒐藏實體膠卷，被其他日本媒體戲謔的指稱「馬吉影片」為「鬼片(maboroshi，意指曾經存在，但不知去向，如鬼影般的物)」。這是典型的井迎瑞館長所說的「沒有檔案就沒有歷史」的困境階段。 索賠會的成員決定將還原南京大屠殺真相當作長期工作，於1991年3月15日成立「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第一任會長是邵子平，他1936年生於南京、1948年隨家人來台、後赴德國獲得法律博士學位、回台灣成功大學短期教書，1971年進入聯合國任職；聯合會第二任會長陳憲中，也是主要金主，在紐約經營印刷事業有成的台灣留學生；第三任會長是姜國鎮，他是新竹客家人，建國中學一年級時隨父親到日本的小留學生，醫學院畢業後再到美國執業的麻醉科醫師，具「知日」但「反日本軍國主義」的特殊身份。 中、日雙線尋找「鬼片」 紐約時報廣告刊出後，佚失四十多年的「鬼片」終於現身了，費奇的女兒、時年79歲的艾迪斯‧費奇(Edith Fitch)看到廣告，主動聯繫邵子平到她新澤西家中，將父親的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和書中提到的11分鐘費奇版的「馬吉影片」交給了聯合會 [註3]，從此開啟了邵子平尋找原始和完整的「馬吉影片」之路。幾乎在同時，對《羅森報告》提到的影片高度好奇的日本《每日放送（MBS）》記者加登英成，也從日本學者友人洞富雄處，借到了《我在中國八十年》，也開始循線追查「馬吉影像」。加登透過姜國鎮的介紹，於1991年7月2日找到了持有費奇版11分鐘膠卷的費奇的外孫女湯婭‧昆頓，湯婭已經將影片捐給洛杉磯某電影資料館，她帶著加登去資料館看了影片。當晚日本多家電視台播放了加登發佈的這條新聞，引起轟動。加登回日本後，又委託友人找到了馬吉的孫子約翰‧馬吉三世，從他家裡地下室找到了一紙箱的膠片盒，攝製組花了2000美元找專業公司轉檔，卻發現內容並非南京大屠，而是其他教會活動紀錄。 邵子平則是一開始就鎖定馬吉牧師戰後回到美國的足跡來追蹤，他先從東岸紐約到西部德州的聖公會總部，追到馬吉曾在華盛頓特區聖約翰教堂任職，主持過羅斯福總統的喪禮；邵子平在回到東部華盛頓，教堂的職員提供了馬吉在耶魯大學教堂任職的訊息，邵子平追到耶魯大學神學院檔案館，發現館藏只有馬吉的信件和照片，沒有影片，但神學院資料館提供給邵子平捐贈馬吉文物的兒子大衛‧馬吉的地址，邵子平才發現他千里迢迢追蹤五千英哩，最後竟然就在自己紐約家的旁邊找到了目標！1991年7月11日，他直接到大衛家敲門，並一起在地下室雜物堆裡翻找，但沒有找到任何膠片，大衛一度以為膠片被兒子馬吉三世交給了日本媒體(加登英成的攝製組)。不死心的邵子平，12日再回到大衛家地下室翻找，終於尋獲了馬吉的攝影機和裝在四個銅盒裡、附著馬吉親筆註記大屠殺內容的13盒膠卷 [註4]！ 邵子平將這13盒膠片送到曼哈頓一家叫做DuArt Video的專業影像公司，轉成類比電子檔案，儲存在富士公司的「一吋盤」上 [註5]，並與聯合會籌畫如何使用這些素材，後來決定募款拍攝英語發音的紀錄片，向國際社會進行宣傳。第一部《Magee’s Testment (馬吉證言)》完成於1991年，由陳憲中找了保釣運動老戰友、定居美國的台灣導演王正方來攝製，大量訪談了大衛，朗讀父親遺下的手稿、回顧父親拍攝影片的心境和闡釋其意義。第二部是1995年完成的《In the Name of Emperor (奉天皇之命)》，由上海出生、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朝鮮人、入圍198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Who Killed Vincent Chin? (誰殺了陳果仁？)》[註6]的中韓混血導演崔明慧編導、香港移民美國的湯美如擔任副導和同步收音，本片意外珍貴的成為第一支拍攝到參與大屠殺的日本老兵向華人講述當年暴行的紀錄片。聯合會將兩部紀錄片和《馬吉影片》本身，以盒裝三支VHS錄影帶，發行了三千套《CAN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