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喬│Diaspora 流離失所

    *編按:本文為鍾喬臉書分享之文,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詩人鍾喬紀錄了其與安海正一家的情誼,並推介其新書《茉莉樹下:加薩回憶錄》。藉著引用安海正之詩句,展現邊陲世界抵抗霸權的精神。面對家園被毀的哀慟,他以「悲喜如一」的哲思體現穆斯林悲天憫人的襟懷。 我邀 Hazem 與 Amel 夫妻和孩子,這個星期來訪;也想和他談談,他今年將在<時報出版公司>印行的第一本中文新書:【茉莉樹下:加薩回憶錄】裡的種種生命記憶與巴勒斯坦論述。 他是我在台灣唯一認識的加薩學者,學識淵博外,犀利的批判性論述,亦含深切的反思與深刻的詩意,常帶給我內在另類的召喚,並從隻字片語中體現他的決然與反抗。 而後,便會想起去歲在西門町2號出口,聲援巴勒斯坦的集結中,他女兒的登台朗讀自己寫的抗議聲明;一旁的弟弟多麼勇氣的雙手舉起抗議的牌子!薩一家人,茉莉樹下的精神,就是邊陲世界抵抗霸權的召喚! 於是,當我向他提及,我相信知識轉化為力量時,將對你被轟炸滅絕的家園,帶來未來的正義;或許,也將體會到弘一大師所言:悲欣交集的深切。 他會在回覆訊息時,向我說:無論誰探索生命的真實,悲傷和快樂都將如出一轍(Whoever explores the reality of life, sadness and happiness will be alike)。 我總感受到這是穆斯林的一種悲天憫人,與世界其他受難者同在的襟懷!前幾天,他寄來一首歌,是加薩一位歌手唱的流離失所之歌;一如在廢墟中譜出的殘酷詩行! 我想向他說些慰藉的話;但,我沉默了!來聆聽加薩歌手 Ma Drina

  • 巴勒斯坦、琉球與兩岸:地緣衝突與現實政治

    「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系列座談第二場 時間: 2026年1月17日(六) 下午 19:30-21:30 地點: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捷運景美站2號出口, 美而樂早餐店巷內) 主持人/與談人:: 盧倩儀(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反戰工作網絡成員) 與談人: 周世瑀(工人)、 臧汝興(勞動黨副秘書長/國際部部長)、 鍾翔宇(政治評論者、說唱歌手) 活動說明: 2025年秋天的以巴「和平」協議簽定後,仍不斷有巴勒斯坦人民遭以色列士兵轟炸、殺害,且領土與重建不斷受到威脅。儘管因為川普強擄馬杜羅、威脅拉美左翼政權、宣示佔領格陵蘭、準備對伊朗用兵等,讓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的處境再次淡出西方媒體的視野,但巴勒斯坦人民如今面對的困局,讓關心世界和平問題的我們必須一起面對。 [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巴勒斯坦系列座談來到第二場,本場我們嘗試將巴勒斯坦、琉球與台灣並列討論,雖然三地有非常不同的歷史過程,但現今的命運與爭議,都與二戰後國際秩序重組時,美歐大國為了自身利益埋了下的衝突因素有關;尤其再發動新冷戰圍堵的美國更是罪魁禍首。 更值得關注的是,台灣抗議加薩種族滅絕運動的社群,因為統獨立場不同,或公開劃清界線或互相抵制,大致也與前述帝國主義干預的因素直接關聯。這明顯是台灣特殊之處,我們甘冒大不諱,將之提上檯面討論,希望藉此形成左翼再思考以巴問題的基礎問題意識。 所以,本次座談邀請四位長期參與反戰、反帝、反殖民行動,不懼網民圍攻的講者,除了希望能夠提供深度的對以巴「和平」協議過程及落實情形的分析解讀之外,也能提供我們思索巴勒斯坦問題時,反思自身視角與立場的機會。 主辦: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合辦:新國際、海潮智庫

  • 許准│查韋斯/馬杜羅的道路破壞了委內瑞拉的經濟嗎?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政治經濟學學者許准,原文刊於文化縱橫,本文獲授權轉載。文章針對 2026 年初美軍武裝干涉委內瑞拉並綁架馬杜羅總統的惡劣行徑,深刻剖析了當前輿論場對委國內政經潰敗的常見誤讀。作者許准指出,西方及國內部分新自由主義者將委國困境簡化為「過度民生開支」、「大搞國有化」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失敗,實則缺乏數據支撐且具有明顯政治意圖。透過與智利、墨西哥乃至美國的數據對比,文中揭示委國的社會支出與國有化程度並非極端,其經濟困難本質上是反抗新自由主義發展路徑時,遭受帝國主義長期封鎖與輿論抹黑的後果。面對全球南方國家追求獨立發展的艱苦鬥爭,本文呼籲讀者保持清醒,拒絕淪為霸權敘事的「看客」,應從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深度視角,重新審視委內瑞拉的道路抉擇與現實挑戰。 2026年新年時分,美國在重兵壓境數月,並對委內瑞拉實質上實行經濟封鎖幾個星期之後,悍然對委內瑞拉發動武裝攻擊,綁架了總統馬杜羅及家人,以野蠻的形式將其押送到美國,據稱要接受美國的所謂刑事審判。 這件事情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集中體現。美國方面試圖隨手找個國內法律的遮羞布(所謂打擊販毒雲雲),不過其數月以來的對委內瑞拉已經進行了各種非法打擊,再加上本次的野蠻侵略,可見這種法律遮羞布不過是做戲而已,甚至美國政府自己也不太在意是否面子上說得過去。如同新華社的分析所說,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先羅織罪名通過武力摧毀一個主權政府,顛覆其政權,隨即由本國資本長驅直入瓜分其自然資源。美國所作所為,完全無視國際法約束,儼然讓世界重新回到了野蠻掠奪的殖民時代。」 而就在這樣一個時刻,國內的部分輿論卻開始有迅速而廣泛的推動一種對於委內瑞拉的分析套路。這種分析可能冠以各種名號,各種作者,但是其核心的信息是,委內瑞拉已經苦馬杜羅(以及之前的查韋斯)久矣,而讓委內瑞拉發展不好的根源據說來自於從查韋斯開始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其中主要包括:社會過度開支,大搞國有化,經濟民族主義。這些輿論認為,就是這些政策毀掉了委內瑞拉的經濟。 這種分析套路自然有其所指。很多西方反委內瑞拉的宣傳,都專注於民主上面。比如西方在過去十年先後扶持幾位號稱合法的委內瑞拉政治投機家,天天在海外開會領獎,各領風騷兩三年。但是一些作者恐怕也認識到,更根本性的因素是發展路線,也就是查韋斯所開始領導的所謂21世紀社會主義。如果不能徹底否定這個,那麼委內瑞拉乃至廣大拉美群眾,在所謂的民主條件下,都還會支持查韋斯和馬杜羅所領導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因此,跟一般的指責委內瑞拉不民主的聲音來比,這套說辭瞄準的是更根本性的道路問題。 我們不妨來仔細想想這種輿論所深惡痛絕的三個政策,跟著問幾個問題。 第一、所謂社會過度開支。這裡說的不是政府運營開支,而說的是國家花在社會項目,也就是民生上面的錢。那麼,問題就是,給老百姓花多少錢算太多?這裡的標準應該是什麼?而委內瑞拉是否花的太多? 第二、所謂大搞國有化。那麼,怎麼樣搞就叫大搞?國有化就對經濟不利嗎?什麼樣的國有化水平就會讓這些人覺得毀掉了經濟?而委內瑞拉的國有化水平究竟是多少呢? 第三、所謂經濟民族主義。這個更直觀了。委內瑞拉有沒有收繳所有的外國產業?委內瑞拉收回外資控股的國家戰略資源,是否就大逆不道,犯了破壞營商環境的大錯誤? 首先來談第一個問題。 國家花錢在民生項目上,天經地義。天下沒有一個一定之規,說民生項目上面的錢不能超過某個數字。當然,一個國家的產出,如果用在消費上多了,那麼用於投資的就少了,也就是增長的潛力會受影響。社會主義計劃時期有一個老話,就是處理好消費和積累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這樣的矛盾一樣是存在的。所以,民生項目的支出還是有一定的限度。這個限度在哪裡呢?我們可以看看經驗材料。 對於民生項目的支出,相關的數據並不是那麼多,我並不知道某些作家的論斷究竟基於何種委內瑞拉材料。但是民生支出是政府總體開支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看下面的圖表。圖1是幾個國家當中政府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GDP)的比重。從這裡可以看到,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包括同處於拉美的其他國家,政府開支都佔了相當的比重。委內瑞拉的政府開支力度並沒有特別突出,而且在2013年馬杜羅接任之後,出現了明顯的下滑。換句話說,委內瑞拉的經濟有問題,再怎麼也說也沒法責怪明顯低於一般水平的政府開支「過度」了。 表1當中列舉了幾個拉美國家以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2023年的社會開支。雖然這個數據比較有限,裡面沒有委內瑞拉,但是我們也能大致推測部分情況。比如智利總的政府開支佔GDP大致27%,而其社會開支佔大概13%,是其中一半。委內瑞拉在2023年政府開支佔GDP的15%,那麼其社會開支可能是7.5%左右。說到底,委內瑞拉的政府開支(包括社會開支),不管是其經濟狀況更好的時候,還是最近一些年比較困難的時候,都不算特別的高。 表1 社會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2023年)數據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archive.ourworldindata.org/20251211-184053/grapher/social-spending-oecd-longrun.html 國家 / 組織 社會開支佔

鍾秀梅|重中之重:關於《大學雜誌》中的台灣三農問題討論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鍾秀梅。1969年《大學雜誌》舉辦的台灣農村經濟座談會,討論了五大議題:雙重經濟、農村勞動力外移、工農價格失衡、工業與農業用地問題,以及台灣農村未來發展。與會者多為留美農經專家,如李登輝、許文富等。座談會提出農業現代化、機械化、土地重劃等政策建議。與會者強調工業化不能損害農民利益,但當時白色恐怖下,社會主義合作化方案未受重視,導致「綠色革命」成為發展主流。

二十年後,政府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衝擊本土農業,引發農民抗議,顯示當年座談會的預測與建言,未能完全落實或改變農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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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亞橋|大學雜誌:知識分子的求索與社會前進的道路

本文作者李亞橋為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博士後研究員。文章提出《大學雜誌》創刊於1968年,經歷台灣歷史的變遷,見證知識分子如何在政治與社會運動中發揮影響力。雜誌繼承了1950年代《自由中國》和《文星》的自由主義傳統,並促進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在初期,《大學雜誌》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提出政治諍言,並在國內外政治變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在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和民族主義潮流中,知識分子透過該刊表達愛國立場,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大學雜誌》受到殷海光思想的影響,倡導現代化與科學方法,並繼承自由主義思想。其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不僅突破了戒嚴時期的政治限制,也為台灣的政治改革鋪路。雜誌的發展反映了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並促進了台灣的民主化,最終為1987年解嚴奠定了基礎。這些歷史過程顯示,《大學雜誌》在台灣及華人世界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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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現代史之旅5:2024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

2024年8月30日-9月2日 濟州現代史之旅地圖 前面提到,濟州歷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軍事化,而戰後爆發的四三事件,更是軍事戒嚴下的清鄉屠殺過程。直到政治民主化後,韓國總統於2000年頒布施行《四三特別法》、開始進行真相調查,2005年濟州被宣布為「世界和平之島」。 但與此同時,韓國政府卻於2007年公布,將在濟州的江汀村興建軍民共用的「民軍複合觀光美港」,後來基地於2016年完工。在此背景下,江汀當地的反軍事基地團體除本地的抗爭活動外,還發起國際倡議,第一屆「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於2014年在江汀舉辦,之後輪流於濟州、沖繩、台灣三地舉行:2015在沖繩本島、2016在台灣本島、2017在石垣島、2018回到江汀、2019在金門,中間因疫情中斷,2023於宮古島恢復舉辦,2024又回到江汀,2025年預定在台灣舉辦。這也是一種「由島至島」。 2024的和平營共四天,議程有討論與小組活動踏查行程,以及在海軍基地大門外的行動。參加成員約五十名,除韓國本地,還包括來自台灣、中國、沖繩/日本、菲律賓、夏威夷、美國及德國等地的參與者,除了韓國本地參與者之外,來自台灣的成員是最多的,有十餘名。 關於「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以及2024年營隊的議程,可見其中文網頁。 濟州的航太工業與軍事化 濟州的軍事化是持續的,除了江汀的海軍基地之外,因為濟州的地理條件,特別被選擇作為發展航太工業的基地。這些航太工業的設施,常被宣傳為是民用或軍民共用,就像江汀海軍基地內的碼頭也有大型郵輪停靠(台灣遊客亦會從此上岸),計畫中的濟州第二機場雖是民航機場,但卻潛藏著空軍基地的作用。「軍民共用」成為壓抑反對者聲量的宣傳手法。 第二天的小組活動,我是參加A組、雷達基地和航太中心。濟州的航太設施不斷在建設,首先是2014年落成的濟州航空宇宙博物館、由空軍提議,2015年政府宣布第二機場計畫,2022年國家衛星綜合運行中心竣工、綜合維運所有國有低軌衛星,同年位於千百高地的濟州南航路雷達竣工,等等設施,還有若干在建設或計畫中。 我們首先到達西歸浦天文科學文化館,這裡設有韓國天文研究院的大型電波望遠鏡,馬路對面是已經併校的耽羅大學原校區,計畫改建為韓華集團的航太中心,進行衛星、火箭推進器等航太工業產品的試驗場;韓國的衛星計畫與以色列的軍事工業有合作,因此也涉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行動。 接著我們前往一處叫做千百高地的地方,這裡建有好幾處雷達相關設施,其位置處於漢拏山國家公園的保護區內,因此雷達站的建設也涉及對於環境的衝擊。 第二機場預定地 第三天的小組活動,我是參加東邊組:第二機場預定地、四三事件歷史現場與賞鳥濕地。我們首先到達大水山峰,這裡是一處健行地點,偶來小徑的2號路線有經過,從這裡望向西南邊,這一大片目前大致為叢林所覆蓋的土地,就是濟州第二機場的預定地。接著我們往南到婚姻池、是一處史蹟,這裡跟濟州市區「三姓穴」的傳說有關連性,是機場預定地的南端,機場跑道規劃是南北向。關於第二機場,可以參考韓文 Namuwiki 的「濟州第二機場」條目,裡面有預定地範圍圖。 接著我們到達水山里的水山小學,這裡有水山鎮城的遺址,也是四三事件時的殺戮地點之一,附近有地下的石灰岩洞窟,是當地民眾於四三時,躲避軍事行動的藏匿點之一。然後到達古城吾照候鳥保護區,這裡是一處濕地,有許多候鳥聚集於此,等於是候鳥的國際機場,偶來小徑的2號路線也有通到這裡。 濟州的反基地團體同時反對第二機場計畫,認為第二機場含有空軍基地的用途,並結合當地其他反對第二機場的團體,從環境生態、文化史蹟、候鳥保護等不同層面,向政府及社會訴求廢除第二機場的計劃。 當地反對團體認為,濟州已經是過度觀光化的地方,濟州每年有1,500萬觀光客,與面積超過十倍的夏威夷相當,而沖繩面積是濟州的1.2倍、觀光客數是1,000萬。2024年,首爾金浦機場至濟州的航線,共載客1,420萬人次,乃全世界最繁忙的航線,是最繁忙的國際航線、台北香港的二倍人次以上。最近發生的濟州航空務安空難,也讓人擔心,鄰近候鳥保護區的濟州第二機場一但興建營運,班機起降遭鳥擊的風險問題。 和平營中關於東亞情勢的討論 和平營講座時段的引言人發言主旨,如同在許多國際反戰場合,可以說第一用語常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平反戰」,反對軍事化,而指涉的主要對象是美國。然而在討論至東亞情勢時,台灣的處境就成為一個焦點,來自台灣的參與者會認為,目前台灣面臨的軍事威脅是來自中國,因而在某位台灣參與者的發言中,提及台灣要有一定的防衛能力,可以說其第一用語是「國家安全」,而其指涉的對象是中國。台灣參與者製作的手舉牌,包含有「無正義  無和平」、「台灣沒事  你才有事」這樣的口號,顯示與和平營主調有著微妙的差異。 濟州與沖繩的夥伴,自然也察覺了這樣的差異,他們在營隊中數度表達,想要多了解台灣參與者的想法,會中還達成共識,2025年的和平營要到台灣舉辦。 〈2024年 和平之海國際和平營 聯合聲明〉中文版,可以在和平營的中文網頁中看到。 海軍基地前的行動 反對江汀興建海軍基地的行動,從公布計畫開始,已經持續非常多年,各位只要到網路上用關鍵字江汀搜尋,相信可以找到不少中文文章,我這裡就不多贅述。海軍基地的位置,岸邊本來有一塊火山噴發形成的大熔岩,長1.2公里、寬250公尺,稱為「九陵岩」(구럼비,Gureombi),是當地人的精神象徵,營建基地時遭爆破破壞。但抗議軍事基地的行動,並沒有因此停止。 關於韓國運動團體的抗爭行動呈現方式,即使是不同議題部門,可以看出還是有共通性。2005年12月在香港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團體於場外集會遊行,抗議世貿組織的措施。期間,韓國農民團體在灣仔的馬路上,採行「三步一叩拜」的方式苦行前進WTO會場,以爭取香港民眾的支持,在當地造成轟動、獲得許多新聞媒體的報導。後來受此行動的啟發,樂生保留運動的青年樂生聯盟成員,曾經在2007、2019、2020等時間,數度以「六步一跪」的行進方式來表達訴求。 在江汀海軍基地門口,我們則可以看到有「生命平和百拜」的行動。每天早上七點鐘(周末假日休息),運動組織者及當地民眾,會聚集在基地門口,面向基地內的海岸、進行一百次向「九陵岩」俯首叩拜的行動,期間會播放悠揚舒緩的音樂聲響、配上人聲朗誦,後段以不同人聲說著同一句話語(我忘了問那句話是什麼意思),「百拜」就隨著人聲與音樂進行;和平營議程期間有兩天「百拜」,我都有參與。每天中午還有「人鏈活動」,人群在基地大門前的十字路口集合,接著向基地行進。 除了白天的「百拜」及「人鏈活動」,和平營期間三天晚上以及最後一天中午,也都是在基地門口前搭帳棚進行分享交流及表演聯誼活動。最後一天中午,有一名當地組織者刻意接近基地大門車道,門口的守衛大約是怕他衝進基地,主動關閉出入口車道,於是車輛無法通行,若干參與者也跟著貼近門口,就這樣基地大門被封鎖了一段時間,一邊活動仍然繼續進行。 基於台灣的經驗,大家可能會問,軍事基地大門口應該會是集會遊行禁制區。關於這個問題,當地團體是說,自從基地開始營運之後,軍方對當地抗爭行動的回應方式,採取的是比較懷柔的手段,因為他們知道,壓制性的對應會引發更多的反抗。形式上集會還是要申請,可能以社區或宗教活動的理由進行,雙方大多相安無事;和平營在基地大門口進行活動的期間,還是有很多車輛通行,也有個別的海軍大兵進進出出。 韓國運動團體的抗爭行動,常會援引傳統的文化形式,包括傳統的舞樂等等,這一點在具海根的《韓國工人》裡就有論述。江汀的反基地運動裡,也有一個傳統舞樂的團體,在抗爭行動中表演,鼓舞抗爭者的士氣與精神;也有薩滿教的焚香祝禱儀式,組織者捧著香爐繞行全場,讓參與者可以手招香燻、「過香」受庇佑;也有支持反基地運動的當代流行歌曲獻唱,例如一個清新風格的女聲民謠二人組「後天就是星期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和平營期間,當地主辦團體有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在營隊裡擔當不可或缺的組織角色。他們許多其實不是濟州在地人,江汀的運動團體舉辦了「和平大學」等培訓活動,吸引不少年輕行動者,從韓國各地來到江汀,他們被運動的精神與當地的生活氣氛所感召,有些人就長住或在江汀生活一段時間,成為反基地運動的生力軍。他們熱情、積極,某些方面面臨人生的轉折關口:不習慣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與運作方式,然而運動資源亦難以提供他們生計,因而可能有著學業、職涯與家庭等生活上的苦惱。2025年和平營將在台灣舉辦,如果這些年輕行動者來到台灣的話,值得台灣的年輕行動者與他們多多交流。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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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歌 | 讀竹內好傳:「從過失中學習」

本文作者為中國著名思想史學者孫歌,文章係孫歌老師對鶴見俊輔先生著作《掙扎中的決斷:竹內好傳》之評述。儘管持無政府主義思想立場的鶴見俊輔與竹內好的思想路徑並不相同,但鶴見卻成為竹內好的深刻理解者。在鶴見看來,竹內好表面上鮮明的民族主義特徵必須與他特有的世界主義結合起來才能獲得解釋。同時鶴見還抓住了《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這個關鍵文本,揭示了錯誤對於竹內好思想形成的意義。

孫歌老師認為:鶴見在「從竹內好的過失中學習」這個表述中試圖傳達的,是對於知識界通行的靜態化和固定化地判斷「正確」與「錯誤」這種積習的批判。而只有承認思考的局部性這一宿命的思想者,才真的有能力從錯誤中汲取真實的營養,也只有在此意義上,對過失的檢討才會提供通向真理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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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毅|台灣與南京大屠殺的「鬼片」—— 影像保存專業寫給「馬吉影片」的政治註腳

【編按】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資料保存與展示中心前主任吳永毅。文章原刊載於風傳媒,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影像證據——「馬吉影片」的重現過程展現了影像保存的重要性,也彰顯台灣人在文化資產返還中的貢獻。1937年,牧師馬吉冒險以16毫米攝影機記錄南京的日軍暴行,影片經多方輾轉抵達美國,成為揭露屠殺真相的重要證據。然而,該影片在戰後一度佚失。1990年代,南京大屠殺否認論興起,引發海內外華人對歷史真相的追尋。台灣學者邵子平及日本記者加登英成透過跨國調查,尋回了影片的完整版本。台灣海外華人團體「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製作了紀錄片《馬吉證言》等,宣揚歷史真相,並成功將影片及其原始膠卷捐贈至南京紀念館。 這段尋寶般的歷程,凸顯影像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歷史正義的必要性,並展現民間力量如何彌補官方行動的不足。該故事不僅是家用攝影機記錄大歷史的典範,更是影像保存專業在跨文化合作中的重要示範。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八十七週年的紀念日,大屠殺持續長達六週以上,燒殺擄掠和無差別強姦,是人類不可遺忘的亞洲歷史悲劇,台灣卻沒有任何紀念活動。對比4月17日,卸任前的蔡英文親自參加了臺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韓國瑜主辦、以色列國會訪問團為來賓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可見台灣朝野對歷史價值的態度,只不過是地緣政治選邊站的表演而已,完全沒有「普世性」。但從南京大屠殺留下的唯一活動影像證據「馬吉影片」重現的過程來說,台灣人卻是主要的貢獻者。 這個案例的意義,涵蓋了前電影資料館館長、國立臺南大學音像學院創辦人、現任台北松菸文創電影蒐藏家博物館館長的井迎瑞,所強調的電影文化資產保存與搶救專業的所有重要元素,從檔案的證據性、民間業餘影像價值的被忽略、媒材演變對記憶的風險、檔案在不同世代媒材間遷移(migration)的昂貴成本、搶救與解殖的關係、到文化資產返還(repatriation)原生地的正義性,絕對值得一篇學術論文來探討;且尋獲影像的過程,也映證了現實世界裡的尋寶懸疑性,毫不輸給虛構大片。 馬吉影片的曲折身世 「馬吉影片」是美國聖公會牧師約翰‧馬吉(John Magee)拍攝的16毫米電影膠片,1937年12月13日軍攻入南京時,多國外國傳教士以國際紅十字會為名,聯合向日軍爭取設立了「國際安全區」(難民庇護區),馬吉牧師是紅十字會主席,也是安全區管理委員會委員。從日軍入城到次年4月,他陸續在安全區內和南京郊區,不顧日軍禁止攝影的禁令,冒險用他的家用電影攝影機,拍下至少13卷、長約37分鐘的黑白無聲影片[註1]。馬吉將第一階段拍攝的8盒膠卷交給安全區管委會的總幹事、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George Ashmore Fitch,中文名為費吳生),請費奇在獲准搭乘日軍軍用火車離開南京時,偷帶去上海沖洗。費奇將膠卷縫進駝毛大衣內裡,躲過了日軍的檢查,送抵上海柯達沖印廠;他並將膠卷再製作成四份拷貝,設法分頭偷運到美國、英國和德國。其中10幅單格截圖,曾刊登在1938年5月16日的美國《生活》雜誌第14頁 [註2],是南京大屠殺第一次在西方主流媒體曝光;《生活》雜誌也特別註明,為保護拍攝者的安全,隱去了真實姓名。費奇將自己手邊的影片剪接成11分鐘版本,在美國組織過多次放映會,並試圖向國會議員遊說,希望美國不要再出口廢鐵給日本,因為都會被製成殺人武器,可是那時距太平洋戰爭爆發還有好幾年,遊說受挫而終。1946年東京戰犯審判,馬吉和費奇出庭作證,也試圖放映影片作為證據,但法庭並沒有採納,之後膠片就消聲匿跡了。 1990年10月,日本極右翼的南京大屠殺否認者(denier)、眾議員石原慎太郎接受《Playboy》雜誌專訪,宣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製造的謊言」(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中國製造了「假新聞」)。這篇專訪激發了受過保衛釣魚台運動洗禮的在美台灣人和海外華人的公憤,共同集資6萬美金,同年12月16日在《紐約時報》刊登D16版全頁廣告,駁斥石原慎太郎,並以「對日索賠同胞會」具名,徵求南京大屠殺證據。 幾乎在同一時間,東西德於10月統一,原來在東柏林的波茲坦檔案館開始對外開放,日本《京都新聞》在檔案館發現了1938年2月擔任德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外交官喬治‧羅森(George Rosen)寫給外交部的《羅森報告》,詳細描述了其所見的日軍暴行,並附了14頁馬吉用英文所寫的12支影片內容說明。12月17日《京都新聞》報導了《羅森報告》出土,但檔案館卻沒有蒐藏實體膠卷,被其他日本媒體戲謔的指稱「馬吉影片」為「鬼片(maboroshi,意指曾經存在,但不知去向,如鬼影般的物)」。這是典型的井迎瑞館長所說的「沒有檔案就沒有歷史」的困境階段。 索賠會的成員決定將還原南京大屠殺真相當作長期工作,於1991年3月15日成立「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第一任會長是邵子平,他1936年生於南京、1948年隨家人來台、後赴德國獲得法律博士學位、回台灣成功大學短期教書,1971年進入聯合國任職;聯合會第二任會長陳憲中,也是主要金主,在紐約經營印刷事業有成的台灣留學生;第三任會長是姜國鎮,他是新竹客家人,建國中學一年級時隨父親到日本的小留學生,醫學院畢業後再到美國執業的麻醉科醫師,具「知日」但「反日本軍國主義」的特殊身份。 中、日雙線尋找「鬼片」 紐約時報廣告刊出後,佚失四十多年的「鬼片」終於現身了,費奇的女兒、時年79歲的艾迪斯‧費奇(Edith Fitch)看到廣告,主動聯繫邵子平到她新澤西家中,將父親的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和書中提到的11分鐘費奇版的「馬吉影片」交給了聯合會 [註3],從此開啟了邵子平尋找原始和完整的「馬吉影片」之路。幾乎在同時,對《羅森報告》提到的影片高度好奇的日本《每日放送(MBS)》記者加登英成,也從日本學者友人洞富雄處,借到了《我在中國八十年》,也開始循線追查「馬吉影像」。加登透過姜國鎮的介紹,於1991年7月2日找到了持有費奇版11分鐘膠卷的費奇的外孫女湯婭‧昆頓,湯婭已經將影片捐給洛杉磯某電影資料館,她帶著加登去資料館看了影片。當晚日本多家電視台播放了加登發佈的這條新聞,引起轟動。加登回日本後,又委託友人找到了馬吉的孫子約翰‧馬吉三世,從他家裡地下室找到了一紙箱的膠片盒,攝製組花了2000美元找專業公司轉檔,卻發現內容並非南京大屠,而是其他教會活動紀錄。 邵子平則是一開始就鎖定馬吉牧師戰後回到美國的足跡來追蹤,他先從東岸紐約到西部德州的聖公會總部,追到馬吉曾在華盛頓特區聖約翰教堂任職,主持過羅斯福總統的喪禮;邵子平在回到東部華盛頓,教堂的職員提供了馬吉在耶魯大學教堂任職的訊息,邵子平追到耶魯大學神學院檔案館,發現館藏只有馬吉的信件和照片,沒有影片,但神學院資料館提供給邵子平捐贈馬吉文物的兒子大衛‧馬吉的地址,邵子平才發現他千里迢迢追蹤五千英哩,最後竟然就在自己紐約家的旁邊找到了目標!1991年7月11日,他直接到大衛家敲門,並一起在地下室雜物堆裡翻找,但沒有找到任何膠片,大衛一度以為膠片被兒子馬吉三世交給了日本媒體(加登英成的攝製組)。不死心的邵子平,12日再回到大衛家地下室翻找,終於尋獲了馬吉的攝影機和裝在四個銅盒裡、附著馬吉親筆註記大屠殺內容的13盒膠卷 [註4]! 邵子平將這13盒膠片送到曼哈頓一家叫做DuArt Video的專業影像公司,轉成類比電子檔案,儲存在富士公司的「一吋盤」上 [註5],並與聯合會籌畫如何使用這些素材,後來決定募款拍攝英語發音的紀錄片,向國際社會進行宣傳。第一部《Magee’s Testment (馬吉證言)》完成於1991年,由陳憲中找了保釣運動老戰友、定居美國的台灣導演王正方來攝製,大量訪談了大衛,朗讀父親遺下的手稿、回顧父親拍攝影片的心境和闡釋其意義。第二部是1995年完成的《In the Name of Emperor (奉天皇之命)》,由上海出生、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朝鮮人、入圍198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Who Killed Vincent Chin? (誰殺了陳果仁?)》[註6]的中韓混血導演崔明慧編導、香港移民美國的湯美如擔任副導和同步收音,本片意外珍貴的成為第一支拍攝到參與大屠殺的日本老兵向華人講述當年暴行的紀錄片。聯合會將兩部紀錄片和《馬吉影片》本身,以盒裝三支VHS錄影帶,發行了三千套《CA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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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正|台灣真的能像以色列一樣嗎?

【編按】本文作者為在台灣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從自身經歷批判台灣崇拜以色列的現象,揭示「像以色列一樣」的深層意涵。他指出,以色列的模式建立在佔領、種族隔離、大規模暴力和對國際法的漠視之上,並依賴強國庇護及敘事操控來逃避責任。以色列的「成功」帶來數百萬巴勒斯坦人的痛苦與剝奪,作者呼籲台灣拒絕模仿此模式,選擇基於正義、平等與人權的新道路,並認為「像以色列一樣」不應被視為榮耀,而是人類災難的警示。 在台灣某些角落,對以色列的崇拜日益增加——這個國家常被視為堅韌、成功和具科技實力的典範。有些人建議台灣應該向以色列學習來強化自身地位。作為一名曾在以色列控制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我可以提供一個更為深入的視角,來解釋「像以色列一樣」究竟意味著什麼。 如果台灣真的渴望像以色列一樣,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下是台灣必須達成的基本要求: 佔領並征服另一個國家 台灣需要找到另一個國家——或是一整個族群——並將其置於無限期的軍事佔領之下。台灣必須建立一個種族隔離制度,根據民族、宗教或國籍來決定權利。巴勒斯坦人可以告訴你,當你的存在被簡化為檢查站、許可證和圍牆時,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訓練狙擊手瞄準兒童 台灣需要訓練世界級的狙擊手,能夠擊中兒童的頭部或讓他們終身殘疾。這些「神槍手」必須瞄準最小的目標,通常是在抗議活動或玩耍時。以色列在這一殘酷藝術上已經達到了極致,巴勒斯坦兒童付出了代價。 慶祝「勇敢」的轟炸平民 為了與以色列匹敵,台灣必須培養無疲憊的F-16和F-35飛行員,他們可以在住宅區投下1000公斤的炸彈,摧毀整個家庭。之後,這些飛行員必須被當作英雄來讚揚,他們的「精確」打擊雖然留下了不可否認的血腥場面,卻仍被慶祝。 無視國際法與聯合國決議 台灣需要毫無懲罰地違反國際法,包括無視至少154項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每當受到批評時,台灣必須將指控視為偏見和不相關的。 在侵犯人權後繼續甩脫罪名 台灣必須因為其系統性的人權侵犯和反人類罪行,而經常出現在主要的人權報告中。同時,台灣必須依賴全球強國的庇護,將自己從侵犯人權的後果中豁免和脫身。任何敢於批評台灣的人,必須被指控為「反台灣主義」,並使其聲音被壓制。 爭取種族滅絕的逮捕令——並繼續行兇 若要真正模仿以色列,台灣官員必須設法收到來自國際刑事法院(ICC)和國際法院(ICJ)的逮捕令,指控其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但關鍵在於:這些逮捕令都對台灣無效。台灣必須毫不悔改地繼續犯下這些罪行。 將高科技創新與國家暴力結合 台灣應該大力投資高科技產業,不僅要開發能造成大規模破壞的先進武器,還要將自己推廣為「創業國家」。同時,台灣必須控制全球的敘事:自稱為「光明的子民」,並將其受害者標籤為「人形動物」和「暗黑子民」。 一個黑暗的祝賀 如果台灣能夠滿足這些基本要求——佔領、種族隔離、大規模謀殺、豁免權和敘事控制——那麼恭喜!台灣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們現在像以色列一樣了!」 但我希望台灣不要走上這條路。以色列的成功,儘管被許多人讚揚,卻以無法想像的巨大人類犧牲為代價。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每天都生活在這種模式的陰影下,失去基本的尊嚴和自由。 與其模仿以色列的不公,台灣應該選擇自己的一條道路——建立在正義、平等和尊重人權的基礎上。「像以色列一樣」並不是一個榮譽的象徵;它是我們這些承受後果的人的負擔。 註:安海正2024年4月16日在「台灣聲援巴勒斯坦行動」中的發言全文。 *作者為在台灣生活的巴勒斯坦人,獨立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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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現代史之旅4:海女博物館與城山日出峰

【編按】「濟州現代史之旅」為新國際的全新欄目,由作者巴戈授權,刊登其於韓國濟州之一系列遊記。此次的濟州之行也將以遊記系列形式呈現,每篇將呈現濟州不同的歷史景點,讓讀者探索濟州的獨特歷史風貌。 本文介紹濟州島的海女博物館以及城山日出峰。前者展現了海女生活與其在抗日運動中的歷史貢獻,濟州海女文化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城山日出峰是濟州東岸的火山地質奇觀,海拔180公尺,因火山口景觀和歷史遺址吸引國際遊客,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此外,四三事件的遺跡如罹難者紀念公園,為濟州的歷史提供深刻見證,彰顯當地文化與歷史價值。 2024年8月29日 濟州現代史之旅地圖 這一天的行程,都是搭乘201路巴士可以到達。 海女博物館 海女博物館,顧名思義,就是介紹濟州海女生活、工作及其一生的相關資訊展示場所;「濟州海女文化」在2016年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海女博物館的遊客還不少,旅遊團也會將這裡列為參觀景點、包括台灣團,所以應該有不少台灣遊客到過這裡,館內的展示板多有簡體中文說明。 海女博物館位於一處公園內,公園靠近馬路的地方有一座小山丘,山丘上建著一座「濟州海女抗日運動紀念塔」,整體格局跟朝天萬歲公園內的三一獨立運動紀念塔很類似。前面提到,濟州抗日紀念館的展示標舉出濟州三大抗日運動,其中之一就是海女抗日運動。 根據館內的展示解說,濟州海女抗日運動,是由夫春花、金玉蓮、夫德良、高且童與金啟石五名代表所發起帶動,她們先是在下島講習所上課,從夜學中接受了民族教育,而與民族運動結合,發動海女抗日運動。 城山日出峰 城山日出峰位於濟州東岸,是由海底火山爆發形成的凝灰岩錐,山頂有碗狀的火山口,海拔僅180公尺;但因為它特殊的地質環境,2007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自然遺產名錄,2010年被認證為世界地質公園,是觀賞日出的好地方。這裡是世界級的觀光景點,國際遊客眾多,我覺得外國遊客人數甚至可能會多過韓國人。 城山日出峰跟先前介紹過的松岳山一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都被作為軍事要地,沿海岸有日軍挖掘的洞窟,這些洞窟原來藏著要對美軍進行自殺式攻擊的小型船艇。景區內的烏木蓋海岸則有海女小屋,每天的下午二點,海女會在這裡進行捕撈公演。 四三事件時,城山日出峰附近也是罹難民眾人數眾多之地。首先是在日出峰山腳下的無霧戈山坡 우뭇개동산,附近的民眾在日本投降後,取得若干日軍遺留的炸藥、作為炸魚使用,然而在四三事件時,西北青年會認為漁民的炸藥是要用來叛亂使用,以此為藉口,1949年1月2日,有23名吾照里居民在這裡被屠殺。這片山坡就在日出峰的入口步道旁,售票處附近有附簡體中文的解說牌。 城山日出峰像是個小島,僅在西南面有一細長沙洲連接著濟州本島陸地,這條沙洲面海的一側,稱為廣峙其海岸 광치기해변,這裡可以遠眺從海平面拔地而出的日出峰,風景優美。然而四三事件時,附近數里的民眾,有超過二百人在此海岸被殺害,後來在這裡建立了城山邑罹難者紀念公園,有數座紀念碑坐落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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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哲良|昨日韓國,明日台灣?民進黨內心是警總

本文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教師,文章獲作者授權刊於新國際。文章藉由探討意大利哲學家阿岡本及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的「例外狀態」理論在台灣政治中的應用及影響。施密特提出「敵我劃分」是國家主權的核心,主權者能藉例外狀態創生法律,並以戰爭法權統合人民。此思想被某些「以獨為裁」的台灣學者及政黨借用,用以批判戒嚴時期,又作為建構國族政治的工具,形成一種「整型正義」與「政治動員武器」。

作者批評民進黨在國家安全名義下,可能滑向濫用例外狀態權力的風險,類似韓國戒嚴時期的恐怖處境。此模式將敵我劃分擴大至政治異端,形成「政治裹挾的人民」,以情感操弄及外部地緣政治支持維繫內部統治。他提醒,當例外狀態的決斷被朋黨與媒體操控,恐將帶來民間壓制、軍警服從與在野反撲無力的局面,最終可能複製南韓戒嚴的教訓,成為台灣的明日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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