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日針對香港局勢，羅永生教授在〈「攬炒」是一種解殖運動 〉一文指出運動「攬炒」作為一種解殖的可能，而方川明之〈「主體性」的迷霧：叩問羅永生的攬炒解殖論〉則批判與質疑了「攬炒」與「解殖」這樣的連結。安徒〈世界視野與重寫香港主體性〉雖非是回應前述質疑，但延續其解殖運動的期待，寫下了「重寫香港主體性」。本文作者張馨文，曾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期探問了台灣語境翻譯下「何謂主體性」的思想辯論，對於前述文章的討論，她對「主體性」寫下了隨想，探問「香港」或「主體性」作為一個字眼（或者signifier）下，建構主體性意味著什麼。本文來自作者Matters平台文章，感謝作者同意供稿。
法國精神分析師拉岡（Jacques Lacan）對「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定義卻很清晰，只有一句話：a signifier represents the subject for another signifier。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編按】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走向「愛」的政治概念〉一文，探討愛與政治的關係，指出愛不僅局限於私人親密關係領域，也蘊含於廣闊的社會中，由此提出全新的「愛」的可能：如何召喚出一種打破傳統認知下「私人」與「政治」區隔的生產性的愛。然而，哈特也提醒這種具有「共性」和「一體化」特徵的「愛」的內部，可能存在著反動保守的危險因素；通過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引述，他認為要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須視「愛」為一種具有革新動能的社會力量，一種導向更為平等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實踐。本文原刊於「澎湃思想市場」，由王行坤譯。本文轉載自2019/09/15保馬。
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
【編按】在明年將由Verso出版的一本英文新書中，社會學家丹尼爾．薩莫拉（Daniel Zamora）和哲學家米切爾．迪恩（Mitchell Dean）回顧了米歇爾．傅柯的後1968智識之旅，在這趟旅程中，傅柯與左翼激進主義的調情讓位於了他對新自由主義的迷戀。在這篇由法語網站「櫃檯」（Le Comptoir，取意於「咖啡館的櫃檯是人民的議會」——譯者註）刊發的訪談中，薩莫拉反思了20世紀70年代法國的知識分子動盪，以及傅柯對此的反應如何預示了我們今天的政治世界。美國左翼雜誌《雅各賓》將這篇訪談譯介為英文刊出，《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通過英文版將此訪談翻譯成了中文，以饗讀者，後由保馬轉載。本篇法文版訪談的採訪者為凱文．鮑加德-維克多（Kévin Boucaud-Victoire），由賽斯．阿克曼（Seth Ackerman）譯成英文。本文轉載自保馬，特此感謝。
Le Dernier Homme Et La Fin De La Révolution: Foucault après Mai 68（2019）
Verso英文版书名 | The Last Man and 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 Foucault After May 68（2020）
【編按】中小學已經開學，多數大學也於本週開學。青年學子一直是熱題，而政治總想抓著「青年」，因為「青年」被象徵了某種純粹、新、進步；相應之，也有認為青年衝動、缺乏思考。然而這些評論往往訴諸主觀的認識，更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是，如何理解標誌特定世代的物質條件轉變？「當我們談論下一代的時候，恐怕我們得先談談我們自己」，戴錦華教授在這篇訪談中，點出如何教育與理解下一代的未來，恐怕還是在於自己怎麼適切理解當今的世界變化，尤其數位科技發展的影響、相應而來的教育與知識學習方式的轉變、科技發展與人類未來等等問題。文章原載於自公眾號《騰雲》71期「下一代學什麼？」，由陶然編輯，轉載自海螺社區。
畢加索晚年自畫像。這位藝術巨匠曾說：「我花了四年就畫得跟拉斐爾一樣好，但卻用了一輩子才學會像孩子那樣畫畫。」這句名言隱含的問題是：我們要怎麼「教」孩子？還是相反——其實是孩子在「教」我們？
【編按】無論是台灣的內政，還是像是美中貿易、日韓問題、香港反送中等政治問題，各方論點沸沸揚揚，對於生活在亞洲的左翼或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還能從什麼角度與方式，尋求貼近自身發展軌跡的批判資源？或許，重要的參考資源之一便是從過去的歷史經驗與思想中探索。目前於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的延光錫先生，在其今年出版的著作《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中，嘗試有系統地分析與對照同在冷戰一方的台灣與南韓的左翼重要思想家──陳映真與朴玄埰───並從中尋求思想的資源與連帶。本文為世新大學社發所陳信行教授為該書所撰寫的序，點出了當下時刻，閱讀此書可能帶來的意義，在此感謝陳信行老師提供。作者延光錫也將與陳信行、王墨林兩位老師，於2019年8月10日（六）晚上七點至十點，於永和流民棧舉辦「想‧想看《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討論，歡迎參加。
【編按】「恐懼」一方面促成了人們對穩定的想望，這是政權常用以建立管治的基礎，另一方面恐懼也可能刺激創造性的行動以擺脫恐懼的威嚇。本文特別借Mabel Berezin的觀點指出，穩定而令人安心的政權是一國之內國民互愛的條件，相反地如果政權不穩定（如戰爭與不自主），也會促使人民無法擁有安全感，民間便會形成帶有恐懼甚至憤怒的「情感共同體」，既是人類沒有安全感時、直面威脅時的基本反應，也是政體失效、無法疏理和穩定民間情緒的結果。香港「反送中」持續多日，涉及了香港對於中國政府與香港政府的不信任與恐懼。作者認為，香港本來就潛藏不安，而「一國兩制」所設想與提供的「五十年不變」的穩定感，也因為各種政治事件使得穩定感存在的條件都一一消失；相應地，民間如何面對恐懼，有賴更多的連結溝通。本文轉載自2019/7/28《明報》副刊周日話題，，原標題為〈逆權恐懼：香港的情感共同體〉，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愛思左主辦的「今日香港，今日台灣」於8月10、11日仍有兩場，歡迎參加！
Mabel Berezin於2009年出版的著作，圖片來源：google books
【編按】對於「思想」爭論與基層實踐的關係，傳統的五四研究相當少見，但本文作者則更專注於五四運動與新型知識群體的聯繫，細緻梳理了五四前後湧入的各種「主義」思潮，特別是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團體主義與社會主義。他認為，新型知識群體對這些主義的接受帶有不同程度的誤讀，這些主義的命運一方面與國內外形勢有關，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文化內部的固有理解所致。同時，作者關注了毛澤東早年如何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開始其實踐，而又是如何立足實踐，選擇了建立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的現代革命政黨之路。作者楊念群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教授，本文出自《五四的另一面》一書，轉載自2019-05-04保馬。
圖片來源：NOCTRL
【編按】今年是五四一百年，五四所標誌的時間，象徵著歷經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後新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啟蒙與現代想像，也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影響之一。紀念一百年，多從知識菁英的思想史切入，本文為《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的自序，不滿意把五四拘囿在思想史討論的圈子內，主張把「五四」看作一場具有多維試驗角度的社會文化運動，試圖耙梳五四的複雜面相與其歷史遺產，尤其是五四時期「社會」觀念產生的含義以及各類社會改造組織紛紛湧現的緣由。作者楊念群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內文標題為編輯所加，本文轉載自2019-05-04保馬。
【編按】曾出版過《資本主義的情懷》與《快樂至上》的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在今年2月初出版新書《情感商品》，整本書圍繞資本主義如何利用、加工並生產我們的情感這一核心線索而展開。她認為資本主義除了靠「理性」計算，也嘗試利用情感創造消費，調動使用者的慾望和情感。而「情感商品化」帶來的風險，意味著在這個情感充斥的時代，情感體驗將成為自我判斷其現實存在的唯一標準，因而被框死在情緒正義中。其論點值得我們思考在晚期現代中，尤其當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的矛盾衝突加深，以及社群媒體與資訊流通的快速發展下所出現的各種以自我情感感受為唯一標準的自命正義。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文為法國《新觀察家》雜誌對易洛思進行的專訪，中文譯文原刊於「澎湃思想市場」。
來源：Bibli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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