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哲學思潮

【編按】今年是巴黎公社運動150週年，對於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巴黎公社社員牆的浮雕形象恰如一道炫目的啟示烙跡在他們關於革命的記憶裡。深感於此，作者張旭東老師於2003年遊覽巴黎之際造訪了拉雪茲神父公墓，親眼目睹了與記憶中形像大相徑庭的公社社員牆，冷落荒涼的景象令其敗興而歸。在失望淡去後，張老師回憶起兒時第一次聽說「巴黎公社」的情形，進而體認到，相較於一些言必稱巴黎的學院派人士，那些在記憶中變得模糊的老一代中國人或許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者。本文原載於2003年8月18日《文匯報．筆會》，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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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數碼時代降臨，人類生活發生了整體性的改變。以維基百科為代表的跨越多領域的集體「知識空間」表明了「知識型」的轉變。隨之而來的問題即是，傳統的人文知識形態是否仍行之有效？網絡技術對人文知識的真正改變是什麼？未來「知識型」的可能性與可實踐性在何處？本文作者遴選了三本西方著作進行了嘗試性的回答。就網絡技術的蓬勃發展態勢來看，技術與文化是一體之兩面，當下要撇開技術空談文化和精神實無可能。網絡媒介的特性使得單向供求變成了多向互動，個體知識和群體知識也被打通，互動合作式的知識形式成為主流。同時，「意見」代替「真理」，意味著新的社會主體，新的倫理、美學、技術與社會組織方式的出現。網絡智慧就在這眾生喧嘩、蕪雜多義的個別思考裡，萃取著真知與灼見。原文發表在《讀書》2020年第1期，本文轉載自「保馬」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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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話語：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一書第十五堂，由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為韓國聖公會大學中語中國學系、國際文化研究系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在《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vii] 一書中， 作者保羅． 威利斯（Paul Willis, 1950-）談到學校裡的叛逆小子和乖乖牌。反學校文化的叛逆小子把乖乖牌的學生謔稱為「耳洞」（the ear’oles）—即把耳朵（ear）和孔洞（hole）加在一起而成的詞語—「耳洞」帶有輕蔑性的意思，因為耳朵是身體器官中最為不表現自己的被動部位，所以「耳洞」指順 從學校權威、只會聽話的小孩。小子們則將同伴們宣稱為「哥兒們」（the lads），相較於「耳洞們」只會聽老師在黑板上寫的、在教科書上記載的、在課堂上老師教的，而「哥兒們」不同，他們看穿學校的教育，形成非官方的同齡群體，集體爭取自己的認同，也分享自己的批判性世界觀。他們明確知道學習、實力、資格和誠實都不具意義，故而否定。他們高度評價透過反抗而得到的團結，以及從中確認的友情和義氣。我們不能說哥兒們表現出偽惡，可是至少可以將之視為看穿社會中偽善的群體。不過，威利斯在結論談到，貶低耳洞們、比起學習和腦力勞動更重視體力勞動的階級意識，終究在社會的制約（limitation）下遭受挫折，因為最終他們往往還是會淪落為給作為他們的抵抗對象之社會提供勞動力的群體。對於現成體制的偽善之抵抗不能發展成改革的動力，反而為體制更完善的運作而服務，作者為此悖論感到傷心。雖然對於偽善和偽惡的洞察是寶貴和必要的，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條件而已。遮蔽如此洞察的社會機制具有周密的構成，因為洞察本身不能成為社會力量，但即便如此，社會改革的力量的出發點就是如此洞察。因此，監獄的反文化和民眾性感性對我成為很重要的反思資源，對長期作為模範生生活的我來說，監獄是一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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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今天的中國人：你怎麼判斷社會的好壞？大概十個里面有九個，都首先是看「經濟」吧？只要GDP和工資單上的數字一直往上，我們就會覺得：嗯，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關心「政治」和「社會」，因此對現實多有不滿，但看看自己的產權房、旅行機票和特斯拉轎車，多半就也半閉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魯迅卻不是這樣。他也看重經濟，看重物質，但他判斷社會的第一指標，始終都是「人」，是這社會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輕時候他就斷言：一國能不能「立」，全看這國的人能不能「立」，終其一生，他都堅持這個標準。

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義上，人不是別的，就是他所處的環境的產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種社會條件——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態的，等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社會或時代會怎麼樣，通常取決於我們自己大致長成了什麼樣。」

（本文為《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修訂版序，作者王曉明教授，1955年生於上海，現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兼該校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當代文化分析和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研究。本文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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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期以降，為了回應因「冷戰結束」而劇烈重整的新世界秩序，學界再度出現了一波關於「主權民族國家」的歷史、現況與未來的討論熱潮。[1]一方面，為數眾多的區域整合與全球化倡議者，不論在理念上或在經驗層次上，紛紛質疑奉「領域性」（territoriality）為圭臬，將完整領土、明確疆界與人口視為構成要素，並宣稱擁有制定法律、決斷發生於領土範圍內所有事物之終極權威的民族國家主權原則，既不見得有助於人們建立一個更完善的世界秩序，也忽視了非國家行動者的各種跨國實踐與影響，而日益與現實脫節。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也不再預設主權具有本質或固守其傳統定義，而是傾向於採取社會建構或系譜學的途徑，重新以一種更歷史化、更動態、同時也更具全球視野的方式，探討「主權」如何在特定的脈絡中成為關鍵政治概念或引發爭議？主權由哪些要素構成，其構成型態是否因時因地而改變？某種特定的主權觀，在哪些條件的配合下，才得以體現於政治制度的設置、運作或變遷當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地域中，「主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和運作？而這些差異的碰撞，導致了哪些後果？ [2] 這一系列環繞於主權的提問，連帶地也使得與主權緊密相關的國家、領土、疆界、公民身分、民族主義、國際法體制等概念，無一不被重新檢視、引發爭辯。而無疑地，即便是系譜式的研究，重點也不僅是重新梳理歷史，而是為當下提供不受當下局限的反思視野。

（本文為交通大學出版社《疆界、主權、法》一書前言，作者林淑芬教授為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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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做為馬克思最忠實的思想夥伴、最有力的行動戰友，恩格斯在他的墓前講話：「……馬克思是當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誣蔑的人。各國政府－無論專制或共和政府－都驅逐他；資產者－無論保守派或極端民主派－都紛紛爭先恐後地誹謗他，詛咒他。他對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當作蛛絲一樣輕輕抹去，只是在萬分必要時才給予答覆……」於今，在台灣社會，「左翼」的處境與馬克思當年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馬恩的思想給予我們武裝，給予我們分析歷史、解釋當下，進而改變世界的勇氣。

左翼聯盟在2018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兩百週年時成立。2020年，是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誕辰兩百週年，左聯為了表達對思想導師的敬愛，特於2020年11月28日舉辦紀念酒會，緬懷左翼先行者，共策未來行進之道路。以下是左翼聯盟秘書長在紀念酒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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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年是恩格斯誕辰200週年。恩格斯，德國社會主義理論家、哲學家、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家中開辦工廠，他總是在馬克思經濟上有困難時幫助他。對與恩格斯之間的友誼，馬克思作了高度的評價，1866年2月20日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們之間的這種友誼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對任何關係都沒有作過這麼高的評價。」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崇高友誼，為人類樹立了光輝的典範，這兩位偉人的偉大友誼告訴世人：建立在共同信仰和追求基礎之上的友誼，是萬古長青，牢不可破的。

列寧用這篇文章[1]追念了恩格斯艱苦卓絕的一生。一個工廠主的子弟，怎麼樣在親眼目睹英國工人貧困悲慘的境遇後，走向了社會主義。恩格斯看到「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正是它所處的那種低賤的經濟地位，無可遏止地推動它前進，迫使它去爭取本身的最終解放。而戰鬥中的無產階級是能夠自己幫助自己的。」列寧最終回到了俄國的革命鬥爭，他指出現在俄國革命最大的任務是取得政治自由，「無產階級要爭取經濟上的解放，就必須爭得一定的政治權利。」他說恩格斯也渴望著俄國實現政治自由，「俄國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文出自《列寧全集》（第二卷），謹以此文紀念恩格斯誕辰20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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