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戰鬥的、另類的，推動社會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發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
陳界仁的《風摧肉身》延續了他在《十二因緣》系列（1999／2000及2018）所埋下的線頭。在《十二因緣》中，未來的矽碳混合體正主導著影像中呈現的地下世界，而《風摧肉身》則關注資本主義烏托邦行將以「非常自然選擇™」取代生物演化[5]，碳基生命即將要面臨被取代的命運。在這個對碳基生命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反烏托邦的情景中，他們就像《風摧肉身》中的古董硬碟一樣被拋棄，淪為多餘的遺跡，銘刻著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口中「人類歷史上最重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盜竊行為」[6]：亦即，人類整體的知識和努力，全數遭受私人企業的人工智慧所剝奪，其規模大到足以一手掌控未來。如此，物種整體便面臨成為馬克思所稱「相對過剩人口」（relative Überbevölkerung）的風險。
（圖片取自大未来林舍画廊，為陳界仁《風摧肉身》於維也納展覽的海報，展覽資訊請點此。本文由陳璽安譯，感謝作者蘇哲安供稿）
Read more
「在認識西方文明的過程裡，因為上述原因，往往影響到我們偏好他們的理性，忽視宗教信仰在他們文明中佔有等量齊觀的份量。著重理性，忽視宗教信仰的慣性，制約了我們學界全面深入地認識理解近代西方文明。若不懂基督教，我們充其量只算能夠弄明白近代西方文明的一半。……
……平心而論，二戰之後的二十世紀後半葉，西方世界內部不乏有識之士對他們的文明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湯恩比和雅斯培，二人不拘泥於歐洲中心論，大膽研究探討全世界各個古代文明的歷史發展路途對於塑造今日人類的共同價值與意義。存在主義哲學思想流傳甚廣，可以視為兩百年歐洲理性主義的反論Antithesis。晚年的沙特和羅素，繼承近代以來反宗教反權威的衣缽，相繼投身各類社會運動。他們以行動告訴世人，在歐洲大地上，仍然存在具有良心的知識份子。反省思潮也衝擊到了保守老舊的宗教界，美國的保羅‧田力克(Paul Johannes Tillich)被稱為存在主義神學家。六七十年代，天主教重鎮，教徒數量最多的拉丁美洲出現了解放神學，教義與革命結為一體，梵蒂岡面臨空前的挑戰。反省運動也逐漸深入到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罪惡歷史中所包含的宗教因素，提出嚴肅的非難。」
(作者生於台灣，為旅美民間學者，圖片取自維基百科，標題為「基督的勝利」，描繪了一座中世紀教堂。中世紀時，基督教推翻了古希臘、羅馬多神教為主的多神信仰，成為歐洲主要甚至幾乎是唯一的宗教。)
Read more
「……過去400多年的臺灣歷史上，臺灣這塊土地，台灣這些人民，的確經歷過好幾次「最後一課」式的歷史衝擊。國旗的更換、官方語言的更迭，臺灣居民固然無能為力，但有關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私領域心理空間，政治統治者似乎也只能過癮「一陣風」。臺灣居民面對國際局勢的板蕩，也許只能俯首認命，但內心自有主張。這個主張，最後一課的小學老師恐怕無法改變──它就在居民的血液裡流淌，它就在民俗的、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脈絡裡生根發芽。」
（感謝作者供搞）
過往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不斷反躬自省的精神傳統。上窮碧落下黃泉，孜孜不倦求探索，為何中華文明在近代落伍的原因。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原先存在著兩種對立思潮之間的平衡狀態隨之被徹底打破。西方新保守主義和新古典自由主義被所謂的勝利沖昏了頭，他們的思潮有如現代版的基督教約翰福音，高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在全世界橫行無阻，再無任何保留與顧忌。他們的知識份子和學界益發不能像我們中國人這樣反躬自省，真理的論證過程陷入自說自話的自我迴圈過程，思想日益僵化絕對化，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古希臘人發明的辯論術其規則強調正反雙方意見得到充分表達的基本精神蕩然無存。思想家們一直引以為傲的獨門絕活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維)而今安在？深陷這個天下學說盡歸楊墨定於一尊的僵局，何以致之？孰令致之？筆者雖一介布衣，遠處江湖，願不揣鄙陋，效法我國古代那位野人獻曝的精神，以大歷史觀，試為近代西方思潮把把脈。
（作者生於台灣，為旅美民間學者）
Read more
【編按】與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關係密切的斯拉法1927年應凱恩斯之邀去劍橋大學任教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駐英國使館仍然監視他，這使得斯拉法形成了不和劍橋同事談政治的習慣。同時，他積極參加了凱恩斯周圍青年學者的「馬戲團」（羅賓遜夫婦、米德、卡恩等），對凱恩斯從1930年的「貨幣論」到1936年的「通論」的思想轉變影響很大。他後來潛心編輯《李嘉圖著作與通信集》，其中譯者也是「資本論」的翻譯者郭大力和王亞南。阿瑪蒂亞．森比斯拉法小35歲，他兩人成為忘年交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故發本文略做介紹。本文轉載自「實驗主義治理」。
Read more
【編按】今年是巴黎公社運動150週年，對於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巴黎公社社員牆的浮雕形象恰如一道炫目的啟示烙跡在他們關於革命的記憶裡。深感於此，作者張旭東老師於2003年遊覽巴黎之際造訪了拉雪茲神父公墓，親眼目睹了與記憶中形像大相徑庭的公社社員牆，冷落荒涼的景象令其敗興而歸。在失望淡去後，張老師回憶起兒時第一次聽說「巴黎公社」的情形，進而體認到，相較於一些言必稱巴黎的學院派人士，那些在記憶中變得模糊的老一代中國人或許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者。本文原載於2003年8月18日《文匯報．筆會》，轉載自保馬。
Read more
【編按】數碼時代降臨，人類生活發生了整體性的改變。以維基百科為代表的跨越多領域的集體「知識空間」表明了「知識型」的轉變。隨之而來的問題即是，傳統的人文知識形態是否仍行之有效？網絡技術對人文知識的真正改變是什麼？未來「知識型」的可能性與可實踐性在何處？本文作者遴選了三本西方著作進行了嘗試性的回答。就網絡技術的蓬勃發展態勢來看，技術與文化是一體之兩面，當下要撇開技術空談文化和精神實無可能。網絡媒介的特性使得單向供求變成了多向互動，個體知識和群體知識也被打通，互動合作式的知識形式成為主流。同時，「意見」代替「真理」，意味著新的社會主體，新的倫理、美學、技術與社會組織方式的出現。網絡智慧就在這眾生喧嘩、蕪雜多義的個別思考裡，萃取著真知與灼見。原文發表在《讀書》2020年第1期，本文轉載自「保馬」微信公眾號。
Read more
（本文為《話語：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一書第十五堂，由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為韓國聖公會大學中語中國學系、國際文化研究系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在《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vii] 一書中， 作者保羅． 威利斯（Paul Willis, 1950-）談到學校裡的叛逆小子和乖乖牌。反學校文化的叛逆小子把乖乖牌的學生謔稱為「耳洞」（the ear’oles）—即把耳朵（ear）和孔洞（hole）加在一起而成的詞語—「耳洞」帶有輕蔑性的意思，因為耳朵是身體器官中最為不表現自己的被動部位，所以「耳洞」指順 從學校權威、只會聽話的小孩。小子們則將同伴們宣稱為「哥兒們」（the lads），相較於「耳洞們」只會聽老師在黑板上寫的、在教科書上記載的、在課堂上老師教的，而「哥兒們」不同，他們看穿學校的教育，形成非官方的同齡群體，集體爭取自己的認同，也分享自己的批判性世界觀。他們明確知道學習、實力、資格和誠實都不具意義，故而否定。他們高度評價透過反抗而得到的團結，以及從中確認的友情和義氣。我們不能說哥兒們表現出偽惡，可是至少可以將之視為看穿社會中偽善的群體。不過，威利斯在結論談到，貶低耳洞們、比起學習和腦力勞動更重視體力勞動的階級意識，終究在社會的制約（limitation）下遭受挫折，因為最終他們往往還是會淪落為給作為他們的抵抗對象之社會提供勞動力的群體。對於現成體制的偽善之抵抗不能發展成改革的動力，反而為體制更完善的運作而服務，作者為此悖論感到傷心。雖然對於偽善和偽惡的洞察是寶貴和必要的，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條件而已。遮蔽如此洞察的社會機制具有周密的構成，因為洞察本身不能成為社會力量，但即便如此，社會改革的力量的出發點就是如此洞察。因此，監獄的反文化和民眾性感性對我成為很重要的反思資源，對長期作為模範生生活的我來說，監獄是一個「大學」。」
Read more
「如果問今天的中國人：你怎麼判斷社會的好壞？大概十個里面有九個，都首先是看「經濟」吧？只要GDP和工資單上的數字一直往上，我們就會覺得：嗯，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關心「政治」和「社會」，因此對現實多有不滿，但看看自己的產權房、旅行機票和特斯拉轎車，多半就也半閉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魯迅卻不是這樣。他也看重經濟，看重物質，但他判斷社會的第一指標，始終都是「人」，是這社會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輕時候他就斷言：一國能不能「立」，全看這國的人能不能「立」，終其一生，他都堅持這個標準。
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義上，人不是別的，就是他所處的環境的產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種社會條件——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態的，等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社會或時代會怎麼樣，通常取決於我們自己大致長成了什麼樣。」
（本文為《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修訂版序，作者王曉明教授，1955年生於上海，現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兼該校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當代文化分析和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研究。本文轉載自保馬）
Read more
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期以降，為了回應因「冷戰結束」而劇烈重整的新世界秩序，學界再度出現了一波關於「主權民族國家」的歷史、現況與未來的討論熱潮。[1]一方面，為數眾多的區域整合與全球化倡議者，不論在理念上或在經驗層次上，紛紛質疑奉「領域性」（territoriality）為圭臬，將完整領土、明確疆界與人口視為構成要素，並宣稱擁有制定法律、決斷發生於領土範圍內所有事物之終極權威的民族國家主權原則，既不見得有助於人們建立一個更完善的世界秩序，也忽視了非國家行動者的各種跨國實踐與影響，而日益與現實脫節。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也不再預設主權具有本質或固守其傳統定義，而是傾向於採取社會建構或系譜學的途徑，重新以一種更歷史化、更動態、同時也更具全球視野的方式，探討「主權」如何在特定的脈絡中成為關鍵政治概念或引發爭議？主權由哪些要素構成，其構成型態是否因時因地而改變？某種特定的主權觀，在哪些條件的配合下，才得以體現於政治制度的設置、運作或變遷當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地域中，「主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和運作？而這些差異的碰撞，導致了哪些後果？ [2] 這一系列環繞於主權的提問，連帶地也使得與主權緊密相關的國家、領土、疆界、公民身分、民族主義、國際法體制等概念，無一不被重新檢視、引發爭辯。而無疑地，即便是系譜式的研究，重點也不僅是重新梳理歷史，而是為當下提供不受當下局限的反思視野。
（本文為交通大學出版社《疆界、主權、法》一書前言，作者林淑芬教授為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