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淑芬│《疆界、主權、法》前言

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期以降,為了回應因「冷戰結束」而劇烈重整的新世界秩序,學界再度出現了一波關於「主權民族國家」的歷史、現況與未來的討論熱潮。[1]一方面,為數眾多的區域整合與全球化倡議者,不論在理念上或在經驗層次上,紛紛質疑奉「領域性」(territoriality)為圭臬,將完整領土、明確疆界與人口視為構成要素,並宣稱擁有制定法律、決斷發生於領土範圍內所有事物之終極權威的民族國家主權原則,既不見得有助於人們建立一個更完善的世界秩序,也忽視了非國家行動者的各種跨國實踐與影響,而日益與現實脫節。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也不再預設主權具有本質或固守其傳統定義,而是傾向於採取社會建構或系譜學的途徑,重新以一種更歷史化、更動態、同時也更具全球視野的方式,探討「主權」如何在特定的脈絡中成為關鍵政治概念或引發爭議?主權由哪些要素構成,其構成型態是否因時因地而改變?某種特定的主權觀,在哪些條件的配合下,才得以體現於政治制度的設置、運作或變遷當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地域中,「主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和運作?而這些差異的碰撞,導致了哪些後果? [2] 這一系列環繞於主權的提問,連帶地也使得與主權緊密相關的國家、領土、疆界、公民身分、民族主義、國際法體制等概念,無一不被重新檢視、引發爭辯。而無疑地,即便是系譜式的研究,重點也不僅是重新梳理歷史,而是為當下提供不受當下局限的反思視野。

(本文為交通大學出版社《疆界、主權、法》一書前言,作者林淑芬教授為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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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北│要正確評價馬克思,需先熟悉恩格斯 ── 紀念恩格斯誕辰二百周年

【編按】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做為馬克思最忠實的思想夥伴、最有力的行動戰友,恩格斯在他的墓前講話:「……馬克思是當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誣蔑的人。各國政府-無論專制或共和政府-都驅逐他;資產者-無論保守派或極端民主派-都紛紛爭先恐後地誹謗他,詛咒他。他對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當作蛛絲一樣輕輕抹去,只是在萬分必要時才給予答覆……」於今,在台灣社會,「左翼」的處境與馬克思當年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馬恩的思想給予我們武裝,給予我們分析歷史、解釋當下,進而改變世界的勇氣。

左翼聯盟在2018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兩百週年時成立。2020年,是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誕辰兩百週年,左聯為了表達對思想導師的敬愛,特於2020年11月28日舉辦紀念酒會,緬懷左翼先行者,共策未來行進之道路。以下是左翼聯盟秘書長在紀念酒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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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恩格斯誕辰200週年】列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後)

【編按】今年是恩格斯誕辰200週年。恩格斯,德國社會主義理論家、哲學家、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家中開辦工廠,他總是在馬克思經濟上有困難時幫助他。對與恩格斯之間的友誼,馬克思作了高度的評價,1866年2月20日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們之間的這種友誼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對任何關係都沒有作過這麼高的評價。」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崇高友誼,為人類樹立了光輝的典範,這兩位偉人的偉大友誼告訴世人:建立在共同信仰和追求基礎之上的友誼,是萬古長青,牢不可破的。

列寧用這篇文章[1]追念了恩格斯艱苦卓絕的一生。一個工廠主的子弟,怎麼樣在親眼目睹英國工人貧困悲慘的境遇後,走向了社會主義。恩格斯看到「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正是它所處的那種低賤的經濟地位,無可遏止地推動它前進,迫使它去爭取本身的最終解放。而戰鬥中的無產階級是能夠自己幫助自己的。」列寧最終回到了俄國的革命鬥爭,他指出現在俄國革命最大的任務是取得政治自由,「無產階級要爭取經濟上的解放,就必須爭得一定的政治權利。」他說恩格斯也渴望著俄國實現政治自由,「俄國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文出自《列寧全集》(第二卷),謹以此文紀念恩格斯誕辰20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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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迪.布朗丨新自由主義毀掉了民主

作者:Jacob Hamburger;Wendy Brown
翻譯:蔣雨璇

【編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剛結束的美國大選,顯現了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政治運作如何走向衰敗,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政治的破壞性力量,如何造成這樣的後果。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溫迪.布朗(Wendy Brown)的著作《毀掉民主》(Undoing the Demos),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廢墟:西方反民主政治的興起》(In the Ruins of Neoliberalism: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思考了新自由主義如何毀掉了民主。《毀掉民主》2017年再版時,托克維爾21博客的主編雅各布.翰伯格(Jacob Hamburger)與溫迪.布朗曾就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探討。訪談主要涉及新自由主義的定位、新自由主義者的範圍、新自由主義在當代政治領域的新變化的問題,值得我們此刻重新回看檢討。原文為Jacob Hamburger, & Wendy Brown, “Who is not a neoliberal today?”, Tocqueville 21 Blog, 18 January 2018 (https://tocqueville21.com/Blog/jacob-hamburger/ ),中文翻譯原登於「公眾號『法意讀書』」,譯者蔣雨璇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2017年法律碩士,法意讀書編譯欄目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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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y Anderson|葛蘭西「霸權」理論的繼承人

【編按】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是一位極具理論原創性的思想家,其「霸權」(hegemony)理論至今仍然受到具有左翼傾向的人們的關注,被人們閱讀、談論、解讀和應用。本文作者Perry Anderson總結了葛蘭西之後四位發展(或挪用)了「霸權」理論的思想家,分別是Stuart Hall、Laclau & Mouffe、Guha、Arrighi。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同時具有不同的理論背景,運用葛蘭西的概念工具研究了不同的問題。比如Stuart Hall關注柴契爾如何獲得英國社會的「同意」,Laclau & Mouffe將霸權改造成populism,Guha則在殖民傳統中思考印度的權力構型,而Arrighi則關注國際的「罷權」是如何運作的。他們為我們提供了解讀葛蘭西理論的不同角度。本文經過作者修改之後,成為The H-word一書的第八章,「Hegemony」一詞於本文譯作「領導權」,本文轉載自2020年7月28日保馬,該譯文原標題為〈誰是佩里‧安德森眼中葛蘭西的繼承人?〉,首刊於「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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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 寬宏大量與信任——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實用主義語義學闡發

【編按】馬克思曾說,「精神現象學是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起源和秘密」。但自黑格爾1806年在拿破崙攻佔耶拿前夜完稿「精神現象學」的200多年來至今,人們對此書的了解和研究仍很不深入。近30年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引起非職業哲學家的興趣,可能和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借用科耶夫1930年代在巴黎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講座中的資料有關。不過,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科耶夫的「歷史的終結」非常不同,這也許和科耶夫1926年在海德堡大學的博士論文(他當時的導師和阿倫特是同一個教授—雅思貝爾斯)2018年才出版英譯本有關。科耶夫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俄羅斯東正教哲學家Solovyov的「歷史的終結」的思想。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Robert Pippin教授認為,作為1920年18歲時從蘇聯叛逃(但後來在二戰中又成為蘇聯間諜)的科耶夫,為黑格爾研究帶來了獨特的東正教視角 (科耶夫的舅舅是俄國著名現代派畫家康定斯基),這對理解科耶夫的思想和政治活動(他1945年後成為法國經濟部的顧問,對歐共體的建立貢獻很大)很有價值,但如果我們想全面了解黑格爾的思想及其可能的當代意義,只注意科耶夫的黑格爾解讀就非常不夠了。本文為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情研究院研究員崔之元對匹茲堡大學布蘭頓教授2019年研究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新書的評介。哈貝馬斯認為,布蘭頓對理論哲學的貢獻,類似於羅爾斯對政治哲學的貢獻。但我們對布蘭頓的研究還在初步階段。感謝作者崔老師授權新國際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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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培永│病毒肆虐,生命政治學該如何介入?

【編按】在當前的這場傳染病大流行中,當各個共同體紛紛以築壁壘,改變地形的方式阻斷疫情蔓延時,生命政治迅速地介入相關討論中。與各國及地區正面臨的醫療物資短缺、醫療系統崩潰、經濟停擺、失業率上升等問題相比,本文從埃斯波西託的免疫政治學,反思生命政治學未能免俗地陷於建構「威權主義之下的生命政治」與「奉行民主自由的個人抉擇」的二元對立,但這樣的二元對立假設卻過分簡化了「政治」。本文轉載自2020年3月28日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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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冠狀病毒是對資本主義「殺死比爾」式的重擊

冠狀病毒的持續蔓延也激活了蟄伏於我們社會中的大量意識形態病毒,如假新聞,偏執的陰謀論和種族主義的爆發。對「隔離」的醫療方面的剛需在另一領域發現了自己的回音,即,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也有著同樣的「隔離」:隔離那些威脅我們身份認同的敵人,並與之劃出一道清晰邊界。但也許另一種——更加有益的——意識形態病毒會席捲並可能感染我們:它讓我們去思索別一種社會: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一個在世界範圍內齊心協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實現(actualizes itself)的社會。(本文轉載自2020/3/3保馬,原文 “Coronavirus is ‘Kill Bill’-esque blow to capitalism and could lead to reinvention of communism” 刊載於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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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窘境

【譯者按】今天,人道主義被看成是重要且不可取代的主張論述,在這種情形下它的本質普遍認為是先驗的、空洞的,而且更加是去政治化的。然而卻成為許多人常掛在口邊的說辭。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伊·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去年12月撰文一篇,挑戰了這個概念。他認為歐洲的人道主義主張,背後潛藏著強烈自由主義色彩,裡面藏有深層次的偽善,甚至忽略社會整體的複雜脈絡。在此文章中,齊澤克更引用到2019康城金棕櫚得獎電影《寄生上流》(臺灣譯名),他的立論很簡單:就是自由主義式的人道主義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徹底的結構性改革。原文刊於RT,題為〈齊澤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非解決移民問題的有效方法,真正有效的是徹底經濟變革〉(“Slavoj Zizek: Liberals’ ‘humanitarian’ open arms is not a solution to migrant crisis; radical economic changes are needed”),中文翻譯標題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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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引自:Critical Legal Thinking

香港,社會鬥爭與資本主義圈地運動

【編按】面對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快速流動帶來的矛盾,訴諸主權國家疆界與加強當中的自我與他者劃界,往往成為上至政府小至個人最樸素直覺的防衛模式,香港從「反送中」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下香港防疫措施的混亂,既反應了中港關係的複雜與當中的矛盾,疾病的監控防衛也將這樣的劃界變得可見。本文作者蘇哲安(Jon Solomon)現為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於台灣與香港研究與教書,批判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正草案」運動如何繼承了殖民-帝國現代性的問題,並指出其如何再次強化主權的劃界,在此之下,所謂「自由」下所隱含的一種本質上具有人種優越感(speciestic)的未來想像,悖反地又將自身「封鎖進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所必需的那些圈封的國家或區域,遭受前所未有的奴役」。當代社會運動以左翼民粹主義強調擴大連結並作為回應右翼民粹,但該文也提醒了,所謂擴大連結的基礎往往又落回既有世界秩序的劃界區分,而疫情爆發,也考驗著如何超克主權劃界常常成為簡便的回應問題方式(例如,歐洲出現的種族歧視、防疫管制上常針對國籍而非旅遊接觸史的問題)。原文發表於Critical Legal Thinking。感謝作者提供中文精簡翻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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