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筆陣，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 2026年1月 社會主義的理念和理想，可說是與資本主義五六百年的歷史共生、共同演化，每到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年代，社會主義作為替代前景總有強大的感召力，今日世界或許也是來到這麽一個關口。 社會主義的感召力不僅在於其理想或道德，更在於其物質性，有個說法是「價值能夠實現，必須先得有它得以實現的物質條件」，純粹從價值出發要求現實的是神學。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性質並非資本主義的否定，而是其超越。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其自我認定和自我勉勵是要既革命又科學，就更加是這個性質。然而這就導致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張力。 ◎ 共同演化的社會主義實踐和理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其性質而言是歷史理論，而不像西方主流新古典經濟學那樣自詡是跨歷史時空普適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的構建是以對歷史的抽象為基礎，是先有歷史然後才有理論。《資本論》及其相關論著的寫作，是着眼於已經存在的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體系，以那個年代的英國政治經濟為代表經驗，從中抽象出它的基本元素，再進而構建關於它的運作邏輯、規律的理論。 這樣，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構建，就難免面對一個挑戰：社會主義迄今仍是處於實踐探索中，遠說不上形成了臻於成熟的體系形態，因此，理論構建必定是一種探索性的不斷的演化和修改補充的過程。換言之，歷史上的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成熟的理論作為其指引，有的是歷史與理論的共同演化。 歷史明確不過，作為起點的社會主義導向的革命，迄今都是成功於落後地區而失敗於發達國家，從而，發展問題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的挑戰。社會主義導向的後進發展，於是成為整個實踐的主題。蘇聯歷史70多年，東歐歷史近40年，中國已經快要80年的實踐，都是圍繞着應對這個挑戰展開的。 在它們的存續期間，蘇聯和東歐國家群體憑以應對發展問題的，主要是中央計劃加普遍化的國有企業體制，構成其獨特的經濟運作和發展模式。中國的實踐遠不止於此，而是充滿了多樣性、復雜性、探索性。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期間，中國先是試圖仿效蘇聯模式，然後自1960年代起逐漸形成自有其特色的集中加分散計劃、以及國有加集體部門的模式。然後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經濟一方面是策略性地融入世界市場，另一方面是形成計劃加市場、國有企業加各種非國有企業的混合模式，其探索過程在蘇聯陣營終結之後30多年仍在持續，為理論構建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經驗。 ◎ 社會主義導向後進發展的性質和表現 從後進發展的視角看，蘇聯和東歐經驗有成功也有失敗，總體上不容下最終結論，這是明確不過的。成功一面，是戰前蘇聯工業化的巨大成就，對發達資本主義的趕超；另外是戰後東歐國家群體在相當長一段期間的持續經濟增長，在1950-1975年期間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其實也正是蘇聯東歐陣營的黃金年代。失敗一面，是在陣營解體之前近20年的發展表現，逐漸從停滯走向危機，最終是解體的災難。 中國的表現就遠比蘇聯和東歐清晰了。前30年經濟增長猶如其他後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表現，基本上與發達國家持平，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則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是遠超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大國。貫穿共和國近80年的整個歷程，工業化推進是核心特性，這為中國參與面向未來的科技-產業革命奠定基礎，繼續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群體的趨勢已經是明顯不過。 然而後進發展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毋寧說只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即，趕超成功既有可能導向發達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導向超越發達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前中國放棄仿效蘇聯模式，一方面是考慮到該模式在維持長期經濟發展上具有根本缺陷，另一方面則是政治考慮，認為蘇聯模式內在地會導向社會分化，這就違背了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建樹，卻又是與社會分化相伴隨，始終還是回落到「價值能夠實現，必須先得有它得以實現的物質條件」的冷冰冰現實，至少是極不容易的權衡取捨。 蘇聯東歐陣營在其存續期間也曾推動各種改革，包括通過復雜的數據收集和計算來提高中央計劃的效率、部分地利用市場制度和企業的利潤激勵來補充計劃體系的運作、以至於干脆放棄計劃並轉而依靠市場加工人民主自治企業等等。歷史上，這些改革就推動發展和趕超而言都沒有獲得成功，雖則難有定論，究竟是因為改革的內在缺陷還是環境因素。中國的改革遠為根本也遠為成功，但是，平心而論，迄今的建樹也是基本上停留在發展和趕超層面，與社會主義理想還是大有距離的。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心和探索 如果說，前30年形成的是「中國模式1.0」，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是「中國模式2.0」，那麽，今日作為經驗總結和未來指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稱作「中國模式3.0」，是整個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和關鍵。 在發展層面，今日中國的「新發展理念」是整體性的現代化哲理指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核心元素，這不僅是超越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實際作為，而且也超越資本主義迄今所能宣揚的理想。然而也必須承認，新發展理念仍未實現，或者說，部分是已有的發展表現的概括，更主要部分還是有待未來的探索和努力。在制度層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經濟運行制度組合，其基礎往往追溯至「以公有化為主體，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兩項原則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樣必須承認，運行制度的「有為」和「有效」程度與貫徹新發展理念還是很有差距的，而基本制度要達至上述兩項原則更是任重道遠。 社會主義的理想或初心，在最根本意義上，可以概括為將勞動從異化中逐步解放出來。這需要持續增加工人對勞動過程、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控制，從而又有賴於必要的物質條件，以允許勞動人民的能力持續改進，消除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分工。在整個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傳統中，以及在中國從革命到建設的整個歷程中，實現理想的關鍵一步，是隨着經濟發展逐步縮短異化勞動時間，這是無可置疑的原則，而直至今日的實際情況卻是始終呈現出波折和反復，確實任重道遠。 如此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點，就不是止於上述基本制度，而是必須追溯至更根本的社會關係——即，國家、勞動與資本的關係，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

2026第一個午後，喝了杯黑咖啡後，第一件差事便是從閱讀中發現問題；借鏡的是戲劇學者許仁豪書寫的「亞際」”Inter -Asia”民眾戲劇追述；因為，其中激發了［亞洲民眾戲劇］在思辯與實踐上的反思；這反思，像似一趟旅程，從曠野駛出抵臨月台，回首匆匆便是35個寒暑。 除此之外，這午後是【差事劇團】(1996—2026)邁入30周年的第一個午後；在時間的長廊中，身影浮沉如我者，恰須簷角的亮光以自省，這篇追溯文章的提問，可堪比喻做旅途中的一盞提燈，讓我更深地回想起89年底在首爾郊區，相識的一群亞洲民眾戲劇夥伴；那是一段啟蒙開端的日子。 從這個意義上講，鍾喬與Tua跨亞洲民眾劇團的聯繫加深了我對跨文化戲劇領域主要辯論的理解，尤其是那些基於後殖民主義對權力不對稱批判的辯論。它引發了我思考：歐洲中心主義跨文化表演模式中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是否可以透過Tua基於「泰國落地掃」（likay）的教學法來重構？ ​當分析框架轉向跨亞洲語境，特別是台灣與泰國之間的交流時，學生將如何重新思考支撐著許多跨文化戲劇論述的前現代/現代和西方/非西方二元對立？他們是否也能意識到跨亞洲民眾劇團所承載的迫切政治議程，特別是其在冷戰期間及之後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帶來的壓迫性現狀的努力？​ 也不知為何，閱讀深刻的論述，腦海閃過的卻是和Tua相識於首爾【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istic Federation”簡陋辦公室裏，多年以前菸霧瀰漫的冬寒午後…。 Tua，是我最初從事民眾戲劇時，相識的好友；時間匆匆，轉眼35個寒暑過去。那年，1989歲末，人在首爾；因為陳映真老師的引介，來到韓國參加民眾戲劇的訓練者工作坊，主辦單位是菲律賓的［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這長達40天的工作坊，很有啟發性的地方在於：一場跨亞洲的連帶，將菲律賓主辦的民眾戲劇移師到韓國，由韓國主辦。我回憶起：剛到達「韓。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 Federation〞辦公室時，一群剛寒暄不甚相識的劇場導演與工作人員，在開完行程會議一階段的空暇幾分鐘，擠在空氣中開始襲來些些寒意的樓梯間，邊吸著菸，邊張著這樣爭議的眼神，和那樣帶著些許憤懣與說不上來的納悶口吻，殷切地問著：「怎麼回事…天安門事件…怎麼會是這樣呢！」。坦白說，當下的我，還真尷尬地如木雞般，在角落站了很一陣子，突而變成喑啞了！  就在這場合，我遇見來亞洲十個國家的民眾戲劇工作者，Tua也在其中。但，一開始，他只是沉默的睡在一旁的沙發上。「我先是在機場，差一點就原機遣返了！因為，身上沒有半點美金和韓幣…他們質疑我…後來，在機場待了很久…我感冒了！｣Tua說著…說著。我憶起，我抵達時，主辦的［韓、民族藝術總會］KNAF辦公室裡氣氛凝重，面容斯文的總監—文昊瑾是當時知名的變革派音樂人，主修西洋音樂卻熱衷提倡韓國傳統音樂。 他憂心心忡忡，因為，有位民眾戲劇工作者從泰國出發，卻遲遲未到達。文總監是當年少數說英語的韓國文化運動者，向我表達了軍事戒嚴底下，亞洲民眾運動遇上的種種監視與困境。「或許，他遇上甚麼困難了…」他這麼用英文向我說後不久。緊接著，電話鈴聲響起，那鈴聲像似警鐘敲響整個憂忡的辦公室。文總監搶著去接電話…下一刻，我們便快步出門去，搭上一輛破舊的旅行車，朝機場前去。 文總監一路不語，只是微笑；偶而謙虛地用英文說聲：抱歉，讓大家擔心。我連忙安慰他說：Donot Worry…。在機場等候一段時間，瘦瘦身子的一個俊秀青年，跟在文總監身後，他就是我們憂忡等待的泰國戲劇工作者—Tua.我們連忙問；怎麼了！他說了：已經走出關卡，準備被遣返回泰國了。突然被叫住，便停下步來…。多年以後，我們再見面，都會談起這件事。Tua總是面有難色地說，那時是軍政府，他是黑名單上的戲劇左派，戒嚴下的被監視者；現在泰國民主化了，民眾也仍然沒有平等生活的日子，不是嗎？ 書寫論文，總是一件需要埋深心，才得以發大用的志業。雖然，我一向讀書不求甚解，但讀到好文，總有學習中的感動。我這樣閱讀許仁豪寫的這篇，以我和和Tua作為討論對象的文論。讓我想起時間中難以忘懷的往事。 最早，我記得，當我攜帶著深埋心底的布萊希特B.Brecht「敘事性劇場」，闖進民眾戲劇領域時，不可避免地與其他亞洲志同道合夥伴們，遭遇上相同的挑戰：其一，是相關表現主義如何與現實主義生產對話與行動關係的思索；其二，是如何從薩伊德E Said”論述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找尋到亞洲以民眾為出發的劇場行動與美學。 這兩件事，從第一刻相遇至今，35年歲月，大命題仍然無從在落實於「地氣」後，找到問題的歸宿；我想，對於書寫亞洲「知性化」”Intellectural”民眾戲劇的學者而言，也具備相同的挑戰吧！然而，挑戰是帶來展望的契機。任何論述涉及戲劇性思想與創作性開展，其間的入徑與提問，總是在往返的辯證中，持續面臨困惑與質問吧！ 回想起來，戲劇作為一種創作美學與文化行動，對於《差事劇團》而言，開始於1990年代初期，在創團之前與創團之初，因為在西方聲稱的後冷戰年代中，新自由主義假全球化之名，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意圖再造資本一體化的國際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文化左翼的劇場經營、創作或思考者，逼入另類的文化行動與生產空間，重新思索作為民眾出發的戲劇實踐與論述，如何在一個社會內部檢視邊緣與底層的戲劇行動，對於文化再生產的意涵；這樣的思考，自然來自一種第三世界的文化觀，也就帶動我們重新去省思在冷戰年代中，曾經因對抗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左翼國際觀。 歷史的看來，這是一種在後冷戰年代方興之際，對於文化新冷戰的預知與挑戰。於是，開展並爬梳了後殖民理論家 薩伊德，深入探究相關於「東方主義」所蔓延出來的意涵；即是，如何在異國情調的反思下，批判西方現代化的依附現象與實質。這樣的情境，在1990年代普遍存在；就劇場而言，最常被列舉出來討論的，當然是以彼得 布魯克 “Peter Brook’的「眾鳥會議」』’Conference Of Bird’一書為代表的跨非洲演出為案例。既在「奧德賽」’Odessy’的非洲之旅中，被譽為劇場跨文化的表徵，卻也引發如何跨越界線，以及界線如何被跨越的問題。 這個議題的探討，會回到美學如何被構築，以及構築過程中，如何展現相對主體性的問題。追根究底，是以第三世界為主體的論點，對於只是將跨–劇場文化視作一種神聖或神秘性質的美學，提出了高度的質疑與批判。如此，批判異國情調的傾向呼之欲出；又或者說，探討在怎樣的美感裝飾下，古老或傳統的神聖與神秘，從過度的唯精神崇拜狀態，意識或潛意識底轉化為另一種商品拜物的特殊符碼。這樣的文化分析與觀察，從民眾性的「亞際」”Inter—Asia”劇場串聯出發，穿透資本體系現代化魔咒的蔓延，並非太遙遠或陌生。 恰是透過這樣批判性反思，《差事劇團》開啟了亞際的文化想像；最早，當然是在稱作<亞洲的吶喊>’Cry Of

1994年走訪與「霧社事件」有關的一段歷史

【編按】本文由香港學者蘆荻撰寫，新國際獲作者授權。從東亞歷史與現實交纏的時刻出發，揭示現代性與地緣政治的重演宿命。作者以北京閱兵、日本右翼復辟、台灣「終戰」說與香港「重光」論述為例，勾勒出權力、記憶與國族敘事的共謀結構。文章指出，日本右翼藉歷史修辭為軍事擴張正名，美日同盟則以「自由秩序」掩護帝國主義的延續；同時，台港的「去中國化」話語在文化上反而依附英美霸權。全篇以批判筆調質疑知識分子在歷史敘事中的倫理位置，呼喚對東亞自我歷史的重新思考。 夏末秋初是歷史與現實交纏時節，這就是我們東亞區域，是被捲入現代的詛咒下的無奈也好，是接續尚未完成的使命的崇高也好，總歸是「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北京的閱兵和宣示無比震撼，日本的右翼主宰政局向著南墻加速猛衝，台灣的大鄉里舞台高舉「終戰」說的旗幟而不覺詞窮理屈，所謂「離散香港人」對世界不管不顧只認「重光」說，當然還有美國自以為強勢地插進來傳播「台灣地位未定」論，如此種種，都是持續中的東亞歷史劇的場景片段。 右翼歷史觀的離奇風貌 北京九三閱兵，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所宣示的信息明白不過，還能夠有什麽爭議？偏偏，在此前後，日本當局真的敢於出來遊說世界反對這種紀念，還敢於說自己是基於要匡正歷史、維護世界和平來反對這個紀念。 三十年前的「村山談話」，是戰後日本政治建制的歷史表態的異例，是唯一的包含「承認侵略」、「道歉」和「反省」三要素的表態，此後成為絕響。談話者是近日剛剛去世的前首相村山富市，其所屬社會民主黨來到今日已經是接近煙消雲散了，猶如其他左傾政治力量在日本社會中被完全邊緣化了。 同樣是在1995年，正是這些與右翼有點距離的政治力量短暫執政期間，日本眾議院為紀念戰爭結束50周年而作出決議，其開頭是這樣說的：「念及世界近代史眾多殖民地支配及侵略行為，認識到我國在過去作出這樣的行為，並尤其給亞洲諸國國民帶來痛苦…」。顯然，承認侵略和道歉是有前提的，從日本政治建制向來的言行可以解讀，這種說辭意味着，歷史上的殖民和侵略行為，在當時其實是國際通則，只是在現在看來才是罪行，甚至僅僅是因為戰敗了才被迫承認是罪行。 近日剛剛接任首相的右翼政客高市早苗，秉承其所屬的自由民主黨的傳統，更是連侵略也不承認了，道歉更加不可能，所謂反省竟然是「反戰敗」，反對的是自己編造的日本「戰爭受害國」經歷。這就是從1995年來到2025年的日本政治和社會主流的演變。 單就描述意義而言，日本政治建制的上述說辭大致上倒也是符合事實，能夠自圓其說：在《聯合國憲章》之前的現代國際準則就是這樣，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Pax Britannica）之下的歐美列強，其殖民和侵略行為並不比日本好得多少。但是，在道德意義上，這種當時常態只是意味着列強同樣是犯罪，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表現，並不能因此就讓日本開脫罪行。 歷史說辭勾連今日的野望 高市早苗是作為安倍晉三的繼承人而出任首相的，後者在任期間的核心理念之一，是關乎「集體自衛權」問題，揚言日本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核武受害國，有責任促進世界和平，而解禁集體自衛權正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那麽，日本政治建制所要促成的究竟是怎麽樣的世界和平？這種世界和平是建立在什麽政治道德之上的？可以判斷，它所要促成的世界和平，始終是是以 「現代（近代）文明」即既有的霸權體系為準則的。在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之後，直至今天則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從而，對這些秩序的挑戰意味着對所謂世界和平的威脅，是日本的集體自衛權所參與的軍事聯盟的鎮壓對象。這個判斷的基礎，一方面是日本在霸權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先後作為英、美秩序在東亞的支柱，另一方面，以維護既有的霸權體系為目標，以此為解禁集體自衛權辯護，這毫無疑問是站在帝國主義立場的政治道德觀。 與解禁集體自衛權緊密相連的，是要強化美日軍事同盟，形成東亞版本的北約。正如自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在歐洲及其周邊區域的表現那樣，在東亞，美日軍事同盟所要介入的，將是由美國「重返亞洲」引發的區域內衝突和動亂，而日本的解禁集體自衛權讓其右翼暴力機器能夠不受國內制約就參與這種介入。長遠上，解禁集體自衛權及其所牽涉的修改憲法會否演化出日本獨自霸權暴走的局面，這是更加嚴峻的問題。觀之於日本右翼的歷史觀，以及作為右翼歷史觀的基礎的政治結構，尤其是右翼政治建制與軍國主義傳統的從未間斷的傳承關係，這是很有可能的。 中國勢必首當其衝面臨挑戰，這既是因為日本右翼政治建制肆無忌憚地否認歷史上的罪行，也是因為現實上美日軍事同盟的性質。這個同盟覆蓋整個東亞地區，刻意建構著遏制、滲透中國的包圍圈。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一方面是美日炮製的以《舊金山和約》為起源的相關條約體系力圖營造「台灣地位未定」論，而美國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將台灣捏弄成保護地和半殖民地，另一方面，美日同盟早就以所謂防衛合作指針中的「周邊有事」條款和相應法律，為軍事介入台灣問題提供了依據。 在最根本意義上，美國「重返亞洲」的目的，無疑是要徹底改造中國。這不僅是要使中國屈從於美國的經濟利益，而且是要撲滅任何有可能動搖美國主導下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國際行為等多個方面，甚至包括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邊界和內部構成。這樣，日本右翼作為美國霸權在東亞的支柱，其惡性膨脹，勢必構成與中國無可彌合的矛盾。 「終戰」、「重光」、以及「攀附有理」 日本政治建制否認侵略並以此另做「反省」，將投降說成「終戰」，着着都是要顛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實質上是要挑戰這個勝利在東亞的成果、以及（唾棄英國霸權秩序的）聯合國體系的原則。這是美國霸權縱容下的政治行為，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對日本殘害東亞人民無感，另一方面是美國所注重的是實質利益也即對日本的軍事役使，這兩者正反映了美國秩序與英國秩序的繼承性。荒誕的是，所謂「終戰」說竟然也是今日台灣當局所高聲宣揚的，這是在以「日治」替換「日佔」來定性戰前歷史之後再趨前一步，自願獻身。所以，台灣的主流「同心圓史觀」其實也並不怎麽本土，終究是以攀附世界霸權為依歸，只是在攀附美國秩序之餘還要攀附本質上屬於英國秩序殘留的日本右翼。 無獨有偶，在香港尤其是在所謂「離散香港人」群體中，頗有很多是堅持以「重光」定性英國戰後重佔香港的，與定性1997年之前的歷史為「英治」同出一轍。只是，「重光」說畢竟與「終戰」說無法兼容，——日本或是投降了或是沒有投降，沒有第三種可能——，不知道這些互認同道的港台鬥士碰頭的時候會怎麽處理這個尷尬問題，雖則兩者都是共同崇拜再已被世界唾棄的英國霸權秩序。 又，順帶一提：十年前也即2015年是北京首次九三閱兵，當時香港一群「自封左派」跑出來抗議「中國軍國主義」，顯然，其潛台詞是面對美國霸權不得抵抗。來到今時今日他們的（跑到外面自稱「無國界」的）餘脈還在宣揚台灣軍事攀附美國有理。這是他們的同心圓、本土？這是他們的普世價值、個人利益？

【本文轉載自陳志平臉書，感謝作者授權】本文以個人家族記憶為起點，重構五○年代白色恐怖下「老同學」群體的精神譜系與歷史軌跡。透過電視劇《沈默的榮耀》所引發的集體追思，作者帶領讀者回到1950年代的台灣，描繪一段以信仰、思想與理想為名的血色青春。文章不僅追憶馮錦煇、陳行中、傅如芝等在馬場町殞命的菁英，也透過父母在獄中學習、出獄後暗中傳播思想的經歷，揭示白色恐怖倖存者如何以「自然辯證法」與地下知識傳承，延續理想的火種。這是一部家族史與思想史交織的生命敘事，見證了理想者在高壓體制下的知識抵抗與倫理堅守，亦折射出他們對中國與時代的深切信念——在漫長黑暗中，仍以思想與行動維護「時代的良心」。 最近大陸電視劇「沈默的榮耀」熱播，但不論網民如何熱烈討論劇情，主角吳石、朱楓等6人的生命都會停格在 1950年6月10日。 這個真實故事的落幕，其實只是台灣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開始，從1950年7月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起，台灣進入陷綿延數年的大肅殺，數以千計的兩岸菁英先後走上刑場。 我的大舅馮錦煇也於這一年的10月2日被槍決，享年23歲，他人生最後一張照片所在的位置，就是位於台北市新店溪旁的馬場町，身後還有另一個正被押送去槍斃的身影，當時在這裡送命的兩岸菁英都很年輕。例如與李登輝參加同一組織的李蒼降，享年26歲；李登輝退出後參加組織的蔡瑞欽，享年33歲；在嘉義建台灣自治聯盟的張志忠，享年44歲、張志忠的妻子季澐，享年29歲；台大畢業的醫生郭琇琮，享年32歲；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享年35歲；尋找祖國三千里的吳思漢，享年26歲；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享年30歲。 這其中的台灣菁英，一生的報國路徑大約是這樣的： 日據時代抗日，光復時歡慶回歸祖國，不滿接收政府的混亂挺身抗議，然後認同轉向加入地下黨，於白色恐怖被捕，最後在馬場町等刑場被槍決。 倖存下來的人，如果也夠幸運得以活著出獄，也已在獄中耗費了數年到數十年的歲月，血染的青春就是他們堅持作為時代良心的代價。 我這篇文章講的，就是這群留下來的人如何堅守信仰的故事。 我的母親馮守娥和父親陳明忠當年被判10年活了下來。當時活下來的人在牢裡看到被槍決的人離開時，一一高呼「共產主義萬歲」都大為震撼。於是在國民黨的苦牢裡，出現了共產主義的學習潮，這是五０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出獄後互稱「老同學」的由來。 當時在牢裡的學習是非常危險的事。尤其在美國麥卡錫主義最高峰的1953年前後，獄方對牢裡展開了至少六波的再肅清，因學習材料被抄獲而捏造成再暴動案的，台北軍人監獄有陳行中案，在綠島監獄有陳華案。 其中陳行中案被槍斃了11人，另一人蕭坤裕在判決前就病殁，此案兩名臥底告密者馬時彥與杜楓也把自己賠進去一併被槍斃。 陳華案被槍斃14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傅如芝被民進黨移花接木，成為反共恐怖片「返校」的原型。他們被搜到抄錄的筆記內容，包括鬥爭的基本認識、馬克思主義批判、本質與現象、青年與修養、唯物辯證法，以及鋼鐵是怎樣練成的等等。 2022年我在爸爸留下的資料中，找到他當年隱密學習的痕跡。其中一本已被翻得破爛的日文《自然科學辭典》，發行於昭和25年（1950年），另一本生命的起源，發行於昭和31年（1956年），看似都是自然科學書，實際內藏玄機。 原來有個台大學生帶了一本日本學者井尻正二的《古生物學概論》到牢裡，並通過了獄方的檢查，其實這本書是日本左派在戰後成立的「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出版，裡面解釋自然規律，用的是唯物論的辯証法。 爸爸深受啟發，也向這個協會買書，當時買的《物理入門》、《化學入門》已不見。在這本《自然科學辭典》的執筆者目錄中，爸爸圈起了幾個名字。這幾位被圈起來的學者，之後都仍致力於以自然辯証法認識世界。 其中物理學執筆者坂田昌一發表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於1962年被翻譯刊登在大陸的刊物上，對毛澤東的自然辯証法有所啟發，1964年毛澤東接見到北京參加科學討論會的坂田時，還特別肯定該文，相關過程現在大陸網上還可以查到。 生物學執筆者八杉龍一曾著作《生命論與進化思想》，系統闡述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工人階級專政實現社會變革。 自然科學概論執筆者武谷三男曾在1936年提出科學認識發展邏輯順序的現象、實體與本質的三階段論，該理論受黑格爾邏輯學啟發，三階段分別對應個別判斷、特殊判斷和普遍判斷的邏輯層級。 技術執筆者星野芳郎於2004年出版了《追溯日本軍國主義的源流》，從經濟基礎、技術發展與社會結構等多角度切入，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形成的深層原因，展現了日本左翼學者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反思，這本書在大陸也有發行。 至於地學執筆者井尻正二，任職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時，因麥克阿瑟要求日本展開紅色清洗運動，井尻正二被迫辭職，之後他再進修研究成為日本化石研究領域的領導人物，晚年曾著書《如何學習辯證法》、《辯證法起源分析》及《論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等。 爸爸還就這幾位學者編寫的名詞條目，一一標註了在辭典中的對應頁碼以便詳細研讀，同時於辭典最末貼上另行整理的西洋歷史年代表。 依循這樣的思路，爸爸之後被送到新店軍人監獄時，再買了一本蘇聯科學家歐巴林撰寫的日文版《生命的起源》，從中由生命如何進化，學到了辯證法。 1976年7月爸爸第二次被捕時，我家歷經大約4次搜查，這兩本書由於書名很有欺騙性並沒有被沒收，1979年4月30日，爸爸在寄自綠島的家書中請媽媽把《自然科學辭典》寄給他。由於綠島監獄1970年改建後才改稱「綠洲山莊」，這本辭典上的「綠洲」印章，顯示它再度通過獄方的書籍檢查。 1960年代老同學們陸續出獄，為了在仍高度戒嚴的台灣能活下去，大家都有一段很艱辛的過程。爸爸媽媽於1965年結婚，這時候大家的生活和經濟都比較上軌道，爸爸媽媽就重新開始投入做他們認為應該做的事。他們和老同學集資買了當時還不普及的影印機，並把左派書籍和主要來自日本媒體的資料，影印給希望了解大陸情況與國際情勢的人。 當時爸爸媽媽剛借錢買了台北的房子，爸爸的弟弟和妹妹兩家人從南部上台北，一度25坪的房子住了三戶人，媽媽還要資助到台北讀書的弟弟，為了每天的伙食費夠用，媽媽壓力大到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和眩暈，後來終身都要吃藥。 我記憶裡有一個畫面，一次因為用錢實在緊張，媽媽建議爸爸省下香煙錢，兩人因此有些爭執，爸爸站在門口說要去工廠睡，媽媽則在客廳裡覺得委屈，我記得當時心裡想，原來男生離家出走只需要帶兩雙襪子。 其實那時爸爸以藥廠副廠長的職位做廠長的工作，薪水是很不錯的，只是爸爸媽媽把大部分的錢都投入買禁書和資料了，當時訂聯合報一個月75元，透過地下管道買《朝日新聞》一個月就要1000元，價格是台灣報紙的13倍多，估計買禁書應該更貴。 我曾和爸爸一起到某人家裡去取過日本報紙，也見過那台影印機，這台價值不斐的影印機後來在爸爸預判快要再次被捕前，和老同學一起拆掉丟到淡水河裡。 當時台灣已有許多反國民黨的黨外雜誌，但在美國暗挺台獨、且台獨擬以黨外雜誌作建黨前期組織下，黨外雜誌開始排除左派的聲音，1976年陳映真等人有意改版《夏潮》成左派自己的雜誌，爸爸承諾幫忙募集第一期60萬元經費，不過7月3日晚上才給了第一筆10萬元，7月4日凌晨6點爸爸就第二次被捕。 爸爸第二次被捕時我9歲，訊問的警總人員引導我描述阿姨前一年返台時穿的高跟鞋，然後刑求一位老同學，讓他認了警總編造的案情，指爸爸把五本禁書藏在友人的高跟鞋跟裡夾帶入台灣，這五本書是《論新民主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論聯合政府》、《論持久戰》以及《矛盾論、實踐論》。 在狹小的女鞋鞋跟裡藏五本書根本是天方夜譚，我之後在一齣諜報電影看到情報人員利用鞋跟傳遞消息的劇情，才理解炮製口供的出處。不過當時爸爸為了不再牽連更多人，認下了老同學的指控，並繳盡腦汁畫出了如何藏書的圖示。 我在爸爸遺留的資料裡，找到了當年的第五本禁書《實踐論》加《矛盾論》的影印文稿，是A４尺寸大小共28頁。僅僅這本文稿就能說明當年的筆錄與口供如何荒謬，更突顯現在大家從解密的白色恐怖檔案裡爬梳歷史，存在極大的捏造黑洞。 1978年4月，爸爸重回綠島。此時綠島仍關押的「老同學」們剩下當年被判無期徒刑的人包括林書揚等，那時他們已坐牢26年。 第一次放風時，林書揚告訴爸爸《中央日報》上刊登了一個奇怪的雜誌廣告叫作《夏潮》，原來是曾坐過7年牢的陳映真，知道牢裡只看得到《中央日報》與《青年戰士報》，因此特別在上面刊廣告讓大家知道這份左統派自己的雜誌已經出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