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港英擦身而過的經濟計劃化和東亞模式 （編按）繼上一篇文章談及香港的「構造改革」，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梁明德另有一篇文章，並授權予新國際轉載。文章藉由香港即將推出首個五年規劃的契機，解構了港英時期「積極不干預」的政策神話。作者梳理歷史指出，經濟計劃從來不是社會主義的專利，它同樣是促成資本主義「東亞模式」經濟騰飛的關鍵。 1970年代，港英政府因顧忌英資集團利益與官僚系統的偏見，在「多委會」的討論中錯失了由官方主導產業規劃的歷史良機。這項消極決策致使香港提早步入去工業化，最終淪為高度依賴金融與地產的「賭場資本主義」，也為日後的社會深層矛盾與動盪埋下了禍根。面對未來的經濟轉型與2047年的歷史進程，作者呼籲香港社會應破除對經濟計劃的刻板印象。他建議善用AI與大數據進行具前瞻性的頂層設計，推動香港先過渡至「改良的資本主義」並積極重振實業，藉此為最終順利且務實地融入內地經濟體制做好準備。 一、香港五年規劃：新命題還是舊命題？ 目前，中國已經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 (「十五五」)，提出到2030年以及更遠景的社會經濟發展路向。2026年2月初，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他將會親自領導跨部門專班草擬對接「十五五」的文件，香港將首次推出五年規劃。很多人質疑在香港推出五年規劃的必要，更說：稱讚香港為「最自由經濟體」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將在九泉下不得安息。亦有社論勸告政府即便進行規劃也要「適可而止」。 香港基本法規定：「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多年來，香港實行所謂「積極不干預主義」政策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其本質是一種「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區別是：政府提供積極正面的配套政策，給予市場自由運作的條件，比如願意提供房屋、醫療、公路、鐵路等「社會分攤資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但不願指導個別產業。事實上，政府進行規劃，在香港史上司空見慣。雖然香港從來沒有多年度的總體計劃，在二戰後一些政府部門，比如與社會福利相關或警政部門，隨著行政的現代化，都曾陸續制訂多年度事業和財政計劃，回歸後更曾觸及人口政策等；畢竟港府有義務建立這些市場難以獨力承擔的必要設施 (包括但不限於各種基建)，以降低自由經濟下的一般生產成本。 然而，資本主義並不是只有自由放任一種，例如西德就實行過「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強力平衡勞資及市場秩序；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多國，實際上也實行一種高福利的資本主義。且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表示，香港打算推行蘇聯斯大林式或新中國早期形式的指令式計劃經濟。筆者認為，要在香港推動五年規劃，需要一場思想革命。不但各種「計劃思維」應該觸及為政者，「計劃機關」和數據要健全，而且「參與規劃」、「擁護規劃」的主人翁精神，也應該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各分野的思維當中。 一個重點的任務，是認識到資本主義底下也能規劃經濟；這就需要重新檢視計劃經濟的資本主義起源。同時，應在宗主國英國本身對計劃經濟的迎拒的大局中，回顧港英時代對經濟計劃的嘗試，反省其失敗的惡果。我們探求的是：為何香港在1970-80年代成為日本和四小龍中最早放棄「東亞模式」之一者，率先去工業化、擁抱金融業和服務業。雖然這場變革在1970年代末被視為精明一著，但自由放任以及「小政府主義」最後都為香港製造了高昂的社會政治成本，歷屆特區政府也多次提及「再產業化」。 筆者研究歐美及東亞計劃經濟思想史多年，在香港向人介紹自己的研究課題時，常遇到一個難題：居然有很多香港人完全沒有聽過「計劃經濟」這個名詞，且容易越描越黑；即便是向內地人介紹，也有人曾誤以為它是改革開放前的軍事化指令經濟和平均主義。然而在二戰以後，法國、日本、南韓、台灣地區等都曾在資本主義大市場框架下實行過計劃經濟，不但由國家提供基建，並引導資本投向特定產業，為這些產業的發展提供信心，成功通過幾乎最低浪費和最佳效率的安排，達致經濟更高速而平衡的發展，短時間內讓許多人過上更好生活。 市場與計劃並不對立。即使是1940年代國民黨治下的中國，計劃機關「中央設計局」也提出過「計劃自由經濟」作為戰後重建的方針。鄧小平「九二南巡講話」中有句名言：「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實行的計劃體制，就放棄了軍事化指令式計劃 (command planning) 和統制經濟 (controlled economy)，而以戰後法、日、韓等國的引導性指標式規劃 (indicative planning) 為藍本。香港現在要對接的「十五五」規劃，就是指標式規劃的好例子，當然決不是蘇聯和新中國早期模式。 港英政府多年來的規劃政策特點，在於只限於供基建和基本民生設施 (即「社會分攤資本」)，降低所有生產者的一般生產成本。但凡涉及到產業規劃、改善勞資生產關係等環節，尤其是對個別產業進行扶持，往往是拒諸千里或決而不行。港英不推出經濟計劃，除了因為香港是借來的地方與時間，不願作長遠投資，更主要的原因是英國的黨派鬥爭拘束著香港，以及港英管治層曲解歐陸和東亞各政權的政府牽頭發展模式。港英偏好英資財團和金融地產業界利益，熱衷於服務他們的需要，甚至默許利益衝突乃至「官商勾結」公然發生，也是重要因素。甚至直到1970年代初，港英當局對統計數字的態度也是「可有可無」、「隨遇而安」的，奉行極端自由放任政策的財政司郭伯偉更犬儒地說：沒有資料，自然誰都不能搞經濟計劃。 基建方面，港英政府起步較早，包括19世紀末以來的大型供水系統，興建九廣鐵路 (於1910-11年通車)，以及1935年《房屋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Housing Commission) 率先提到發展新界新市鎮和建設公屋。國共內戰導致大量難民逃往香港，間接釀成1953石硤尾寮屋區大火及其後的「徙置區」建設；後於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治下，再發展為《十年建屋計劃》和衛星城市的有序開發，並以鐵路公路、醫院學校等設施為配套。不過，最具革新意圖的麥理浩，現在雖然被香港人所神化，不但不是帶領一個愛民毫無保留的政府，更是多次與倫敦折衝，曾多次拒絕英方更惠民的改革方案。雖則如此，1950-70年代，尤其是在1977-79年港府成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 (多委會)，研究進入1980年代的產業經濟政策之時，港英當局對產業計劃亦曾經持一定開放態度，卻因為種種緣故，錯失了計劃的良機，與產業騰飛擦身而過。 「多委會」是香港政治經濟史上被遺忘的一章，即使多年來受到過不同人提及，也是貶多於褒。這其實對胡文瀚等高瞻遠矚的成員不公平。與國際一般的情況相反，在1950-70年代的香港，提出希望政府進行經濟規劃和產業指導的，並不是試圖擴大經濟統制權力的官僚，而是產業界尤其是華資工業多次要求政府進行；香港本來就具備自下而上要求經濟統籌的聲音和力量。另一方面，假如「多委會」成功，香港就會進入所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此，左派理論有兩種說法：一、它是資本主義垂死階段；二、它可以提供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梯。本文將略談1980年代左翼經濟學家曾澍基的主張，即香港先過渡到「改良的資本主義」，再與社會主義中國接軌。 二、計劃經濟思想簡史 在此，我們很有必要簡略回顧國際範圍內的計劃經濟史。如上所述，計劃經濟並不一定是極左路線，反而是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型態：國家對「經濟制高點」有控制權，提供資本自身難以獨力承擔的協調和設施，或是避免資本在自行協調和建設時，對社會秩序或國家戰略起負面影響。二十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 認為世界經濟正在離開自由鬆散、短視短炒的階段，朝「組織化資本主義」 (Organised Capitalism) 進發。他在1927年寫道：一個有計劃、有控制意識的統制經濟，為國家――即有強制力的社會――發揮有意識影響力，提供更好基礎。作為思想基礎的「計劃主義」 (Planism，見下文) 或「計劃理性」 (Plan Rationality) 早在十八世紀末前已經形成。這裡牽涉到幾個里程碑。 十八世紀末，法國支持美國從英國手上取得獨立。美國立國之父之一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受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重商主義」影響，提出要提高關稅並扶助「幼稚產業」，以抵抗英國傾銷貨物。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的法國貴族聖西門 (Henri de Saint-Simon)，反對不事生產的貴族繼續壟斷政治，認為國家應該由產業階級所領導，並且以巴拿馬和蘇彝士運河等基建專案連接全世界。聖西門死後，其左派弟子培克 (Constantin

（編按）本文由Alain Brossat撰寫、陳韋勳翻譯，原文標題為In the Mood for Love，經原作者授權新國際轉載。文章指出，在美以整合權力與人工智慧軍事化的推動下，一種以「定點清除」與遠距打擊為核心的新型戰爭已成形，顛覆國際法與傳統戰爭規則，並以心理震懾與瞬時壓制取代長期戰爭。作者進一步批判此「新軸心」以力量即正當性為原則，將世界推向加速的暴力秩序；同時分析中國在此格局中的遲疑與誤判，指出其以經濟競爭思維取代政治敵我判斷，難以回應當前已轉為戰爭形態的全球競爭。最終，全文警告，在技術加速與霸權衝動交織下，人類正被拖入一場無節制且自我強化的全球性危機。

主講：楊開煌(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中國大陸研究學會會長)主持：林深靖(海潮智庫執行長、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召集人) 時間：2026年3月28日(星期六)，14:30 – 17:00地點：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捷運景美站) 參與方式：歡迎到現場參與，也歡迎線上連結。 線上參與方法：主題: 【平行空間-左翼書房】論壇 十五五規畫與中國現代化時間: 2026年3月28日 14:30 -17:00 (台北時間)加入Zoom會議https://us02web.zoom.us/j/85419867194?pwd=UWEAzUGZW5e58E8dB0AIc4bNvpLku4.1會議ID: 854 1986 7194密碼: 915583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中國大陸向來十分重視規劃編制和發展戰略設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從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當前的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究竟體現了十麼樣的政治格局？什麼樣的治理方略？對於中國現代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相較於西方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發展，中國歷年一次次的「五年規劃」展現出什麼樣的特質？ 尤其是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以來，在他手上設計、部署和推動「十三五」、「十四五」到「十五五」的規劃編制和實施，如今，「十五五規劃綱要」已在2026年兩會中發布，中國現代化的新藍圖已展開，究竟要如何理解中國大陸歷年「五年規劃」的意義？習近平上任以來，從「十三五」到「十四五」，完成了哪些重要項目？「十五五」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戰略指標何在？我們特邀資深的兩岸問題專家楊開煌教授來說分明。 主辦： 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協辦：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海潮智庫

時間：2026年3月29日(日)，下午14:00-17:00。地點：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1樓)(捷運景美站2號出口) 【活動資訊】繼《國境邊陲》放映及座談會後，關曉榮導演將再次來「平行空間-左翼書房」放映《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本片公映於1995年，同樣由侯孝賢電影工作室出資，由關曉榮、藍博洲、范振國、李三沖集體攝製，是台灣第一部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紀錄長片。 那時完全沒有被民進黨炒作的「轉型正義熱」，在李登輝擘劃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直選沸騰氣氛中，逆風追蹤、查訪了多位遭到慘烈迫害的倖存者，探究並再現這一頁當時仍被政治封凍、扭曲、沉埋的歷史，很多位受難人都是第一次留下見證。 三十一年後關曉榮感嘆道：「我們堅持追求歷史真相，沒想到追求歷史的行動本身已經成為歷史！」本片的緣起是1993年在六張犁發現了白色恐怖受難人的亂葬崗，關曉榮特別選在24日的「2026年六張犁春祭追思」後放映本片，回顧這個追求歷史真相的起點。 本片片長90分鐘，放映後由關曉榮報告並進行討論。 主持人：范綱塏（《巨浪的起點》主編）與談人：關曉榮（本片導演）黃志翔（編導、作家）吳俊宏（1970年代「白色恐佈」政治犯）蔡裕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前會長）周湧 Hayung Yukan（原火工作室執行長、勞動黨副發言人） 主辦：人間學社合辦：平行政府-左翼書房、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海潮智庫 1996年各方推薦 「……最令人撼動的是電影開頭，由蔣碧玉歌唱的『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她以年老的嗓音，用純真的、理想主義年代才會有的那種素樸聲音，歌唱一個逝去的歲月……」──楊渡 「……經由關曉榮抑制、樸拙的鏡頭捕捉，那些在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陰影存活下來的靈魂，他們的憂傷告白，感人至深……」──張照堂 「……仍不曾看到去年（1995）最重要的一部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只聞說其悲慟哀戚，有可能是去年台灣出產極重要的一部電影……」──黃建業

（編按）本文由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梁明德撰寫，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梁明德認為，香港需打破自由放任的迷思，建立有協調與規劃的資本主義。他建議設立「中央公積金」發展混合所有制，並成立「社會經濟規劃總署」來主導經濟社會化與長遠發展。同時文章提倡推動基層合作社模式，並呼籲培養官民的計劃主義思維以主動對接國家規劃，期望透過全面的構造改革來解決香港長期累積的社經問題。

若拉大苦難記憶的時空面向，應有兩部電影前來相遇。一部是時空這邊的《悲情城市》；另外，是時空那側的《悲傷草原》。當長鏡頭底下的殺戮記憶，活在當下的眼前，凝視的已經不再是：撕裂帶來的仇懟，仇懟帶來的悲情；而是在詩意的美學告白面前，讓膠捲滾動著時間的傷痕，以及傷痕帶來的「共時性」反思！  多年以後，再次觀賞《悲情城市》，終於可以理解，詩意的現實如何展現在一部歷史長河的電影裡；這長河，曾經波瀾也歷經無數的枯竭，像是穿越深崖峭壁與寧經村莊的濁水溪，在被稱做「母親之河」前，從未稍稍將順流而下視作理所當然！ 這樣的觀影經驗，很可以類比於《悲傷草原》；第一次在電影院看時，就怎麼也覺得似曾相識；很久以後一段日子，在電腦屏幕前觀賞，才更明白昔日的似曾相識，其來有自；除了相似的二戰後冷戰/戒嚴體制的歷史軌跡之外，最常被提及的當然還是：長鏡頭的電影美學。 這兩點類似性，無庸置疑；然而，有一件事如何追索，當下似乎更具挑戰性：亦即，電影情節中潛藏的詩意，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因潛藏詩意，卻又被發掘出來呢？當然，回覆這個問題前，需再次確認影片如何表現詩意？這和在劇場裡思索這問題，大體類似！其實這問題，已經超越我回覆的能力。我只能勉為其難地表示：當外在的現實愈加衝撞與即刻時；內在的詩意，恰好在衝突面前，表現出一種噤聲的悲切與抑制，這恰是詩意的緣由！ 很值得去思考的恰是這兩部電影，都有這樣的特質；當安哲羅普洛斯意有所指地說：「詩，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奇蹟」時，究其源，說的應該是：如何以詩的情境，訴說一部在沉埋與遮蔽的時間裡，穿越迷霧追索共同記憶的電影或劇作。我們有幸，得以在不同入徑，卻風格皆獨樹一幟的詩意電影中，與兩位導演的作品相遇並相識！見識了安哲電影中，多次湧現在巴爾幹半島酷烈槍聲中的迷霧；也見識侯孝賢在九份山區流亡路上，隱約吹過的霧氣與山嵐。似乎，都潛伏著隱喻的電影語言與聲息！ 當然，在悲情城市十三問中，侯孝賢只是很日常地說了：他最初想拍的就是：將台語歌裡的江湖氣，豔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來。朱天文聞後帶著親切地調侃：真讓人頻頻皺眉頭，何況那些期待他甚高的前進影評人。後來，侯導這才說：如果他能拍出天意，那就大過癮了。這段對話，作為最後一問的結局，真有點追根卻不全為了究底的況味！ 創作抵達某種稱作「天意」的境界；雖說，總難免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握在手心的水珠子，也會在不知何時的剎那間，就留下一片濕潤的空白；與其信不信之，倒不如體悟之。體悟，既有身體的張力，也有感知的從容。這樣子看，或許能去稍稍聆聽於日常俗勁所潛藏的內裡情境。這是看《悲情城市》的兩小時又四十分鐘，音樂通常響徹空曠的山野與天際，像在烘托一個時代的氛圍；腳底下的凌亂雜沓聲碰碰作響，卻是各種日常吃喝與幹架或逃命的生活干預。 這不就是在鋪陳：寫實中如何與詩意相遇的情境嗎？話說回頭，老生常談，一旦是侯孝賢的電影，提的都不離開長鏡頭，固定擺一個絲毫不讓步的位置，將特寫與全域滑動，從視線中蒸發；在我臆測，為的就是讓空間在天地間還原，這毫無疑問。除此以外，如何書寫歷史災難下的小人物，在風聲鶴唳環境中的「自為」狀態，可能是更大的企圖與關照。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時間彼岸的種種血腥與殺戮，當然有國際冷戰與內戰和戒嚴體制的背景；戲劇不能只是這樣演，電影無法只是這樣拍。侯導說：我不是在拍歷史，是在拍歷史中的人；更具像地說，是被殺戮與屈辱的平常百姓。這樣便有了家庭與兄弟在「2.28」 期間的遭遇。其實，安哲羅也是一樣；但，對於事件背後的心靈穿透，有所不同。 兩部電影，幾乎都以國際冷戰格局下，左翼肅清與清剿作為題材，也都在展現史詩式的壯闊與悲情。然則，《悲情城市》沒有悲劇式的戲劇性衝突，卻化戲劇性的悲劇為天地無情，讓我們幾乎沒有特定線索，去追究到底誰與哪一樁事件，製造如此血腥的殺戮？更多的是：發生在戲劇背後的尋常家族，如何食衣住行以及相當關鍵的出生與死亡！至於《悲傷草原》：活著，當然是殺戮成為共同記憶後，必然面對且無法迴避的問題；然而，浪跡草原與航行沼澤時，家族的面容畫一與沉默不語，在遼闊與哀傷的交響樂中，卻似乎暗示著某種未知的悲劇，即將在歷史轉折的某一特定時空下，終將到來！悲劇與悲憫，倏忽形成中西文化中，兩種生死的態度，並轉入電影美學的流動中！ 兩者的表現方式，儘管帶來不同的迴盪；然而，感官的內向性幾乎與生命的抑鬱，都在巨大歷史的創傷前，化作鏡頭中的沉默。當經久的沉默，轉化為巨大的噤聲時，歷史已經在共同的內在，無聲地吶喊！影片中，寬美的哥哥投入山區的地下黨運動，藉由組織農民展開革命行動；卻也如官方「諭示」般地被軍警圍捕，消失蹤影。收到秘密信件的文清，下樓去匆匆取信；上樓來時，一片沉寂，只有妻子寬美餵食學步兒子的低聲；一切彷彿日常，一切彷彿在靜止的某一個時空中，異常平靜與日常。然而，拘捕與受難就在這一張皺的信紙上，沒有嚎啕，沒有失聲，就更不用說聲聲啜泣了！ 這就是潛伏在尋常民眾內心深處的「2.28」！這就是詩意的政治電影；以詩來安頓政治，不是政治作為批判性控訴。《悲傷草原》裡，也一樣：兄弟都無聲地死在內戰的戰場；那一刻，無邊的沼澤與草原，只有母親一人在遼闊的長鏡頭哩，失魂落魄的奔跑；世界顯得那般冷酷，就剩一個哀傷的女人，以母親絕望如臨深淵的靈魂，與蒼茫共流亡。這就是安哲羅式的悲劇情境，顯得那麼壓抑與內斂，永遠在時間之外，凝視這時間之內的無聲死亡，在戰事顯得很遙遠的當下發生：鏡頭中，僅剩母親浦島的腰身，仰天長嘯殘酷的歷史。 所以，時間中的聲音似乎在問：一場內戰的告別，如何在詩的鏡頭下表現，接近永恆。孤寂與殘酷，如霧，不斷在心裡包圍過來…。「孩子，你在嗎？」「是，我在。」「我想向你告別。」是母親向孩子不捨的道別？是父親向孩子不忍的話別？都已經變得不很在意；更像似苦難記憶向當代的召喚或告別吧!這恰是安哲羅賦予當代殺戮記憶，希臘悲劇性的詩意告白。 我們從而發現：記憶，儘管以「人權事件」被被歸入國家檔案中；畢竟，仍是時間彼岸的血痕。因此，劇場與電影創作手法，若不在此當下的此岸，展現一種探索的歷程，終將只是答案在權力運作下，對於現實的撕裂。很不幸地，現實的撕裂，不會是結局本身。因為，結局會在日常的共同記憶中，表現出活在昔日當下的浮沉與忐忑；當蒙塵的冊頁被重新翻閱，創作者的內在，於是懸掛著時間堆疊下，歷史斷崖上一顆沉重的巨石，沿著山坡路不斷滾動下來；卻又被創作者心底的「薛西佛斯」，神話般地推上山頂。 當這樣的情境持續輪迴，在幾乎轉為夢境的下一刻，才得以讓時間彼岸的殺戮，再次以徘徊於黑暗與光明之間的影像或劇場，前來相遇！這是詩意美學對殺戮歷史的告白！所以，韓國作家金石範對濟州島「4.3事件」，寫下這樣的警語：是我們遺忘歷史；或者歷史遺棄了我們？誠然發人深省：一如陳映真的犀利題示：既是鞭子，也是提燈！ 挪威畫家孟克的舉世名作：《吶喊》，幾乎人人知曉。這畫裡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是一張臉頰消瘦的面龐，回過頭來與我們直接面對面。每當看這幅畫，都會有一種緊張感，就是畫中的這個陌生人，像似恰無聲地向另一個時空下的我們，求救式地「吶喊」；因為，他的前方是他身後那片彤紅的天際，他要過橋前往河的另一岸，但顯然已來不及。因為，彤紅的是爆發的火山，炙熱燃燒中的熔漿，或許將在下一刻，吞滅準備過橋的他！ 這裡的時間中，災難就在他前面；當他轉身，我們的時間中，他的未知變成了記憶。因為原本眼前的災難，現在變得發生在身後；這引發我們更深的時間共感。也恰是在張開驚嚇大口的那瞬間，我們被捲進他內在的恐慌中！藝術，必須於「存在」面前創造時間感，特別是災難的面前；電影與劇場也一樣，特別在苦難記憶的面前，如何將過去的時空，轉化到眼下來，幾乎決定了歷史在當下的能量！ 孟克畫的是存在的焦慮，從時間的彼岸，倏忽來到當下面前；擴大一些來解釋，這焦慮也可以是集體殺戮的記憶，如何與當下產生共振的一種效應。這就是《悲情城市》與《悲傷草原》兩部地球兩端的電影，如何在當下生產文化撞擊的背後原因。然則，經久地，人們在搶奪解釋權時，誤以為在被沉埋的歷史背後，取得「正義」的招牌；往往恰好成為血流枯乾後，遮蔽真相的另一權勢的操作。這是歷史上不斷重複發生的現象，當現象的重複形成一種解釋的霸權，歷史的血漬也乾凅成失落源頭的記憶之河。 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安哲羅普洛斯的《悲傷草原》，又或譯作「悲泣的草原」。我總覺得，「悲泣」有一種傷痛欲絕的貼近。只是，這貼近，令人感到無比殘酷、無比無言與深深呼吸中的靜默。 緩緩推進的劇情中，來回影射著內戰，何其殘酷；卻從未有大場面的戰爭發生，只有在雙聲的兒子相互對峙戰死後，母親，緩緩仰起的身姿，問著蒼天⋯⋯。他似乎始終在吶喊著：水，如何成為詩意的譬喻？卻是幾近在無聲中追問自己。河的倒影裡，浮現了一張母親的臉孔。伊泣聲呼喊，無力地趴伏著的上半身，跟著她絕望的側影，費盡氣力地往上緩慢仰起，但已無法，因為幾乎的氣絕。躺在她身旁的是：她一對雙胞胎兒子其中的一位，因為參與內戰中的左翼游擊隊，被政府軍射殺在一片浮舟般的廢棄房板上。兒子，死了。死亡，在母親噤默的探問中；終而，轉作天地間剎那的崩裂。 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畫面。說穿了，殺戮後枯乾的血流記憶，更像一面鏡子，甚至是蒙上時間塵埃的鏡面；創作性過程中，如何賦予鏡面蒙塵擦拭的歷程，恰是刻不容緩的當下美學課題！因為，《悲情城市》裡山上的芒花白了；《悲傷草原》裡海邊響起槍聲遠了；沾血的歷史，在記憶的彼岸淌流，涉水逆流而上的，恰是兩個家族中的兄弟、母親、父親與新生的嬰兒！這是有扣人心弦的音樂聲，在歷史與當下響起的原因：一切都在訴說一種詩意的記憶美學，從未遠離捲入歷史苦難中的日常生活，以及逆風中仍遠望的每一張臉容！ 距離上一回見到侯孝賢導演，匆匆已有5年時間；那個寒冷冬日夜晚，海風很大。在大潭海邊，一行人跟隨潘忠政老師的頭燈，踩在茫茫夜暗的海灘上；終於在鄰近沙洲分岔處，遠遠見到閃閃滅滅燈照下，天然氣儲存桶在施工船的器械運轉中，將棧橋的鋼釘牢牢釘在七千年的藻礁上！後來，在回程前，大夥圍著歌手沈懷一高唱《藻礁 SORRY 別哭泣》的最後一句歌詞：「讓藻礁 永遠在台灣美麗 下去」時，侯導在海灘上欲罷不能，跳著、舞著被寒風吹襲的身體；像似孩子在時間的海灘上奔跑，朝向另一處探險的沙丘，涉渡起伏的灘岸，迎接晨光的到來！

活動1：消失的馬來亞左翼獨立戰士 時間： 2026年3月7日 (六) 14:30-17:30 地點：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捷運景美站2號出口） 活動說明：生於新加坡、白色恐怖家庭出身的邱依虹 (Agnes Khoo)，翻譯了馬來西亞《林豐美回憶錄：我那戰爭的年代》，去年由馬來西亞非常獨特的左翼進步思想出版社「策略資訊研究中心(SIRD)」出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決定邀請邱依虹親自來台舉辦新書發表會，並規劃共三場相關議題座談。 邱依虹，一位無法用國界定位的NGO資深工作者、作家、學者、移工運動者、蛋雞小農。她曾經旅居新加坡、香港、台北、孟加拉、英國、韓國、迦納、深圳、荷蘭…..。她的第一本著作是用英文寫成、後來翻譯為中文的馬共前女性游擊隊員的口述歷史《生命如河流》，這也是最早以女性觀點建構馬共歷史的專書。 第一場(3/7)座談由邱依虹介紹《林豐美回憶錄》的歷史重要性，林豐美1917年生於馬來亞基督教家庭，受英語教育成長，獲得英女皇獎學金成立以來的最高分的學霸，於1937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赴英國不久就投身於為中國抗戰募款的運動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回到新加坡，被日本殖民政權遷移到柔佛州安置區時，秘密接觸左派「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促成「星華義勇軍」建立。戰後，又和馬共的伍天旺共同創建《馬來亞民主同盟》（MDU），並任第一屆秘書長。1946年底他再次赴英，為馬來亞爭取脫離英國殖民、獨立自主。 1954年他在倫敦召開的各英國殖民地共產黨大會上，代馬共宣讀一份聲明，透露了可以用談判來解決1948年宣佈「緊急狀態」造成的武裝衝突，間接促成了馬共和聯邦政府和馬共在1955年底的《華林會談》。 林豐美在韓戰爆發後，以記者身分據實報導真相，並採訪了中共的彭德懷將軍，回到英國後就被吊銷英國護照，從此成為無法離境的半軟禁狀態，也無法參予1950年代之後的馬來亞政治活動，1995年於英國小鎮離世。 ========系列三場活動分別為： ★3月7日 (六) 14:30-17:30 消失的馬來亞左翼獨立戰士 ★ 3月13日 (五) 19:00-21:30 馬共在新馬現代史中的角色和作用 ★ 3月14日 (六) 14:30-17:30 一位馬共游擊隊的文學書寫—- 從「可口的飢餓」漫談左翼文學書寫 主辦：「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協辦：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海潮智庫

【系列-2】朱浤源專題講座：中共地下黨員與「二二八」 時間：2026年2月28日(六)下午02:28-05:20 主持：林深靖 (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創辦人) 主講：朱浤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代表作有主編之《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視角：黃彰健院士追思論文集》，也是《孫立人將軍紀念館史料及中、英文導覽內容研究報告》計劃案主持人。是台灣研究「二二八」美國因素的第一人，發表〈美國政府背叛臺灣：校讀George Kerr編撰Formosa Betrayed時的內心世界〉等論文；也是研究孫立人在台美關係的重要學者，在學術上有深厚的口述歷史和檔案研究的資歷，也曾研究過319槍擊案。這次講座將觸及歷史檔案裡中共地下黨員和二二八的關係。 【系列-3】化身人民財神的228左翼烈士–《沒有過去的受難者》放映會 時間：2026年3月1日(日) 1400-1700 紀錄片放映；1700-1800 映後討論 主持人：郭行建 (平行政府媒體小組) 與談人：王可萱 (本片作者、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吳永毅 (音像紀錄所退休教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共同發起人) 活動說明：王可萱偶然得知全臺唯一228紀念廟—虎尾「三姓公廟」，正是自己的阿公捐地所蓋，從此開始了她尋找三姓公歷史的紀錄之旅，最後完成了她的尾虎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是她的畢業製作，長達180分鐘的紀錄片《沒有過去的受難者》。 可萱追蹤了三姓公其中的一位——顧尚泰醫師——的足跡，顧尚泰家族與台共時期謝雪紅的淵源甚深，光復後他父親又加入謝雪紅籌組的「台灣人民協會」，顧尚泰則是留日後返台，在228事變後投入謝雪紅等人指揮的「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二七部隊」前身)，派去虎尾作戰時，被國民黨逮補後槍決，享年28歲。 台灣大家樂賭風熾盛時，雲林地區盛傳三姓公廟出的明牌奇準無比，信徒自各地湧來，捐款在廟前演出歌仔戲、布袋戲和電子花車等，各種酬神戲戲檔幾乎當時不斷，盛況空前。是真正來自底層民間的轉型正義。 可萱以極為有限的檔案為線索，追尋了顧尚泰生前的足跡，讓我們看到了不同於政治提款機的228記憶。 主辦：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合辦：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海潮智庫 兩場地點均為：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捷運景美站2號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