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的秘密活動，與蔣介石的軍人性格及蔣經國所主導的情報工作密不可分。1949年後國民黨退守台灣島一隅，蔣介石缺乏廣大腹地以利其「反攻大陸」。以有限的力量與資源秘密支持「反共」鄰邦，或者設法在亞太地區布建「反共」網絡，稍可紓解想要回到大陸的兩蔣父子胸中的抑鬱苦悶，並藉以維繫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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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專題
張方遠│不要玷污了白紙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文章原載Facebook專頁「方遠北杯講看麥」，圖片來源：推特）
//……西方和台灣媒體運用自己那局限到可笑的認知，膝蓋反應式的把所有行動都看成單一化和平面化。事實上真的願意關心的人，不難看出各地形式不同，有悼念烏魯木齊的集會，有反對核酸的，也有反對居委會無理封控的，當然那些口號喊過頂的也是有的。
除了那些被刻意放大的「下台」運動之外，大陸群眾的能動性並沒有被理應承擔起所謂「理中客」的外在媒體呈現出來。比如能看到，有居民組織起來到派出所去，用《民法典》實實在在的法律規定，去向警察做「普法」的工作，在警察的陪同下再去和居委會爭取取消不合理的要求。也能看到，有居民直接找上居委會，提出中央下發的二十條、消防法以及種種法律，成功解開了不應該出現且影響安全的鐵絲網。還能看到，北京清華大學抗議起來後，校方選擇的做法是與學生對話，召開座談會，最後找到雙方都認可的方案。座談會的紀要還被整理出來發上了微信公眾號，已有10萬+的閱讀量。
還有一些的變化，聲量不見得那麼大，但確實在發生。比如武漢多個區域在陸續提前解封小區，一些中央級的官媒指明核酸檢測產業鏈的亂象，還有提出了「精準免檢」也是「精準防控」的看法。最新看到的是，重慶渝北區開始試點，暫緩轉運方艙，允許符合條件的居家隔離。今晚在朋友圈刷屏的是，是浙江宣傳部門發出的文章〈「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跟人民對話的態度和方式，頗為受到肯定。
舉這些例子不是要說中國大陸的防疫政策完全沒有可受檢視之處，而是想說這些變化的結果，恰恰體現出中國大陸政治運作裡面的「民主性」。它不是台灣西方熟悉的代議式民主──那種投票形式重於一切的民主──也不一定要用官方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但不能說大陸就沒有「民主性」，而是有著屬於其在地脈絡的官民互動模式，政策上的進一步退多步，有時候也跟網上民意取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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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郁│隔岸觀的是什麼火
【編按】近期中國大陸因為清零的封控政策問題，引發特別是北上廣各地群眾上街抗議，口號喊出如「不要核酸要自由」。港臺主流媒體與政治人物也很快地將此各地大規模的抗議，投射於自身的政治議題並類比了33年前的天安門。然33年前不僅僅只是學生上街抗議，其背後的社會基礎是民眾不滿於改革開放政策所導致的問題。這次對於清零封控政策的抗議，也有其自身的社會脈絡。白紙之下，除了探討是否解封或持續清零（但實務上是否僅非此及彼的選項），對於公共衛生與各個層面的影響、不同省份地區所面對的不同狀態、中產小區的自助解封（例如開始討論如何因應封控政策的規範）與互助網絡、城中村中本地外地及房東租客之間的矛盾、既有政治環境下群眾採取的抗議發聲方式等等，都需要更為貼近的理解。
本文作者張郁特別指出，清零封控政策對於經濟（特別是民生與勞工）帶來的矛盾累積，是點燃大規模抗議的主因，也提醒了這些矛盾背後，是整個資本主義問題及危機的一環，社會的底層邊緣承擔了代價，而被犧牲的範圍不斷擴大，我們其實都身處其中。原文為作者貼文，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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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婦女如何保衛社區
【編按】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台灣媒體對於疫情，多著重在醫療相關政策，而對於這次上海疫情的報導，也多著重在「動態清零」下衍生的各種問題。然而，對於實際生活於其中的人來說，究竟怎麼應對、渡過難關呢？上海「工人新村」以及生活其中的中老年阿姨們是一個例子，「工人新村」保留了集體主義的精神與生機，在疫情之下發揮了社區集體互助的作用。1952年，隨著滬西工業區（現上海市普陀區）曹楊路鑼鼓喧天、汽笛長鳴，曹楊新村也成為上海第一個為專門為工人搭建的住所，為工人提供了享受愜意生活的場所，是社會主義中國工人翻身做主、生活質量提升的真實寫照。然而改革開放後，上海國有企業改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工人新村往日的風采已不復存在。工人新村逐漸「淪落」為繁華都市裡的老舊小區——居住條件差，大量「外來人口」湧入，居住在工人新村的人們也往往被貼上「底層」或「貧困」的標籤。可當新冠疫情來臨時，你會發現，這些看似破敗的老舊小區絕不是「治理」的對象，而在其內部蘊含著強韌的集體主義精神與生機。面對疫情，工人新村裡的人們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尤其是那些曾是工廠職工現在或下崗或退休的中老年阿姨們，她們挺身而出參與維護社區運行的各種工作，努力保衛著自己、家人及社區。她們的故事值得我們知曉與珍視，更值得我們的反思。本篇訪談來自《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一書三位作者葉子婷、章羽、劉希的觀察，感謝三位作者授權，這篇訪談轉載自人民食物主權，原登於第一財經，由第一財經記者佟鑫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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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傳】災疫之年，重歸馬克思
時間：2022年5月5日（四）19:30
ZOOM：899 5116 6607
主講人：Vijay Prashad
與談人：Jacobo Grajales、Mphutlane wa Bofelo、汪暉、嚴海蓉、趙月枝
格雷厄姆．默多克｜新冠疫情，數位媒體與平台資本主義
【編按】從疫情記者會線上直播到健保卡註記和疫苗施打，藉由實聯制和社交距離等APP的運用來掌握足跡，以及停課時的線上課程和民眾利用購物及外送平台解決日常民生所需，數位媒體及平台在台灣疫情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當中也延伸出各種問題，包括由資本主義下演算法下帶來的訊息偏誤（或所謂風向）、假訊息、侵犯隱私的問題、能使用數位平台的能力的不公，又或者像是近日上海疫情，整個線上平台因為物流系統受到疫情影響而無法發揮作用。自從世界被數位媒體高度組織化以來，新冠肺炎疫情是人們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疫情既凸顯了整個社會對網絡聯結日益增長的依賴，同時也由此加劇了社會中的不平等與矛盾緊張，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中持續不斷的對抗。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這篇文章提醒，數位網絡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中立性傳播渠道，社交媒體平台的經濟屬性，決定了它們會更青睞那些可能持續吸引註意力的消息，以及平台資本主義如何運作。 他最後也期待，是否也能夠藉著目前的實踐，從中「推動建設新的、持久的電子絲綢之路（electronic Silk Roads），並跨越不同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邊界，傳播知識、專業技能、創新理念和實踐經驗，在承認共同挑戰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促進新的團結」。本文作者為英國拉夫堡大學傳媒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傳播學與文化研究，尤其在傳播政治經濟學方面造詣頗深。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文題目為〈對抗的聯結：大流行病與平台資本主義〉，載於《開放時代雜誌》2022年第1期。
本文譯者｜張艾晨、杜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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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戈│論上海疫情：這一次，我們真的別無選擇嗎？
【編按】近日台灣Omicron本土感染案例不斷上升，原先嚴格的清零政策也逐漸出現放寬的聲音。究竟該緊該鬆？如何拿捏？中國管控疫情採「動態清零」策略，有效地阻止疫情擴散，但近日上海疫情防控出現種種問題，基層防疫工作混亂，民生也出現問題，而無症狀感染者數量仍居高不下，「動態清零」政策因而受到批評，民間也出現「與新冠共存」的聲音，因為他們認為Omicron傳播力強但致死率低，沒有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清零。本文作者則以美國、韓國、香港為例，指出高疫苗接種率是減少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若因此放任病毒擴散，會對少數未接種者或體質較弱者造成危險，並認為雖然疫情防控的一些措施或許造成人們生活的不便，甚至還有個別極端情況發生，但這並非是「動態清零」這一政策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動態清零」保障了大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而這些統計學意義上的無面目人口卻無法引起人們的關注。作者認為，主要目標仍應堅持清零，並在此前提下改進防疫工作中的某些具體措施，糾正以清零為唯一考核標準的目標責任制，以避免其導致的罔顧疫情以外的民生需求和基本權利訴求的官僚主義傾向。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標題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疫情防控政策？〉，刊登於《文化縱橫》，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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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S Jecker & Derrick KS Au │ 「清零」政策是否忽略了健康不公？
【編按】近日台灣Omicron本土感染案例不斷上升，原先嚴格的清零政策也逐漸出現放寬的聲音，一來是因為疫苗覆蓋率提高，以及感染速度快加上輕症化，二來也是考量大規模的嚴格限制是否再度影響逐漸復甦的經濟活動。但是同時，又如何考量民眾的性命安全？英美一開始採取的群體免疫措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而相對地如台灣、中國等採行清零策略，控制住疫情的擴散。但隨著輕症化與傳染速度快速增大，英美社會逐漸恢復常態，而台灣採取的政策，常會引來是否過度侵犯個人權利的疑慮或排除了（或以排除了）社會弱勢群體（如移工），又或者探病上的限制，而上海這次的封城也引發了問題，包含一些急性發病者（如哮喘發作）因為封城得不到妥善即時的醫療。究竟面對Omicron，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新國際轉載相關討論文章作為參考。今天推薦的這篇文章，節譯自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生命倫理與人文系Nancy S Jecker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生命倫理學中心Derrick KS Au教授於2022年在《醫學倫理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倫理學論文。他們用「消除」策略和「減緩」策略來指代世界上不同國家和社會採取的新冠治理方法，分析了這些策略背後不同的社會文化支撐和倫理學依據，並最終從「健康公平」（health equity）這個角度探討了一個更長期的應對傳染病的策略，即實現個體健康公平和整體人口健康的雙重目標。原文為Jecker, NS, & Au, DKS (2022).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 48, 169–172. doi:10.1136/medethics-2021-107763。感謝當代文化研究網授權翻譯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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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玓│死亡數字的意義
【作者按】上週參加了「大眾葬文化行動祭」活動，這個行動重新開啟（也可以說是解封）了疫情以來，關於生命、社會和政治的重要課題。關於這個行動祭，可以參考活動臉書專頁「大眾葬文化行動祭」 。為了紀念疫情以來死亡的八百多位國人，活動開闢了一個共創墓誌銘網頁，裡面有很多感人的文字：新冠Covid-19墓誌銘。我參與的是8/31晚上的座談場次，該場次主題是從蔣渭水的大眾葬紀錄片談疫情下的大眾葬，同時與談是老前輩也是我的老朋友井迎瑞教授，另外還有台大的廖咸浩教授。
「跟今天播放的蔣渭水大眾葬紀錄片相關，從我的專業出發，這次疫情爆發以來，我感受最深的，也最遺憾的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疫情資訊的官方壟斷與宣傳化。第二件是死亡與染疫者的去人性化（數字化）和無感化。」
（本文作者魏玓為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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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Meiqin │ The Ongoing Mass Burial Cultural Action 大眾葬文化行動祭！
（WANG Meiqin 王美欽,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rt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USA）
Mass Burial is a contemporary reenactment of the historic public protest honoring the death of Jiang Weishui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ts chief organizer Youngie Wuo promises this 9-day cultural action to be the most remarkable art event in Taiwan this year. Surely, it can be seen as a daring and illuminating example of Taiwan’s artivism (art + activism) that I have learnt during my past six-months’ field work in th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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