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由定居台灣的巴勒斯坦學者安海正（Dr. Hazem Almassry）撰寫，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作者深刻批判以色列建國的神話與宗教殖民本質，指出1948年的「大災難」（Nakba）並非過往歷史，而是一場從代爾亞辛村大屠殺延續至今日加薩的長期種族清洗。在西方霸權與雙重標準的掩護下，以色列企圖透過殺戮、掠奪與驅離來徹底抹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對此，作者堅定宣告：「抵抗，是為了存在。」 面對持續的滅絕危機，巴勒斯坦人沒有妥協的餘地，無論是武力自衛、文字書寫還是記憶傳承，都是生存的必要義務。抵抗不單是為了拒絕不義的現狀，更是向世界證明巴勒斯坦民族拒絕安靜消失。安海正呼籲，世代傳播這份記憶與憤怒是巴勒斯坦人最後的防線；一旦選擇遺忘或與罪行和解，掠奪將被徹底合法化。只要堅守真相、拒絕屈服，巴勒斯坦的生命與權利就永遠不會死去。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一群恐怖分子在被偷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流氓國家！ 每年五月，以色列人都會慶祝他們所謂的「獨立」。他們在我們村莊的廢墟上空施放煙火。他們在那些曾經擁有阿拉伯名字、後來被抹去的街道上跳舞。 他們向孩子講述「一片沒有人民的土地，給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這類神話，彷彿我的祖父、你的祖父從未存在過；彷彿從雅法延伸到拉姆拉的柑橘園從未存在過；彷彿巴勒斯坦的城市只是一些等待被人居住的幽靈。 這個謊言巨大到侮辱人的理智，但它正是整個國家建立其上的謊言。 這個想法，在核心上就是犯罪。想像一下，一群人大多來自東歐，卻決定用一本宗教經典來證明他們有權偷走另一個民族的家園。他們的祖先是否從未踏上這片土地，並不重要。巴勒斯坦人是否已經在這裡連續生活了數百年，耕種土地、建立城市、在耶路撒冷、海法與納布盧斯那些至今仍然矗立的石屋裡養育孩子，也不重要。《聖經》告訴他們，這片土地屬於他們。 於是，殺戮、驅逐與掠奪就成了宗教工程。拖拉機被轉化成土地所有權證書，而錫安主義者則把信仰改造成一種殖民意識形態，用來替每一項罪行辯護。 他們所依據的歷史解讀，也沒有少一點扭曲。他們談論大衛與所羅門王國，彷彿那能給予他們今天驅逐此地居民的權利。即使我們暫且假設這些敘述是真實的，而這本身在歷史學界就有很大爭議，這套邏輯仍然從根本上站不住腳。 巴勒斯坦人自己就是這片土地原始居民的後代：迦南人、非利士人，以及那些在幾個世紀裡逐漸轉為基督徒、後來又轉為穆斯林的古代猶太人。DNA 不會說謊。我們才是留在這裡的人，是從未離開的人。 至於構成今日以色列多數人口的阿什肯納茲人，他們的祖先來自可薩人與歐洲改宗群體，並沒有真正把他們與這片土地連在一起的血緣關係。 即使兩千年前曾經存在一個猶太王國，這也不會給一個波蘭或烏克蘭猶太人權利，去驅逐一個在此地從未中斷生活的民族。 否則，我們也應該允許美洲原住民驅逐今日美國境內的所有人；應該把澳洲交還給原住民；應該把白人逐出南非。更諷刺的是，按照同樣邏輯，我們更應該把錫安主義者自己逐出巴勒斯坦，把這片土地歸還給它真正居民的後代，也就是我們。 錫安主義的邏輯經不起任何嚴肅檢驗。可是，以色列正是建立在這套邏輯之上，並且至今仍用坦克與戰機來保衛它。 1948年發生的事情，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爭。那是一場經過精密規劃與組織的種族清洗行動。 錫安主義武裝組織—哈加納、伊爾貢與史登幫—並不是在與正規軍作戰。他們襲擊的是毫無防備的巴勒斯坦村莊，屠殺婦女與兒童，以製造恐懼，迫使居民逃離。 Deir Yassin massacre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1948年4月9日，錫安主義武裝進入這座村莊，殺害超過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是婦女、兒童與老人。孕婦被剖腹，嬰兒在母親面前遭到殺害，房屋連同裡面的居民一起被焚燒。 這並不是孤立事件。Tantura、Lydda、Ramla以及數十座村莊與城市，都發生過類似的大屠殺。 目的非常清楚：讓巴勒斯坦人恐懼到不得不拋下一切逃命。 而我們確實逃了。超過七十五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村莊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以防居民返回。土地被新成立的國家透過法律沒收，用法律讓掠奪看起來合法。
高凌雲│七十五年的歷史鏡像：從吳石到台灣的和解與矛盾
【編者按】自1950年至今七十五年間，台灣社會經歷了從戰後威權、白色恐怖到民主化的巨大變遷。國民黨遷台後，二二八事件與戒嚴統治造成深刻創傷，影響世代政治情感。直到1990年代，台灣在後冷戰格局中逐步鬆動敵我意識，開放兩岸探親、終止動員戡亂、推動和解與轉型正義，使過去被壓抑的歷史逐漸被正視。 然而，在白色恐怖受難者陸續獲得補償與撤銷處分的同時，吳石的歷史定位仍備受爭議。作為為中共工作的軍官，他既是國民黨政權眼中的「叛徒」，又是歷史悲劇中的一個人——已付出生命代價。作者提醒：七十五年後，過往的仇恨是否仍須持續燃燒？若以人性視角回望歷史矛盾，我們能否放下意識形態所製造的敵我框架？近年，政治話語再度將吳石塑為今日的假想敵，反映台灣社會仍受統獨敘事牽動。本文主張，理解歷史並非為誰翻案，而是為讓冷戰遺緒不再牽制當代社會。如何在記憶、正義與和解之間找到平衡，正是台灣在持續民主化過程中不可回避的課題。 1950年到2025年，已經經過了七十五年，即便是當年出生的嬰兒，現在已經是垂垂老矣。七十五年的變化，不只是個風雨飄搖的台灣，如今是個富裕繁盛的台灣，容或有許多政治爭議存在，畢竟還是兩千多萬人的生活所在。 國共內戰失敗後，國民黨來到台灣，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最後的所在，但是國民黨政府曾犯下不少歷史錯誤，二二八事件引起台人反彈是其一，當蔣經國死去，台灣嘗試著走出後戒嚴時期的和解，首先面對的就是二二八事件，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將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種種歷史糾葛，濃縮進了短短的電影當中，一般大眾開始對於過去被國民黨嘗試隱藏的歷史，慢慢有了認識，認識歷史，並不是為了推翻國民黨，而是找尋社會往前邁進的理路。 1990年代，冷戰結束，世界局勢大變，兩岸局勢自然也要因勢利導，這個改變其實已經慢了，早在1979年開始，就應該調整了，甚至1971年當時，國民黨當局為了求穩，不敢邁開腳步，這是時代的悲劇使然。但在後兩蔣時代，無論你的立場如何，國民黨就是開始面對二二八問題，與台籍同胞尋求和解，白色恐怖稍微晚了些，但也是承認那段時間的壓迫，的確違反了許多人性價值。 台灣開放兩岸探親，這是台灣開始客觀冷靜地接受歷史的客觀演變，回到人性的角度思考兩岸問題，接著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解除戒嚴，短短幾年時間，國民黨當局將兩岸關係重新定位，與1950年代你死我活的肅殺，完全不同了。 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國統綱領，成立了海基會與陸委會，作為理性開展兩岸關係的開端，兩岸關係的解決，就在於雙方尋求和解的態度，你不再將對方妖魔化，不在稱對方為匪，試圖尋求雙方平等往來對話的基礎。 在這樣的大環境趨勢的變化當中，過去那些罪無可逭的人們，我們是否能夠用新的眼光看待他們，吳石經過判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個歷史事實不可能改變，他為中共工作的事實，也不可能抹除，但是在更多的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受難人當中，許多僅僅只是思想犯，甚至是無端株連，這些人大都已經獲得政府的補償，更在促轉會的努力下，撤銷原處分，可是吳石的判決，並沒有撤銷原處分。 紀念白色恐怖受難人，當然會牽涉到吳石，但吳石只是其一，既便是有了吳石，在1990年代以來，已經重新定位的兩岸關係當中，他雖是罪人，是國民黨政權眼中的叛徒，但這個漫漫的歷史長河當中，經過了七十五年，許多仇恨與偏見難道不能慢慢沉澱放下，吳石個人付出了代價，但當局在1950年代鼓動的那種仇恨，不正是1990年代開始自我調整的心態，不再將對方視為仇敵，而是一個為了解決中國內戰問題所面臨的談判對手。 1950年與2025年有著七十五年的時光差距，但是人們心中的仇匪恨匪心態，經過了幾個世代的交替，還繼續燃燒著，那麼我們不免要思考，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所謂民主改革，撇除威權政治，為何還不能用人性的角度觀照歷史矛盾。 2025年的吳石，無非就是許多國民黨朋友為了要在2028年拿下勝選，重新妝扮成了台灣的新仇敵，一個令人咬牙切齒的叛將，但是，這樣的論述，正是順從於民進黨關於台灣的論述，也就是任何推動兩岸統一的都是背叛台灣，都必須口誅筆伐。國民黨順應台灣民間的潮流，是現實考量，不能說不對，但是把七十五年的仇敵，再次當成今日的仇敵，時過境遷。 吳石個人的罪刑，兩岸的分裂，中國的苦難，都是中國近代史的悲劇，許多人為了中國的前途，有著不同的信念，發生了衝突巨變，造成了骨肉相殘，父子兄弟反目成仇，經過了七十五年，這些理當放下，只要用人性的角度思考即可。 1940年代，汪精衛，人人口中的大漢奸，幫著日本異族侵略中國，到了2025年台灣的出版社可以為汪精衛出書販賣，讓人們重新看待汪精衛的另一面，台灣市場可以接納出書販賣汪精衛，難道買書的讀者都是認同叛國的汪精衛，這是不同層次的問題，答案也是顯而易見的。台灣社會早就能夠接受二二八當中，的確有台灣菁英為了爭公道而犧牲，卻不能夠接受吳石，豈不怪哉。 客觀來說，沒有人為吳石翻案，這個歷史事實也翻不了案，人們只是對於當年遭到國民黨保密局迫害的犧牲者，表達關懷與同情，即便是吳石的審判，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三位審判吳石的將軍，都要上書蔣中正，是否可免除極刑，是蔣介入了軍法審判，決定了死刑，難道蔣韓劉三人都是叛徒的同情者嗎? 吳石沒後七十五年，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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