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和衝突最後不幸導致戰爭，不代表備戰的必要，更不表示戰爭的必然。它只是反映戰爭爆發之前的和平努力及運動失敗的無奈。而備戰不僅無法避戰，毋寧是和平終將以失敗告終的預警。在和平仍有機會實現的努力中，備戰恰恰是可能顛覆和平運動，時空錯亂的逆流。現在的俄烏戰爭終究全面爆發，不是俄烏鼓動備戰的蠢人太少，而是兩國堅持理性和平的智者不多；不是烏克蘭求戰的勇氣不夠，而是推動和平的志士的努力不足。所以，台灣如果不幸在某種程度上促發了兩岸的軍事衝突，那絕非只因對岸已有人迫不急待，或台灣沒有人推動備戰，而是兩岸和平努力及願望的全盤挫敗！」

＊作者是律師/前教授。兩岸問題研究者。著有 《兩岸新視野》（印刻 2022）。哈佛法學院法學博士。

（本文轉載自風傳媒，圖片為2017年漢光演習，來自中華民國總統府│政府網站資料開放宣告）

【編按】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長起來的學術團體，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影響深遠，學問傳承延續至今。與之形成對應的日本市民社會派雖然也曾在戰後日本的社會科學界盛極一時，卻未能像法蘭克福學派一樣開枝散葉，其原因何在？本文的作者山之內靖試圖從「日本的哈貝馬斯」——大河內一男與哈貝馬斯的學問發展的異同中來回答這一問題。大河內一男的社會政策研究中雖然蘊含著批判官僚體制獨善性、精神主義的合理性，但其研究目的在於對總力戰體制的證成。戰後，大河內一男的學術大多為其戰時研究的重複甚或後退。對於總力戰體制的深入研究雖然使得他具備了部分超越哈貝馬斯的可能性，但戰時遺產的兩義性使得他喪失了進一步發展出社會批判理論的可能。本文登於謂無名，感謝授權轉載。本文原載伊豫谷登士翁、成田龍一、岩崎稔編，山之內靖著《總力戰體制》（『総力戦體制』，東京：筑摩書房，2015 ），譯文由李梁譯，收於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12輯（未出版）。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這幾年，日本民間社會廣泛地流行簡單的民族主義思潮。它完全基於冷戰時代的思維，就是忘卻歷史、忽略鄰邦關係的基礎上，感情用事地處理問題。從學術的觀點批判這種民族主義思潮非常容易，但從學術界的立場有效觸動他們的情感卻很艱難。於是，後冷戰日本的學術思想界承擔著雙重任務：一方面他們要更加真實地研究曾經被忘卻了的日本歷史，同時通過歷史研究也要參與現實問題。毫無疑問，更重要、更艱難的是現實問題。日本學術思想界為了尋找有效影響日本人民的感情思維的途徑，不斷地調整著自己的思路。日本知識分子正在走著也許沒有終點，但必須走下去的道路。

（本文轉載自謂無名微信公眾號，原文收於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12輯（未出版）。感謝作者及刊物授權轉載。首頁圖片為「要求提高工資的日本勞動者們」，《國家地理》1946年6月號，圖片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