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為南韓54歲作家韓江,她也同時為南韓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本文作者鍾喬老師從韓江小說《少年來了》談起,書中描寫1980年光州事件中犧牲的少年,他們的死亡象徵救贖與無盡的影響。光州事件發生於5月18日,市民和學生為反對軍事獨裁而抗爭,但遭到武力鎮壓,導致許多人死傷。作者透過這段歷史,展現了青春的犧牲和生命的無常。文章進一步探討了南北韓分界與冷戰的遺跡,並將光州事件與台灣的「白色恐怖」相提並論,強調這些歷史事件對東亞地區的深遠影響,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過去的痛苦記憶。
五月,殘酷的記憶
那些鼓起勇氣迎向軍隊的少年,
是在光州事件裡決定留下來的少年,
也是母親在5.18那夜帶不走的少年;
是那些代替我們赴義的少年,
也是至今仍像影子般穿梭在你我身邊的少年。
這詩行,寫在202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作家韓江的小說:《少年來了》的引介中;書中在1980年5月《光州事件》中犧牲生命的少年,成了作者內心纏繞的葛藤,宛若影子一般久久未曾遠離!
因為這樣,少年的死亡,在生命長河的彼岸,彷彿獲致一種暗夜光芒的救贖;讓我們始終徘徊於那個春夏季節交界間的城市。
五月,是記憶中殘酷的時日。1980年5月18日,韓國光州發生舉世撼動的《光州事件》。幾些年前,出身光州運動的壁畫家洪成潭完成畫作《世越號,五月》,卻被當時總統卜瑾惠下令禁止展出,並遭驅出光州雙年展。後來,首展於台南成功大學舉行,堪稱東亞與全球紀念1980,《光州五月》與2014,《世越號》不幸翻船事件的文化行動要事。
我曾有一詩,書寫《光州,難以墜落的記憶》。如下:
光州,難以墜落的記憶
現在,書頁在日午酷熱的陋室裡
依自身輕薄的重量,找尋夏天
從島嶼南方吹來的一陣孤寂之風
書頁中,有人起身,以他素樸的肩膀
凝煉的眼神,以及夾雜著殖民時期混音的
話語,對我訴說一埸肅殺
天亮之前,記憶隨著乾涸的血逐漸蒸發
微明中,時間藉由一雙萎弱而纏滿藤蔓之手
緩緩拉開一扇窗。朝向一座城市
置身窗外的我,顫慄的身體
傾斜的目光,還有彷如歷經世紀之久
依舊激切的情緒於是,我目睹
幾何造型的光與影,在公共建築的
樓舍間,如春天難以設防的利刃
瞬時間,切割過一具具堆疊起來的
屍身光州,1980…空降師
戒嚴的子彈;市民身體上剝不落的血衣
穿越噤默夜空的學生革命的吶喊;還有
這個日午,走過殉難者墓碑前,那些乾涸的鮮花
那些殷切的士兵;那些已然側身世紀之外,卻又
始終不忘回返的魂。難測的屍骨之溫
在我靈魂深處的旅站徘徊轉身,才發現
我仍然身處時間的窗外,亞洲的窗外
無法不去面對的,卻一直隨波逐流的
冷戰的窗外。光州事件:1980年5月18日至27日,發生在韓國光州,是一次由市民自發的變革性民主運動,當時掌握軍權的全斗煥將軍下令武力鎮壓,造成大量平民和學生死亡和受傷。
車行,沿著凍冷的高速道路。窗外,奔急的江水,在蜿蜒的山脈和忽隱忽現的日光間,沿著一道邊界流淌著。「有沒有…那鐵絲網…穿過…就是分界線…」韓國民眾戲劇的年輕朋友,用一慣不順暢的英語,和我比手劃腳,拉著嗓門大聲說著。車窗外的景像,稍縱即逝,我一時也分辨不出:他手所指的遠方。
哪裡是鐵絲網?哪裡又是蔓草橫生的冬日荒丘。
手裡握著稱作是Kimbak的韓式壽司。上車時,就聽說,這是很民間的隨身食物,不可與習知的日本「壽司」相提並論。我心裡頭明白著,就更用心吃著,倒也不是為了要吃出什麼民族的、民眾的情感來,只當真感覺海苔緊裹著白飯的結實,的確和稱作「壽司」的日式精緻美食,有著極為不同的口感。
「好吃嗎?習慣嗎?」年輕朋友溢開了一抹亟待著肯定式答案的笑容來!「我們就快到了!」
「嗯…嗯…」我點頭笑著回應他的熱情時,心裡卻不免疑惑地嘀咕,「這麼快嗎?」
南北軍事分界線全長241公里,共有1291個黃色的界標。向著韓國方向的上面用英語和韓語書寫;而向朝鮮一面的則用朝鮮語和中文書寫。根據規定,軍事分界線兩邊各2000米為非軍事區,以避免雙方發生摩擦。
儘管,這麼許多年來,在討論東亞冷戰的文論中,似乎耳熟能詳地閱讀著相關於南、北韓分界的38度線。卻在身體置入時,一時難以想像,兩韓對峙的分界區,竟就在距首爾十分不遠的此處。
一行人抵達。分界區就近在腳底。冬日里,瑟縮著身子,我們得換車,才能進到警戒區。就在這時,我一下了車,便發現,不遠處有一賣飲品、紀念品和供應餐飲的平面建築,像是熟悉的觀光旅遊聚點上的景象;另一側的小丘上,一座古老亭台,掛著一隻和平鐘似的藝術成品,工整的書法,予人典雅而素淨的聯想。往前,我們步行來到己經被封禁的一道老鐵軌的分界鐵網上;寒風中,吊掛著盡是期待和平的抗爭頭巾。不免聯想,必定是從許許多多社會運動場合遺留下來,而今,攀落於時間殘痕上的、激切而悲忿的吶喊吧!
在廣場上停留,看著同行的伙伴邊拍照,便有些異樣的感覺,在心頭起伏著。這裡是南北韓分界的板門店,我點了根煙,四處張望,不知怎地卻聯想起兩年前的五月,初初踏進遠方光州民主受難墓園時的那一瞬間。沒記錯的話,「民主受難墓園」是2002年,於光州近郊豎立起來的紀念園區。偌大的廣場上,有一高聳及雲天的紀念碑。碑形由兩片滑向天際的、像似雲彩般的大手,護著一顆象徵生之希望的石卵。
「六張犁」是台北市區內的一處墳場。1993年,曾因「白色恐怖」事件慘遭監禁的客籍農民曾梅蘭,在歷經三十餘年的苦苦找尋之後,終而在荒蕪的墳場後山,尋獲刻有他兄長徐慶蘭名子的一隻小小的墓石。此時,距離他兄長被刑殺已有漫長的四十一年歲月。徐慶蘭因涉地下共產黨人案,被處決,而後僅以一墓石棄於荒野。
蔓草橫生、蚊飛密叢,墓石上寫有民國四十一年八月八日(即公元1952)的記載,恰是東亞冷戰風云達至高峰的韓戰爆發(1951)的來年。
徐慶蘭的刑殺,並非單一偶發事件。隨著他的墓石被尋獲,共有二百多個墓碑,被一一指認。集體刑殺的記憶,再度在冷戰過後兀自荒廢於美式「民主」、「自由」反共宣傳的社會中,波動著復甦民眾歷史與民眾文化的心靈。
這同時,經由陳映真先生的報告體小說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的問世,曾經發生於1950年至1954年間的地下黨人流亡事件,再度以組織性的面貌,具現我們眼前。
集體暴力、集體撲殺的背後,是二戰後的韓戰爆發時,在東亞布下的一道密如蛛網般的冷戰防線。令人心生畏寒的是:在這道防線下,仆倒於法西斯刑場的地下黨人們,至今,他們死難的魂,仍有若在「六張犁」公墓裡潮寒經年的屍骨一般,仿偟於虛構的政治符魅裡。
在「六張犁」荒墳的角落裡,斜斜地埋著另一座刻有「黃榮燦」姓名的碑石。經由日本民間進步學人橫地剛的發掘,我們得以了解作為木刻家的他,早年於中國大陸投身以魯迅為核心的左翼版畫運動。進而,在冷戰風潮的白色恐怖襲捲中,以一名「外省人」的身份,因投身變革解放運動,毅然犧牲了青春的生命。
沒記錯的話,是2005年的夏、秋之交,我引著來自南韓的民眾劇場友人張笑翼,從「六張犁」公墓的後山坡攀爬回來。那樣的荒涼,那樣散置斜插於暗幽野草間的墓石,令他久久激動,無法平息內心的鬱悶與困惑。他意有所指地針對著說,「在光州的民主受難墓園裡,聳立著高入雲天的紀念碑…紀念館裡的遺像和死難者的名子,沒有一刻不與民族的、民眾的民主運動產生關聯…」終而,他不解地問說,「你們的政府怎麼這樣對待他們呢?」
張笑翼的提問,有效地反應了經歷過冷戰清理的韓國社會,在反獨裁運動中,艱苦地建構起來的進步思想性質。是啊!一場韓戰,導致東亞長達半世紀以上、至今未稍退潮的軍事、政治、經濟支配關係。想想,冷戰封鎖下的民眾文化,終而在八零年代的南韓,演變成學生運動的主要抗爭場域;進而,在九零年代後的東亞,形成批判知識圈中的主要客題。
這麼看來,封禁在冷戰局勢下的那道閘門,恐怕還牢牢睹住台灣向外界探頭的視線吧!
不容置疑,恰恰是在這樣的提問下,「民眾劇場」做為一種反思有作用力歷史的文化利器,具現在人們面前,逼問著比歷史更為真實的記憶,即是劇場的表現。當然,這樣的記憶是與當下的現實,有著密切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