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基 │ 我的50、60年代

【編者按】這篇文章回顧作者在台灣50至60年代的成長經歷。幼兒時期，他在大肚鄉的磺溪書院幼稚園度過，對一位優雅的趙姓女老師印象深刻；小學階段，他在大肚國校永順分校就讀，並回憶了教師們嚴格的教學風格和體罰。同時，他也描述了鄉村生活中的趣事，如聽老人講述山中故事和體驗鄉村的簡單樂趣。進入台中市立第一初級中學後，他開始對學校以外的世界產生興趣，並參與了校刊《青靈》月刊的創辦。文章中還提到台灣在這段期間的政治事件，如228事件和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發表，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氛圍和作者的成長背景。

作者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台灣大事年表：1953-1959-1965-1971】

年份	我的生平大事	國際、台灣大事
1947		0228台灣228事件，廖文毅與謝雪紅逃亡香港
1948	父親自海南島歸來	0901廖文毅與謝雪紅在香港創立「台灣再解放聯盟」
1949	父親與母親在彰化縣二林鎮結婚	100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15金門古寧頭大捷 1210台灣全島戒嚴（直到19870714）
1951		0908舊金山和約出爐
1952		0428舊金山和約生效 0428中日和平條約簽署、0805生效（19720929失效）
1953	0901我出生於台灣省台中縣大肚鄉永順村	0126總統令「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1954		1203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19800101失效）
1958	0801進入村幼稚園就學	0823金門八二三炮戰
1959	0901進入大肚國校永順分校就學
1963		0920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1965		0514廖文毅被國民黨脅迫返台宣佈解散「台灣獨立統一戰線」
1966	07考進台中市立第一初級中學	06全媒台灣獨立聯盟成立
1969	07初中畢業，考進省立台中一中。經常出入USIS（美國新聞處）	1103聯合國辯論中國代表權問題，台獨聯盟動員到聯合國示威
1970	09擔任台中一中校刊總編輯，串聯台中二中、台中女中、宜寧中學、台中商專等校刊主編創辦《青靈》月刊	0424台獨聯盟黃文雄、鄭自才在紐約刺殺蔣經國
1971	與台灣中部文學界往來，認識丁穎、彩羽、笠詩社	1025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驅逐蔣介石的代表
1972		0228尼克松訪問中國發表《上海公報》

【小學階段】

整個50年代，對我而言，就是「學前時代」（Pre-schooling Age）這個階段，我在大肚鄉的農村，稻田裡遊玩嬉戲，玩蝌蚪、抓青蛙、鬥蟋蟀，經常全身泥巴。大概到了四、五歲，我們村莊利用清朝留下的歷史古蹟「磺溪書院」設立了一座幼稚園，我便被送進去學習。印象中，我蠻喜歡那個趙姓的女老師，她留著長頭髮，穿著卡其色的襯衣和卡其色的裙子，在當年農村普遍不講究打扮的女孩風氣裡，顯得十分雅致和專業形象，讓我十分著迷。她經常會抱起我、親我臉龐，那時候我就有一種「充滿幸福」的奇異感覺。據大姐後來給跟我說，我曾經多次跟媽媽表示，「將來要娶這個趙老師做老婆！」到今天，我閉上眼睛，還能在腦海感受到這位女老師的模樣。

我們永順村本來沒有小學。孩子們必須走路或騎單車到15公里去大肚山上的大肚國校去上學。我五歲那年。大肚國校永順分校成立了，一開始只有兩間教室，我就進去一年級的教室上課。一年級的級任老師王樹屏是山東人，一邊教書、一邊跟著自己的老父親就住在學校里。據說他的父親在山東濟南原來是個大老闆，有酒廠、有田地。共產黨打到山東了，他們就流亡到了台灣。不知道怎麼就弄到我們這個鄉下來教書。由於228事件的關係，台灣鄉下對外省人不算太友好，但農民單純，也沒有給外省人什麼找麻煩。不過嚴格禁止女兒跟外省人來往，說：「寧可剁了餵豬，也不許嫁外省人。」

王老師這個老父親，是個閒人，每天拄著拐杖，在村莊里到處溜達，滿嘴山東濟南口音，跟人家打招呼，逗小孩玩，漸漸也就跟大家打成一片，我們也不把他當外人。何況台灣人民尊師重道，對老師的父親，那就是「師公」啦，更要尊重。我記憶中，這老頭會醃鹹菜，放上好多辣椒跟胡椒，送給我們吃，我們都不敢領教。王老師單身，什麼家事都自己做。鄉下婦女對男人做家事難免指指點點。後來王老師就跟我三年級的級任老師陳銅蒼的妹妹結婚了——那時候，本省外省通婚還很少，鄉下人有些怪怪的感覺，不太能接受，但也沒說什麼難聽話，畢竟人家雙方都是老師呀。

50年代的小學教師，待遇薪資並不豐富。所以王老師他們後來在大肚街上菜市場那邊開了一家小店，販賣山東大餅，還挺好吃的。好像也生了一個男孩子，我們不熟悉。後來聽說，王老師跟妻子也離婚了。

我們村莊另外一位吃飽飯沒事乾瞎閒逛的老人叫張筍，據說是為清末秀才，一直渴望去福州考舉人，再去北京考進士，但是事與願違，日本人在1895年割讓了台灣，從此終結了他的「狀元夢」。張筍是老式的讀書人，四書五經，滾瓜爛熟，滿嘴仁義道德。經常教我們小孩子認字，也將一些歷史故事給我們聽。據說他被我們村莊最富有的一家員外的大小姐給招贅了，從此家境不愁吃穿，他的經常話語就是每天發牢騷、不能去北京考狀元。諷刺地，最後是日本政府聘他當我們村莊的「保正」，也算是個小官吧。

還有一個值得描寫的老人就是那位老乩童吳口，是我同班同學的祖父，經常在村莊給人當長工，生活比較困苦，但是此人話語不多、極為勤勞實在，我們村民都很喜歡他。據說，年輕的時候，他打工到山上去砍收蘆葦，經常一去就整年不回家，也就住在山上簡陋搭建的茅草屋。小時候我們喜歡聽吳老頭講述山上的故事。據說，他在山上獨居三、四個月之後，突然出現有一隻母猴子每天都會採摘一些野果拿來給他吃，然後形影不離圍繞在身邊。顯然這只母猴對年輕的吳口產生特殊感情，每天都來。

後來有一天吳口的妻子從村裡跑到山上來看他，少不了年輕夫妻表示恩愛一番。恰巧遇到母猴子採摘水果回來，恰巧瞥見他老婆與吳口摟摟抱抱，這只母猴子醋勁大發，猛然撲向他妻子身上又抓又咬。吳口沒有辦法，就只好拿起扁擔打擊那母猴子，終於把她打跑了……從此，那只母猴子就失蹤了。

顯然這只母猴子傷心欲絕，走了……

永順分校只開班到四年級，一升到五年級，就得搬回大肚國校本部去上課。那時候小學升初中必須參加聯考，我們為了考上好初中，都要補習功課，每天都搞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騎著腳踏車回家。我五年級的級任老師是洪文章，數學教的很好，但是非常嚴格，經常抽打學生。我就被打過好幾次。他還非常變態，讓我們俯臥撐在地上，不讓我們起來，實在痛苦不堪。教我們國語的是山東老師張啓吉，是一位國軍的退伍連長，我們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都是他灌輸的。他給我們講晚清帝國主義侵華歷史，讓我們小小心靈充滿對帝國主義的憤恨。張老師培養我們國學修養和作文能力，很有方法。今天我們的中文水平，跟他絕對相關。他也經常體罰學生，咬著舌頭抽打我們，非常可怕。

不過，我們鄉下有日本人遺留的「茶室」行業，就是有「三陪小姐」的餐廳，我們小時候經過這種餐廳都故意繞道，以免看到「兒童不宜」的畫面。有一次，我故意接近那家茶室，透過窗戶飄起的窗簾，就瞥見洪、張兩位老師懷裡坐著：「茶店查某」（陪酒小姐），在裡面喝酒作樂，兩人臉上都被女人口紅親的好多唇印。一回到家裡我就吧看到的場景告訴母親，沒想到，這也害我被毒打一通。

小學時光就這麼悠哉游哉晃蕩過去，到了五年級暑假，父親擔心我小學畢業考初中會台緊張失常，就想讓我提早鍛鍊一下。於是。他向隔壁村一位陳姓學長借了小學畢業證書，用他的名義去報考台中市的初中聯招考試。當時，小學年紀還沒有身份證，小學畢業證書又沒有像片，於是我就冒名頂替參加入學考試。結果一放榜，錄取了「私立宜寧中學」（據說，這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為紀念他自殺的女朋友陳宜寧所創辦的初中），父親對這結果很滿意。果然，第二年我就考上台中市的重點初中——台中市立第一初級中學（今天的「居仁國中」）。

關於小學孩童記憶，還有三件事情特別有趣：一是台灣鄉間鋪有窄軌，約70公分寬度的鐵軌，是糖廠用來拉白甘蔗去製糖的小火車。每到甘蔗收割季節，小火車就會拉著滿滿十幾節露天車廂的白甘蔗，前進的速度並不算快，大概時速在30公里左右。我們村裡這群小孩就圍在小火車兩邊，用手去抽取白甘蔗，有的還能一抽就是一大捆。鄉下孩子沒有什麼零食可吃，投點白甘蔗就能吃上好幾天，何況，沒有人管，偷就偷吧！不過，我的技術不好，經常火車跑遠了，一根白甘蔗也沒偷著——不像我同學劉定玉，一偷一大把。

另外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就是在秋收過後的稻田裡「控窯」。我們先在田裡挖出直徑50公分、深度約30公分的洞，然後圍著這個洞堆壘土塊，大約50公分高，留下一個燒材孔再「合龍」起來。然後撿拾樹枝和稻草開始燃燒，等燒到土塊發紅了，就把番薯二、三十個丟進土窯內，燜好後就推倒周圍土壘，用力踩平。然後我們就在附近玩捉迷藏或過家家。約莫三四十分鐘後，用樹枝把番薯挖出，香噴噴的烤番薯就可以吃了。

我們家除了種地之外，父親還開設了一家小雜貨店。當時家境還不錯，據說收音機開始進入台灣的時候，我們家就有了全村第一架收音機。於是村裡老人們一到晚上吃過飯，就會擠到我們家的客廳來聽「講古」（評書）。而且進入冬天比較寒冷的時候，父親那張竹制大床就成了村裡老人們一起蓋被聽講古的樂園，經常七八個人擠成一團，一面聽收音機，一面說鬼故事。我的封建迷信在這個農村裡接受的耳濡目染教育，大抵如此。

不過，當我讀初中、台灣開始出現電視機的時候，我們家的家境就趕不上人家了，可能排在20名之後才買得起電視機。這時候，來家裡看電視節目的布袋戲和歌仔戲的人就沒有以前聽收音機的那麼多，因為隔壁村張筍的兒子也開了一家雜貨店，他們比我們家早兩年買了電視機，很多人擠到他們家客廳去看了。

據我的姐姐們回憶，小學階段我蠻自覺用功，每天早晨四點鐘就會起來念書，那是一般鄉下農民孩子辦不到的。還有鄰居一位台中師範畢業的小學老師陳宏義告訴我，當年他給我們講梯形面積等幾何問題，孩子們聽不懂，只有我一次就搞清楚。當時我有一位好同學陳世能，住在我們迎媽祖繞境的下一個村莊「份仔莊」，成績也很好，老是跟我搶奪第一名。他每天下課回家後還要整理家務、養豬下地，我感覺實在比不上他。他的父親也是個農民，在大肚溪埔有一大片沙地，這顆累壞了我同學。據說他父親到了30幾歲還沒老婆，好幾次跑來求我母親給他找對象。後來我母親從娘家二林那邊給他說合了一門親事，他對我母親感恩涕零。不料婚後三五年還是沒有懷孕，他來求我母親給他從娘家那個村莊找來一個養子，本來也是疼愛有加，當親生兒子對待。這個孩子就是我同學陳世能。出人意外的就是在陳世能8歲那年，他的養母突然懷孕了，生下自己的親骨肉，父母兩人突然偏心了，對親生的倍加寵愛，開始對陳世能惡意虐待，搞得連我母親都看不下去，苦勸過他的養父母好幾次。但是陳世能在家務農事繁忙中成績一直跟我不相上下，實在很不簡單。我順利讀上初中，他卻被養父母直接改變命運去種田，後來長大後我再遇見他，已經是個典型的台灣農民了。大家相逢還會打招呼點頭微笑，但是，已經沒有我們當年一起騎腳踏車上下課的那種感情了。

從陳世能的遭遇，我想到三個姐姐成績也是非常優秀，但是台灣鄉下貧窮，重男輕女，都讀到小學畢業就去紡織工廠當女工了。大姐劉素貞一直是班上第一名，她們班上有位同學陳文村，成績一直趕不上她。結果家裡願意栽培，考上初高中大學，在清華大學核工系畢業後去UCLA讀了核子物理學博士，後來還回到新竹清華大學做了校長。70年代跟90年代我兩次遇見陳文村，聊了彼此狀況，深感造化弄人、無限唏噓。

這個階段我的閱歷方面比較特殊的，就是有個夏天學校組織我們去看「中美聯合演習」，在大肚山看到美國運輸機上面打開機艙大門，跳傘，降下來坦克車、大炮、還有傘兵一個一個跳下來，有一個傘沒張開，摔死了。我們看了很難過。當時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蜜月期，老蔣跟老美合作把台灣防禦配合美軍，我經常看到美國黑人士兵也跟國軍一起行軍。

另外就是國民黨在台灣徵兵，強迫義務兵役，這跟日據時期募集「台灣志願兵」去中國大陸跟南洋作戰一樣，鄉下老太太們看著自己孩子要「出征」，除了求神拜佛就只能是痛哭流涕。台灣充員兵最怕去金門馬祖服兵役，外島戰爭隨時發生。那時候也經常聽說大陸的「水鬼」（蛙人部隊）摸哨上岸，在金門割喉我們的衛兵，還有整個碉堡都被割掉耳朵的。

1995年我在台北《遠見》雜誌擔任高級編輯，出差去山東採訪。我住宿在濟南的寶島飯店。晚上飯店劉老闆看我是台北過來的，就泡茶陪我聊天。劉老闆是山東濟南人，1949年告別了新婚妻子，跟隨國軍到台灣當兵，後來兩岸隔絕了往來，他就在台北又娶妻生子。等到1987年11月，蔣經國開放外省老兵可以返鄉探親，他也沒想到回來。但是跟他一起去台灣的山東老兵回家探親，一次兩次三次碰到他的結髮妻子，這位大姐就問這些台灣返鄉老兵「劉XX是不是死了？問什麼你們回來了，他不回來？」這些老兵不敢說出劉某在台灣又結婚生子的事情。回到台北也私底下轉告劉某他老妻在找尋他的事情。劉某感覺對不起為他收了一輩子活寡的髮妻，也沒想要回老家團聚。後來又有一次有位老兵回到濟南鄉下，這位大姐找到他拜託他攜帶一包東西去台北交給劉某說「要是他還活著，就把著包裹交給他！死了就把包裹丟在台灣吧。」

劉某接到這個包裹，打開一看，哭了三天三夜，跟台灣老婆訴說了全部實情，坦白說，「我再不回去看大姐，就不是人了。」原來包裹裡面是當年新婚之夜的枕頭套，保存了40年，上面淚痕斑斑……據說這位大姐的丈夫是中共認定的：「去台人員」，除了三番兩次被逼迫作出交代，還被共產黨做工作，要她改嫁，逼迫數十次。每次，這位大姐都謹守山東婦女美德，為丈夫守活寡40年。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種壓迫，簡直無法想象。枕頭套的斑斑淚痕就是1500個夜晚思念丈夫的血淚。

於是劉某帶著台灣再結婚的太太跟孩子們回山東老家來認這位大姐跟大娘。並且把台灣的資金拿回濟南開了這家寶島飯店。台灣的老婆尊稱大陸老婆為大姐，大陸老婆不願佔大，還感謝台灣老婆「替我照顧男人40年！」：兩個女人互相謙讓，一家十分融洽。

我聽劉老闆講述這段經過，唏噓不已。國共內戰、海峽天塹，史無前例。以前歷朝歷代內戰，就算日本侵略中國時候，封鎖線還是允許老百姓往來的，像台灣海峽封鎖這麼徹底的，就沒有發生過。

後來劉老闆還告訴我他們當年一條船到台灣的同行老鄉，裡面居然有我的小學老師王樹屏父子一家，還有我的初中校長汪廣平一家。還有幾位流亡學生，後來有一個郝姓的學生還變成我的初中理化老師。汪廣平是位辦學高手，他把「中市一中」這個初中二六初中辦成台中市一流初中，超過省立台中一中初中部。在台灣把初中改成義務制的國民中學後，汪廣平又把台中一所水平很差的私立武訓中學接管，辦成一流的私立初中，改名「明道中學」。後來他又把它升格創辦「明道大學」，據說水準也不錯。

沒想到幾個不相干的事件與人物，最後都碰到一起了。這個世界還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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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中市一中】

從我的故鄉大肚要到台中去念初中有兩條交通路線：一條是搭乘公路局的大巴，從大肚經過追分、王田轉成功、烏日，大概需要40分鐘。另外一條則搭乘海線火車，先到彰化，再換山線火車去台中，由於在彰化換車，需要等車，可能需要一個半小時。

讀初中時我們同學都搭乘火車，時間比較漫長，但是學生們就在車上背誦古文課文和英語單詞。我們是鄉下孩子，第一次進城，一切都很新鮮，一切都很好奇。當時也沒什麼辛苦不辛苦的想法，有空就讀書。成績還不錯。所以第三年，中市一中學校突然出了一個新政策，把我們這個年級的學生前20名，抽取2、4、6、8、10一直到20的名次同學，另外組成一個一個「初三辰班」，作為突破高中聯考的「狀元班」，我就這樣進入這個魔鬼訓練班。每天有小考、每周有周考、每月有月考、學期有期考。所以到了高中聯考。什麼考題都看過了，成績自然很好。我們辰班60個同學，除了有一個是因為家長有權有勢，通過黨政關係被校長「塞進來」陪讀的之外（這位同學很可憐，是典型的「雞立鶴群」！），其他同學有九成考進台中一中，其他則考進台北工專。重點高中升學率幾乎百分之百。

海峽兩岸其實都一樣，所謂一流初中跟一流高中就是保證升學率一流。

我們就被訓練成「考試機器」。而且只在乎考試科目。那些升學不考的學科就不重視了。到今天，我的美術、音樂、勞作、體育都不行。我們中市一中還體罰學生，我記得初三時還被級任導師叫去辦公室，他把報紙卸下報夾，用木制的報夾猛烈地抽打我的屁股。不過，那個時候我們好像都不會懷恨老師，只有自認倒霉或自覺悔過。

初三階段，我已經會通過郵政劃撥，到台北的「文星書店」訂閱《文星》雜誌跟文星叢刊了。鄉下的孩子，思想開始飛翔，不甘心學校的制式教育，開始對外摸索。

汪廣平校長似乎給我們聘請一批不錯的國文、歷史老師。當時水平比較好的文史老師，大部分是外省教師，南腔北調的口音，不容易聽懂。我就記得有位蘇北過來的國文老師，滿嘴土話，他為了讓我們容易聽懂，每次上課，先講笑話，我們慢慢聽懂一些笑話了，他的蘇北口音也就聽明白了。還有一位瘦瘦乾乾的白子鶴老先生，是教《三民主義》的，脾氣很不好，有一次考試考題問「什麼是大同？」，有位同學耍寶，回答「大同電扇、大同電視、大同電冰箱。」白子鶴老師氣的滿臉通紅，跑去找校長，非要開除這個學生不可。其他老師紛紛求情，最後還要記上一隻大過。

中市一中每個週六下午學校都會租賃電影來給學生觀看。60年代的好萊塢大片就是這樣，我幾乎沒有錯過。當時台灣政治還是高壓，我們也沒有什麼體制外的想法，思想單純，一心一意只想考上台中一中的高中，初中生活就這樣在「考試跟等候考試的空檔裡」度過。大家都一樣忙於考試，也沒有什麼「少年維特的煩惱」或其它不良少年症候群。

大肚鄉下的農民子女能夠考上台中市的一流初中，難免有種「精英意識」，自覺還要考上一流高中、一流大學。父母也覺得孩子能夠讀書上進，就要支持鼓勵，也不讓我們去農地裡幹活，專心讓孩子讀書，期待能夠光宗耀祖。母親給我的零用錢非常充裕，我最喜歡在週末中午放學後，在台中市內吃上一大盤30個水餃再喝上一大碗酸辣湯，然後走到第一市場去吃蜜豆冰、紅豆牛奶冰或喝500cc的木瓜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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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台中一中】

對於台灣中部5縣市的初中畢業生而言，台中一中就是第一志願。能夠考上這個高中，家裡也覺得揚眉吐氣，走路有風。我好像沒有特別困難，就考上了。父親非常得意，請客吃飯。親戚朋友們也都覺得，以後劉家的希望就在我身上了。

高一我還循規蹈矩讀書，只是下課後會跑去學校附近的美國新聞處看那裡的英文圖書、報紙、雜誌。那裡借閱非常方便，只要填寫申請表格就給你隨便借閱，還有影音資料，也可隨便借閱。

70年代一開始台灣就是多事之秋，先是保釣運動，再來是退出聯合國、上海公報等等傷筋動骨的國內外大事。台灣有新聞檢查，但是美國新聞處的英文雜誌與報紙沒被封鎖，我還是看到很多國際新聞內幕。我內心深處，也在暗中思索著有關台灣歷史與前途的種種問題。

一到高二，我跟同學陳信元一起接任校刊總編輯，我們都不願意把校刊辦的像學生作文簿，而希望更加融入社會與現實。因此，我們廣泛地接觸台灣中部的文學界作家，也跟其它學校校刊做串聯，組成跨校聯盟的《青靈》月刊社。包括台中二中的陳進興、台中女中的沈妙娟、台中師範的司徒門、台中商專的高秀逸、宜寧中學的劉曉華等等。

高中我在台中一中念書，寄宿在一位本校老師家裡出租的房子。下課後也喜歡外出走路到處亂看。有個週末傍晚在台中公園正門對面，看到有個新出現的書攤，就過去淘淘看有沒有好書。這個書攤的老闆也是退伍軍人，本名張恍，湖南長沙人，結識之後才知道他也是軍中作家詩人，筆名「彩羽」，是《創世紀詩刊社》的成員，出版過詩集《上升的風景》。他可不是向我兜售黃色小說結識的，而是看我淘購的書籍很有水平，繼續向我推薦同類好書，我也立刻感覺「這個老頭不一般」， 於是經常過去陪他坐著小板凳、一起擺書攤。

    當時我是台中一中校刊的總編輯，參加過許多文藝活動，認識許多台灣中部文學界的作家與畫家。彩羽的出現，更是如魚得水，無話不說。他在長沙已經讀過高中，練過武術，古文造詣很高，對30年代以降的左翼文學作家很熟悉。當年愛國熱情，參加青年軍。跟隨國軍來台後，駐守馬祖北竿島，是炮兵上尉。

    彩羽馬上變成跟我是一起喝酒的忘年之交。像老大哥一樣照顧我。我經常帶著高粱酒去他租賃的陋巷小屋，他就簡單炒兩個小菜，我們就開喝，聽他講大江南北軍旅生涯，以及他讀過的蘇聯小說。有一次我跟父親吵架離家出走，他養了我快一個月。其實他經濟也不寬裕，有時候，他蒸好飯，沒菜，就抓起一把青辣椒剁碎，用鹽巴搓搓去水，加上醬油香油。這樣我也能吃上三碗飯。

我更喜歡他有機會就帶著我到台北結識他創世紀詩社的詩人朋友，像洛夫、瘂弦、張默、管管、辛郁等等。也帶我去過小說家司馬中原跟朱西甯等處。有時候我們還會去武昌街，明星咖啡館前面小書攤，跟詩人周夢蝶聊天。

一般，他出去搜購舊書時，偶爾會遇到好書，大陸出版的左翼作家的書，像魯迅、茅盾、巴金、丁玲等，詩人艾青、戴望舒、郭沫若等，還有許多國民黨在台灣禁止的左翼理論書籍，圖書館已經滅絕了，但收破爛時能夠碰上。他內行，會留下了給我。同時，台灣各種詩刊跟詩集，只要他有的，我就拿來隨便看。像《創世紀》、《藍星》、《大地》、《水星》以及《笠》等詩刊，他們的詩人詩作我都不陌生。

    高中階段我跟校刊另位總編輯陳信元以及方湧、陳朝樂同學等人，曾經串聯台中二中校刊主編陳進興（筆名「凱洛」）和美編陳永豐等人、以及台中女中校刊主編沈妙娟、宜寧中學校刊主編劉曉華和台中商專校刊主編高秀逸等等一起創辦《青靈》月刊，靠拉廣告收入維持。方湧不知什麼原因，從台北建國中學轉學過來，他見過大世面，是個謀略家，能夠無中生有，創造條件。我們沒有學校資助，就能跨校合作，創辦這份報紙。必須說明，台中一中的招牌還是很好用的，我們的刊物，台中的眼鏡行、文具行、補習班這類學生服務業還是很願意登廣告的。凱洛介紹我認識笠詩社的詩人傅敏（李敏勇，後來獨派台灣筆會秘書長），他膾炙人口的名詩《手絹》我還能朗朗上口背誦。隱隱約約間我感覺笠詩社某些詩人政治立場上除了「本土派」，可能還有些親日情節。傅敏的妹妹考上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傅敏還專門打電話拜託我關照關照。此外，凱洛還跟我說，中原大學有個詩社叫「盤古詩社」，好像發生政治問題，學生被警備總部抓走了。我似乎已經意識到台灣校園內某種不安的氣氛。

由於一連串校內外活動的影響，我開始頻頻請公假曠課，學校功課開始跟不上進度。記得李敖的母親在我們訓導處生活管理組當組長，每次我去請公假，她就揶揄我：「現在你出風頭，將來你要吃苦頭！」

當時她的先生李鼎彝已經過世，兒子李敖被國民黨抓去坐牢，老太太帶著小孫女李文（李敖與王尚勤所生）相依為命。我的朋友丁穎經常會去接濟老太太，有時候我也會跟過去，看看李敖傳說中的藏書和資料庫。

台中一中的國文和歷史老師也都不錯。印象中，我高一導師郭大傅是江西中正大學畢業的，也被台灣警備總部保安處請去坐牢12年了。據說「中正大學案」也抓了不少人。另外有位歷史老師齊治平，每次上課都喝的醉醺醺的，經常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批判國民黨，卻沒出事。據說是老婆跟人家跑了。

高中生活就這麼有驚無險度過。沒有同學相信我能夠考上大學。我也吊兒郎當地，穿著短褲頭、大拖鞋進考場去應試。結果一放榜，跌破眾人眼鏡，竟然考上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

事後分析，能夠考上的因素也很簡單，主要靠國文、英文和三民主義這三科。數學我早放棄了，考不到14分。歷史和地理，人家北一女的學生可以考接近200分，我兩科分數沒有人家一科多。英文我一直抓緊，成績有90分。最有趣的是三民主義，只有一本教科書，不像歷史地理，都有6本，於是戰略投資在這本課本上，考了96分。

我就這麼稀裡糊塗考上大學。套句高二導師王學勤告誡我「一定要上大學」的話：「不是文憑主義，而是要延續學習的機會。在大學會遇見更多好老師、更多好同學、更寬廣的眼界！」

20240701台北內湖晚晴齋，10001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