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台灣媒體對於疫情，多著重在醫療相關政策，而對於這次上海疫情的報導，也多著重在「動態清零」下衍生的各種問題。然而，對於實際生活於其中的人來說，究竟怎麼應對、渡過難關呢？上海「工人新村」以及生活其中的中老年阿姨們是一個例子，「工人新村」保留了集體主義的精神與生機，在疫情之下發揮了社區集體互助的作用。1952年，隨著滬西工業區（現上海市普陀區）曹楊路鑼鼓喧天、汽笛長鳴，曹楊新村也成為上海第一個為專門為工人搭建的住所，為工人提供了享受愜意生活的場所，是社會主義中國工人翻身做主、生活質量提升的真實寫照。然而改革開放後，上海國有企業改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工人新村往日的風采已不復存在。工人新村逐漸「淪落」為繁華都市裡的老舊小區——居住條件差，大量「外來人口」湧入，居住在工人新村的人們也往往被貼上「底層」或「貧困」的標籤。可當新冠疫情來臨時，你會發現，這些看似破敗的老舊小區絕不是「治理」的對象，而在其內部蘊含著強韌的集體主義精神與生機。面對疫情，工人新村裡的人們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尤其是那些曾是工廠職工現在或下崗或退休的中老年阿姨們，她們挺身而出參與維護社區運行的各種工作，努力保衛著自己、家人及社區。她們的故事值得我們知曉與珍視，更值得我們的反思。本篇訪談來自《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一書三位作者葉子婷、章羽、劉希的觀察，感謝三位作者授權，這篇訪談轉載自人民食物主權，原登於第一財經，由第一財經記者佟鑫採訪。
當疫情突然來臨，很多人發現，通知你馬上下樓做核酸的是一位阿姨。她可能是樓組長，可能是社區志願者，也可能是經常到居委會去的社區活躍分子。
在工人新村這類老舊小區裡面，中老年婦女更像是社區的主人。平時，她們了解這裡的一切細節；疫情期間，她們挺身而出參與維護社區運行的各種工作。其實她們都是普通居民，有自己的困難需要克服，也需要社區和他人的幫助。
基層婦女最需要理解
在《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一書中，6位工人新村基層婦女用日記的形式寫下了她們在2020年六七月間的生活。時值本土疫情起伏，每個家庭的生活反复受到衝擊。從自己的身體健康到家人的衣食起居，從參與社區志願服務到安排業餘生活，婦女們的文字活靈活現，展示了她們努力生活的力量和意志，也體現出了工人新村這種時代特徵鮮明的社區如何應對疫情的壓力。
任教於上海交通大學的葉子婷、上海理工大學的章羽和西交利物浦大學的劉希三位學者組成了研究團隊，在居委會的協調下，組織這些工人新村的基層婦女參加日記寫作工作坊，也以她們為研究對象，考量城市基層女性的生命歷程。完成這個研究項目之後，她們受到很多感動，覺得從婦女身上學到了很多。
以互聯網電商為代表的消費主義造成了很多浪費，也讓我們習慣了過著不接地氣的生活。而對工人新村基層婦女來說，錢是很有限的，要花得有效率。為了買到便宜的菜，她們寧願多走一段路去偏僻一點的菜場，精打細算是她們一直以來的習慣。
她們的家庭開銷預算比較低，因此也需要利用免費的資源，比如社區公共服務場所。章羽說起社區圖書館，就開起了自己的玩笑。身為大學老師，她曾經覺得工作總要營造某種氛圍，不去咖啡館點好咖啡再打開電腦，好像寫論文就不順手。和工人新村婦女聊得久了，她開始覺得，這種自我營造的身份認同感非常假。社區圖書館很安靜，也有不少可以利用的資料，只要不覺得那是大爺大媽才去的地方，就能適應那裡，高效地做事。
葉子婷作為研究項目的發起者，曾經擔心自己普通話說得不好、聽不懂上海話，怕和阿姨們聊不透。結果反而是阿姨們主動打開自我，讓她感到放鬆。她強調，工人新村婦女有很強的社區認同感，但不同的人會以不一樣的方式表現出來，有的婦女會為她的每一條朋友圈點贊表示支持，有的則會積極和她聊起家裡的事，也有人希望保持距離，甚至拒絕別人支援，只想獨立打拼。她認為，要尊重每一個人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尤其是每個基層家庭都有自己的困難，從健康到財力再到家庭關係，都需要外界去理解、關懷並給予支持。
守護社區靠她們
在婦女們寫下的日記中，往往看到的都是積極的一面，家中的困難不足為外人道。師生組成的研究團隊與居委會幹事、社會工作者一起，在幾年時間裡不斷與婦女聯絡、談心，和她們的家人也成了朋友，更了解她們的內心世界，知道她們需要什麼。
H阿姨生於1950年，父親是一位勞模，因此一家人在《海上凡花》研究的這座工人新村剛建好時，就光榮搬遷入住。她有三個姐姐，其中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全國勞模。H阿姨曾做過紡織廠車間工人，因表現優秀，被抽調去半脫產讀書，獲得醫師證書，轉做了工人醫生。
她的家庭一直堅信「為人民服務」是最光榮的事，因此，H阿姨直到70多歲，還饒有興致地參加社區志願服務。在2020年6月的日記中，她寫到，社區志願者都積極要求參加小區值班，提醒居民外出注意防護，核驗居民的小區出入證等。6月17日，她在幼兒園門口執勤。18日，她與夥伴們一起提醒居民文明養狗遛狗。19日，她既執勤又上了健康網課講座。
志願服務工作緊鑼密鼓，H阿姨感到充實，但也有為難之處。研究團隊了解到，H阿姨的女兒2014年因患病早逝，留下一個外孫要老兩口撫養。H阿姨自己也是癌症康復婦女，出來做志願者也需要考慮體力和精力的消耗。那她為什麼還要堅持積極地出來做志願者，甚至在這次奧密克戎突襲上海期間，還主動提出繼續做社區志願者呢？
葉子婷認為，H阿姨的家庭歷史和個人生活體驗都促使她願意去當志願者，想要奉獻自己的生命來貢獻社會。「只要能力夠，她們甚至想為整個上海、整個國家做貢獻。」這是她們試圖尋找到自己生存價值的一種努力。
章羽說，非疫情時期，很多社區事務就是由居民婦女在做，只不過沒有被大眾注意到。「突發事件來臨，大家都處於慌亂之中，一些人卻像專業的警察、醫生一樣，在小區志願服務當中顯得那麼淡定，映入我們的眼簾，這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在她看來，「婦女保衛社區」是一種常態。
劉希提到了「社會再生產」這一概念，在《海上凡花》一書中，研究團隊也對此展開了專門的分析。對工人新村的婦女來說，家務勞動、家庭照護、參與社區建設，都是她們從事社會再生產的過程。劉希認為，工人新村社區為基層家庭的社會再生產提供了很多硬件和軟性的支持，比如居委會給婦女們提供各種機會，社區裡有圖書館、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等場館提供免費的服務。獲得這些支持的婦女，願意自發為社區貢獻一份力量，她們也會把做這些事情視為能夠實現個人價值、建構新的社會身份和擴大社交圈的方式。可以說，婦女需要社區，社區也需要婦女。
變化中的工人新村
現在看來，工人新村在繁華的上海僅僅是中低檔的居住小區。但是，在它們剛剛建成的年代，以「兩萬戶」為代表，這些專為解決廣大工人群體居住問題而集中規劃建設的社區，有很多不可比擬的優勢。
同濟大學副教授楊辰的著作《從模範社區到紀念地：一個工人新村的變遷史》，呈現了對曹楊新村的長期研究。除了戶型、設施等方面的優勢，工人新村還有深度的社會主義集體化特徵，能為居民提供豐富全面的公共服務，從洗衣、育兒到文化教育、體育娛樂，曾經是社區精神的典範。
很多年過去，不少工人新村已經被拆遷，或被新建的樓盤、寫字樓包圍，建築面臨更新維修，社區服務也越來越單薄。以《海上凡花》所研究的這個工人新村社區為例，當年有的婦女搬入這裡時還覺得太偏遠，現在有人換房搬去了松江，會懷念這裡更方便、離市區更近。這一大片工人新村中的「一村」，已經變成了一座甲級寫字樓。葉子婷說，這是為整個城市服務的，而不再是給工人新村的婦女提供服務的了，連帶著附近的菜價也在漲，新開的大超市價格不菲。
但是工人新村維持運轉至今，從社會氛圍到社區管理的形式，都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參與日記寫作工作坊的婦女中，也有較晚從外地遷入的，工人新村相對較低的生活成本，幫助她們的家庭更好地融入上海。當他們有了其他的生活目標，再考慮搬走。比如那戶搬去了松江的家庭，是因為他們的女兒考上大學去了北京，學區對他們不再重要。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已經讓這裡的房價漲幅明顯，賣掉這裡的房子，可以到郊區買一套大一些的房安度晚年。
《海上凡花》中有一位婦女，曾面臨家暴威脅。據深度訪談，疫情也曾加重其家庭內部的緊張氛圍。工人新村的鄰里關係對她是一種很重要的保護，以前一旦家暴情況出現，鄰居、居委會幹事等都會出面幫助制止，保護這位婦女，幫她尋求必要的醫療和法律支持。葉子婷告訴記者，近來這位婦女面臨的家暴壓力已經大大減小，老兩口的關係融洽多了，這跟居委會和社會工作者引入法律專業支持有很大關係，這位婦女的丈夫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行為會受到法律的製裁。
在另一位婦女的日記中，也寫到了社區更新給他們家庭帶來的影響。工人新村的改造更新項目啟動時，要為他們解決廚衛合用問題，進行成套改造，但是方案可能使他們的房間窗戶被遮擋。她女兒身體欠佳，需要長期居家照護，每天開窗通風、曬太陽都十分重要。這位婦女多次奔走，希望修改房間的改造方案。經過多方協商，終於有好消息傳出，改造方案已經有所調整，可以滿足他們家庭的需求。
透過這些基層婦女及其家庭努力生活的印跡來看工人新村，還有很多故事可講，在可見的未來還會有很多變化。研究團隊很看重工人新村為上海未來發展帶來的啟發性價值。章羽認為，不管在上海哪個區的工人新村，現在看來，區位條件都是相當優越的，離大商場近、買菜方便、周圍有公園綠地，生活相當便利。「正是這些工人新村的存在，為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帶來了一息煙火氣。」
一段訪談：社區共同體已經存在
與工人新村基層婦女們貫穿多年的訪談、交流，使葉子婷、章羽、劉希等學者和學生組成的研究團隊受益匪淺，感觸良多。與婦女們交往的細節使他們感到，還有這麼多細微的生活經驗可以學習。雖然這些婦女的家庭面臨各種困難，她們卻能長期保持更好的心態去迎接生活的挑戰。
在她們的身影背後，在當下觀察工人新村存在價值的視角也更加多元。與世界各地城市貧困人群聚居社區的比較，也能看出上海的獨特之處。
第一財經：
在你們看來，最近這次疫情與你們在書中記錄的2020年疫情期間比較，這些工人新村婦女的處境和生活有沒有新的變化？她們在日記中寫到的買菜、解決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等問題，是否有所改善？
章羽：
2020年的時候，菜價稍微上漲，很快就平穩了，但最近這次疫情中，菜漲價很快，特別是線上買菜很貴，需要精打細算過日子。疫情的戰線越拖越長，每個人都會陷入一定的焦慮，要思考怎麼更好地解決基本生計問題。在這種狀況下，工人新村的阿姨比我們更有生活智慧。在我們訪談婦女的時候，我們關注的是某一個特定群體的人在面對疫情時遭受的困難。兩年後，在這次疫情中，她們遇到的一些困難變得比較普遍了，她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可以給今天的我們一些借鑒。
葉子婷：
100塊錢對中產家庭來說，買幾個菜就花完了，但對基層婦女家庭，可能要用來買一個星期的菜。我們一直聯絡的一位婦女，她的丈夫會走到更遠的菜場去買菜，只是為了便宜5毛錢。生活不易，常年的壓力使他們很會選擇資源，為了便宜情願走遠一點。章羽提到的生活智慧，是生活壓力帶來的。
我沒有想到的一個變化是，由於上海男性有「買汰燒」的傳統，在疫情之前，我們訪談的家庭都是丈夫負責買菜做飯。疫情發生以後變得相反，都是婦女出去買菜。她們最大的想法是把家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外面有疫情、比較危險一些，她們寧願讓丈夫和孩子待在家裡，自己多花一些時間去買菜。
劉希：
這些婦女來自基層家庭，來自貧困家庭或草根社區，即使沒有疫情，相比於中產家庭，基層家庭因為生活壓力比較大，社會資源相對較少，夫妻關係緊張、代際矛盾嚴重等問題就比較容易出現。我們分析這些問題時要有更大的社會視野。這些問題並不是婦女自身的心理或性格問題，其背後有更大的社會結構問題，比如底層佔有的社會資源更少。流行的話語習慣評價人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這種單一的評價方式對他們的影響更大。從這個角度來看，疫情加劇了家庭內部的問題。但即使沒有疫情，很好的親子溝通、家庭關係在社會中下層家庭本就是更難實現的。
第一財經：
工人新村婦女對社區的奉獻精神來源於什麼？
葉子婷：
我們在書裡呈現的是特定的人群，她們比較活潑，心態比較積極。她們自己想從家庭中走出來，進入社區，家人也都很支持她們。比如我們訪談的一位婦女，她平時很愛讀書，知識面很廣，因為家庭有困難，曾經不太喜歡出門活動，女兒一直鼓勵她要多與人交流。和她聊天，我們能學到很多知識。婦女們都有「家醜不要外揚」的自尊心，每一個家庭都有痛點不願提起，在生活中已經習慣了面對，每天都在抗壓，辛苦地想方法去努力。因此走出來為社區做貢獻，也是她們的一種釋放。
劉希：
「婦女保衛社區」其實不是一件新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被黨的婦女工作者發現了。那時，她們想辦法吸收家庭婦女勞動力，努力發動她們去建設社區，吸收她們參加社區生活，進入服務組織做事。比如在曹楊新村，很多年長的家庭婦女除了進入社區生產小組，還在公共食堂做飯，或組成洗衣組、縫紉組、保姆組，幫助雙職工家庭解決後顧之憂。從那時起，工人新村的婦女就跟社區保持著比較密切的關係。
在上海這一波疫情裡，婦女也是更願意跟鄰里交流互助的群體，除了當志願者，她們還積極組織小區裡的團購群。婦女是家庭日常生活責任的主要承擔者，熟悉油鹽醬醋、雞毛蒜皮，有更多的生活經驗、生活智慧，遇到問題的時候也習慣去跟鄰里、社區溝通交流。在疫情之下，婦女參與社區工作可能是更有效的。
第一財經：
經過調研訪談，你們對上海工人新村的狀況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有沒有什麼新的理解？從跨文化、跨國的視角，怎麼來看這種社區？
葉子婷：
我們的研究項目從2015開始做文獻資料整理，到不同的國家和城市尋找合適的社區作為研究案例。為了跟南半球國家的其他城市比較，我們選定了亞洲有代表性的國際大城市上海，以觀察貧困、城市化怎麼影響婦女為重心，開展6年的定點研究。
但是人們都說「上海沒有貧困」。我們首先要合理地理解貧困。跑了很多街道辦、居委會，我遇到一位很好的街道辦幹部，找到了工人新村基層婦女群體，她們的「貧困」是要走進家庭內部才能看見的。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們項目研究的過程中，男性一直都在婦女身邊。訪問的時候，她們的丈夫都一起參加。出去當志願者的阿姨，家裡面收拾得整齊乾淨，回家就能吃飯，是因為丈夫「買汰燒」，承包了家務，接受了這層分工。丈夫們的幫助使婦女能夠有機會出去為社會做貢獻。工人新村裡的社會主義傳統，打破了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的區分，基層婦女的背後是男性，「買汰燒」被他們認為是帥氣的表現，是很自然的事情。
章羽：
在社會轉型、商品房興起之後，工人新村居民有時被貼上「窮人」標籤，被唯成功論的社會價值觀污名化了，好像沒錢是受教育水平不高、家庭財力不足等個人因素導致的。工人新村的很多居民是勞模及其後代，他們越來越被邊緣化、底層化，還要承擔污名。兩年前開始的工人新村研究使我意識到，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工人新村這種居住類型存在的必要性更加凸顯。
劉希：
這次疫情來臨，社區的概念在大家的生活中突然變得突出了。每個人都開始強烈地關心鄰里關係，在意鄰居跟我的價值觀是否一致，生活方式是不是差異很大，因為這些因素決定了我們的生活質量。大家也開始關心業委會能做什麼、居委會有什麼責任，如果有事情是他們做不了的，那麼業主、居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
鄰里關係、社區共同體在工人新村的時代就已經實現了。工人新村這個物質載體就是去幫助生產一種新的社會關係、新的價值體系。融洽的鄰里關係說明，工人新村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互惠互助的社區共同體的載體。這樣的社區共同體和鄰里關係，對現在主流城市化模式下強調個體和家庭、強調距離感的模式很有借鑒意義。在工人新村裡面，人和人之間可以不必那麼「原子化」。
我也發現，最近因為大家共同面對疫情，有些社區開始形成一定的社區共同體。大家互相送菜，交換菜，也一起買菜。共同的社會壓力有可能創造一個機會，讓大家去建立社區共同體，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惠。而工人新村不需要經歷疫情的考驗，就已經有這樣的關係存在，這非常值得我們珍視和反思。
訪談者簡介
葉子婷：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分析研究院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文化產業管理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城市研究、性別研究、移民研究、後殖民主義理論、全球化理論、情感理論等，相關研究發表於《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Global Media and China》等學術期刊。
章羽：復旦大學社科學院博士，上海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性別與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密歇根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訪問學者，關注議題包括三線建設中的婦女，城市化發展中的社區婦女，曾主持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專項課題一項。
劉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學中國研究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性別研究、中國文學研究、女性主義文藝理論等，研究發表於《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婦女研究論叢》等學術期刊，著有《「話語」內外：百年中國文學中的性別再現和主體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