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阿蘭·巴迪歐認為，20世紀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勢表現為三種類型馬克思主義的混合：基要馬克思主義、總體馬克思主義和類比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作品的理論價值在於為我們指出了「庸俗馬克思主義」如何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以「消除差異」的方式建立自身的理論場域。巴迪歐認為，阿爾都塞通過重新賦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重要性從而強調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科學性。從阿爾都塞所處的理論與政治形勢出發，巴迪歐對阿爾都塞的著作所具有的理論價值進行思考，並試圖分析阿爾都塞的理論干預從哪些方面進行。
本文由微信公眾號「保馬」提供，文章節選自阿蘭·巴迪歐的《法國哲學的歷險：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
阿蘭·巴迪歐著，胡曉堯譯
或許在所有同時代人當中，我與他保持的關係最為複雜，甚至是最為激烈。我向來不是他的門徒，但我對於他的創造和嘗試也絕非漠不關心。隨附的文章——《批評》雜誌1967年的約稿——已經證明了某種濃厚的興趣和某種懷疑。五月風暴和毛澤東思想頗為粗暴地將我與他分離，正如政治紛爭所通常導致的那樣，尤其是在親近的人之間。後來，正如我對薩特所做的——他在某種程度上與薩特相反，以科學的法則反對自由的形而上學——我嘗試在那始終將我們分隔的部分之外，對我受惠於他的部分還以公道。
阿爾都塞的作品符合我們的政治形勢，這些作品通過指明形勢的緊迫性而確保其可理解。「西方」共產黨意圖中令人擔憂，且在本質上異乎尋常的部分在理論緘默的持久效應中得到定義：那些我們沒有談論的內容，如果不是為了在譴責的長篇大論中形成不予言說的部分，則完整地架構出我們所談論的內容；因為必須覆蓋空缺，並使整個鏈條變形，從而令覆蓋的能指能夠於此就位。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嚴格性與崩潰的部分連接在一起，且在修正名義上的炫耀中過著自己的隱秘生活，而這並不是毫無損失的。為了更好地緘默，機構的意識形態作坊逐漸被迫地放棄理論，從而在時代的喋喋不休中，甚至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污流中，拾取那以馬克思主義為名義的東西。
這些變質的商品都是某種普遍效應的結果，馬克思分析了這一效應，關於古典經濟學（斯密-李嘉圖）到庸俗經濟學（巴斯夏-薩伊）的轉變：將科學概念重新納入意識形態空間，這些概念已預先轉化為同構的觀點。這一操作利用了哲學的遺產，從而以三種不同的方式進行其特定的變形：
（1） 它立足於科學的上游，企圖將概念建立在一種開創性行為之上，並以明晰的方式分解理論話語的複雜表達；
（2） 在下游，它使用了結果（résultat）的偽概念，從而在整體的系統推論中將概念吸收，在那裡，所謂的「複數結果」（résultats）出現了，像是古代皮影戲中的平庸啞角，其中有一個上帝（被認出或不被認出），在人文主義或自然主義哲學素（philosophème）的粉飾下，勝利地扯動了提線；
（3） 在旁邊，或是在上方，它發明瞭一種代碼，從而可以在一個如此簡單地形成卻被周知的經驗區域中轉譯、輸出和拆分科學的嚴密性。
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三種類型：基要的、總體的和類比的。
基要馬克思主義（marxisme fondamental）幾乎是一心致力於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無盡闡釋，而對馬克思的科學構想，對其認識客體的獨特規定無動於衷，並提出一種以勞動的多義概念為中心的一般人類學。作為流放和分裂之地的歷史在這裡被視作有別於透明性的耶穌再臨（Parousie），被視作總體人類誕生的本質性延遲。對經驗的詳盡解讀所依憑的協變概念是實踐（praxis）和異化（aliénation），兩者的「辯證」組合在無意中重復著那善與惡交織的古老搖籃曲。
總體馬克思主義（marxisme totalitaire）高度頌揚科學性。然而，其所指的科學是將所謂的「辯證法則」簡單應用在於經驗層面被接受的歷史-自然總體性之上，其中最易於接受的不是從數量到質量的著名轉化。對於總體馬克思主義而言，馬克思完全進入了恩格斯脆弱的推論體系中。它用死後出版的和替代的馬克思的「自然」辯證法，反對青年馬克思的基要馬克思主義。
乍看之下，類比馬克思主義（marxisme analogique）似乎更好地將其闡釋集中：它關注社會實踐的結構和水平。它主動依附於作為最重要著作的《資本論》，依附於作為奠基性範式的經濟範疇。然而不難發現，它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並拆解其組織。事實上，它構想出基礎結構與「上層建築」的關聯，或許並不關涉線性因果模式（總體馬克思主義），也不涉及表現性中介模式（基要馬克思主義），而是純粹的同構（isomorphie）：這裡的認識由功能系統定義，該系統使我們可以在一個層次上識別到與另一個層次相同的形式組織，並因此體會到某些形象的不變性，相較於結構，這些形象更傾向於是不同元素的「平面」組合。類比馬克思主義是關於同一性的馬克思主義。而且，在最粗略的形式下，它連接了總體馬克思主義和基要馬克思主義，它既有前者機械的嚴格性，也在形象的本原式統一旗幟下恢復了後者的精神透明性。在其最為完善的形式下，它不可避免地要用對預先給定的問題的不確定轉移來取代認識客體的或然構成，這些問題取決於社會總體或多或少的同構水平復現。在話語範疇中，在結構因果性的關鍵問題上，即在結構相對於其要素的特定效力問題應出現的地方，我們應對相似或相異的等級體系感到滿意。這導致了對結構中所包含的實際理論元素的追溯性偽造，因為通過佔據對應的描述分配給它們的位置，這些元素轉變為分離的結果，並自此充當簡單的描述性指標。
阿爾都塞作品最為重要的部分，是在我們眼前重建——遵循馬克思的例子——那日後被稱為庸俗馬克思主義變體的共同場域。同樣，這是對這些變體未曾言明的部分的識別，這一消除的系統在表面的對抗之外構成了其統一的秘密。
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固有效應是對差異的消除，這一消除在其整個機構（instance）中進行。
這一被消除的差異的表面形式，它在經驗歷史中的表現形式，便是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關係」的古老問題。庸俗馬克思主義的變體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根據唯一答案的變體提出這種關係的問題，在任何情況下，它的基本重要性都得到了肯定。「翻轉」、對立、實現等概念依次填補了最初由關係的本質所指定的可能位置。正如各種庸俗馬克思主義始終可用的辯證法所要求的那樣，對黑格爾-馬克思連續性的任何表面否定都會產生其肯定性的反映形式。
阿爾都塞早期的作品主要致力於挖掘那些被埋藏的差異。恢復差異，便是表明馬克思理論體系與黑格爾或後黑格爾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問題是全然不可解決的，即不可表達的。之所以不可表達，是因為其表達是覆蓋差異的行為，這一差異既不是翻轉，也不是衝突或方法的借鑒等，而是認識論上的切口（coupure），即對新的科學對象有規律的建構，其內涵與黑格爾的意識形態無關。從19世紀50年代起，馬克思尤為徹底地轉向了別處，在那裡，黑格爾哲學的准客體及其聯繫形式（「辯證法」）既不能被推翻，也不能被批判，原因很簡單，我們無法再遇到它們，它們是無處可尋的，我們甚至無法將其驅逐，因為科學的空間是由它們根本性的缺失所構成的。或許這種切口以回顧的方式產生了另一種特殊的科學，認識論所教會我們的是兩者的分離。在科學的發現中，我們可以嘗試尋找切口的「邊緣」，一種意識形態的場所，必要的形勢變化在那裡表現為沒有問題的答案。只是在引人注目的部分（LCⅠ， 第17—31頁），阿爾都塞明確了馬克思的另一種意識形態，並非黑格爾的思辨：而是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經濟學。
這絕非偶然：基要馬克思主義時常提及的一部年輕著作題為《黑格爾國家哲學批判》；科學性著作《資本論》的副標題則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通過產生一種全新學科（歷史科學）的概念，馬克思不僅放棄了黑格爾的意識形態空間，而且可以說是做出改變：他所在的別處並不是相對於黑格爾的別處。因此，相較於後黑格爾的意識形態，他似乎是出現在其另一種存在的激進事實中。
對這一事實的簡單考量是：馬克思建立了一種新的科學，向我們指明概念的差異，對歷史切口的一切掩飾都是通過一種衍生的效應來實現廢除。這一本質性的差異內在於馬克思的理論計劃，而黑格爾/馬克思的差異是歷史經驗主義的證據，這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歷史唯物主義）與另一種學科的差異，在後者的內部可有權陳述這門科學的科學性。阿爾都塞遵循一個或許值得商榷的傳統，將這第二種學科稱為辯證唯物主義，而他的「第二代」文本則以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區別為中心：這一重要的差異，即便只是在理論策略上，阿爾都塞也從未將其忽略。事實上，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各種變體是根據消除這種差異的不同方法而得以明確的。
——基要馬克思主義將辯證唯物主義納入歷史唯物主義。事實上，它將馬克思的著作視為一種辯證人類學，歷史性是其中的奠基性範疇，而不是一種被建構的概念。他以此消解了歷史概念，將其拓展至綜合環境的觀念維度，在那裡，結構的反思（其「內在化」）是結構本身的中介功能。
——相反，總體馬克思主義將歷史唯物主義帶入辯證唯物主義。它實際上將矛盾視為適用於任何客體的抽象法則，且將給定生產方式的各種結構性矛盾視為法則普遍性中所包含的特殊情況。在這些條件下，構成歷史唯物主義特定客體的程序被廢除了，而「馬克思的結論被整合進一種綜合體中，該綜合體無法違抗那將總體（Totalité）的一切假定都獻予想象的規定」。馬克思身披德日進神父（Père Teilhard）的「宇宙」法袍走了出來，多麼奇特的輪迴……
——最後，類比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之間建立了一種將兩者並置的對應關係，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任何時刻都是社會既定形態的結構性復本，尤其是階級關係的客觀形式的復本。
通過另一個術語或純粹的冗餘來確定一個術語，這便是純化差異的三種通用手段。然而，正如雅克·德里達所極力強調的，被純化的差異僅是同一性的失敗。任何真實的差異都是不純的：對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概念的保留，關於原始的不純及其差異之複雜性的理論，術語的間隔所引起的失真的理論，所有這些都同時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變體進行系統分類。這已不再是微不足道的事。
此外，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我們將在下文中分別用MH和MD指代——之間的區別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理論革命的廣度：這場革命在歷史科學的建立之上增添了一個知識生成中的獨特事實，即一種全新哲學的建立，一種「使哲學從意識形態狀態轉變為科學學科狀態」的哲學（MH-MD，第113頁），由此一來，馬克思的作品便呈現為一種切口之上的雙重建立——或更應該說：一種建立之上的雙重切口。
為明確區分MH和MD，區分（歷史的）科學和具有科學性的科學，必須採取馬克思的舉措，並因此將他的雙重職能——科學的與科學兼哲學的——指派到正確的位置，置於複雜的知識形勢中，在那裡，於我們眼前解體的是戰後的主導意識形態：現象學的唯心主義。
以此將阿爾都塞作品重新置於其戰略背景之下，便可根據其論證順序對其進行探究。這裡既不是要將其講述，也不是要將其與現有的理論或某種未區分於實在的概念進行比較，而是使其退入自身，令其作為理論並根據其產生的元理論概念發揮作用，檢驗其是否遵循了自身操作所引出的規則，即作為其客體的建構法則。如果在文本產出的作為其自身規範的部分與這些規範的文本化生成之間存在空缺和差距，與其對計劃進行質疑，不如「縫合」這些空缺，並在文本中引入這些空缺所證明缺失的問題。我們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話語用於這些空白的自我恢復，且不將其擺脫。
理性主義是沒有開端的哲學：理性主義是一種再開啟。當我們在它的某一種操作中對其進行定義時，它其實早已重新開啟（巴什拉，《應用理性主義》［Le Rationalisme appliqué］，第123頁）。
有人或試圖根據分裂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初期差異進行研究，並將問題分配至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阿爾都塞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貢獻；另一方面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貢獻。我們馬上可以說，這將是對差異的本質、不純和複雜性的掩飾。事實上：
（1） MD和MH之間的區別內在於MD，這使得任何對稱性、任何對問題的解析分配都成為徒勞；
（2） 我們真的可以在這裡發表MH的理論話語嗎？
抑或我們簡略地講述這一科學，並因此墜入陷阱之中，這個陷阱使我們認為（即便阿爾都塞作品的功能是阻止我們這樣認為）：通過將馬克思主義確定為一門科學的創立，阿爾都塞提醒我們，將驗證的細節擴展至虛幻的結果是不可能的，因為科學的客體與其所處的必然性結構是一體的。
抑或我們嘗試得出MH合理性的特定形式，通過「哲學反思和新的合理性形式的產生［……］」來進行一項基礎科學發現的「恢復」（LCⅡ， 第166頁）。或許我們所談論的是MH，或許我們提出的是作為MH話語之沈默前提的話語。但我們所進行操作的地點恰好不是MH，而是我們能夠思考的地方，不是MH的科學客體（「生產方式」和「過渡形式」），而是其科學性；因此在本質上，是MD的地點。
從MH中，我們只能呈現在MD中發生的情況。我們的陳述因而將完全內在於MD，包括在最後涉及的，有關MD本身理論規定的各種難題。
（3） 然而，根據那被稱為雙重切口的悖論，MD依附於MH，這一理論上的依附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不僅僅是因為MD只能通過對現有科學的考量來自然地產出「新的合理性形式」的概念，根據阿爾都塞某個神秘的表達，這些形式處於「實用的狀態」；更主要是因為，與唯心主義認識論不同，MD是一種科學的歷史理論。MD是「科學與科學史的理論」（LCⅡ，第110頁）。事實是，除科學的理論史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科學理論。認識論是理論史的理論；哲學是「認識生產史的理論」（LCⅠ，第70頁）。這便是為何歷史科學的革命性建立也催生出一種哲學革命——因為它使產生科學知識的科學史成為可能——以MD為代表。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MD和MH之間的差異在何種程度上是不可分配的。在這裡，我們有一個未分化的差異，主要是混雜的：不純。MD與所有科學（尤其是MH）的混雜並未終結科學認識過程的自主性。然而，它以內在於MD的存在形式構成了這種自主性，這種撤離（retrait）。我們或許可以說，MD與科學「平齊」，以致科學的缺失即科學的話語因保持距離而產生的沈默構成了認識論的決定性缺失，這一科學在認識論的缺失中被頻繁提及，因為對科學性的認識即對科學敘事特定的不可能性的認識，對科學在其本身之外，在其客體的實際生產中的缺失的認識。然而，在MD內，我們對阿爾都塞概念的驗證將通過MH中釋出的內在來加以組織，這是一種停留於自身的缺失形象。
出於一些陸續顯現的原因，我們將圍繞兩種差異展開分析：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決定性實踐與支配性實踐的差異。因此，我們將依次探討話語理論和結構因果性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