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由微信公眾號「保馬」授權轉載，該文為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蔡翔老師新著《1980年代：小說六記》導論。
文章指出，1980年代是充滿變革與轉型的時代，其顯著特點便是「退後一步」。這一「退後」並非簡單的倒退，而是對過往激進政治實驗的審慎反思，從而確立了「改革」的基調。貧窮成為改革的驅動力，確保了前進方向指向未來而非沈溺於過往。西方的影響與本土的覺醒交織，引發了文學領域從社會現代化向人的現代化的轉變。1980年代，作為過渡的時代，其斷裂與創造性並存，為後來的時代提供了多元選擇的可能。儘管市場成為後續衝突的核心，但1980年代仍是我們的「來處」，其中「小我」的崛起標誌著歷史「大變局」的開啟。回望這一時代，我們不難發現其深遠的歷史意義與影響。
引言
什麼是1980年代，這個問題實際上並不好回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所以，我選擇「退後一步」這個小小的角度，來討論1980年代的某些特點。
既然是「退後一步」，那麼，先要回答1980年代從什麼地方「退後」，從哪些問題「退後」。這就涉及到1950-1970年代，1950-1970年代是1980年代的前史。
01
如果說，1950-1970年代有什麼特點的話，那麼，特點之一，可能就是安全。這個安全和冷戰有關。
冷戰構成了「二戰」後新的世界格局，中國在這個世界格局之中，新中國更在這個世界格局之中。冷戰對中國1950-1970年代影響巨大，這個影響，一是領土的安全，二是人心的安全。
領土的安全，起自朝鮮戰爭，冷戰中的世界格局進一步變化，後來又因中蘇交惡，領土的安全威脅也隨之變大。
人心的安全，也就是意識形態的安全，這和所謂「和平演變」有關。「西方」是攻方，中國實際出於守勢。但是表現出來的形態，是「寓守於攻」。這個「攻」，就是關於普遍真理的爭奪。這種爭奪，後續形成了各種「政治正確」。這個「政治正確」的弊端，在1970年代顯現，但它的起因，需要討論。這個起因和冷戰有關，也和安全有關。
領土安全和人心安全，構成了一種潛在的焦慮，1950-1970年代，有各種焦慮，安全是最重要的焦慮。這個焦慮影響了國策，也影響了人口的治理方式。
1950年代，毛澤東最著名的論斷之一，就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關係。「大仁政」講的是國家的長久之計，這個長久，包括工業化。工業化和現代國家有關，也和安全有關。中日戰爭，使得中共認識到工業化的重要性，朝鮮戰爭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認識。強調工業化，就會有資本積累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當時的冷戰格局下，只能內部消化。這就牽涉到「民生」，也就是「小仁政」，「小仁政」要服從於「大仁政」，這就是當時的國策。不是說，1950-1970年代，不注重「民生」，而是說，當「小仁政」和「大仁政」發生衝突時，「小仁政」仍然要服從「大仁政」。這就是1960年代陳毅和查良鏞（金庸）關於「核子」和「褲子」之爭的國策背景。
因為領土的安全，而導致領土內部的安全焦慮。從而出現一種新的人口治理的方式。這種方式就是所謂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這個「政治運動」指向殘餘的舊統治階級，也指向各種思想改造，更指向意識形態領域的激烈衝突。而在1960年代，則具體表現為「接班人」問題，也就是「子一代」的爭奪。政治運動的治理方式，既給當時的民眾提供了進入公共領域的可能，但其極端化和頻繁化也攪亂了民眾的生活世界，1980年代的「去政治化」，實質是「去政治運動化」。而「接班人」問題，則異化為1960年代的所謂「血統論」，這是1960年代最惡劣的思想表現。1980年代的反思，實際上建立在遇羅克的思想基礎上。
對1950-1970年代的反思，應該建立在「冷戰」和「安全」的前提下，明瞭這個前提，才能展開對這個時代的分析，包括民眾如何願意讓渡出一部分的權利，以保衛自身的安全。說當時「閉關鎖國」，沒有錯，但是要搞清楚，這個關是怎麼閉的，國又是如何被鎖上的。同時，也因為「安全」，民眾讓渡出的這部分權利，又是如何被濫用的，濫用的結果反過來威脅了民眾生活世界的安全。1980年代的意義首先從這裡開始。
1970年代的中美建交，是一個大事件，這個事件是1980年代的前提。也意味著安全問題得以被暫時擱置。
1980年代是在安全問題被暫時擱置的前提下展開的，當安全不再成為首要的威脅時，1980年代才可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個關鍵詞，這就是「發展」，這個發展是在一個和平的世界格局中的發展，有自己的考慮重點，也有自己的方向。這個方向就是富裕，所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深得人心。
中美建交是外因，中蘇緩和也是外因。
1950年代開始的「大仁政」到了1980年代，效果顯現。工業化初見成效，國力漸強，是內因。
在這個前提下，1980年代才有可能從容地談發展。這個發展也有兩個方面，一是啟蒙，二是富裕。
啟蒙和個人有關係，強調的是個人權利，所以反對「救亡壓倒啟蒙」。道理很簡單，只有安全不再是最主要的問題，當時才可能從容地討論「救亡」和「啟蒙」的關係。也就是集體和個人的關係。
富裕同樣和個人有關，1980年代的發展實際指向的也是個人的富裕。就是所謂的「小仁政」，「小仁政」和民生有關。但「小仁政」有賴於「大仁政」的施行。
這樣，就出現了新的人口治理的要求，這個要求，包含了個人要求擴大自己的權利，這個權利既有思想的權利，也有富裕的權利。思想的權利體現在文化階層，富裕的權利體現在平民階層。這兩種權利要求遙相呼應。所以，1980年代，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獲得了一種暫時的聯盟。這是1980年代文學所謂黃金期的根本原因。
這是從「安全」問題上的「退後一步」，這個「退後一步」發現了很多問題，反思和這個「退後一步」有關，只有退後，才能反思。同時，又發現了通向未來的許多可能性。所以，這個「退後一步」也和未來有關。
和平—發展是1980年代潛在的寫作邏輯。
02
《紅燈記》李奶奶「痛訴革命家世」，構成了一個「階級情」的共同體隱喻，這個共同體是政治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的核心正是階級。階級同時構成了國家的政治主體。
但是。在1950-1970年代，這個政治共同體是不穩定的。當「階級」這個概念呈現出超強的包容性的時候，它常常突破了「出身」的限制，具有一種強烈的召喚性，這種召喚來自共同的政治信仰、理想、以及烏托邦的願景。同時，它整合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從而構成一種強大的共同體形式，這就是五星紅旗的政治內涵。
可是在激進政治的驅動下，這個共同體開始清除自身的異質性，以求一種更加純粹的政治形態。1950-1970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都和這種異質性的清除有關。這種對異質性的清除，固然來自「安全」的焦慮，可是持續不斷的運動方式，卻對生活世界造成了更多的安全威脅。在某種意義上，政治運動是一種「中斷」，是對日常生活的「中斷」。頻繁的中斷，也會引起生活世界的情感反應。高曉聲《李順大造屋》即是對這種「中斷」的表述。當代的政治運動，不僅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也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不同時代不同作品對政治運動的描寫，表述了不同時代的社會無意識和相應的情感活動。而這種累積的情感反應在1980年代則構成了明確的政治訴求。
而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共同體也一直處於分裂－整合－再分裂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受到傷害。1980年代，從「傷痕文學」再到「反思文學」，講述的，就是這個「傷害」的故事。不能說這個故事不真實，相反，很真實。
「階級」這個概念也開始退向「出身」，這就是「階級成分」的流行，從而形成一種事實上的社會壓抑。1960年代的「血統論」則把這種「成分論」推向極端，是當代最惡劣的思想表現，構成了一種新的不平等的社會形態。以至於張承志在四十年後，仍在思考「歧視」的不平等含義（張承志《四十年的盧溝橋——獻給遇羅克的冤魂》）。
遇羅克的《出身論》是1960年代最為重要的思想遺產，1980年代的政治反思，建立在遇羅克的思想基礎上。
「傷痕文學」的意義，不是可有可無的，個人從政治（運動）退出，回到所謂的「親情」，意味著政治共同體的真正破裂。
因此，1980年代實際上意味著從政治世界退回到生活世界。並在這個世界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
回到生活世界，並不意味著共同體的消失，相反，1980年代一直在要求結構新的共同體。而這些新的共同體和生活世界的重新發現有著密切關係。
「共同美」是1980年代的重要表徵。「共同美」的提法來自何其芳「在《人民文學》一九七七年第九期裡回憶毛澤東同志談話的文章，毛澤東同志是肯定了共同美感的。他說：『各個階級有各個階級的美，各個階級也有共同的美，口之於味，有同嗜焉。』」朱光潛在《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一文中，是把共同美和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並列的，而所謂人性，即是「人類自然本性。」人道主義建立在人性和人情的基礎上。這就實際構成了1980年代的普遍真理。這種普遍真理是具有政治性的，它要求以此真理結構新的共同體，並生產出一種新的政治形態。這是啟蒙精神的實質。
因此，從政治世界的退後一步，並不是真正的「去政治化」，而是重新的政治化，在這種重新政治化的訴求中，包含了一種對政治邊界的劃定，正是這種邊界的劃定保證了生活世界的安全。這是1980年代的普遍訴求。
這種以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重新構成的共同體，本質上是文明共同體，而文明需要啟蒙，這是1980年代啟蒙主義崛起的重要理由。文明指向教養，因此，如何習得文明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命題。在這個命題下，美也是需要習得的，在這裡，習得和自然本性（包括共同美）之間，並不是沒有裂痕。這個裂痕最終導致1980年代文學的分裂。更重要的是，無法習得的人，自然被歸結為愚昧，這就是1980年代文明和愚昧的主題。所以，這個新的共同體也是有邊界的，不可能容納所有的人，而被排除在這個共同體之外的人如何表現，則成為1980年代文學的難題。
1980年代，文明重新區隔了人群，這種區隔有無可能產生一種新的歧視，不是一個小問題。1980年代的文學，包括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本質是歧視－傷害，不是壓迫－平等。這種有關傷害的敘述，帶有一定的階層性。因此，反歧視的另一面，就有可能生產出新的歧視，對所有庸眾的歧視。
這一由人性等等要素重新結構的共同體，基本排除了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也因此帶來純真的主體性要求，在這種要求中，1980年代對世界表現出最大的善意，審美論代替了政治論；同時，一旦它走出這種純真的主體性，面對一個真實的政治經濟學的世界，難免進退失據。當社會重新階級化以後，這種普遍人性的有效性，就會導致文學的懷疑。
03
1950-1970年代，政治性很強，尤其到了1970年代，可以說，形成了一種僵化的「政治正確」。1980年代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對這種「政治正確」的反思，當時有句話，叫「假、大、空」，非常形象。
可是，1950-1970年代的政治，究竟是什麼？這個政治有很多面向，其中一個面向，是教化，不是簡單的規訓。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係，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有什麼底。」這種人與人的關係，根本上是平等，是勞動者的權利，這個人和人的關係，不僅僅是政治關係，還意味著倫理關係。因此，教化本身帶有道德意味。要求對人的最終的完美塑造。
毛澤東對這種完美的人的概括，體現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在這種教化下形成的個人品格，就是德性，是現代的君子。是儒家傳統的現代性轉換。不過，現代的德性，突破了傳統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是無分國族階級的德性，所謂「六億神州盡舜堯」，即是。因此，這一德性，又多少有了一點陽明心學的意味。
1950-1970年代，對普通人，也是有壓力的，這個壓力之一，即是高尚，高尚也會構成壓力。德性壓抑了慾望。人總是有慾望的，甚至包括對庸俗的慾望。
所以，1980年代從「政治正確」的退後一步，實際上會帶動許多領域的變化，包括德性。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也是。這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時代背景。
而導致這種退後的，關鍵一點，就是經濟，在文學，就構成了圍繞「生計」的敘事。這個「生計」，就是貧窮，1980年代的改革文學，起點是貧窮，貧窮構成一種社會恐懼，這種恐懼壓倒一切，包括德性。而改革的終點，是富裕。富裕構成了改革的正當性，同時構成了改革的合法性。從起點到終點，勢必要重新改寫革命史，革命史的起點是壓迫，終點則是平等。這是隱藏在1980年代最為根本的衝突。
1980年代的改革，從生產力開始，而如何解放生產力，是實踐的重要內涵。生產力從生產關係中的脫穎而出，將帶來諸多方面的巨大變化。其中包括務實的政治品格。這個時候，文學選擇現實主義，有著充分的時代理由。
但是，政治並沒有消失，生產力中間隱藏了重新政治化的要求，1980年代的文學，是有政治性的。這個政治性將圍繞「私」這個概念展開，在展開的過程中，隨之生產出新的衝突，不過，這種衝突主要局限在道德領域。計劃經濟的逐漸鬆動，同時威脅了公共性的觀念領域。
儘管在1980年代，所有制並未根本變動，但私有經濟的成分開始出現，個人從精神走向物質，走向物質的個人帶來社會活力，這個活力由野心和慾望構成。
04
1957年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改造的標誌是公私合營，這也意味著新民主主義的終結。而後開始的社會主義實驗，建構了一種全新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帶動了各個領域的變化。政府逐漸地「全能」化，單位則政府化，是個小全能的政府，生老病死，樣樣管。文化也開始單位化，政治化是一面，另一面是政府化，這個政府化改變了文化場域的結構。文化人成了「公家人」，生老病死也有人管。現在喜歡講文學的生產制度，文化的「公家人」，是重要的生產制度。當然，文學的情況要複雜一些。一方面，文化的單位化保證了文化人的生活，這一點，文化人是滿意的；但是，思想和表述的自由，是文化的根性，這一點，又和文化的體制化是衝突的。所以，這個衝突，在1980年代全面展開。當然，1980年代的文化人也一直沒有放棄魚和熊掌兼得的心態。
1950-1970年代，公有制是核心，公有制在文化的反應，是激活了相關的傳統，這些傳統包括大同思想，也包括公的道德觀念。所以，不存在純粹的社會主義，包括純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只是，1950-1970年代，道德（傳統）隱藏在社會主義里，這和1980年代不一樣，1980年代，社會主義隱藏在道德（傳統）中。所以，社會主義改造，是公對私的改造。這個改造既指向所有制，也指向人心，裡面，是有教化因素的。
但是，有一個領域是特殊的，這個領域是農村。儘管農村也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但不可能徹底，即使人民公社化，公社也不可能全能化，生老病死樣樣管，做不到。做不到，就是特殊化。所以，人民公社是半計劃經濟，另一半，是自然經濟。這個半計劃半自然的經濟形態，就形成了公私兼顧的1950-1970年代的農村現實。反映在文學中，農村題材的小說，公私衝突，要遠甚於城市。這裡面，有經濟基礎。而相比較其他階層，農民從這個體制的得益也是最小的。
所以，1980年代的改革，選擇從農村開始，不是沒有道理的。
儘管1980年代的農村改革，並沒有徹底改變土地的所有權，但是集體所有制已經鬆動，最終，人民公社解體。
土地承包，是1980年代的大事件，這個事件把公私衝突推向文化的浪尖。不過，土地承包並沒有帶來農村新的階層分化，這也是事實，這和土地的所有權關係沒有根本變化有關。真正變化的，是現代市場的崛起和對農村的滲透，這個滲透才造成了農村的階層分化。
但是改變已經開始。1980年代的退後一步，在文化上，是從公領域的逐漸退出。這個退出，開始改寫文學史。曾經被1950-1970年代壓抑的「發家」思想開始成為社會實際的主流文化。《創業史》里的梁三老漢成為1980年代農村改革文學的真正起源。
這個退後一步，在思想史上，即是從大同退向小康，《禮記·禮運篇》講「大同」與「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是謂大同」，這是理想。「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是謂小康」，這是現實。1980年代乃至以後的問題，是小康的問題。
無小康，則無大同，這是1980年代的共識，後面，是對貧窮的恐懼，也是對「一大二公」的懷疑。懷疑的依據，是效率，這個效率指向富裕。富裕得到官方的支持，啟蒙則由知識者推動。二者有合有分。
但是集體所有制的動搖，同時動搖的，是堅固的思想結構，這個結構既包含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傳統的價值觀念，二者在當代史上是混雜在一起的。
所謂個人即從這種生產關係中脫穎而出，在平民階層，這個「個人」不是從苦悶中生產出來，而是從貧窮中掙脫而來，它和啟蒙主義者設想的個人並不完全一樣。它是物質的，不完全是精神的，但卻是1980年代的真實的個人。所謂束縛性的關係，也不是封建的宗法關係，而是集體所有制的關係。但是在1980年代，這種集體關係常常會被指認為封建關係。這是1980年代個人產生的真正前提，因此，1980年代的個人，有其自己的獨特的內涵，並不完全等同於「五四」以後現代史上的「個人」。所以，1980年代的個人，是需要認真辯證的。1980年代，有兩種個人，一種是精神的，遵循的是「苦悶－覺醒」的寫作邏輯，這一點，和「五四」類似；另一種，是物質的，主要由「貧窮－富裕」構成。二者有分有合，並非老死不相往來。
所謂物質的個人，由物欲構成，說的通俗點，就是「私心」，它是1980年代乃至以後的「個人」的起點。這個起點包含了個人為了生存的努力，然後成為經濟人，再走向理性，這樣一種個人的演化史，並不等同於啟蒙主義者對人的完美設想，但卻是真實的1980年代個人涵義的變化。1980年代再現了西方現代性的漫長過程。
私慾構成了1980年代文學隱蔽的敘事動力，並成為一種新的崇高的美學形態。任何一個文本，都由多重敘事構成，最為隱蔽的敘事，則表現出寫作者對自我乃至世界的想象。在合作化小說的背後，隱蔽地表現出寫作者的大同理想，而在1980文學的後面，則是小康。
但是，私與私之間，是有戰爭的。私的擴張沒有邊界，邊界最終由「戰爭」界定。因此，小康才會產生法和制度，這是《禮記·禮運篇》對法和制度的起源性的猜想。
私和私的戰爭，引起1980年代文學的緊張，這種緊張主要表現在道德領域，公的概念並沒有在1980年代完全消失，也不可能消失，但公的概念逐漸退回到道德領域。即使在1980年代的農村改革文學中，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從最初的贊美漸漸轉變為困惑和懷疑。在文學中，則是從計算到算計，一旦個人進入「算計」，就會受到敘事者的警惕。比如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個人的擴張導致了共同體的分裂，198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局」。
這一「大變局」從農村蔓延到城市，並繼續蔓延到各個領域，自我是這個「大變局」的核心概念。「潘曉來信」集中表現了這一「大變局」的價值困惑。
多種經濟成分的並存，是這一「大變局」的經濟基礎，也是各種思想乃至情感動蕩的經濟基礎。1980年代的討論，最後還是要回到經濟基礎，回到政治經濟學。
05
1950-1970年代的文化場，思想上，是一元論，相應的，是制度上的「一體化」（洪子誠）。這種一元化，激活了一部分思想乃至文學的潛力或者活力，當然，同時也壓抑了另外的思想和文學的活力。
因此，1950-1970年代的文化，根本的問題是結構。結構的問題，有些來自政治，有些，也未必是。
從某些具體的文學作品來看，沒有問題，有些堪稱經典。裡面，有很多深刻的想法。但是整體結構過於單一，這是供應端的問題。比如說，那些通俗化的文學就很難進入這個結構。實際上，社會對文學的需要是非常複雜的，高雅和深刻都是文化的必需品，但是通俗甚至低俗也未必不被社會需要。實際上，文學需要解決的，是剩餘物，剩餘物需要排泄的通道，把這些通道統統堵死，未必高明。而排斥這些通俗文化的，和政治教化有關，也和新文學傳統有關。這方面，1950-1970年代的文學，繼承的，仍然是新文學的傳統。恪守這一傳統，也會影響政策。回過頭看，1950-1970年代的文學，表現形式是通達的，但實質上，很乾淨，乾淨也是一種高雅。這和主流社會有關。1950-1970年代的文學，本質上是一種主流文學，要求構造的，是新的主流文化，因此，天然地具有一種保守性。
即使在新文學傳統的內部，也充滿排斥性，排斥性的後面，是政治正確。這一傳統，也被繼承。現實主義排斥現代主義，社會生活排斥個人生活，等等。所以，講一體化，是要考慮多種因素的，當然，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政治。當代生活，政治掛帥，這個政治，是觀念化的，也就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改造社會，也改造人心。這本來無可厚非，立國同時要立教（文化），但是過於單一的文化，反而因此喪失文化的活力。文化領導權是在各種表述的博弈中逐漸確立的，它依靠的是同意而不純粹是服從。
1970年代，重要的思想事件是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李一哲的文章明確要求表述的自由，實際上，即是要求思想的多樣性。文學上，則是趙振開（北島）的《波動》和靳帆的《公開的情書》，無論形式還是內容，在當時，都是異質性的存在。這種異質性，要求的，是異端的權利。所以，《今天》雜誌的創刊詞，引用了馬克思的原話：「你們贊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的豐富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的形式呢？」。而《讀書》雜誌，則提出了「讀書無禁區」的口號。
思想的壓抑，形成了思想者的「苦悶」，而「苦悶」需要「覺醒」，「覺醒」則需要閱讀，這就引入了現代史上另一種敘事邏輯，始於苦悶，終於覺醒，這也是1980年代另一種敘事形式，即「苦悶－覺醒」的敘事邏輯。這種敘事邏輯服從於啟蒙的需要。這樣，現代史上的三種基本的敘事邏輯：壓迫－平等；貧窮－富裕；苦悶－覺醒。這三種敘事邏輯分別對應於革命、改革和啟蒙，同時作用於1980年代，相互糾葛，也相互排斥，並因此構造出不同的文學形態。當然，所謂「壓迫－平等」的敘事邏輯，在1980年代變異為「歧視－傷害」，這個變異是重要的，它催生的是一種新的歧視。對應的是1980年代的傷痕敘事。
但是，最重要的，是反思。退後一步，產生反思，反思打開諸多的寫作領域。
諸多寫作領域的形成，意味著不同的思想探索，這些探索有些得到政治的支持，有些未必。何況，政治本身也在探索。1980年代並不完全是鳥語花香，意識形態的衝突同樣滲透在文學的探索之中。政治運動也並未完全消失，當然，相對於1950-1970年代，運動的強度和烈度有所降低。這也是事實。
思想探索以及因此引起的文學探索構成1980年代的文學景觀，現實主義不再一家獨大。對人的探索也從社會轉向內心，「向內轉」推動了現代主義的崛起，現代主義包括了現代派、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等。啟蒙本身也面臨挑戰。異化和異端構成文學探索的兩個個面向。1980年代的異化發端於政治反思，但又受到精神分析學的影響，在人心的小世界中，試圖找到異化的更深刻（也可能是更淺薄）的成因。異端推動了思想乃至文化的創新，影響或者延宕著主流社會（文化）的形成。因此，在1980年代文學的內部，衝突一直綿延不絕。衝突的核心正是改革。各種力量都在試圖影響改革的走向。
06
1980年代的特點之一，正是所謂的「退後一步」。從激進的政治實驗上的退後一步。這個退後一步逐漸確立了「改革」的具體內涵。
「貧窮」是1980年代改革的最為重要的理由。因為「貧窮」這個概念的存在，徹底清除了倒退的可能，所以，1980年代的「退後一步」，實際的面向是未來，而不是過去。所有的衝突和爭論是有關未來的衝突和爭論。
1980年代的「退後一步」，出現了多種的歷史可能性，而如何選擇構成了1980年代的內在焦慮。
在這裡，「西方」的影響是巨大的。說1980年代人是西方主義者，有點言重，但以西為師也是存在的。這個影響，來自現代化。怎樣現代化是1980年代最為根本的思想動力，也因此導致改革的內在分裂。而1980年代的文學也在這種衝突中逐漸由社會的現代化轉向人的現代化。當然，這個現代化實際上又是語義不清的。更多的時候，它是一個能指，並以此組織各種不同的敘事。
西方的影響同時構成影響的焦慮，這種焦慮意味著「本土」的崛起，這就是1985年前後產生的文化熱，文學上，則是「尋根派」的崛起。
1980年代的「退後一步」並不意味著1950-1970年代的徹底消失，這個時代形成的社會主義文化也一直以各種隱蔽的形式影響著1980年代的文學。1980年代的文學以反思革命為其起點，但同時又自覺或不自覺地繼承著革命的遺產。當然，這個遺產最後轉化為革命的倫理遺產。並且以傳統的形式出現。
1980年代是一個過渡的時代，形成了兩個時代的深刻斷裂，而創造性正是產生在這種深刻的斷裂之中。1980年代的意義在於，它通過各種衝突，也通過各種探索，為下一個時代提供了各種選擇的可能。儘管時代的變化並不完全依賴思想或者文學，但思想或者文學的言說仍然提供了打開下一個時代的某種可能。真正的社會變化仍然來自改革敘事，「市場」是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後來所有的衝突都是圍繞這個「市場」展開。但是，1980年代仍然是我們的「來處」，在這個「來處」中，「小我」戰勝「大我」，個人的崛起形成了所謂的歷史「大變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