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明德│東亞地鐵系統簡要文化史:1865年至今

    【編按】本文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梁明德,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文章宏觀梳理1865年至今的東亞地鐵文化史,並指出地鐵不單是交通基礎設施,更是軍事防禦、「極度現代主義」與國家自豪感的象徵。歷史可以追溯自十九世紀東亞旅人對歐美地鐵的觀察,歷經日本早期建設及帝國擴張下於首爾、東北的戰略藍圖,乃至戰後國民政府的各項規劃。

    進入冷戰時期,北京與平壤主要因軍事與防空需求而推進建設;而港、台與日韓等地,則受經濟發展、都市化或政治談判驅動而大興土木。作者總結指出,這段地鐵發展史深刻折射出東亞社會對現代化與效率的極度渴望,但同時也隱含著在高度內捲的都市生活中,現代人面對龐大國家意志與機械化壓迫下的無奈與掙扎。

  • 布洛薩│茉莉樹下─加薩子民給征服者上的沉痛一課

    【編按】《茉莉樹下:加薩回憶錄》是加薩作家安海正所撰寫的沉痛見證,由台灣時報出版。自2023年10月加薩遭受無情戰火以來,無數家庭破碎,安海正的母親亦不幸於空襲的瓦礫堆中罹難。本書不僅是他對童年故鄉與摯愛親人的深切哀悼,更是對加薩人民堅韌求生、誓不與土地分離的強力叩問。

    本專文為法國哲學家阿蘭·布洛薩(Alain Brossat)為該書撰寫的推薦序,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布洛薩犀利地批判了西方社會與國際強權在「民族自決」原則上的雙重標準與虛偽——長期默許以色列的殖民擴張與暴力壓迫,甚至試圖將巴勒斯坦人從歷史與地圖上抹除。他強調,巴勒斯坦人絕非單純受苦的群體或「人類的塵埃」,而是一個有著深厚歷史根基、在廢墟中依然堅守家園的偉大「民族」。期盼透過這篇專文,能引領台灣與東亞讀者跨越地緣與資訊的隔閡,直視加薩子民在殘酷迫害中所展現的不屈底蘊與生命尊嚴。

  • 安海正│抵抗,是為了存在

    【編按】本文由定居台灣的巴勒斯坦學者安海正(Dr. Hazem Almassry)撰寫,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作者深刻批判以色列建國的神話與宗教殖民本質,指出1948年的「大災難」(Nakba)並非過往歷史,而是一場從代爾亞辛村大屠殺延續至今日加薩的長期種族清洗。在西方霸權與雙重標準的掩護下,以色列企圖透過殺戮、掠奪與驅離來徹底抹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對此,作者堅定宣告:「抵抗,是為了存在。」 面對持續的滅絕危機,巴勒斯坦人沒有妥協的餘地,無論是武力自衛、文字書寫還是記憶傳承,都是生存的必要義務。抵抗不單是為了拒絕不義的現狀,更是向世界證明巴勒斯坦民族拒絕安靜消失。安海正呼籲,世代傳播這份記憶與憤怒是巴勒斯坦人最後的防線;一旦選擇遺忘或與罪行和解,掠奪將被徹底合法化。只要堅守真相、拒絕屈服,巴勒斯坦的生命與權利就永遠不會死去。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一群恐怖分子在被偷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流氓國家! 每年五月,以色列人都會慶祝他們所謂的「獨立」。他們在我們村莊的廢墟上空施放煙火。他們在那些曾經擁有阿拉伯名字、後來被抹去的街道上跳舞。 他們向孩子講述「一片沒有人民的土地,給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這類神話,彷彿我的祖父、你的祖父從未存在過;彷彿從雅法延伸到拉姆拉的柑橘園從未存在過;彷彿巴勒斯坦的城市只是一些等待被人居住的幽靈。  這個謊言巨大到侮辱人的理智,但它正是整個國家建立其上的謊言。 這個想法,在核心上就是犯罪。想像一下,一群人大多來自東歐,卻決定用一本宗教經典來證明他們有權偷走另一個民族的家園。他們的祖先是否從未踏上這片土地,並不重要。巴勒斯坦人是否已經在這裡連續生活了數百年,耕種土地、建立城市、在耶路撒冷、海法與納布盧斯那些至今仍然矗立的石屋裡養育孩子,也不重要。《聖經》告訴他們,這片土地屬於他們。 於是,殺戮、驅逐與掠奪就成了宗教工程。拖拉機被轉化成土地所有權證書,而錫安主義者則把信仰改造成一種殖民意識形態,用來替每一項罪行辯護。 他們所依據的歷史解讀,也沒有少一點扭曲。他們談論大衛與所羅門王國,彷彿那能給予他們今天驅逐此地居民的權利。即使我們暫且假設這些敘述是真實的,而這本身在歷史學界就有很大爭議,這套邏輯仍然從根本上站不住腳。 巴勒斯坦人自己就是這片土地原始居民的後代:迦南人、非利士人,以及那些在幾個世紀裡逐漸轉為基督徒、後來又轉為穆斯林的古代猶太人。DNA 不會說謊。我們才是留在這裡的人,是從未離開的人。 至於構成今日以色列多數人口的阿什肯納茲人,他們的祖先來自可薩人與歐洲改宗群體,並沒有真正把他們與這片土地連在一起的血緣關係。 即使兩千年前曾經存在一個猶太王國,這也不會給一個波蘭或烏克蘭猶太人權利,去驅逐一個在此地從未中斷生活的民族。 否則,我們也應該允許美洲原住民驅逐今日美國境內的所有人;應該把澳洲交還給原住民;應該把白人逐出南非。更諷刺的是,按照同樣邏輯,我們更應該把錫安主義者自己逐出巴勒斯坦,把這片土地歸還給它真正居民的後代,也就是我們。 錫安主義的邏輯經不起任何嚴肅檢驗。可是,以色列正是建立在這套邏輯之上,並且至今仍用坦克與戰機來保衛它。  1948年發生的事情,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爭。那是一場經過精密規劃與組織的種族清洗行動。 錫安主義武裝組織—哈加納、伊爾貢與史登幫—並不是在與正規軍作戰。他們襲擊的是毫無防備的巴勒斯坦村莊,屠殺婦女與兒童,以製造恐懼,迫使居民逃離。 Deir Yassin massacre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1948年4月9日,錫安主義武裝進入這座村莊,殺害超過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是婦女、兒童與老人。孕婦被剖腹,嬰兒在母親面前遭到殺害,房屋連同裡面的居民一起被焚燒。 這並不是孤立事件。Tantura、Lydda、Ramla以及數十座村莊與城市,都發生過類似的大屠殺。 目的非常清楚:讓巴勒斯坦人恐懼到不得不拋下一切逃命。 而我們確實逃了。超過七十五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村莊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以防居民返回。土地被新成立的國家透過法律沒收,用法律讓掠奪看起來合法。

【活動宣傳】愛在瘟疫蔓延時系列座談

3/24(二) 19:00-21:00
公衛事件中的真實與虛幻—大眾精神狀態的初步解析
高雄榮總台南分院精神科醫師 蘇偉碩
成大公衛碩士/國仁醫院麻醉醫師 范國棟

3/26(四) 18:30-20:30
疫症中的異鄉人-政策下的防疫漏洞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 陳秀蓮

3/28(六) 19:00-21:00
身體、國族與瘟疫:《疾病的隱喻》到《美國天使》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助理教授 許仁豪

3/30(一) 19:00-21:00
疫情下的公民、居民與人民
台大政治系教授 黃長玲

4/1(三) 19:00-21:00
《愛在瘟疫蔓延時》馬奎斯小說導讀
成大台文系教授 鍾秀梅

4/10(五)18:30-21:30
電影【萬箭穿心】漫談武漢
南藝大音像所助理教授 吳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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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之聲│資本主義不可能治癒疫病

【譯案】這是美國「左翼之聲」在2020年3月12日徵求文件的啟事(Capitalism Will Not Heal the Pandemic),翻譯出來給進步圈的朋友參考,並期待有同步的行動。
「急速擴散的冠狀病毒疫情,正肆虐全球,重創世界的經濟和社會,目前國際上已有130095名確診病例和4752名死亡案例。由於無法取得或運用全面廣泛的檢測,實際的數字肯定要高得多。十幾年的財政緊縮、醫療預算的刪減,以及對工人階級權力的侵奪,使得政府絲毫沒有處裡危機的裝備。一如舊慣,受創最重的必然是工人階級和受壓迫的民眾。此時此刻,全球市場在直線下墜。美國股市已經熔斷兩次,這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美國很快的便試圖穩定股市,但是採取的並不是投資醫療衛生的必要手段,並且給艱苦奮鬥以求生的工人階級些微喘息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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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芝、何志雄│福島災難9周年記:東京奧運與福島「復蘇」

當今天全球目光聚焦東京奧運會能否如期舉辦、新冠狀病毒還會肆虐多久的時候,大家可能忽略了一個遠為嚴峻的危機:福島核災難遺留的核輻射危險。核廢料、核污染垃圾難以處理,有些核放射物質可以存在幾十萬年,這才是核威脅真正可怕之處。日本政府蓄意通過東京奧運會制造福島回復常態的假像;戳破這個假像,是重要的文化戰爭。福島核危機後遺症問題有多嚴重?9年來,問題緩解了?清理工作猛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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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Rivera│冠狀病毒與階級鬥爭

【譯按】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初,在中國武漢首先爆發的新冠狀病毒疫情,經過全中國人民同心協力的抗疾,疫情目前已經得到基本的控制。但是在中國爆發疫情之時,冷眼旁觀的美國,卻面臨了疫情逐漸擴大的趨勢。美國境內新冠肺炎疫情的擴大,存在著體制上的缺陷,本篇《左翼之聲》的報導,點出了美國疫情可能一發不可收拾的癥結,以及在全面私有化資本主義醫療體制之下,受傷最重的勞動人民,以及貧困無告者的悲慘處境。(原文標題:”The Coronavirus and the class struggle”,刊登於2020年3月2日《左翼之聲》(left voice),感謝譯者范振國先生供新國際刊登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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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下)

「中國重建在改革之前發展出來的成功的醫療衛生體係是否可能呢?不太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中國在市場改革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大逆轉,如前面述及的,破壞了先前的醫療衛生體系的基礎。第二,中國得以建立自己的獨特的醫療衛生系統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毛的獨立自主的政策所產生的強烈的民族自信。它滲入到人們的意識中,使他們認為中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鑄造一個獨特的未來。然而,對比鮮明的是,改革之後,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再次抬頭,因而削弱了民族自信心( Meisner 1999 )。在衛生保健系統,中國終結了嚴格的獨立自主的科技政策,改革剛開始不久就從西方引進醫療技術。此外,在醫務工作者間和政府部門裡瀰漫著對西方醫療模式的崇拜( Blendon 1981; Sidel and Sidel1983 )。而且,中國將很快加入世貿組織(譯者註:已在 2003 年加入),因而更緊密地納入世界體系中去,這使得中國更加容易受西方影響的衝擊。第三,「為人民服務」和為集體利益努力是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準則,而市場的競爭價值觀卻主導了改革後的社會。第四,改革後的衛生保健系統已經在不同地域和階層間製造了巨大的差異,產生了國內外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並且還不斷的從改革後的新體制中榨取利潤。基於上面四大因素的分析,這篇論文不得不引出一個悲觀的結論:沒有另一場社會革命,重建先前毛時代發展出來的醫療衛生體係是不可能的。因此,現有的改革了的、西方模式導向的道路會繼續下去,並決定未來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的發展。」
(本文分兩集刊出,本篇為下集,全文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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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上)

【作者序】這篇論文是筆者2001年應美國社會學學者威廉。科克藍(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而寫的英文論文,發表在一本由科克藍主編、跨國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學及研究所層次醫療社會學教科書上(英文書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此教科書共二十六章,其中有九章討論醫療社會學理論,另外十七章則從社會學觀點分析美洲、歐洲、非洲、中東、與亞洲地區十七個國家的醫療衛生體系,由已經累積相當研究經驗的社會學者執筆。此書2004年再版。筆者9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學教學作研究時開始研究中國大陸的醫療衛生,當時,西方學者早已陸續指出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一些問題。在芝加哥、或在中國大陸,我每當與大陸的學者或學生談論中國的醫療衛生改革,都會談起這些問題,我最常說的是,「中國大陸即使要走市場改革或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見得必須把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商品化,如,英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卻擁有非市場化、非商品化的公醫制。」然而,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的路就這樣義無反顧的、快速的走下去。1996年,我回到台灣,在成功大學醫學院任教,仍繼續我對中國大陸醫療衛生的研究。同時,我觀察台灣的醫療衛生體系,發現它也跟中國大陸一樣,急劇的往市場化、商品化的路滑下去。2001年,藉科克藍邀請的機會,我較系統的將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以改革前後歷史比較的觀點分析,寫出這篇「大逆轉」的論文。同時,我把寫成的論文給了中國大陸的學者,建議他們將它翻譯出來在大陸發表,或許有針砭的作用。但是,此事石沈大海,我也因全副精力投入批判台灣醫療市場化、商品化的工作,而無暇追蹤了。2005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大學短期研究,在芝大圖書館上網,赫然看到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的研究報告及大量的相關報導,批判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的錯誤,我當時感慨萬千:這不就是我2001年論文提出來批判的嗎?當年八月,我去北京作研究,因緣際會認識了清華大學求是學會的同學,談起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有共同的憤慨與憂心。我提起這篇「大逆轉」的論文,他們熱情的表達願意幫忙翻譯。本篇是近五年前寫的,部分資料需要更新(如,當時中國尚未加入世貿組織),但是,因為論文是以歷史的角度分析的,仍有它以古鑒今的意義,而且文中所指出的問題至今猶在,是以請清華同學翻譯,並尋求大陸期刊發表。
(本文分兩集刊出,本篇為上集,全文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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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冠狀病毒是對資本主義「殺死比爾」式的重擊

冠狀病毒的持續蔓延也激活了蟄伏於我們社會中的大量意識形態病毒,如假新聞,偏執的陰謀論和種族主義的爆發。對「隔離」的醫療方面的剛需在另一領域發現了自己的回音,即,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也有著同樣的「隔離」:隔離那些威脅我們身份認同的敵人,並與之劃出一道清晰邊界。但也許另一種——更加有益的——意識形態病毒會席捲並可能感染我們:它讓我們去思索別一種社會: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一個在世界範圍內齊心協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實現(actualizes itself)的社會。(本文轉載自2020/3/3保馬,原文 “Coronavirus is ‘Kill Bill’-esque blow to capitalism and could lead to reinvention of communism” 刊載於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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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鍋日記:為什麼憋氣的時間這麼短?

【編按】本文為「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眾號系列文章〈燉鍋日記〉第七篇,〈燉鍋日記〉記錄了中國大陸新冠肺炎時的社會觀察。這篇日記延續第五篇的日記主題「封」,這次作者仍是談「封」。上次作者講到,在特殊時期出現了兩種「封」。第一種是有公德的自我隔離,第二種是求自保的拒人千里。而眼下的第三種「封」,則是大範圍的停工停運。這樣的「封」雖然讓人暫時心安,卻要從官到民的整個社會付出經濟受損、生活受限的代價,當中又隱含了階級與位置上的差距。社會當然有一個能承受的損失的極限,但這個極限出現得卻意外地早,我們憋不住氣,不等疫情結束便要張羅著恢復生產、取消管制。這恰恰是作者燉鍋要問的:這樣來來去去的「封」,到底暴露出了經濟和民生的什麼問題?本文轉載自2020年2月18日「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眾號,感謝當代文化研究網同意轉載,標黑粗體為新國際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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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昕:從紀錄片走進「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台灣社會(上)

關於政治/學運/社運或抗爭的影像作品,記錄的介入或抽離,本無一定的方法,但看主題或現場的需要。但在台灣政治社會的語境下,冷靜抽離一些的觀察和記錄距離,會比熱情投入被記錄者的情境或情緒中,來得更有必要些。一方面,以全然認同、欣賞、甚至投射慾望到被記錄者的狀態,很容易成為記錄對象價值上的啦啦隊或宣傳者,從而喪失了紀錄片的提問能力。更重要的是,討論政治的紀錄片,目的不在複製、強化特定的國族主義情緒,而是要提供觀眾思考任何集體情緒背後隱含的問題。(本文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原文發表於國家電影中心2019年電影年鑑,感謝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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