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歐洲研究系）；譯者：藍巴勒（逆瀾編輯）
20年前的西雅圖抗議運動掀起了新一輪的反資本主義鬥爭。儘管它深受自治主義政治影響——見諸於約翰．霍洛威那著名的口號：「改變世界，毋須奪權」——主流仍仰仗國家改革社會與經濟。改良派潮流形式各異——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起初為受各種拉美運動及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墨菲（Chantal Mouffe）孕育的民粹主義所啟發的網上組織；乃至柯賓（Jeremy Corbyn）與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領導的工黨所倡議那種更傳統的左翼改良主義。然而，它們皆共同以選舉為施行去新自由主義政策之方法。
過去數月之戲劇性轉折中，我們已兩次見證了改良主義如何遭受那些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權力中心的殘酷挑戰。在玻利維亞，世上首位原住民總統、該國史上於選舉最為成功的政治家——莫拉萊斯（Evo Morales）因軍隊介入而被革職。因原住民社會地位冒升，城市中產階層深感威脅，因而一直進行種族主義動員，並獲該國傳統寡頭及其於華府及美洲國家組織（OAS）之盟友的支持。這場政變正正旨在支持這場邪惡的種族主義運動。
在英國，工黨史上最左的領導層於大選兵敗如山倒；而保守黨則於國會贏得了自1987年柴契爾夫人大勝以降最多的大多數議席。箇中最具破壞力的，莫過於保守黨黨魁強森（Boris Johnson）成功奪得工黨於英格蘭北部的傳統議席。這不只令所有曾受柯賓領導的工黨鼓舞的人心灰意冷，更讓我們深受非常右翼的保守黨政府擺佈。
庫納拉（Joseph Choonara）於其對新一輪全球反抗運動之分析中曾論及玻國政變。那2019年12月12日英國大選有甚麼值得討論？已有很多人談及這場選舉——尤其是保守黨——如何齷齪了。獨立獨行的右翼記者歐伯恩（Peter Oborne）便批評從《每日郵報》到BBC各大媒體的「侍從式新聞」，「讓唐寧街隨心所欲形塑報導。其中有者亦讓自己充當政府污衊反對派之喉舌」。誠然，即便就保守黨與統一黨慣性大話連篇的標準而言，這也是場卑劣的選舉，尤其就保守派以對反猶主義之恐懼攻擊柯賓這一點而言（儘管工黨右翼極應為此負責）。
但假新聞已是屢見不鮮了：想想所謂的「季諾維也夫書信」（Zinoviev Letter）吧。1924年10月《每日郵報》刊登這封信件，訛稱第三國際主席指使英國共產黨準備武裝起義。即便是秘密情報機關也承認它是經由其於里加的據點所偽造，並或經由國防部（M15）洩露給傳媒的。這封書件即意在確保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領導的少數派工黨政府於10月29日大選敗陣。
誠然，這次選舉在很多方面也警醒著人們階級利益至上的現實。正如我們已反覆討論了，在近乎癱瘓英國國家的脫歐危機中，那種確保「政治社會」（葛蘭西語）為資本利益而運轉的正常關係得以鬆綁。於過去一百年作為英國大企業所有的保守黨已與倫敦市以及意欲留歐、極力反對硬脫歐的企業陷入對立。但從這場選舉，卻可觀察到托利黨人與資本正重新建立連繫。
強森的國族主義賭注
這場選舉關切脫歐問題。請記著人們如何稱呼它吧。強森就任總理後，旋即被陷入重圍。一方面，敵對的工黨、留歐黨派與（關鍵地使之成為大多數的）一小撮留歐保守黨議員組成的聯盟掌控了下議院。那些留歐保守黨便通過了所謂的「班恩法案」（Benn Act），令英國在沒有達到協議之情況下於最後期限（10月31日）前脫歐屬非法之舉。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又打退了強森强制國會休會，踢走鬧事的議員之企圖。
強森即採一項簡單的權變之策，於10月17日與歐盟達成新協議，便突破重圍了。與一年前梅伊（Theresa May）努力談判出來的脫歐協議（Withdrawal Agreement）相較，有兩處重要之別。首先，強森處理了臭名昭著的北愛爾蘭擔保方案（backstop），防止脫歐後愛爾蘭被新邊界所分隔。為此，他背叛了極力反對擔保方案的民主統一黨那幫保皇偏執狂。他接受了EU-27的原方案，讓6個郡留於歐盟關稅同盟內。梅伊為不使北愛爾蘭於國內享有特權，希望全國可留於關稅同盟內，故此方案曾被她拒絕。
自梅伊於2017年6月選舉失去保守黨的國會大多數後，她需要民主聯盟黨（DUP）之助以確保立法暢順。但強森於下議院唯一的利益僅在於通過其新的脫歐協議。之後，他只希望選舉快點來到。因此他不需要民主聯盟黨，他只靠凝聚起保守黨議員（包括一些因通過班恩法案而被他開除出黨的）與一些工黨脫歐派的大多數便足以通過脫歐協議的二讀。原先堅定支持民主聯盟黨的保守黨右翼亦過河拆橋了。這恍如尼克森訪華：右派寬以待己，嚴以待人。
另一則重大之別或可解釋右派為何對背叛民主聯盟黨默不作聲。基於布魯塞爾方面堅持，梅伊必須在脫歐後於貿易規條中維持「公平競爭環境」：易言之，英國企業將不可透過壓低工人權益與環保等方面的標準來與歐陸方面競爭。保守黨右派強烈反對，認為此舉是繼續向歐盟低頭；且在他們的脫歐願景中，與歐洲以外的經濟體達成貿易協議實屬必不可缺。因此，強森拋下了「公平競爭環境」，開始與布魯塞爾方面談判；而EU-27又反批，指不可接受一個「泰晤士河畔上的新加坡」蠶食他們的監管制度。最終雙方皆同意就這些問題洽商，但仍讓英國比此前取得更多談判空間。
必須強調，此前拒絕就梅伊方案再展開談判的EU-27現在卻推動談判成功，盡全力協助強森——正讓他從國會脫險。反對黨一直基於無協議脫歐的威脅尚未消除之因，拒絕讓他如願召開大選。但結果，強森卻遵循法律，勉強申請延期脫歐，而不勝其煩的EU-27便予延期至2020年1月30日。（儘管存在各種陰謀論，但強森其實口是心非，他的首要之務即在於避免無協議脫歐。）
保守黨的選舉運動充斥著著強森的口號：「搞定脫歐（Get Brexit Done）」。自從他進駐唐寧街十號，其目的便是團結起脫歐派選民以贏得大選。他成功地壓制英國脫歐黨（Brexit Party）英國脫歐黨。雖然該黨在5月贏得歐洲議會選舉，但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卻在支持者的壓力下屈服，放棄參選與保守黨的競爭。但即便是工黨的議席，亦是保守黨仍成功爭取了那些不滿工黨就脫歐之矛盾立場的脫歐派工人階級。
《金融時報》就此評論這種策略如何改變保守黨的選民基礎：
數百萬生活不那麼優渥的選民現在轉投該黨，因為他們不只不喜歡歐盟，亦不喜歡大規模移民、政治正確與自由主義社會價值。
然而，這些選民喜歡大型、資金充沛的公共服務。他們希望國家保障他們免受自由市場的殘酷波及。簡言之，他們的喜好與支持脫歐的右派信徒所倡議那種純之又純的經濟自由主義可謂南轅北轍。
強森政府將極力調和其與歐盟模式的根本分野與保守黨新選民受保障的願望……脫歐的吸力已使保守黨選民走向更老一輩、更藍領、更低教育水平、更不大機會生活在像倫敦、其他富裕城市和蘇格蘭這些支持留歐地區。
但不應誇大這種領導層上的改變。強森把自己包裝為「一國保守主義者」。一直以來，這個標籤也與反對柴契爾（Thatcher）實行新自由主義的一翼掛勾——那些堅持福利國家與一定程度的國家干預之所謂「和稀泥派」（wets）。自克拉克（Ken Clarke）被踢出黨，而赫索泰於選舉支持自由民主黨，這一派已在政壇近乎消失了。
但強森的宣言並不代表他正朝著這個方向邁進。相反，它走的是條慎重的路。它同時迴避了自由市場派鐘愛的大型稅務減免，亦避免向工人階級擺出梅伊及其顧問蒂莫西（Nick Timothy）於其任期初的那種「國家—保守派」姿態——儘管強森及後確實走向後一種方向，承諾於脫歐後放寬歐盟對國家工業補助的限制，並以公共採購來「支持英國企業」。
宣言如此謹慎，部分是因財政大臣薩吉德·賈維德（Sajid Javid）成功捍衛了一套於財政上相對正統的經濟政策。為了迎擊工黨的挑戰，他放寬了前任韓蒙德（Philip Hammond）的財務規條，允許以額外220億英鎊投入一年之公共投資。但他又承諾在三年內保持預算平衡，可謂朝三暮四。正如《財經時報》指，這「是一種限制，使當局甚少餘裕著手社會護理或大型減稅等問題」。此舉明顯惹怒了強森的高級顧問康寧斯（Dominic Cummings），這位廣被視為唐寧街深處的民粹策動者。強森於經濟政策上的小心翼翼，這使他對脫歐的承諾備受注目。
資本群起圍攻工黨
保守黨選舉工程揭櫫脫歐，而工黨一直堅持就脫歐舉行二次公投，繼而便於留歐派引起了一場論戰，討論究竟票投柯賓是否兩害取其輕。例如後悔選擇脫歐的歐伯恩便指柯賓將使英國免受硬脫歐之害，而柯賓的激進路線又會因工黨政府很可能需要與其他政黨於下議院結成大多數而受到轄制。
歐伯恩此言是於強森與EU-27談判，延長脫歐限期前寫下的。但這並不令他的論點失效。智庫「變動歐洲下的英國」（UK in a Changing Europe）預計工黨軟脫歐方案（使英國「密切配合」歐盟單一市場）對國家收入的一次性影響大概為GDP的-0.2%至+0.7%，與留歐相距不大（+1.2），比起保守黨的兩個方案更為正面，即對歐自由貿易協議（-1.1%至-2.6%）或無協議（-3.2%至-4.4%）。
故此，尤其是極力支持留歐的自由民主黨備受擠壓時——致使其黨魁斯溫森（Jo Swinson）失去議席時，看起來投票給工黨就算不可阻止脫歐，亦可減輕傷害。
但有趣的是，這並非那些最老練的留歐媒體之結論。《經濟學人》直接抨擊兩害取其輕的論調，堅持「假如工黨獲選，即便只是少數派政府，它亦會根本地重塑英國經濟，是自1980年代柴契爾夫人起不曾有之大變局。」《經濟學人》一直擁護自由市場經濟，哪怕是在二戰後凱恩斯時代，自由經濟過時之際亦然。
但《金融時報》則更為巧妙。它的首席評論人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自2007-8年金融危機後便極力批判主流經濟政策。但面對工黨的經濟綱領，它亦祭出柴契爾的身影來了。工黨就引入免費高速寬頻及國有化英國電信（BT）子公司Openreach的倡議（被英國電信高管人員批作「寬頻共產主義」）令《金融時報》陷入恐慌。它怒吼道：「柴契爾革命正面臨威脅。」沃爾夫狠批工黨的宣言以及支持宣言的163位經濟學家：「在一個低就業率、現行赤字約佔GDP之3.5％的經濟體裡，這種過度擴張和革命的綱領很可能引發資本外逃及貨幣崩潰」。
與此同時，工黨於宣言承諾落實一項為期十年、價值4000億英磅的投資計劃以推動「綠色工業革命」，此舉獲得支持者熱烈歡迎。該計劃不僅將創造一百萬個新職位，同時亦可於2030年代使英國躍進為一個碳中和經濟體。這肯定是與過去40年的新自由主義分道揚鑣。但，「革命」？工黨計劃於2023-4年，將國家開支從2019年3月的國家收入之37.8%提高至44%。即便是《金融時報》亦需承認：「在柯賓治下的工黨政府，開支會比法國低，與德國相若，僅比荷蘭高出少許。它們都是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
麥克唐奈發佈的投資計劃會以提高借款來支持。一般的反對聲音也指政府增加借款會「擠壓」私人投資者，並推高利率。儘管有其道理，但在一個於金融危機十年後依然處於低谷的全球經濟體內，這種論點意義不大。即便是主流經濟學家亦一直在研討，指出先進經濟體正歷經「長期停滯」，而「需要實質負利率才可讓儲蓄和投資與充分就業相等」。各家央行一直無法給金融系統拔喉：他們嘗試「正常化」利率（即，提高之至危機前之水平）卻失敗了，他們的通脹目標大多也是被低估的，而一些（最近即為歐洲央行與日本銀行）則繼續「量化寬鬆」——即通過購買債券以向銀行輸錢，繼而（理論上）刺激投資。
此情況已表明了，自197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初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框架業已崩潰。這種政策真空便為大西洋兩岸的中間偏左經濟學家和改良派政治家創造空間。在由布朗克斯（Bronx）的社會主義女性參議員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所提倡、以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為核心的另類綱領下，他們便得以交匯。比起此前幾十年，左翼學者擁有更多機會參與制訂政策。
當中一些人受到現代貨幣理論（MMT）之影響。那是一種庸俗的凱恩斯主義，主張「擁有貨幣主權」的國家可通過印鈔而毋須加稅來取得資金，以維持其活動；只要新的資金產生更多投資，因而推動更高之增長，通脹的危機便不大。就如貨幣主義之奠基人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之流的主流新自由者，現代貨幣理論的支持者視貨幣為國家的工具：他們並沒明白馬克思和像卡爾多（Nicholas Kaldor）這些後凱恩斯主義者（post-Keynesians）共有的洞見：重要的並非貨幣供應，而是貨幣需求。貨幣需求是由資本家與工人的支出所產生，並在當下，經由銀行借貸創造的貸款滿足。
依靠貨幣操作支持改革撇去了資本主義社會內矛盾的階級關係，亦無視了累進稅作為貧富再分配工具的作用。正如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亨伍德（Doug Henwood）所指：「稅收並非全面充公，但在這個墮落的世界裡，它是另一個良策。不管如何溫和，它也是一種社會化的形式——將私人投資與消費轉化為公共開支。」
多虧正統決策近乎癱瘓，現代貨幣理論得以流行。誠然，即便是主流經濟學家亦時常指出，政府面對經濟停滯，應提供低利率，並借款予既可擴大產能亦可刺激增長的金融投資。我們借此便可得見沃爾夫攻訐工黨是如何虛偽。幾個月前，他便贊同現代貨幣理論（不無保留）「於分析上正確」，並概言「現代貨幣理論的支持者指在私人需求結構虛弱的時期（如1990年以來的日本）或經濟陷入下滑之時，主權政府必須採取行動，亦有能力採取行動……以抵銷私營部門的疲弱。因而沒有理由害怕限制。它就應這樣去做。」
但「就這樣去做」——以貸款推動投資來刺激並轉化經濟——正正是柯賓與麥克唐奈之策。在11月中，《金融時報》發表一篇名為「柯賓的開支計劃會引發英國經濟危機嗎？」的文章，但經調查後，作者的答案是一個明確的「不會」：
自上週工黨提出以貸款推動投資的選前計劃後，英國政府的債券市場一片平靜——尤見於基建方面——意味著很少人認為雖然利益創下歷史新低，該黨的提案會對融資構成任何困難，即使很多人也不認為這是個好主意。
在1990年代，美國民主黨顧問卡維爾（James Carville）說他想投胎為政府債券市場，因為「你可以嚇唬任何人」，但在英國選舉裡，似乎持有金邊債券（UK gilts）的那些警惕的投資者現正保持低調……BlueBay Asset Management首席投資官杜定（Mark Dowding）總結了大部分債券投資者對保守黨與工黨的借貸計劃之看法：「債券市場現正為大型財政擴張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博客羅伯茲（Michael Roberts）指出實際上，工黨相對上溫和的綱領正解釋了債券市場為何如此悠然自得：
只靠一個國家銀行和投資委員會 [它將管理新的公共投資項目] 真的足夠把英國的食利經濟重新導向更為生產性的部門，以利就業嗎？工黨並沒提出公有化及控制五大銀行或大型保險公司與退休基金。但這些將繼續提供大量的潛在的投資資金（最高若為GDP的15%，高於國家的4%）。這將削弱工黨政府真正改善投資、服務與收入的能力。工黨的稅務方案，以及別種將收入及財富從富豪再分配至其他人的政策亦十分有限。誠然，雖然工黨計劃每年提高4%的國民保健署（NHS）開支，這仍比布萊爾（Blair）政府為少，且難以應付人口老化。工黨的措施只是於極端不平等下的小修小補。
換句話說，工黨的宣言是基於一套經典的凱恩斯主義綱領，希望於不改變階級力量的根本結構下，以國家增加投資並重構經濟（通過邁向碳中和）。馬克思主義者一直主張這種政策無法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結構性矛盾。但2019年選舉卻表明了，哪怕是這種綱領也是英國資本主義不能接受的。工黨對二次公投的支持及對通過談判達成軟脫歐的承諾亦不可阻止統治階級擁護強森與保守黨。正如我們所見，上流社會的態度已反映於《金融時報》與《經濟學人》這些認真的資產階級刊物（儘管兩者都無法完全擺正自身立場的邏輯，亦拒絕公開支持強森）。在下層社會，企業媒體（尤其是BBC）便群起誣衊柯賓，吹捧強森。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柴契爾主義盛行時，《太陽報》便曾屢屢炮製這種鬧劇；而當下之況，又是自此後所不曾見的。
分析這種階級動員最為「客觀」的尺度便是英磅的走勢。當國會危機一觸即發之際，正值強森看來一帆風順之時，它便於貨幣市場貶值。這或因為人們憂慮這意味著無協議脫歐。但在12月上旬，當市場預期保守黨勝利，英磅便升至4月以降的高峰。當12月12日晚公佈投票結果後，隨即又再高升。翌日，投票市場便大舉慶祝。
此前我曾提及「階級利益至上的現實」。套葛蘭西的話，一些是狹義上的「經濟—社團」（economic-corporate）例子。比如，工黨承諾國有化的一些公用事業（水務、能源及鐵道）之投資者企圖通過成立海立空殼公司，並按歐盟競爭法及雙邊投資條約對此提出訴訟。
但更廣泛而言，反工黨的統一陣線反映出一些更根本的事。雖然2007-9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已表明新自由主義業已失敗，資產階級從不打算放棄它。為甚麼？首先，因為它對他們十分有利。再就「經濟—社團」而論，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企業高級行政人員皆從高薪、高花紅、購股權等等中獲利。第二，凱恩斯主義意味著政治將更大控制經濟，而此或會失控，令企業權力受到侵害：毋庸置疑，柯賓、麥克唐奈與他們的顧問都是社會主義者，正正希望長遠可達成這種轉型。更保險的一著。雖然現在的經濟需要更多政治管理，但基本上仍是交由未經選舉產生、對他們言聽計從的中央銀行家管理。對資本來說，胡混下去似乎是更保險的一著。
為何工黨落敗
老闆或會容忍改良派政府，尤其因為這是抑制下層運動之策，但並不歡迎它們。他們為著工黨敗選，為著死裡逃生而歡騰。所以說，為何柯賓會敗選？《國際社會主義》於大選後四天出刊，故此這篇評論正正寫於整個左派（不只是工黨）為著大敗而頹喪之時。
工黨右派不斷解釋，大敗是因為柯賓領導失當及其綱領之過激主義所致。但這種本於自利的論點之問題在於，當柯賓在2017年6月8日大選打出與2019年同樣激進的綱領，他卻成功了。梅伊爭奪北部工黨議席以敗北告終，而工黨得票是自2001年以降最高。答案得往別處求。
四項因素十分關鍵。
首先，這場選舉已確實證明是場脫歐選舉。強森不斷重提的「搞定脫歐」是個十分精打細算的口號。它同時面向脫歐派與不少於投票中表明接受公投結果的留歐派。他成功將人們日益不耐煩的情緒導向西敏寺裡無盡的談判辯論。同時，為著脫歐，國會陷入長期癱瘓。這摧折著柯賓之領導，他不僅被影子內閣的留歐派圍堵，國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亦要求他支持二次公投，以扭轉脫歐局面。
柯賓力挽工黨的留歐派，恰當地抵禦著這種壓力（遺憾的是麥克唐奈卻壯大了它），但最終卻在選民心中烙下一種搖擺不定的印象。結果，曲折地就脫歐問題達成的妥協——重新商議強森的脫歐協議，但於此與留歐之間，卻選擇了二次公投——既不能團結留歐派的票源，又無法挽留足夠脫歐派，以打退強森的攻勢。如此，保守黨便成功地利用了反對推翻2016年公投結果的大部分人，並將（由於失去蘇格蘭而無可避免的）少數派工黨政府的前景渲染得更混亂不堪，更難以預料。
即使脫歐對投票結果十分重要，卻不足以解釋投票結果。在2016年6月公投表現出強烈脫歐傾向的議席中，工黨投票率下降了10.4%，而在留歐議席中則下跌了6.4%。整體而言，保守黨的得票率僅僅以1.2%微升至43.6%。但工黨卻少了7.8%，跌至32.2%——雖比富特（Michael Foot）於1983年大敗給議席了。
第二，柯賓於國會工黨內部亦一直遭到反對——這主要是於公眾之間，而企業媒體又增強之。箇中最損害柯賓形象的可能便是工黨右派大張旗鼓誣害柯賓「反猶」。第三項，亦是最不難預料的，即企業媒體鼓動了更多「正常」的輿論風向，以與資本利益看齊。它們抹黑柯賓，正如它們抹黑其他的左翼英雄——比如在柴契爾時代的本恩（Tony Benn）與斯吉卡爾（Arthur Scargill）。
最後，正如羅伯茲指出，這與廣被忽視的經濟因素相關：
一般而言，選舉獲勝與否與經濟狀態相關。這場選舉與別不同。但即便如是，「經濟福祉」指數（結合實際可支配收入與失業率變動）亦證明了自前任總理梅伊於2017年失去大多數後，經濟確實有所改善。儘管經濟就投資與產出的水平而言，或仍滯止不前，但自2017年達至充分就業，以及實際收入微升後，一般英國家庭已感受到一絲改善。這便幫了強森政府一把。
為抗衡這些因素，工黨的選舉運動力於以一個誠如柯賓所言，無分脫留、聚焦於工人階級的社經綱領動員起它廣大的社運基礎。成千上萬的助選團不懈地全國各地拉票實在叫人讚佩不已，以致選舉前最後幾天的氣氛竟與2017年相擬。毋庸置疑，這些活動組織得十分良好，但卻並不重要。正如在2016年6月，我們遠遠脫離那數百萬工人階級選民參與的政治進程。繼而，他們便票投脫歐，現在他們便投予保守黨——再不便是留在家中。
那些便宜的左翼留歐派便會指責他們是種族主義者。無可辯駁，他們很多人或受國族主義情緒，甚至是種族主義所感染。但這並不切中問題核心。經濟學家費策爾（Thiemo Fetzer）最近的研究指出於2016年的脫歐結果中，保守黨—自由民主黨聯盟的緊縮政策是一大成因：受三大「福利改革」波及——取消地方政府稅福利（Council Tax Benefit）、殘障人士生活津貼（Disability Living Allowance）與臥房閒置稅（bedroom tax）——明顯增加了個人票投脫歐之意向。費策爾指出「沒有緊縮政策，留歐派很可能於歐盟公投中勝出」。但這本身無法解釋人們為何會再進一步，投票支持保守黨。
只有在一個更長時段的脈絡下，才可理解工黨為何於英北選舉大敗——於新自由主義時代，工人階級組織與社群久被腐蝕。打個比方，支持保守黨的前礦工群體。自從1984-5年大罷工之失敗，煤業消亡，他們亦無法找到其他受保障而又薪金優渥的工作。1997年至2010年的新工黨（New Labour）政府只視他們為票源，因而以公共開支維繫這些社群，但緊縮政策便根除了它。且當舊有的工人階級組織形式衰敗，於一個業已過時的工運框架下，工人便以其他方式表達他們的怒火和辛酸。所以說，我們依舊在為柴契爾主義之大肆破壞還債。它在1980年代鏟除了幾大重要部門的工業工人階級——不只是礦工，還有鋼鐵工人、汽車工人與碼頭工人。
在選舉當日，查克拉博提（Aditya Chakrabortty）總結了幾個星期前科爾切斯特（Colchester）一家午餐俱樂部的氣氛：
在全國最大的脫歐區，廳內大部人也為脫歐的承諾而投票了，但卻對這些承諾不抱絲毫希望。他們相信的是英國每週給歐盟送上3500萬磅的謊言，而不是那位戲謔的金髮領頭人。他們知道事情多麼糟糕，但卻對政客不抱一絲幻想，不寄望政客可改善現況。
相比起一般對脫歐派工人階級的刻板印象，現實更為複雜更矛盾，而若不理解這，便無從明白形塑著這場選舉的力量……首先，歐盟近乎一個出氣袋，人們對國內問題之怒火總會導向於它。在等待母親的髖關節置換手術時，在看見眾多學生擠進女兒的教室時，在鄰居、家人和你的在月底所剩無幾時……你也會怒踹布魯塞爾一腳。
其次，當政治階級把上古歷史定性得像上週所發生的事那樣，選民便會記得他們一次又一次坐上危機的水凳。就像加利，他很清楚脫歐紅利終歸何處：「它將盡歸他們在倫敦市的同黨所有。」在整場選舉中，我就只聽過他一人提及金融業。但這卻是與2008年危機的陰霾及隨之削減公開開支和我們的生活標準時的呼聲……
這便是數十年不信任的結果。不是上流一族所以為的異想天開或堅定信念，而是深切的仇恨。這是一種所有政黨和民主制度亦無法收編的虛無主義，更甭談解決了。
只有通過鬥爭重組集體組織，重建自信，才可阻止工人階級意識遭到腐蝕。但罷工水平依然極低。這便是柯賓主義之矛盾。柯賓讓人們欣賞之處即在於他於過去35多年，一直在國會推展評動。他是支持運動的議員。作為領袖，他把工黨轉型為一個黨員積極參與的大眾黨。但即便這某程度上亦反映了反戰、反緊縮、反氣候變化的運動，它們並沒得到回饋。相反，柯賓讓人們有了希望，而當焦點集中於選舉時，他們的立場便更為被動（那些想用盡藉口不組織罷工的工會領導人大大加強了這種傾向），只想等待柯賓當選。
欸，柯賓不會來了。選前，人們時常討論「沒有柯賓的柯賓主義」——討論即使工黨敗選，其計劃仍應後繼有人。現在看來就應該沒這回事了。多虧敗選如此慘痛，工黨右派的豺狼已冒起頭來了；企業傳媒亦在旁為打氣，他們將設計把左翼碎屍萬段。柯賓對工黨最大的貢獻便是留下了一個強大而廣泛基礎的左翼，而這支左翼將就右派進攻予以還擊。工黨勢必自願不暇。對強森而言，日子亦不會好過。
首先，正如很多評論人所指，「搞定脫歐」之路並不順暢。英國於1月31日必會脫歐。輕易之處就僅在於此。強森仍需與布魯塞爾商討自由貿易協定。強森既想削弱歐陸企業的競爭力，又欲保存歐洲這個至今仍為英國最大市場，但實在難以兩全其美。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回應選舉結果時，指歐盟將面臨一個「在自家門口的競爭者」。布魯塞爾勢將繼續嚴刻的談判。
假如強森信守承諾，於2020年12月31日終結過渡期（此際英國仍處於單一市場內），他便會使歐盟取得談判優勢，如同梅伊當年迅速以《里斯本條約》第50條放棄優勢。他亦可能需要選擇無協議結束過渡期——以其後患看來，就是另一種的無協議脫歐——或是食言，延長過渡期。我估計他應選擇後者，正如他背叛民主聯盟黨時那樣，但他必將承受政治代價。
其次，於這場選舉的社政對立，明確地表現於地理分佈上——英格蘭被北部脫歐與南部留歐所二分，而蘇格蘭於蘇格蘭民族黨（SNP）下一致支持留歐。在北愛，支持脫歐的民主聯盟黨失去兩個席位，而被反脫歐的國族主義政黨新芬黨（Sinn Féin）與社會民主工黨（SDLP）超越。倫敦與愛丁堡之間的衝突將令強森難以應付：他越是揭櫫統一，蘇格蘭的二次獨立公投便越是蒸蒸日上。雖然蘇格蘭民族黨的領導人仍小心翼翼，但亦難以撇除爆發出像加泰羅尼亞那種局勢的可能性。
第三，強森必須兌現他的「一國保守主義」。我們已知道保守黨的投票率只是輕微上升。工黨雖說大敗，但它仍取得三分之一的選票，並保住了大城市的重陣。保守黨至少需要保留這次贏得的北部席位。強森能滿足工黨的脫歐派選民，在這幾年保住他們嗎？他或會將保守黨一改為歐陸上的極右政黨，但正如我們所見，他們仍未與新自由主義決裂（其於歐洲他部的同夥亦然）。
最後，誠如羅伯茲所指：
最難以預料的鍵關便是：全球經濟。主要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現在的增長速度是自經濟大衰退以降最低的。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或會暫時停火，但它會再度爆發。在美國、歐洲和日本，企業盈利能力正下滑，而企業債務則日益遞增。現時陷入經濟衰退的風險，是自2008年以來最高的。假如全球爆發新一回的蕭條，那英國選民的態度或會劇變；而強森的脫歐泡沫便會一下子被戳破。
因此，鬥爭仍在進行著。當有恃無恐的僱主更強地壓榨工人，當緊縮政策依舊以另種名目延續著，當種族主義者為那位有如川普（Donald Trump）之徒重返唐寧街10號而鼓舞，我們需要對抗的事將會很多很多。最重要者，阻止氣候變化災難實在刻不容緩。但鬥爭必須與政治討論相隨。我們已上了慘痛的一課，注意到了選舉政治的限制——哪怕出選的是最受敬重的工黨社會主義者。左翼有能力從此災難中復甦過來，但此前，它必先從中吸取教訓。
原文：http://isj.org.uk/the-wages-of-brexit/
發佈日期：2020/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