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喬│Diaspora 流離失所

    *編按:本文為鍾喬臉書分享之文,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詩人鍾喬紀錄了其與安海正一家的情誼,並推介其新書《茉莉樹下:加薩回憶錄》。藉著引用安海正之詩句,展現邊陲世界抵抗霸權的精神。面對家園被毀的哀慟,他以「悲喜如一」的哲思體現穆斯林悲天憫人的襟懷。 我邀 Hazem 與 Amel 夫妻和孩子,這個星期來訪;也想和他談談,他今年將在<時報出版公司>印行的第一本中文新書:【茉莉樹下:加薩回憶錄】裡的種種生命記憶與巴勒斯坦論述。 他是我在台灣唯一認識的加薩學者,學識淵博外,犀利的批判性論述,亦含深切的反思與深刻的詩意,常帶給我內在另類的召喚,並從隻字片語中體現他的決然與反抗。 而後,便會想起去歲在西門町2號出口,聲援巴勒斯坦的集結中,他女兒的登台朗讀自己寫的抗議聲明;一旁的弟弟多麼勇氣的雙手舉起抗議的牌子!薩一家人,茉莉樹下的精神,就是邊陲世界抵抗霸權的召喚! 於是,當我向他提及,我相信知識轉化為力量時,將對你被轟炸滅絕的家園,帶來未來的正義;或許,也將體會到弘一大師所言:悲欣交集的深切。 他會在回覆訊息時,向我說:無論誰探索生命的真實,悲傷和快樂都將如出一轍(Whoever explores the reality of life, sadness and happiness will be alike)。 我總感受到這是穆斯林的一種悲天憫人,與世界其他受難者同在的襟懷!前幾天,他寄來一首歌,是加薩一位歌手唱的流離失所之歌;一如在廢墟中譜出的殘酷詩行! 我想向他說些慰藉的話;但,我沉默了!來聆聽加薩歌手 Ma Drina

  • 巴勒斯坦、琉球與兩岸:地緣衝突與現實政治

    「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系列座談第二場 時間: 2026年1月17日(六) 下午 19:30-21:30 地點: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捷運景美站2號出口, 美而樂早餐店巷內) 主持人/與談人:: 盧倩儀(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反戰工作網絡成員) 與談人: 周世瑀(工人)、 臧汝興(勞動黨副秘書長/國際部部長)、 鍾翔宇(政治評論者、說唱歌手) 活動說明: 2025年秋天的以巴「和平」協議簽定後,仍不斷有巴勒斯坦人民遭以色列士兵轟炸、殺害,且領土與重建不斷受到威脅。儘管因為川普強擄馬杜羅、威脅拉美左翼政權、宣示佔領格陵蘭、準備對伊朗用兵等,讓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的處境再次淡出西方媒體的視野,但巴勒斯坦人民如今面對的困局,讓關心世界和平問題的我們必須一起面對。 [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巴勒斯坦系列座談來到第二場,本場我們嘗試將巴勒斯坦、琉球與台灣並列討論,雖然三地有非常不同的歷史過程,但現今的命運與爭議,都與二戰後國際秩序重組時,美歐大國為了自身利益埋了下的衝突因素有關;尤其再發動新冷戰圍堵的美國更是罪魁禍首。 更值得關注的是,台灣抗議加薩種族滅絕運動的社群,因為統獨立場不同,或公開劃清界線或互相抵制,大致也與前述帝國主義干預的因素直接關聯。這明顯是台灣特殊之處,我們甘冒大不諱,將之提上檯面討論,希望藉此形成左翼再思考以巴問題的基礎問題意識。 所以,本次座談邀請四位長期參與反戰、反帝、反殖民行動,不懼網民圍攻的講者,除了希望能夠提供深度的對以巴「和平」協議過程及落實情形的分析解讀之外,也能提供我們思索巴勒斯坦問題時,反思自身視角與立場的機會。 主辦: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合辦:新國際、海潮智庫

  • 許准│查韋斯/馬杜羅的道路破壞了委內瑞拉的經濟嗎?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政治經濟學學者許准,原文刊於文化縱橫,本文獲授權轉載。文章針對 2026 年初美軍武裝干涉委內瑞拉並綁架馬杜羅總統的惡劣行徑,深刻剖析了當前輿論場對委國內政經潰敗的常見誤讀。作者許准指出,西方及國內部分新自由主義者將委國困境簡化為「過度民生開支」、「大搞國有化」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失敗,實則缺乏數據支撐且具有明顯政治意圖。透過與智利、墨西哥乃至美國的數據對比,文中揭示委國的社會支出與國有化程度並非極端,其經濟困難本質上是反抗新自由主義發展路徑時,遭受帝國主義長期封鎖與輿論抹黑的後果。面對全球南方國家追求獨立發展的艱苦鬥爭,本文呼籲讀者保持清醒,拒絕淪為霸權敘事的「看客」,應從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深度視角,重新審視委內瑞拉的道路抉擇與現實挑戰。 2026年新年時分,美國在重兵壓境數月,並對委內瑞拉實質上實行經濟封鎖幾個星期之後,悍然對委內瑞拉發動武裝攻擊,綁架了總統馬杜羅及家人,以野蠻的形式將其押送到美國,據稱要接受美國的所謂刑事審判。 這件事情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集中體現。美國方面試圖隨手找個國內法律的遮羞布(所謂打擊販毒雲雲),不過其數月以來的對委內瑞拉已經進行了各種非法打擊,再加上本次的野蠻侵略,可見這種法律遮羞布不過是做戲而已,甚至美國政府自己也不太在意是否面子上說得過去。如同新華社的分析所說,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先羅織罪名通過武力摧毀一個主權政府,顛覆其政權,隨即由本國資本長驅直入瓜分其自然資源。美國所作所為,完全無視國際法約束,儼然讓世界重新回到了野蠻掠奪的殖民時代。」 而就在這樣一個時刻,國內的部分輿論卻開始有迅速而廣泛的推動一種對於委內瑞拉的分析套路。這種分析可能冠以各種名號,各種作者,但是其核心的信息是,委內瑞拉已經苦馬杜羅(以及之前的查韋斯)久矣,而讓委內瑞拉發展不好的根源據說來自於從查韋斯開始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其中主要包括:社會過度開支,大搞國有化,經濟民族主義。這些輿論認為,就是這些政策毀掉了委內瑞拉的經濟。 這種分析套路自然有其所指。很多西方反委內瑞拉的宣傳,都專注於民主上面。比如西方在過去十年先後扶持幾位號稱合法的委內瑞拉政治投機家,天天在海外開會領獎,各領風騷兩三年。但是一些作者恐怕也認識到,更根本性的因素是發展路線,也就是查韋斯所開始領導的所謂21世紀社會主義。如果不能徹底否定這個,那麼委內瑞拉乃至廣大拉美群眾,在所謂的民主條件下,都還會支持查韋斯和馬杜羅所領導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因此,跟一般的指責委內瑞拉不民主的聲音來比,這套說辭瞄準的是更根本性的道路問題。 我們不妨來仔細想想這種輿論所深惡痛絕的三個政策,跟著問幾個問題。 第一、所謂社會過度開支。這裡說的不是政府運營開支,而說的是國家花在社會項目,也就是民生上面的錢。那麼,問題就是,給老百姓花多少錢算太多?這裡的標準應該是什麼?而委內瑞拉是否花的太多? 第二、所謂大搞國有化。那麼,怎麼樣搞就叫大搞?國有化就對經濟不利嗎?什麼樣的國有化水平就會讓這些人覺得毀掉了經濟?而委內瑞拉的國有化水平究竟是多少呢? 第三、所謂經濟民族主義。這個更直觀了。委內瑞拉有沒有收繳所有的外國產業?委內瑞拉收回外資控股的國家戰略資源,是否就大逆不道,犯了破壞營商環境的大錯誤? 首先來談第一個問題。 國家花錢在民生項目上,天經地義。天下沒有一個一定之規,說民生項目上面的錢不能超過某個數字。當然,一個國家的產出,如果用在消費上多了,那麼用於投資的就少了,也就是增長的潛力會受影響。社會主義計劃時期有一個老話,就是處理好消費和積累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這樣的矛盾一樣是存在的。所以,民生項目的支出還是有一定的限度。這個限度在哪裡呢?我們可以看看經驗材料。 對於民生項目的支出,相關的數據並不是那麼多,我並不知道某些作家的論斷究竟基於何種委內瑞拉材料。但是民生支出是政府總體開支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看下面的圖表。圖1是幾個國家當中政府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GDP)的比重。從這裡可以看到,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包括同處於拉美的其他國家,政府開支都佔了相當的比重。委內瑞拉的政府開支力度並沒有特別突出,而且在2013年馬杜羅接任之後,出現了明顯的下滑。換句話說,委內瑞拉的經濟有問題,再怎麼也說也沒法責怪明顯低於一般水平的政府開支「過度」了。 表1當中列舉了幾個拉美國家以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2023年的社會開支。雖然這個數據比較有限,裡面沒有委內瑞拉,但是我們也能大致推測部分情況。比如智利總的政府開支佔GDP大致27%,而其社會開支佔大概13%,是其中一半。委內瑞拉在2023年政府開支佔GDP的15%,那麼其社會開支可能是7.5%左右。說到底,委內瑞拉的政府開支(包括社會開支),不管是其經濟狀況更好的時候,還是最近一些年比較困難的時候,都不算特別的高。 表1 社會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2023年)數據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archive.ourworldindata.org/20251211-184053/grapher/social-spending-oecd-longrun.html 國家 / 組織 社會開支佔

齊澤克:冠狀病毒是對資本主義「殺死比爾」式的重擊

冠狀病毒的持續蔓延也激活了蟄伏於我們社會中的大量意識形態病毒,如假新聞,偏執的陰謀論和種族主義的爆發。對「隔離」的醫療方面的剛需在另一領域發現了自己的回音,即,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也有著同樣的「隔離」:隔離那些威脅我們身份認同的敵人,並與之劃出一道清晰邊界。但也許另一種——更加有益的——意識形態病毒會席捲並可能感染我們:它讓我們去思索別一種社會: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一個在世界範圍內齊心協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實現(actualizes itself)的社會。(本文轉載自2020/3/3保馬,原文 “Coronavirus is ‘Kill Bill’-esque blow to capitalism and could lead to reinvention of communism” 刊載於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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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鍋日記:為什麼憋氣的時間這麼短?

【編按】本文為「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眾號系列文章〈燉鍋日記〉第七篇,〈燉鍋日記〉記錄了中國大陸新冠肺炎時的社會觀察。這篇日記延續第五篇的日記主題「封」,這次作者仍是談「封」。上次作者講到,在特殊時期出現了兩種「封」。第一種是有公德的自我隔離,第二種是求自保的拒人千里。而眼下的第三種「封」,則是大範圍的停工停運。這樣的「封」雖然讓人暫時心安,卻要從官到民的整個社會付出經濟受損、生活受限的代價,當中又隱含了階級與位置上的差距。社會當然有一個能承受的損失的極限,但這個極限出現得卻意外地早,我們憋不住氣,不等疫情結束便要張羅著恢復生產、取消管制。這恰恰是作者燉鍋要問的:這樣來來去去的「封」,到底暴露出了經濟和民生的什麼問題?本文轉載自2020年2月18日「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眾號,感謝當代文化研究網同意轉載,標黑粗體為新國際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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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昕:從紀錄片走進「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台灣社會(上)

關於政治/學運/社運或抗爭的影像作品,記錄的介入或抽離,本無一定的方法,但看主題或現場的需要。但在台灣政治社會的語境下,冷靜抽離一些的觀察和記錄距離,會比熱情投入被記錄者的情境或情緒中,來得更有必要些。一方面,以全然認同、欣賞、甚至投射慾望到被記錄者的狀態,很容易成為記錄對象價值上的啦啦隊或宣傳者,從而喪失了紀錄片的提問能力。更重要的是,討論政治的紀錄片,目的不在複製、強化特定的國族主義情緒,而是要提供觀眾思考任何集體情緒背後隱含的問題。(本文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原文發表於國家電影中心2019年電影年鑑,感謝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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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窘境

【譯者按】今天,人道主義被看成是重要且不可取代的主張論述,在這種情形下它的本質普遍認為是先驗的、空洞的,而且更加是去政治化的。然而卻成為許多人常掛在口邊的說辭。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伊·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去年12月撰文一篇,挑戰了這個概念。他認為歐洲的人道主義主張,背後潛藏著強烈自由主義色彩,裡面藏有深層次的偽善,甚至忽略社會整體的複雜脈絡。在此文章中,齊澤克更引用到2019康城金棕櫚得獎電影《寄生上流》(臺灣譯名),他的立論很簡單:就是自由主義式的人道主義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徹底的結構性改革。原文刊於RT,題為〈齊澤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非解決移民問題的有效方法,真正有效的是徹底經濟變革〉(“Slavoj Zizek: Liberals’ ‘humanitarian’ open arms is not a solution to migrant crisis; radical economic changes are needed”),中文翻譯標題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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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鈗涏:我們之間的種族主義──武漢人與新型冠狀病毒

當危機發生時,社會中以鮮明的界線劃分你我的機制即將啟動,喚起敵對意識,割裂的力量將會起到強大的作用。 與全球化時代的超連結強度成正比,斬斷連結的反作用力也必然增強。 厭惡、歧視和排斥變得理所當然,種族主義的歧視將使得界線變得可視化和正當化。但是,我們有可能完全斷絕連結的關係嗎? 還有,如果我們是重視人權的社會,在面臨危機時,也不應該毫無思考地埋首在恐懼之中,而是應該想起鄰居遭逢的苦難,進一步思考建立連結的可能性。 截至2月11日,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在中國已破千例。首先,我要對受災最嚴重的湖北省地區,以及承受著苦難和死亡折磨的人們致上深切的哀悼。 於此同時,我也呼籲——我們不該只考慮自己的安全和安寧,不該嘲弄、厭惡和排斥身處痛苦中的他人,應該以維護作為共同體的生命為目標,科學地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而思考我們如何建立世界公民的連帶。 讓我們一邊疾呼武漢加油!一邊思考如何迎接新學期即將回來南韓的中國留學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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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喬:戲中如何有《壁》?走進劇場探索白色記憶的血跡

2019年以《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入圍台新藝術獎決選的差事劇團,將在2020年3月6、7兩日,於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山城劇場,將白色恐怖年代犧牲的劇作家簡國賢生平加以改編,形成《戲中壁》一劇,加入客家表演與樂隊演唱元素。本演出由客家委員會主辦,差事劇團導演鍾喬擔任編導,改編自其於1994年榮獲年度最佳電影獎的同名電影劇本。時隔多年,劇場版將以城市裡殘存的記憶空間—寶藏巖「歷史斷面」為劇作的媒介,連結記憶事件,結合閩南說書、客語歌謠的獨特「環境敘事劇場」,呈現白色恐怖時期受壓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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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喬:斷面,在亞洲冷戰記憶體中

最近,一項值得一提的劇場匯演,恰策畫進行中,稱作【斷面】。這項計畫,開展已有一年以上。主要思及這麼多年來,透過劇場的民眾性,我所識得的幾些亞洲劇場團隊與工作者,如何重新反思冷戰作為東亞共同記憶的環節。項目涵蓋來自曼谷【無私劇團,Annata Theatre】的《無處之境,A Nowhere Place》,來自釜山【Arts Organization C】的《生與死》,台北【磷火鑄型所】的《一般之歌第二部——磷火之海》與【差事劇團】的《戲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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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慎:從武漢的疫情想起17年前的一些朋友和往事

【編按】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引發全球關注,台灣也在《新國際》的籌畫之下,2020年1月31日在鄰近立法院的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記者會,並發動社會連署,除了對在第一線抗疫的醫護人員致敬之外,也呼籲台灣人民共體時艱,除了做好防疫準備之外,也能夠發揮大愛大悲之情懷,分擔苦難,助人助己,給予大陸人民必要的幫助。同時,也提醒執政當局能夠敬畏果報,勿出惡言,勿彰敵意,為兩岸之間必要物資之輸運以及防疫人員之來往,開啟方便之門,以助防疫工作之合作與進展(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5103)。此一特殊時刻的記者會普遍受到海峽兩岸媒體的關注。我們更注意到,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之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對於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中美關係帶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許多不友善的言論和小動作更為網路上形形色色的陰謀論加溫。其實,17年前非典(Sars)疫情發生時,中美之間的學界和官方其實有過相當友善的互動,也從而開展了互助互利的空間。白先慎教授的這篇文章很生動地介紹了他們當時在中美之間所做的努力。文中提到的物理學家馮達旋教授曾經返台貢獻所學,先後擔任過成功大學、清華大學的資深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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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G7會議上,川普與強生會面(來源:白宮,Shealah Craighead攝影)。

脫歐的工價

20年前的西雅圖抗議運動掀起了新一輪的反資本主義鬥爭。儘管它深受自治主義政治影響——見諸於約翰.霍洛威那著名的口號:「改變世界,毋須奪權」——主流仍仰仗國家改革社會與經濟。改良派潮流形式各異——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起初為受各種拉美運動及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墨菲(Chantal Mouffe)孕育的民粹主義所啟發的網上組織;乃至柯賓(Jeremy Corbyn)與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領導的工黨所倡議那種更傳統的左翼改良主義。然而,它們皆共同以選舉為施行去新自由主義政策之方法。在過去數月之戲劇性轉折中,我們已見證了改良主義如何遭受那些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權力中心的殘酷挑戰。在英國,工黨史上最左的領導層於大選兵敗如山倒;而保守黨則於國會贏得了自1987年柴契爾夫人大勝以降最多的大多數議席。箇中最具破壞力的,莫過於保守黨黨魁強森(Boris Johnson)成功奪得工黨於英格蘭北部的傳統議席。這不只令所有曾受柯賓領導的工黨鼓舞的人心灰意冷,更讓我們深受非常右翼的保守黨政府擺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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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引自:Critical Legal Thinking

香港,社會鬥爭與資本主義圈地運動

【編按】面對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快速流動帶來的矛盾,訴諸主權國家疆界與加強當中的自我與他者劃界,往往成為上至政府小至個人最樸素直覺的防衛模式,香港從「反送中」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下香港防疫措施的混亂,既反應了中港關係的複雜與當中的矛盾,疾病的監控防衛也將這樣的劃界變得可見。本文作者蘇哲安(Jon Solomon)現為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於台灣與香港研究與教書,批判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正草案」運動如何繼承了殖民-帝國現代性的問題,並指出其如何再次強化主權的劃界,在此之下,所謂「自由」下所隱含的一種本質上具有人種優越感(speciestic)的未來想像,悖反地又將自身「封鎖進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所必需的那些圈封的國家或區域,遭受前所未有的奴役」。當代社會運動以左翼民粹主義強調擴大連結並作為回應右翼民粹,但該文也提醒了,所謂擴大連結的基礎往往又落回既有世界秩序的劃界區分,而疫情爆發,也考驗著如何超克主權劃界常常成為簡便的回應問題方式(例如,歐洲出現的種族歧視、防疫管制上常針對國籍而非旅遊接觸史的問題)。原文發表於Critical Legal Thinking。感謝作者提供中文精簡翻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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