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喬│2.28遠了,2.28 也近了!2.28近了,2.28 也遠了!

    若拉大苦難記憶的時空面向,應有兩部電影前來相遇。一部是時空這邊的《悲情城市》;另外,是時空那側的《悲傷草原》。當長鏡頭底下的殺戮記憶,活在當下的眼前,凝視的已經不再是:撕裂帶來的仇懟,仇懟帶來的悲情;而是在詩意的美學告白面前,讓膠捲滾動著時間的傷痕,以及傷痕帶來的「共時性」反思!  多年以後,再次觀賞《悲情城市》,終於可以理解,詩意的現實如何展現在一部歷史長河的電影裡;這長河,曾經波瀾也歷經無數的枯竭,像是穿越深崖峭壁與寧經村莊的濁水溪,在被稱做「母親之河」前,從未稍稍將順流而下視作理所當然! 這樣的觀影經驗,很可以類比於《悲傷草原》;第一次在電影院看時,就怎麼也覺得似曾相識;很久以後一段日子,在電腦屏幕前觀賞,才更明白昔日的似曾相識,其來有自;除了相似的二戰後冷戰/戒嚴體制的歷史軌跡之外,最常被提及的當然還是:長鏡頭的電影美學。 這兩點類似性,無庸置疑;然而,有一件事如何追索,當下似乎更具挑戰性:亦即,電影情節中潛藏的詩意,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因潛藏詩意,卻又被發掘出來呢?當然,回覆這個問題前,需再次確認影片如何表現詩意?這和在劇場裡思索這問題,大體類似!其實這問題,已經超越我回覆的能力。我只能勉為其難地表示:當外在的現實愈加衝撞與即刻時;內在的詩意,恰好在衝突面前,表現出一種噤聲的悲切與抑制,這恰是詩意的緣由! 很值得去思考的恰是這兩部電影,都有這樣的特質;當安哲羅普洛斯意有所指地說:「詩,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奇蹟」時,究其源,說的應該是:如何以詩的情境,訴說一部在沉埋與遮蔽的時間裡,穿越迷霧追索共同記憶的電影或劇作。我們有幸,得以在不同入徑,卻風格皆獨樹一幟的詩意電影中,與兩位導演的作品相遇並相識!見識了安哲電影中,多次湧現在巴爾幹半島酷烈槍聲中的迷霧;也見識侯孝賢在九份山區流亡路上,隱約吹過的霧氣與山嵐。似乎,都潛伏著隱喻的電影語言與聲息! 當然,在悲情城市十三問中,侯孝賢只是很日常地說了:他最初想拍的就是:將台語歌裡的江湖氣,豔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來。朱天文聞後帶著親切地調侃:真讓人頻頻皺眉頭,何況那些期待他甚高的前進影評人。後來,侯導這才說:如果他能拍出天意,那就大過癮了。這段對話,作為最後一問的結局,真有點追根卻不全為了究底的況味! 創作抵達某種稱作「天意」的境界;雖說,總難免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握在手心的水珠子,也會在不知何時的剎那間,就留下一片濕潤的空白;與其信不信之,倒不如體悟之。體悟,既有身體的張力,也有感知的從容。這樣子看,或許能去稍稍聆聽於日常俗勁所潛藏的內裡情境。這是看《悲情城市》的兩小時又四十分鐘,音樂通常響徹空曠的山野與天際,像在烘托一個時代的氛圍;腳底下的凌亂雜沓聲碰碰作響,卻是各種日常吃喝與幹架或逃命的生活干預。 這不就是在鋪陳:寫實中如何與詩意相遇的情境嗎?話說回頭,老生常談,一旦是侯孝賢的電影,提的都不離開長鏡頭,固定擺一個絲毫不讓步的位置,將特寫與全域滑動,從視線中蒸發;在我臆測,為的就是讓空間在天地間還原,這毫無疑問。除此以外,如何書寫歷史災難下的小人物,在風聲鶴唳環境中的「自為」狀態,可能是更大的企圖與關照。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時間彼岸的種種血腥與殺戮,當然有國際冷戰與內戰和戒嚴體制的背景;戲劇不能只是這樣演,電影無法只是這樣拍。侯導說:我不是在拍歷史,是在拍歷史中的人;更具像地說,是被殺戮與屈辱的平常百姓。這樣便有了家庭與兄弟在「2.28」 期間的遭遇。其實,安哲羅也是一樣;但,對於事件背後的心靈穿透,有所不同。 兩部電影,幾乎都以國際冷戰格局下,左翼肅清與清剿作為題材,也都在展現史詩式的壯闊與悲情。然則,《悲情城市》沒有悲劇式的戲劇性衝突,卻化戲劇性的悲劇為天地無情,讓我們幾乎沒有特定線索,去追究到底誰與哪一樁事件,製造如此血腥的殺戮?更多的是:發生在戲劇背後的尋常家族,如何食衣住行以及相當關鍵的出生與死亡!至於《悲傷草原》:活著,當然是殺戮成為共同記憶後,必然面對且無法迴避的問題;然而,浪跡草原與航行沼澤時,家族的面容畫一與沉默不語,在遼闊與哀傷的交響樂中,卻似乎暗示著某種未知的悲劇,即將在歷史轉折的某一特定時空下,終將到來!悲劇與悲憫,倏忽形成中西文化中,兩種生死的態度,並轉入電影美學的流動中! 兩者的表現方式,儘管帶來不同的迴盪;然而,感官的內向性幾乎與生命的抑鬱,都在巨大歷史的創傷前,化作鏡頭中的沉默。當經久的沉默,轉化為巨大的噤聲時,歷史已經在共同的內在,無聲地吶喊!影片中,寬美的哥哥投入山區的地下黨運動,藉由組織農民展開革命行動;卻也如官方「諭示」般地被軍警圍捕,消失蹤影。收到秘密信件的文清,下樓去匆匆取信;上樓來時,一片沉寂,只有妻子寬美餵食學步兒子的低聲;一切彷彿日常,一切彷彿在靜止的某一個時空中,異常平靜與日常。然而,拘捕與受難就在這一張皺的信紙上,沒有嚎啕,沒有失聲,就更不用說聲聲啜泣了! 這就是潛伏在尋常民眾內心深處的「2.28」!這就是詩意的政治電影;以詩來安頓政治,不是政治作為批判性控訴。《悲傷草原》裡,也一樣:兄弟都無聲地死在內戰的戰場;那一刻,無邊的沼澤與草原,只有母親一人在遼闊的長鏡頭哩,失魂落魄的奔跑;世界顯得那般冷酷,就剩一個哀傷的女人,以母親絕望如臨深淵的靈魂,與蒼茫共流亡。這就是安哲羅式的悲劇情境,顯得那麼壓抑與內斂,永遠在時間之外,凝視這時間之內的無聲死亡,在戰事顯得很遙遠的當下發生:鏡頭中,僅剩母親浦島的腰身,仰天長嘯殘酷的歷史。 所以,時間中的聲音似乎在問:一場內戰的告別,如何在詩的鏡頭下表現,接近永恆。孤寂與殘酷,如霧,不斷在心裡包圍過來…。「孩子,你在嗎?」「是,我在。」「我想向你告別。」是母親向孩子不捨的道別?是父親向孩子不忍的話別?都已經變得不很在意;更像似苦難記憶向當代的召喚或告別吧!這恰是安哲羅賦予當代殺戮記憶,希臘悲劇性的詩意告白。 我們從而發現:記憶,儘管以「人權事件」被被歸入國家檔案中;畢竟,仍是時間彼岸的血痕。因此,劇場與電影創作手法,若不在此當下的此岸,展現一種探索的歷程,終將只是答案在權力運作下,對於現實的撕裂。很不幸地,現實的撕裂,不會是結局本身。因為,結局會在日常的共同記憶中,表現出活在昔日當下的浮沉與忐忑;當蒙塵的冊頁被重新翻閱,創作者的內在,於是懸掛著時間堆疊下,歷史斷崖上一顆沉重的巨石,沿著山坡路不斷滾動下來;卻又被創作者心底的「薛西佛斯」,神話般地推上山頂。 當這樣的情境持續輪迴,在幾乎轉為夢境的下一刻,才得以讓時間彼岸的殺戮,再次以徘徊於黑暗與光明之間的影像或劇場,前來相遇!這是詩意美學對殺戮歷史的告白!所以,韓國作家金石範對濟州島「4.3事件」,寫下這樣的警語:是我們遺忘歷史;或者歷史遺棄了我們?誠然發人深省:一如陳映真的犀利題示:既是鞭子,也是提燈! 挪威畫家孟克的舉世名作:《吶喊》,幾乎人人知曉。這畫裡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是一張臉頰消瘦的面龐,回過頭來與我們直接面對面。每當看這幅畫,都會有一種緊張感,就是畫中的這個陌生人,像似恰無聲地向另一個時空下的我們,求救式地「吶喊」;因為,他的前方是他身後那片彤紅的天際,他要過橋前往河的另一岸,但顯然已來不及。因為,彤紅的是爆發的火山,炙熱燃燒中的熔漿,或許將在下一刻,吞滅準備過橋的他! 這裡的時間中,災難就在他前面;當他轉身,我們的時間中,他的未知變成了記憶。因為原本眼前的災難,現在變得發生在身後;這引發我們更深的時間共感。也恰是在張開驚嚇大口的那瞬間,我們被捲進他內在的恐慌中!藝術,必須於「存在」面前創造時間感,特別是災難的面前;電影與劇場也一樣,特別在苦難記憶的面前,如何將過去的時空,轉化到眼下來,幾乎決定了歷史在當下的能量! 孟克畫的是存在的焦慮,從時間的彼岸,倏忽來到當下面前;擴大一些來解釋,這焦慮也可以是集體殺戮的記憶,如何與當下產生共振的一種效應。這就是《悲情城市》與《悲傷草原》兩部地球兩端的電影,如何在當下生產文化撞擊的背後原因。然則,經久地,人們在搶奪解釋權時,誤以為在被沉埋的歷史背後,取得「正義」的招牌;往往恰好成為血流枯乾後,遮蔽真相的另一權勢的操作。這是歷史上不斷重複發生的現象,當現象的重複形成一種解釋的霸權,歷史的血漬也乾凅成失落源頭的記憶之河。 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安哲羅普洛斯的《悲傷草原》,又或譯作「悲泣的草原」。我總覺得,「悲泣」有一種傷痛欲絕的貼近。只是,這貼近,令人感到無比殘酷、無比無言與深深呼吸中的靜默。 緩緩推進的劇情中,來回影射著內戰,何其殘酷;卻從未有大場面的戰爭發生,只有在雙聲的兒子相互對峙戰死後,母親,緩緩仰起的身姿,問著蒼天⋯⋯。他似乎始終在吶喊著:水,如何成為詩意的譬喻?卻是幾近在無聲中追問自己。河的倒影裡,浮現了一張母親的臉孔。伊泣聲呼喊,無力地趴伏著的上半身,跟著她絕望的側影,費盡氣力地往上緩慢仰起,但已無法,因為幾乎的氣絕。躺在她身旁的是:她一對雙胞胎兒子其中的一位,因為參與內戰中的左翼游擊隊,被政府軍射殺在一片浮舟般的廢棄房板上。兒子,死了。死亡,在母親噤默的探問中;終而,轉作天地間剎那的崩裂。 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畫面。說穿了,殺戮後枯乾的血流記憶,更像一面鏡子,甚至是蒙上時間塵埃的鏡面;創作性過程中,如何賦予鏡面蒙塵擦拭的歷程,恰是刻不容緩的當下美學課題!因為,《悲情城市》裡山上的芒花白了;《悲傷草原》裡海邊響起槍聲遠了;沾血的歷史,在記憶的彼岸淌流,涉水逆流而上的,恰是兩個家族中的兄弟、母親、父親與新生的嬰兒!這是有扣人心弦的音樂聲,在歷史與當下響起的原因:一切都在訴說一種詩意的記憶美學,從未遠離捲入歷史苦難中的日常生活,以及逆風中仍遠望的每一張臉容! 距離上一回見到侯孝賢導演,匆匆已有5年時間;那個寒冷冬日夜晚,海風很大。在大潭海邊,一行人跟隨潘忠政老師的頭燈,踩在茫茫夜暗的海灘上;終於在鄰近沙洲分岔處,遠遠見到閃閃滅滅燈照下,天然氣儲存桶在施工船的器械運轉中,將棧橋的鋼釘牢牢釘在七千年的藻礁上!後來,在回程前,大夥圍著歌手沈懷一高唱《藻礁

  • 「馬來亞左翼歷史迴聲」系列活動

    活動1:消失的馬來亞左翼獨立戰士 時間: 2026年3月7日 (六) 14:30-17:30 地點: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捷運景美站2號出口) 活動說明:生於新加坡、白色恐怖家庭出身的邱依虹 (Agnes Khoo),翻譯了馬來西亞《林豐美回憶錄:我那戰爭的年代》,去年由馬來西亞非常獨特的左翼進步思想出版社「策略資訊研究中心(SIRD)」出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決定邀請邱依虹親自來台舉辦新書發表會,並規劃共三場相關議題座談。 邱依虹,一位無法用國界定位的NGO資深工作者、作家、學者、移工運動者、蛋雞小農。她曾經旅居新加坡、香港、台北、孟加拉、英國、韓國、迦納、深圳、荷蘭…..。她的第一本著作是用英文寫成、後來翻譯為中文的馬共前女性游擊隊員的口述歷史《生命如河流》,這也是最早以女性觀點建構馬共歷史的專書。 第一場(3/7)座談由邱依虹介紹《林豐美回憶錄》的歷史重要性,林豐美1917年生於馬來亞基督教家庭,受英語教育成長,獲得英女皇獎學金成立以來的最高分的學霸,於1937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赴英國不久就投身於為中國抗戰募款的運動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回到新加坡,被日本殖民政權遷移到柔佛州安置區時,秘密接觸左派「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促成「星華義勇軍」建立。戰後,又和馬共的伍天旺共同創建《馬來亞民主同盟》(MDU),並任第一屆秘書長。1946年底他再次赴英,為馬來亞爭取脫離英國殖民、獨立自主。 1954年他在倫敦召開的各英國殖民地共產黨大會上,代馬共宣讀一份聲明,透露了可以用談判來解決1948年宣佈「緊急狀態」造成的武裝衝突,間接促成了馬共和聯邦政府和馬共在1955年底的《華林會談》。 林豐美在韓戰爆發後,以記者身分據實報導真相,並採訪了中共的彭德懷將軍,回到英國後就被吊銷英國護照,從此成為無法離境的半軟禁狀態,也無法參予1950年代之後的馬來亞政治活動,1995年於英國小鎮離世。 ========系列三場活動分別為: ★3月7日 (六) 14:30-17:30 消失的馬來亞左翼獨立戰士 ★ 3月13日 (五) 19:00-21:30

  • 「您所不知的228」系列活動

    【系列-2】朱浤源專題講座:中共地下黨員與「二二八」 時間:2026年2月28日(六)下午02:28-05:20 主持:林深靖 (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創辦人) 主講:朱浤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代表作有主編之《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視角:黃彰健院士追思論文集》,也是《孫立人將軍紀念館史料及中、英文導覽內容研究報告》計劃案主持人。是台灣研究「二二八」美國因素的第一人,發表〈美國政府背叛臺灣:校讀George Kerr編撰Formosa Betrayed時的內心世界〉等論文;也是研究孫立人在台美關係的重要學者,在學術上有深厚的口述歷史和檔案研究的資歷,也曾研究過319槍擊案。這次講座將觸及歷史檔案裡中共地下黨員和二二八的關係。 【系列-3】化身人民財神的228左翼烈士–《沒有過去的受難者》放映會 時間:2026年3月1日(日) 1400-1700 紀錄片放映;1700-1800 映後討論 主持人:郭行建 (平行政府媒體小組) 與談人:王可萱 (本片作者、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吳永毅 (音像紀錄所退休教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共同發起人) 活動說明:王可萱偶然得知全臺唯一228紀念廟—虎尾「三姓公廟」,正是自己的阿公捐地所蓋,從此開始了她尋找三姓公歷史的紀錄之旅,最後完成了她的尾虎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是她的畢業製作,長達180分鐘的紀錄片《沒有過去的受難者》。 可萱追蹤了三姓公其中的一位——顧尚泰醫師——的足跡,顧尚泰家族與台共時期謝雪紅的淵源甚深,光復後他父親又加入謝雪紅籌組的「台灣人民協會」,顧尚泰則是留日後返台,在228事變後投入謝雪紅等人指揮的「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二七部隊」前身),派去虎尾作戰時,被國民黨逮補後槍決,享年28歲。 台灣大家樂賭風熾盛時,雲林地區盛傳三姓公廟出的明牌奇準無比,信徒自各地湧來,捐款在廟前演出歌仔戲、布袋戲和電子花車等,各種酬神戲戲檔幾乎當時不斷,盛況空前。是真正來自底層民間的轉型正義。 可萱以極為有限的檔案為線索,追尋了顧尚泰生前的足跡,讓我們看到了不同於政治提款機的228記憶。 主辦:平行空間-左翼書房 合辦: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海潮智庫 兩場地點均為: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左翼之聲│資本主義不可能治癒疫病

【譯案】這是美國「左翼之聲」在2020年3月12日徵求文件的啟事(Capitalism Will Not Heal the Pandemic),翻譯出來給進步圈的朋友參考,並期待有同步的行動。
「急速擴散的冠狀病毒疫情,正肆虐全球,重創世界的經濟和社會,目前國際上已有130095名確診病例和4752名死亡案例。由於無法取得或運用全面廣泛的檢測,實際的數字肯定要高得多。十幾年的財政緊縮、醫療預算的刪減,以及對工人階級權力的侵奪,使得政府絲毫沒有處裡危機的裝備。一如舊慣,受創最重的必然是工人階級和受壓迫的民眾。此時此刻,全球市場在直線下墜。美國股市已經熔斷兩次,這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美國很快的便試圖穩定股市,但是採取的並不是投資醫療衛生的必要手段,並且給艱苦奮鬥以求生的工人階級些微喘息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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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芝、何志雄│福島災難9周年記:東京奧運與福島「復蘇」

當今天全球目光聚焦東京奧運會能否如期舉辦、新冠狀病毒還會肆虐多久的時候,大家可能忽略了一個遠為嚴峻的危機:福島核災難遺留的核輻射危險。核廢料、核污染垃圾難以處理,有些核放射物質可以存在幾十萬年,這才是核威脅真正可怕之處。日本政府蓄意通過東京奧運會制造福島回復常態的假像;戳破這個假像,是重要的文化戰爭。福島核危機後遺症問題有多嚴重?9年來,問題緩解了?清理工作猛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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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Rivera│冠狀病毒與階級鬥爭

【譯按】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初,在中國武漢首先爆發的新冠狀病毒疫情,經過全中國人民同心協力的抗疾,疫情目前已經得到基本的控制。但是在中國爆發疫情之時,冷眼旁觀的美國,卻面臨了疫情逐漸擴大的趨勢。美國境內新冠肺炎疫情的擴大,存在著體制上的缺陷,本篇《左翼之聲》的報導,點出了美國疫情可能一發不可收拾的癥結,以及在全面私有化資本主義醫療體制之下,受傷最重的勞動人民,以及貧困無告者的悲慘處境。(原文標題:”The Coronavirus and the class struggle”,刊登於2020年3月2日《左翼之聲》(left voice),感謝譯者范振國先生供新國際刊登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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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下)

「中國重建在改革之前發展出來的成功的醫療衛生體係是否可能呢?不太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中國在市場改革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大逆轉,如前面述及的,破壞了先前的醫療衛生體系的基礎。第二,中國得以建立自己的獨特的醫療衛生系統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毛的獨立自主的政策所產生的強烈的民族自信。它滲入到人們的意識中,使他們認為中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鑄造一個獨特的未來。然而,對比鮮明的是,改革之後,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再次抬頭,因而削弱了民族自信心( Meisner 1999 )。在衛生保健系統,中國終結了嚴格的獨立自主的科技政策,改革剛開始不久就從西方引進醫療技術。此外,在醫務工作者間和政府部門裡瀰漫著對西方醫療模式的崇拜( Blendon 1981; Sidel and Sidel1983 )。而且,中國將很快加入世貿組織(譯者註:已在 2003 年加入),因而更緊密地納入世界體系中去,這使得中國更加容易受西方影響的衝擊。第三,「為人民服務」和為集體利益努力是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準則,而市場的競爭價值觀卻主導了改革後的社會。第四,改革後的衛生保健系統已經在不同地域和階層間製造了巨大的差異,產生了國內外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並且還不斷的從改革後的新體制中榨取利潤。基於上面四大因素的分析,這篇論文不得不引出一個悲觀的結論:沒有另一場社會革命,重建先前毛時代發展出來的醫療衛生體係是不可能的。因此,現有的改革了的、西方模式導向的道路會繼續下去,並決定未來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的發展。」
(本文分兩集刊出,本篇為下集,全文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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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上)

【作者序】這篇論文是筆者2001年應美國社會學學者威廉。科克藍(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而寫的英文論文,發表在一本由科克藍主編、跨國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學及研究所層次醫療社會學教科書上(英文書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此教科書共二十六章,其中有九章討論醫療社會學理論,另外十七章則從社會學觀點分析美洲、歐洲、非洲、中東、與亞洲地區十七個國家的醫療衛生體系,由已經累積相當研究經驗的社會學者執筆。此書2004年再版。筆者9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學教學作研究時開始研究中國大陸的醫療衛生,當時,西方學者早已陸續指出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一些問題。在芝加哥、或在中國大陸,我每當與大陸的學者或學生談論中國的醫療衛生改革,都會談起這些問題,我最常說的是,「中國大陸即使要走市場改革或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見得必須把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商品化,如,英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卻擁有非市場化、非商品化的公醫制。」然而,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的路就這樣義無反顧的、快速的走下去。1996年,我回到台灣,在成功大學醫學院任教,仍繼續我對中國大陸醫療衛生的研究。同時,我觀察台灣的醫療衛生體系,發現它也跟中國大陸一樣,急劇的往市場化、商品化的路滑下去。2001年,藉科克藍邀請的機會,我較系統的將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以改革前後歷史比較的觀點分析,寫出這篇「大逆轉」的論文。同時,我把寫成的論文給了中國大陸的學者,建議他們將它翻譯出來在大陸發表,或許有針砭的作用。但是,此事石沈大海,我也因全副精力投入批判台灣醫療市場化、商品化的工作,而無暇追蹤了。2005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大學短期研究,在芝大圖書館上網,赫然看到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的研究報告及大量的相關報導,批判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的錯誤,我當時感慨萬千:這不就是我2001年論文提出來批判的嗎?當年八月,我去北京作研究,因緣際會認識了清華大學求是學會的同學,談起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有共同的憤慨與憂心。我提起這篇「大逆轉」的論文,他們熱情的表達願意幫忙翻譯。本篇是近五年前寫的,部分資料需要更新(如,當時中國尚未加入世貿組織),但是,因為論文是以歷史的角度分析的,仍有它以古鑒今的意義,而且文中所指出的問題至今猶在,是以請清華同學翻譯,並尋求大陸期刊發表。
(本文分兩集刊出,本篇為上集,全文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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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冠狀病毒是對資本主義「殺死比爾」式的重擊

冠狀病毒的持續蔓延也激活了蟄伏於我們社會中的大量意識形態病毒,如假新聞,偏執的陰謀論和種族主義的爆發。對「隔離」的醫療方面的剛需在另一領域發現了自己的回音,即,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也有著同樣的「隔離」:隔離那些威脅我們身份認同的敵人,並與之劃出一道清晰邊界。但也許另一種——更加有益的——意識形態病毒會席捲並可能感染我們:它讓我們去思索別一種社會: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一個在世界範圍內齊心協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實現(actualizes itself)的社會。(本文轉載自2020/3/3保馬,原文 “Coronavirus is ‘Kill Bill’-esque blow to capitalism and could lead to reinvention of communism” 刊載於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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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鍋日記:為什麼憋氣的時間這麼短?

【編按】本文為「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眾號系列文章〈燉鍋日記〉第七篇,〈燉鍋日記〉記錄了中國大陸新冠肺炎時的社會觀察。這篇日記延續第五篇的日記主題「封」,這次作者仍是談「封」。上次作者講到,在特殊時期出現了兩種「封」。第一種是有公德的自我隔離,第二種是求自保的拒人千里。而眼下的第三種「封」,則是大範圍的停工停運。這樣的「封」雖然讓人暫時心安,卻要從官到民的整個社會付出經濟受損、生活受限的代價,當中又隱含了階級與位置上的差距。社會當然有一個能承受的損失的極限,但這個極限出現得卻意外地早,我們憋不住氣,不等疫情結束便要張羅著恢復生產、取消管制。這恰恰是作者燉鍋要問的:這樣來來去去的「封」,到底暴露出了經濟和民生的什麼問題?本文轉載自2020年2月18日「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眾號,感謝當代文化研究網同意轉載,標黑粗體為新國際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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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昕:從紀錄片走進「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台灣社會(上)

關於政治/學運/社運或抗爭的影像作品,記錄的介入或抽離,本無一定的方法,但看主題或現場的需要。但在台灣政治社會的語境下,冷靜抽離一些的觀察和記錄距離,會比熱情投入被記錄者的情境或情緒中,來得更有必要些。一方面,以全然認同、欣賞、甚至投射慾望到被記錄者的狀態,很容易成為記錄對象價值上的啦啦隊或宣傳者,從而喪失了紀錄片的提問能力。更重要的是,討論政治的紀錄片,目的不在複製、強化特定的國族主義情緒,而是要提供觀眾思考任何集體情緒背後隱含的問題。(本文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原文發表於國家電影中心2019年電影年鑑,感謝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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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窘境

【譯者按】今天,人道主義被看成是重要且不可取代的主張論述,在這種情形下它的本質普遍認為是先驗的、空洞的,而且更加是去政治化的。然而卻成為許多人常掛在口邊的說辭。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伊·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去年12月撰文一篇,挑戰了這個概念。他認為歐洲的人道主義主張,背後潛藏著強烈自由主義色彩,裡面藏有深層次的偽善,甚至忽略社會整體的複雜脈絡。在此文章中,齊澤克更引用到2019康城金棕櫚得獎電影《寄生上流》(臺灣譯名),他的立論很簡單:就是自由主義式的人道主義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徹底的結構性改革。原文刊於RT,題為〈齊澤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非解決移民問題的有效方法,真正有效的是徹底經濟變革〉(“Slavoj Zizek: Liberals’ ‘humanitarian’ open arms is not a solution to migrant crisis; radical economic changes are needed”),中文翻譯標題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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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鈗涏:我們之間的種族主義──武漢人與新型冠狀病毒

當危機發生時,社會中以鮮明的界線劃分你我的機制即將啟動,喚起敵對意識,割裂的力量將會起到強大的作用。 與全球化時代的超連結強度成正比,斬斷連結的反作用力也必然增強。 厭惡、歧視和排斥變得理所當然,種族主義的歧視將使得界線變得可視化和正當化。但是,我們有可能完全斷絕連結的關係嗎? 還有,如果我們是重視人權的社會,在面臨危機時,也不應該毫無思考地埋首在恐懼之中,而是應該想起鄰居遭逢的苦難,進一步思考建立連結的可能性。 截至2月11日,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在中國已破千例。首先,我要對受災最嚴重的湖北省地區,以及承受著苦難和死亡折磨的人們致上深切的哀悼。 於此同時,我也呼籲——我們不該只考慮自己的安全和安寧,不該嘲弄、厭惡和排斥身處痛苦中的他人,應該以維護作為共同體的生命為目標,科學地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而思考我們如何建立世界公民的連帶。 讓我們一邊疾呼武漢加油!一邊思考如何迎接新學期即將回來南韓的中國留學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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