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經濟增長可以扶貧嗎？ ◎許寶強   【編按】 201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兩名美國經濟學家以及一名法國經濟學家共同獲得，根據瑞典皇家學院，他們的成就是尋求世界脫貧的道路。他們包括杜芙洛（Esther Duflo），她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任教，是史上第2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也是最年輕的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以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里莫（Michael Kremer）。他們都共同指出，造成貧窮的是體制及政策因素，而非窮人懶散，而解決之道也非簡單的經濟增長可以解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教授許寶強老師在這篇文章也指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並不是純粹的經濟指標(包括人均收入和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等)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對具體的社會脈絡作仔細的分析，了解產生持續不平等的製度安排、社會關係和文化心理因素，才能判定。本文轉載自2019年10月19日文化研究在香港，感謝作者授權。  

「聲援香港」在台灣：一個台灣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在地思索 ◎李亞橋   【編按】何韻詩來台遭統促黨潑漆，警方將問題上升至朝「組織犯罪」偵辦，而近日台灣的校園連儂牆遭陸客破壞，有一名已遭驅逐出境，高雄市政府則以「歷史建築」要求西子灣隧道復原。台灣的聲援運動與回應，延著既有統獨與藍綠的政治界線歸位，並以此形成民不民主的問題，延續的是替即將到來的選舉加溫。警察作為國家暴力的限度、政權的保守性質，似乎因為另一種「正義」或「道德上的進步」而被忽略，甚至是合理化，諷刺地是當香港抗議警察濫權時，台灣的輿論卻反而因為「位置正確」而忽略警察及政權的雙重標準與可能正在超越合理的執法界線。作者提醒，這正是社會抗爭者必須要警惕的，尤其是對於廉價地消費所謂的「自由」、「民主」！本文作者李亞橋是成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     連儂牆：貼與撕之間的思考起點   校園連儂牆，儼然成為選舉之外，廣泛受到台灣社會大眾關注的重點。高雄市政府要求西子灣隧道中山連儂牆復原，必然會成為當下選舉攻防戰的其中一環。市政府認為西灣隧道具「歷史建築」身分，而這些其實真的都可以拿台南警方逮捕破壞連儂牆作為對照組，然後進行整體的思考。「理由」永遠可以被正反雙方端出來，不在於理由本身是否合理或具有正當性。但這裡要講的不在於「理由」是什麼，比如陳菊政府執政期間發生諸多迫遷弊案的「理由」是「為了要治水」，韓國瑜政府執政團隊則是以「歷史價值」為「理由」。相對地，這裡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時候反抗者更要站好「反抗者對抗官方」的這個位置，而不是輕易地在支持某一政黨而反對另一政黨的情況下，滑向挺藍或挺綠的任何一方。「理由」永遠是官方塑造好用來對付反抗者的說詞，我們是否做好心理準備迎接、站穩「反抗者V.S.官方」的位置？這就會成為當下台灣內部騷動不安的局勢下，社會運動者的重要習題。 校園連儂牆兩樣情，中山大學的連儂牆受罰，台南警方則是抓到成功大學連儂牆的破壞者。當這兩者合在一起看，會導向媒體要給人民思考哪個政黨政府誰自由民主、誰不挺自由民主的簡單二分法。然而這裡要站在不同於官方與媒體操縱的角度來重新來思考，這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兩者共同指出的是人民期盼一個「法治」的政府。這會是右翼自由派的理想圖景。過去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反抗者總是被警察鎮壓、逼供、囚禁，這次出乎意外的是台南的警察竟然逮捕撕毀連儂牆的民眾，但平常台南地方的反抗者反對迫遷、人民守護歷史與文化資產，面對的往往就是警察的粗暴對待。因此，由警方逮捕損毀連儂牆的人，這當中究竟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就會是該重新思考的部分。     張小虹在2019年10月9日《聯合報》發布〈台灣校園的民主暴力？〉一文，即在連儂牆的貼與撕之間，重新思考「香港反送中運動」在台灣發酵後，台灣支持與反對之間不同位置的權力配置，提出「誰在破壞民主，而誰又欠缺民主修養」的思索，並援引過去台大校園中「民主牆」、「愛國牆」作為校方和學生會之間的角力戰為例，指出現今連儂牆變成是和「校方申請」，學生在捍衛民主與言論自由之下，要求「不允許毀損」，但也形同塑造另一尊「蔣中正銅像」。因此張小虹在文中結尾指出，「如果我們在『連儂牆』校園海報被撕下的那一刻，憤怒言論自由的遭受破壞，那我們也該在撕下海報之人被立即移送法辦的那一刻，哀悼校園民主的淪喪」。然而張小虹這裡仍是以「陸生」、「陸客」作為假設中的「破壞者」，用以批評當下聲援香港反送中的人預設了「支持香港」或「中共的同路人」的二分法，在這之間進行破與立。然而再進一步來看，假設「破壞者」是一般人民，甚至是社會運動者，又該如何看？ 事情永遠會被顛倒過來，真正的反抗者就必須把它擺正會去。 就好像世界上許多地方，過去許多作家、畫家受到箝制，不准出版、不准展覽。人民要記得這些受壓迫的人，「記憶與遺忘之間的鬥爭」即是一種權力關係的配置，但真正的反抗者絕對不是用官方或體制內的姿態去肯定弱勢者、被壓迫者。而台南的連儂牆如果被民眾撕毀，學生可以貼回去，但是真的需要出動警力逮捕破壞民眾嗎？如果今天有民眾想貼「我挺香港，但我也挺韓國瑜」，學生會讓民眾表達不同意見嗎？這些思考就會浮現出來。在貼與撕之間，導向了許多人期待一個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法治」的國家，透過「法治」的警察力量去「公正地」處理社會上的事件，希望作為國家機器的鎮制工具的「警方」來處理撕毀連儂牆的人。這個過程實際上欠缺民主與自由的思索，畢竟警察總是為國家機器、官方或資方的打手，不會真正站在民眾、甚至是反抗者的一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持續延燒，被官方與警察殘酷鎮壓，而台灣聲援香港、支持連儂牆的學生，則是藉由警察的「合法化暴力工具」來捍衛他們的民主與自由，這當中充滿無限的弔詭與諷刺。   香港抗爭效應在台灣：挺韓與反韓之間的自由民主抉擇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要放回到香港的脈絡來看，台灣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則是開展出不同的脈絡。這裡特別是要討論後者，「聲援香港」、「台灣的大學連儂牆」在當下激烈的選舉立場角逐之下，很容易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進行操作，成為指向挺藍或挺綠的選擇。曾有香港來台灣的朋友指出，大意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無法挽回了，你們台灣要好好珍惜，選韓國瑜就是投給中國共產黨。」這也是現今台灣支持香港抗爭運動的主流論述取向。香港的抗爭群眾提供了台灣反對「中國極權」的正當性理由，影響範圍甚至擴大到台灣二○二○年的選舉，這已是不爭之事實。 如果今天警方快速地出手逮捕破壞連儂牆的人，這也代表了台南綠營的執政者在相對於藍營甚至是韓國瑜的位置上，試圖展現出他們更有「法治」的一面而已，他們要捍衛的是二○二○年總統大選的利益，甚至是綠營的統治利益。這個邏輯就會變成是：當政治面臨危機、要保衛台灣的主體，就必須犧牲掉某一小部分人的自由與民主。香港帶給台灣的效應於是擴大到總統大選的層面，在聲援香港或支持中國的二元對立之下，成為審視候選人言行與選擇政治立場的衡量標準。 然而事實上，支持香港的論述成為主流之後，同時也掩蓋、壓過台灣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在聲援香港的行列中，也有不少台灣社會運動的參與人士，聲援香港與台灣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本來就不該是誰先誰後的優先選擇問題，然而台灣的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過去總是不斷被官方與媒體壓制，這次台灣聲援香港的運動，同樣作為轉移台灣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的焦點，反對「中國極權」成為政治選舉與統獨立場上的攻防戰。 就像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的，新自由主義國家要把國內危機轉化到外部，比如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過福克蘭群島戰爭，轉移國內經濟危機的焦點。更常發動海外戰爭的美國，總是藉由國家安全的理由，轉移媒體對於美國內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族群衝突；而此次香港受中共壓迫下的自由與民主危機，變成民進黨轉化台灣島內政治危機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站在反對國民黨與韓國瑜的軸線上，另一方面則是繼續消弭台灣內部資本主義危機、負債，甚至是各種抗爭運動。   社會運動的虛與實：當社運變成資本主義的傾銷商品   聲援香港的校園連儂牆成為一股熱潮，體現出台灣人不斷消費民主與自由的圖景，而且用最廉價的方式。台灣人對於政治性的運動，總是展現出狂熱的狀態，無分韓粉或反韓、反國民黨等不同立場，也不分男女老幼。從三一八運動反黑箱服貿與中國因素、韓國瑜的選舉動員，緊接著這次台灣聲援香港的運動，群眾總是被政治議題快速動員，也快速消褪，一波接一波。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消耗大量台灣社會的動能，鮮少累積、深化自由與民主，這一直是台灣右翼人士強調的民主化運動當中十分匱乏的部分；台灣聲援香港，自由與民主形同便利貼，更多是在民主的象徵層面進行攻防，仍舊缺乏轉化為社會運動更為積極的參與，以及深化在地實踐的動能，它突顯出台灣二○一○年後社會運動快速被政黨政治收編的虛幻景象，遠勝於社會運動本身的實質意義。 曾幾何時，台灣多數的社會抗爭能被好好看見？ 舉例而言，不久之前巴黎聖母院大火，社會輿論開始批評台灣社會大眾只在意國外發生火災，卻不在意台灣各縣市不斷破壞文化資產，縱使鄭麗君上台號稱修訂「地表最強文資法」，也免不了文化資產遭受祝融、剷平的命運；台灣聲援香港期間，樂生療養院持續向政府陳情，位於新北市新莊迴龍的捷運機場，除了施工期間對於建築物本身結構造成損壞、危害到居民居住安全，也影響過去居民進出療養院的便利性。 然而，聲援香港的新聞聲勢蓋過樂生療養院，甚至也不乏支持綠營者、不同位置的抗爭者開始抨擊樂生居民與學生。甚至其他台灣社會議題、環境議題，每每需要更多公民參與、抗爭的時候、永遠都面臨缺乏支持與人力的窘境。這才是當下台灣社會運動面臨的實況，絕對不是何種議題該優先的問題。畢竟如果台灣有何種運動該優先選擇，通常國族運動、統獨議題會被擺在第一順位，通常輪不到台灣內部本身的壓迫。就像從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談論國族、談階級的知識分子，往往又把性別議題排在最後，甚至認為解決國族或階級問題就能解決性別壓迫問題。這種優先順序的假設實際上是錯誤的。如果台灣要追求民主與自由，應當要更為深入地討論，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或自由主義的民主與自由，它絕對不會、也不應該只是大量傾銷的廉價商品而已。     從香港到台灣：重新思索社會運動抗爭者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