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昕:從紀錄片走進「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台灣社會(上)

◎郭力昕(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本文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原文發表於國家電影中心2019年電影年鑑,感謝作者同意轉載。)

如果2017年台灣最受矚目與討論的紀錄片,是黃惠偵導演的《日常對話》,那麼2018年帶來最多話題與政治風暴的作品,無疑是傅榆導演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了。這部長時間記錄兩位學運青年的紀錄片,在2018年先後獲得台北電影獎與金馬獎的年度「最佳紀錄片」獎;傅榆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表達希望台灣能以獨立國家被尊重的得獎感言,則引發了軒然大波,讓參加頒獎典禮的中國大陸電影人集體缺席典禮後的酒會活動,中國政府也限制了大陸電影與影人參加2019年的金馬獎活動,後續的政治效應甚鉅。

這樣的媒體與政治效應,遮蓋了許多觀眾對同年出品的另一部題材相近紀錄片的注意。江偉華導演的《街頭》,同樣入圍了2018年北影獎「最佳紀錄片」獎項,記錄了2014年太陽花學運裡「衝組」幾位決策核心成員在運動前後的心路歷程,是一部很有價值的作品,卻沒有得到該有的關注和討論。

在這篇文字裡,我將對照分析這兩部記錄作品,展開對2018年幾部具有代表性的台灣紀錄片的評介與分析,討論它們所呈現的介入政治行動的台灣熱血青年,在作品中展現的某些集體特質,包括被記錄者和記錄者。

從看見/看不見台灣社會或文化的角度審視,另外幾部完成於2018年、部分於2019年在院線放映的記錄作品,也值得仔細關注與討論。這幾部作品包括沈可尚導演探討婚姻關係的《幸福定格》、吳耀東導演探訪一位老友最後生命的《Goodnight & Goodbye》,以及林明謙導演呈現了新興靈媒文化與台灣社會現象的《看不見的台灣》。

從記錄學生運動領袖的影片,到這幾部題材不同的作品,我們也許可以約略勾勒出某些關於台灣社會與文化現象的集體面貌。這些現象或面貌,也許不是紀錄片創作者有意識的展現或提問,但它們無論如何已經或隱或顯的存在於作品中,值得我們做一些觀察和省思。

成為政治消費與自我消費的「青春」

傅榆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囊括了2018年台灣兩大電影獎的最佳紀錄片,也代表台灣參加2019年的奧斯卡獎。它在台灣帶起了相當熱烈的關注、觀影、討論;傅榆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的發言所引發的政治效應,讓島內與海外獨派團體異常興奮,據聞在影片於2019年放映期間紛紛包場支持,也有海外放映的邀約。

這是個頗有趣的現象:《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嚴格說並不是一部討論或鼓吹台獨的紀錄片,它甚至也不是一部討論學運的影片,而是關於「青春」、關於導演記錄自己以影像介入政治參與的青春記事。這樣一部影片,何以能引起廣大「天然獨」青年的注目、電影圈普遍的好評和專業評審的肯定、以至於獨派團體的青睞呢?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傅榆導演自己的故事。她花了8年時間分別紀錄2位學運青年陳為廷和蔡博藝,一位是台灣的學運明星,另一位是中國大陸交換生、因受台灣學運感染而投入社會運動與校園改革。隨著這兩位青年參與的事件或行動,傅榆的鏡頭捕捉了很多精彩的現場,和動人的訪談細節。

然而,由於導演在記錄這兩位學運青年時缺乏問題意識,或者對於政治、學運與紀錄片本身的深刻一些的認識與省思能力,使那些記錄的時間和取得的材料,只能編輯成一部自己的成長紀錄:通過對學運領袖的偶像崇拜,來形成並參與對政治和社運的認識與激情;以及,當偶像不再發光時,自身的失落與無所適從。

大學才跟家人從僑居地回到台灣定居、研究所開始關心社會現實與政治議題的傅榆,在影片裡並不隱瞞自己對兩位學運領袖的偶像崇拜心理。她以旁白率真的回顧自己對政治曾經的無知與偏見,佩服陸生身分的蔡博藝勇敢參加台灣社運,並因記錄陳為廷的各種衝撞,感到自己也有了貢獻,等等。當傅榆在片尾失落、困惑時,她也大方的將掉過頭來記錄自己失控落淚的鏡頭,保留到影片裡,成為導演誠實面對自身問題並能深自反省的動人證明。

那麼,這部影片首先應該更名為「我的青春,在台灣」;儘管有不少台灣年輕人對政治與社運的認識水平可能跟導演差不多,「我們」在片名上仍是一個過度化約的用詞。

即便從紀錄片再現學運題材的框架來看,江偉華在《街頭》裡所展現的另一批學運領袖老謀深算的世故能力,和導演冷靜自持的記錄方式,也可以知道,參與政治行動的台灣青年,並不都是笑起來燦爛、衝起來勇健的陳為廷,或者容易感性落淚的純真青春導演傅榆。

蔡博藝在影片最後對導演說,把自己對社運領袖的崇拜,以至於把他們該維繫社運能量的期待「放在我們兩個人身上,我覺得也是一種綁架。我的人生不一定是為了這個目標在活著。」

在掌聲與票房中,導演能夠把握住怎樣的「成長」?

陳為廷、蔡博藝各自在學運行動中受到原因不一的挫折,而在運動和挫敗經驗中沉潛下來,思考如何能更好的在公共事務中貢獻自身。陳為廷打算去美國多瞭解國際社會、發展台美關係,蔡博藝則希望加入網路新聞媒體,盡力做些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導演對他們這樣的轉折感到失落無依,一方面不知自己的影片該如何結束,另一方面又為自己竟然跟廣場上老想追隨學運領袖的人一樣而感到羞愧。傅榆說:「我……很難不……被他們吸引,但實在應該強迫自己跟他們(兩位偶像)道別了。」

影片在這樣的誠實「反省」,和片尾堆疊出毛、蔣、扁、馬、蔡、習這些兩岸政治/歷史人物,與劉曉波、黃之鋒、李明哲等人的肖像蒙太奇中結束。那些捉對快閃於片末的政治領袖被拼貼在一起,語意含混的指涉著兩岸/統獨對立,與中共打壓言論和民主,但那些人物分別表徵的政治與歷史意義,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這種粗率方便地挪用政治人物之符號意義的作法,四兩撥千斤地快速轉移、化解了導演「不知影片該如何結束」的困頓,把需要真正開始深切(自我)反省的問題擱在一邊,把所有自己的尷尬與太陽花學運的尷尬,都推給「青春」,儼然成為在商業和政治通貨上皆大歡喜的另一部台灣青春成長電影。

導演的感性、對政治/學運的天真、和對政治符號的無知,都可以是成長的必經過程。「青春」當然從無知開始,也當然可以犯錯誤。問題是,這樣的青春與無知,究竟需要延續多久,才能開始成長?當一部影片無意識地(自我)消費著青春、天真和無知,與對影像之政治符號的輕率挪用,卻因此得到了台灣社會的廣大推崇和讚揚。在掌聲與票房中,導演尚能夠把握住怎樣的「成長」?

在一次映後問答裡,傅榆接受一位深受感動的香港觀眾的讚美,認為導演有在反省自己,因為在片中導演一直表達著後悔、慚愧,那位年輕香港觀眾認為這樣才能進步。傅榆也表示,放片就是她的社會運動,她通過此片的放映找到力量,並且找到下一個紀錄題目;因此目前而言,她就是多放映以推廣此作。

這樣的回答,讓我開始納悶,導演原本懷有的天真、誠實、素樸的良善特質,會不會因為這部影片的題材在台灣容易產生的特殊效應,讓導演在一夜間,從一位需要有偶像與英雄的人,自己變成了另一個英雄?從而讓觀眾的掌聲,遮蓋且合理化了紀錄片導演覺得不需要再面對自己的問題、也不再做該補的功課,就沿著掌聲與特定政治市場的需要前進,使成長與內省將永遠不會發生?我殷望尚不至於如此。

冷眼記錄學運的另一面真實

在記錄「反服貿運動」的《街頭》之前,江偉華的上一部紀錄片作品,是關於2008年「野草莓學運」的《廣場》。

十年磨一劍,幾位野草莓學運裡的人物,在《街頭》中繼續成為記錄對象,一方面呈現了導演對學生運動長期的關注和參與,並與這批學運領袖建立起好的互信關係,另一方面也可以藉著前後兩次大型的學運的影像記錄,觀看台灣近年學運和核心參與者的某些面貌。這是《街頭》的兩個明顯特色。

在影片的一開始,導演也在野草莓學運、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和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之間穿梭回顧,讓過去10年來的幾場大型學運,在作品中建立起一個時間縱軸和人物上的連結。

然而,江偉華的這兩部記錄學運的作品是有差異的。在我的閱讀印象裡,《廣場》相對全面的記錄運動始末與決策過程,試圖盡量完整的描述運動的全貌,也對野草莓學運有著較多的同情和支持。《街頭》不再企圖記錄太陽花學運的方方面面,只聚焦在以張勝涵、張之豪為核心人物的一組「激進路線」的決策與行動過程,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呈現以張勝涵為人物焦點的幕後策畫小組的面貌與狀態。

他們以台大社科院教室為討論行動策略的基地。和占領了立法院議場、繼續和馬英九政府談判周旋的場內學運明星林飛帆、陳為廷的路線不同,張勝涵這批決策者認為拖延立院佔領時間對運動將坐以待斃,必須再升高行動,決定佔領行政院。

運動於是出現路線之爭,在一次協商會議後,決策核心成員決定行動分兩路,立院內外秩序井然的靜坐行動繼續,「衝組」在323攻進行政院。

江偉華的鏡頭跟得很緊,將政院行動前決策小組的討論/辯論、攻佔行政院的行動過程,與張勝涵在這次行動之中與之後的心理狀態和思緒,記錄得相當精細。影片以好的節奏感,帶觀眾進入一種如臨現場的替代經驗裡。

冷靜抽離還是熱情投入?

《街頭》有趣的地方是,一方面影片的材料與剪接提供觀眾臨場感,另一方面,導演又在一種冷靜、旁觀的鏡頭語言裡,給了觀眾對閱讀張勝涵、張之豪等焦點人物一個平靜的閱讀距離。這是此作相當難能可貴的掌握。例如,行政院攻堅行動前運籌帷幄、掌控全局的幕後領袖張勝涵,在此行動之後面對鏡頭時,坦白表示自己在占領行政院的當夜因害怕而跑掉,承認這個失敗的運動,證明了他們其實並無能力撐住這樣規模的行動。

但張勝涵畢竟長於詞藻,回應他背叛了運動的批評時,做了如此辯駁:「我是背叛了自己。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但我沒有背叛群眾……我並沒有群眾。」導演給出讓張勝涵表述與自剖的舞台,沒有多做評論,並在片尾提供觀眾一個資訊:一年後,張勝涵進入總統府工作。

這是此作高明的地方,它開放閱讀的空間,讓觀眾自行決定對張勝涵等這些學運領袖的判斷,以及我們通過這些學運領袖,可以如何瞭解台灣學運的某些「在地特徵」與必然的限制。或者說,必然的「失敗」,當林飛帆與陳為廷這兩位擁有「明星臉」的太陽花領袖,以勝利之姿被簇擁著「出關播種」之時。

關於政治/學運/社運或抗爭的影像作品,記錄的介入或抽離,本無一定的方法,但看主題或現場的需要。但在台灣政治社會的語境下,冷靜抽離一些的觀察和記錄距離,會比熱情投入被記錄者的情境或情緒中,來得更有必要些。

一方面,以全然認同、欣賞、甚至投射慾望到被記錄者的狀態,很容易成為記錄對象價值上的啦啦隊或宣傳者,從而喪失了紀錄片的提問能力。更重要的是,討論政治的紀錄片,目的不在複製、強化特定的國族主義情緒,而是要提供觀眾思考任何集體情緒背後隱含的問題。

如果關於政治的紀錄片最後都變成愛國主義者相互取暖、黨同伐異的機制,那麼它跟萊芬斯坦的《意志的勝利》又有何本質上的不同?

發佈日期:2020/02/25

Print Friendly, PDF & Email

Leave a Reply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必填欄位標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