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作者李亞橋為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博士後研究員。文章提出《大學雜誌》創刊於1968年，經歷台灣歷史的變遷，見證知識分子如何在政治與社會運動中發揮影響力。雜誌繼承了1950年代《自由中國》和《文星》的自由主義傳統，並促進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在初期，《大學雜誌》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提出政治諍言，並在國內外政治變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在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和民族主義潮流中，知識分子透過該刊表達愛國立場，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大學雜誌》受到殷海光思想的影響，倡導現代化與科學方法，並繼承自由主義思想。其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不僅突破了戒嚴時期的政治限制，也為台灣的政治改革鋪路。雜誌的發展反映了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並促進了台灣的民主化，最終為1987年解嚴奠定了基礎。這些歷史過程顯示，《大學雜誌》在台灣及華人世界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968年創刊的《大學雜誌》，迄今已邁入第58年。在這過程中經歷了殷海光過世、保釣運動、蔣經國上台，知識分子懷抱知識分子的責任，嘗試透過政治諍言，到陳鼓應提倡社會運動來促進社會改革。有了《大學雜誌》的早期階段，才有之後知識分子進一步推展民主化運動，包括1975年《台灣政論》、1976年《夏潮》、1979年《八十年代》、《美麗島》，以及1980年代各黨外雜誌風起雲湧，最後促成1987年國民黨宣布解嚴，結束1949年後台灣長達38年的戒嚴狀態。無論是知識分子或是社會運動抗爭的人們，共同奠定了台灣民主化的果實，可說是得來不易。
一、從《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實踐談起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而言，《大學雜誌》承接了1950年《自由中國》、1957年《文星》雜誌自由主義的實踐道路。《自由中國》是以外省籍知識分子為主的民主化運動。在《自由中國》時期，雷震、殷海光積極在「反共─民族主義」籠罩的政治氛圍中進行政治諍言，並以胡適為雜誌的發行人。1951年《自由中國》刊登夏道平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揭發不肖官吏因覬覦舉發或承辦金融案件所提付的高額獎金，藉此誘民入罪【1】。之後《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關係逐漸惡化，經歷1956年「祝壽專號事件」、1957年開始的「今日的問題」系列文章、1958年出版法修惡等，《自由中國》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已經破裂【2】。一直到1960年雷震籌組「中國民主黨」而被國民黨逮捕為止，《自由中國》從自由主義的理論到實踐，屢屢和國民黨官方交鋒，並和其他具有反共民族主義使命感的知識分子進行爭論，它將過去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自由主義精神帶到台灣，成為戒嚴與白色恐怖之下少數敢言的刊物。
也正是因為有《自由中國》，才會有繼起的《文星》與《大學雜誌》。除了《文星》是一份以「文化」為主的刊物，《自由中國》和《大學雜誌》是以「政論」的方式呈現給社會大眾。1980年代社會運動、黨外雜誌風起雲湧之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透過雜誌來追尋民主與自由，成為國際冷戰、反共主流敘事之外的不可忽略的異聲，它不只具有挑戰戒嚴時期國民黨官方反共民族敘事的合法性，同時更可說是對全球冷戰結構的一個重大挑戰，是華文世界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遺產。
二、《文星》的自由主義文化運動
1952年文星書店開店和1957年《文星》雜誌創刊，則是從「文化」的角度走入自由主義發展史的舞台。一開始，蕭孟能（中央社社長蕭同茲之子）與朱婉堅在台北市衡陽路15號從經營小書攤開始，之後才逐漸發展成文星書店【3】。文星書店依主要是以銷售、翻印西書為主，價格較為低廉【4】。蕭孟能和朱婉堅兩人經營書店5年後，邀請報界人士何凡（夏承楹）和林海音夫婦、葉明勳（作家華嚴（嚴倬雲）之夫）以及陳立峯（小魯）等四位，開始創辦《文星》雜誌。《文星》起初以「介紹新知」為主，並邀請余光中執掌「地平線詩選」，同時在文學、音樂、繪畫上為「文藝現代化」開闢了空間，影響了整個文藝界。
《文星》雜誌刊行到第48期，開始有明顯的轉變。特別是李敖開始刊登文章在《文星》後，改變了雜誌的走向和命運。李敖自軍中退伍後，1961年在《文星》上刊登了〈老年人和棒子〉，引發文壇震撼【5】。而1958年胡適從美國回台灣接任中研院院長之職，1961年因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而引發知識界的非議【6】，《文星》刊登李敖的〈播種者胡適〉【7】、〈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8】等文，為《「中西文化論戰」拉開序幕，和任卓宣、胡秋原等人產生激烈的言論交鋒，引發《政治評論》、《世界評論》、《民主評論》、《中華雜誌》甚至海內外的華文雜誌的回響。這場論戰一直到1965年底《文星》停刊才算真正結束，期間經歷《文星》指控胡秋原參與1930年代福建「閩變」的「閩變專號」與官司訴訟【9】。檢調機關開始調查《文星》，成為日後《文星》停刊的最初導火線。《文星》在這段期間爭論「中西文化」、挑戰戒嚴期間的官方言論尺度，成為繼《自由中國》之後最為暢所欲言的刊物，並且是由新一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所主導的。
1966年1月《文星》雜誌被迫停刊後，文星書店因為中央社長蕭同茲與國民黨關係深厚，透過官方內部關係，書店保有一絲喘息空間。蕭同茲是蕭孟能的父親，蕭氏父子與國民黨承諾「文星書店改組」，並將文星書店改組為「文星書店股份有限公司」【10】。此時文星書店透過「文星藝廊」舉辦各種藝文活動、展覽【11】。文星書店甚至在這個階段，還打開跨國文化銷售網絡，將書籍販售到美國、日本、印度、西德等國，直到1968年被迫歇業為止【12】。
無論如何，《文星》從早期報界人士延續五四新文化運動「介紹新知」、漸進而避免爭論地推展「文藝現代化」，到之後「中西文化論戰」的激越論辯，以及李敖等人「全盤西化」道路，為1960年代前後的現代文藝綻放繽紛的色彩。再從自由主義角度來看，《文星》更可說是《自由中國》政治改革道路失敗後，以「文化運動」的方式延續、轉化五四運動以降的自由主義，這些都受到胡適、殷海光的自由主義影響很大。
三、《大學雜誌》的知識分子政治實踐
1968年《大學雜誌》創刊，它不走過去《文星》激越論戰的老路，而是透過知識分子國是諍言，重啟自由言論空間的追尋。《大學雜誌》一開始就強調知識分子的使命與當下的責任。比如《大學雜誌》第1期曾刊登陳少廷的〈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認為學生要在知識上誠實，並養成立信的人格和愛國的情操，藉此培養出良好的民族自心理，建造現代中國的精神基礎【13】。《大學雜誌》刊行不久後，台灣面臨國內外政治局勢驟變，包括釣魚台事件、台灣退出聯合國以及蔣經國就職行政院長等，知識分子日益關注台灣政治與國際情勢發展，雜誌成員屢發諍言。1970到1971年期間，台灣的大學內部醞釀保釣運動，《大學雜誌》也刊登保釣運動相關文章【14】。在愛國心的驅使下，陳鼓應也在《大學雜誌》表達他希望政府開放社會運動的言論【15】。然而，不久之後《中央日報》則是刊登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之後出版成小冊子，批評學生關懷國是的理想過於激進、造成社會不安，甚至有被共黨利用的疑慮【16】。《大學雜誌》強調愛國、報國的知識分子也開始面對校園與社會的各種指控，包括台灣大學內部有「民族主義座談會」事件【17】，以及之後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對於陳鼓應、王曉波、錢永祥等師生的解聘、懲處或記過處分，要壓抑校園師生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操【18】。在這樣的風雨飄搖歲月中，《大學雜誌》的知識分子從理念到實踐，在戒嚴期間追尋並承襲前人自由與民主的道路，一步步向前邁進。
《大學雜誌》也深受殷海光的影響。1966年1月文星書店出版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殷海光這本著作也被列為查禁對象【19】。1969年殷海光因病過世，陳鼓應等殷門學生出版《春蠶吐絲》，表達殷海光晚年思想的文化轉變。比如陳鼓應認為殷海光晚年從「反傳統」走向「非傳統」，是因為殷海光不斷反省過去批評新儒家的「保守主義」，以及新儒家過度強調「道統」的問題，不能只是「反對」而已，而是如何朝向現代化與科學方法的道路繼續前進【20】。在官方封閉《自由中國》政治改革、壓抑《文星》的文化路徑之後，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思想仍舊延續到《大學雜誌》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為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延續了火苗。之後無論是1975年創辦的《台灣政論》、1976年左右翼聯合陣線的《夏潮》、1979年康寧祥等「黨外四君子」的《八十年代》以及《美麗島》，這些都說明了《大學雜誌》為1970年代的民族主義理想以及民主化運動打開了壯闊的歷史，並延續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
因此，《大學雜誌》可說是在解嚴之前，知識分子自由主義理想的延續，同時也鋪展出戰後民主化實踐道路的重要基石。如果再將眼光放大到冷戰二元對立的世界格局，那麼《大學雜誌》可說是為台灣、香港甚至整個華人世界做出民主化的重要貢獻。自由與民主並非只是紙上談兵，而是在學院之外的具體實踐過程中才會產生意義。《大學雜誌》走出了過去《自由中國》、《文星》所無法做到的社會與政治實踐。在戒嚴與白色恐怖之下，這一批知識分子各自受到戰後殷海光、雷震與胡適等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影響，透過他們的思想開展出各自不同的道路。
註解
- 薛化元，〈衝突日與俱增〉，《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台北：遠流，2020年12月，頁214。
- 薛化元，〈《自由中國》思想的開展與分期〉，《《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台北：稻香，1996年7月，頁137-155。
- 李鐵堃，〈文星關門大吉〉，《現代》，第24期，1968年4月1日，頁43。
- 蕭孟能，〈一個出版人的願望（代序）〉，《出版原野的開拓》，台北：文星書店，1965年1月25日，頁4。
- 李敖，〈老年人和棒子〉，《文星》，第49期，1961年11月1日，頁5-9。
- 胡適，〈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文星》，第50期，1961年12月1日，頁5-6。
- 李敖，〈播種者胡適〉，《文星》，第51期，1962年1月1日，頁3-7。
- 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星》，第52期，1962年2月1日，頁9-17。
- 李敖，《閩變研究與文星訟案》，台北：文星書店，1965年9月25日。
- 「查關於對文星書店出版內容不妥書刊之處理一案，曾以五五肆字0001號函請研辦在案」，民國55年03月17日。國防部，〈文星專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000000C/0053/521.4/0040/1/24
- 「茲隨函檢附『處理文星書店問題專案工作報告』十五份如附件敬請賜予審查後提國內安全委員會報告」，民國57年01月05日。國防部，〈文星專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000000C/0053/521.4/0040/1/54
- 「文星書店與外國書業來往情形」，民國56年10月03日。國防部，〈文星專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000000C/0053/521.4/0040/2/25
- 陳少廷，〈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大學雜誌》，第1期，1968年1月1日，頁4-5。
- 李中民、吳瓊恩、馮浩彬，〈我國大專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紀實〉，《大學雜誌》，第41期，1971年5月，頁11-16。
- 陳鼓應，〈開放學生運動〉，《大學雜誌》，第49期，1972年1月20日，頁64-68。
- 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台北：中央日報社，1972年4月。
- 本報訊，〈暢論世局盱衡當代 論壇社舉辦座談會 師生即將暢談民族主義〉，《大學新聞》，1972年12月4日，第1版。
- 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事件經過與研判〉，《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台北：台大圖書館，2013年12月，頁32。
- 檔案指出：「殷海光所著由文星書店於五十五年一月出版之「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已被查禁），葉郎付與殷海光之稿酬竟打破紀錄高達八萬元之鉅，……當時共印製二千部（上下兩冊），同年八月間被查禁，在被查禁前計共銷出七百七十餘部，所餘一千二百廿餘部於五十五年十二月間為警備總部沒收。」「為文星書店前發行殷海光所著『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暨證實『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係李敖所執筆情形」，民國56年12月02日。國防部，〈文星專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000000C/0053/521.4/0040/2/40。
- 陳鼓應，〈殷海光先生所留下的──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九週年而作〉，頁3。收錄於陳鼓應編，《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台北市：遠景，1980年4月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