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海正│抵抗,是為了存在

    【編按】本文由定居台灣的巴勒斯坦學者安海正(Dr. Hazem Almassry)撰寫,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作者深刻批判以色列建國的神話與宗教殖民本質,指出1948年的「大災難」(Nakba)並非過往歷史,而是一場從代爾亞辛村大屠殺延續至今日加薩的長期種族清洗。在西方霸權與雙重標準的掩護下,以色列企圖透過殺戮、掠奪與驅離來徹底抹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對此,作者堅定宣告:「抵抗,是為了存在。」 面對持續的滅絕危機,巴勒斯坦人沒有妥協的餘地,無論是武力自衛、文字書寫還是記憶傳承,都是生存的必要義務。抵抗不單是為了拒絕不義的現狀,更是向世界證明巴勒斯坦民族拒絕安靜消失。安海正呼籲,世代傳播這份記憶與憤怒是巴勒斯坦人最後的防線;一旦選擇遺忘或與罪行和解,掠奪將被徹底合法化。只要堅守真相、拒絕屈服,巴勒斯坦的生命與權利就永遠不會死去。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一群恐怖分子在被偷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流氓國家! 每年五月,以色列人都會慶祝他們所謂的「獨立」。他們在我們村莊的廢墟上空施放煙火。他們在那些曾經擁有阿拉伯名字、後來被抹去的街道上跳舞。 他們向孩子講述「一片沒有人民的土地,給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這類神話,彷彿我的祖父、你的祖父從未存在過;彷彿從雅法延伸到拉姆拉的柑橘園從未存在過;彷彿巴勒斯坦的城市只是一些等待被人居住的幽靈。  這個謊言巨大到侮辱人的理智,但它正是整個國家建立其上的謊言。 這個想法,在核心上就是犯罪。想像一下,一群人大多來自東歐,卻決定用一本宗教經典來證明他們有權偷走另一個民族的家園。他們的祖先是否從未踏上這片土地,並不重要。巴勒斯坦人是否已經在這裡連續生活了數百年,耕種土地、建立城市、在耶路撒冷、海法與納布盧斯那些至今仍然矗立的石屋裡養育孩子,也不重要。《聖經》告訴他們,這片土地屬於他們。 於是,殺戮、驅逐與掠奪就成了宗教工程。拖拉機被轉化成土地所有權證書,而錫安主義者則把信仰改造成一種殖民意識形態,用來替每一項罪行辯護。 他們所依據的歷史解讀,也沒有少一點扭曲。他們談論大衛與所羅門王國,彷彿那能給予他們今天驅逐此地居民的權利。即使我們暫且假設這些敘述是真實的,而這本身在歷史學界就有很大爭議,這套邏輯仍然從根本上站不住腳。 巴勒斯坦人自己就是這片土地原始居民的後代:迦南人、非利士人,以及那些在幾個世紀裡逐漸轉為基督徒、後來又轉為穆斯林的古代猶太人。DNA 不會說謊。我們才是留在這裡的人,是從未離開的人。 至於構成今日以色列多數人口的阿什肯納茲人,他們的祖先來自可薩人與歐洲改宗群體,並沒有真正把他們與這片土地連在一起的血緣關係。 即使兩千年前曾經存在一個猶太王國,這也不會給一個波蘭或烏克蘭猶太人權利,去驅逐一個在此地從未中斷生活的民族。 否則,我們也應該允許美洲原住民驅逐今日美國境內的所有人;應該把澳洲交還給原住民;應該把白人逐出南非。更諷刺的是,按照同樣邏輯,我們更應該把錫安主義者自己逐出巴勒斯坦,把這片土地歸還給它真正居民的後代,也就是我們。 錫安主義的邏輯經不起任何嚴肅檢驗。可是,以色列正是建立在這套邏輯之上,並且至今仍用坦克與戰機來保衛它。  1948年發生的事情,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爭。那是一場經過精密規劃與組織的種族清洗行動。 錫安主義武裝組織—哈加納、伊爾貢與史登幫—並不是在與正規軍作戰。他們襲擊的是毫無防備的巴勒斯坦村莊,屠殺婦女與兒童,以製造恐懼,迫使居民逃離。 Deir Yassin massacre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1948年4月9日,錫安主義武裝進入這座村莊,殺害超過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是婦女、兒童與老人。孕婦被剖腹,嬰兒在母親面前遭到殺害,房屋連同裡面的居民一起被焚燒。 這並不是孤立事件。Tantura、Lydda、Ramla以及數十座村莊與城市,都發生過類似的大屠殺。 目的非常清楚:讓巴勒斯坦人恐懼到不得不拋下一切逃命。 而我們確實逃了。超過七十五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村莊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以防居民返回。土地被新成立的國家透過法律沒收,用法律讓掠奪看起來合法。

  • 鍾喬│存在,是為了抵抗

    【編按】本文作者為差事劇團負責人、詩人鍾喬,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文章記錄了作者與定居台灣的加薩學者安海正(Hazem)一家跨越國界的深厚情誼。安海正的母親與家園在無情的轟炸中喪亡與毀滅,面對故鄉持續上演的「大災難」(Nakba)與種族清洗,他將悲痛化為思想的武器,即將出版首部中文著作《加薩文集:茉莉樹下》。對安海正而言,「抵抗,是為了存在」,在隨時面臨滅絕的絕境中,書寫與發聲是他拒絕被世界抹除、對抗遺忘的必要生存之道。

    鍾喬不僅陪伴安海正一家度過這段艱難歲月,更透過與其妻女在劇場、誦詩等文化行動上的合作,以及一場和平論壇的觀察,深刻反思戰爭的殘酷與和平倡議的困境。他以無國界的詩歌與藝術為加薩受難的眾生祈福,期盼這份深刻的內在迴響能帶來力量,讓和平與重生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如故鄉茉莉花般,在廢墟中再次綻放。

  • 5/17活動│台灣共產黨:台灣左翼抗日運動史的探尋與再現

    戚嘉林教授於2026年初出版了重量級大作《台灣共產黨》一書。戚老師是南非首府普勒陀利亞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曾在非洲、拉美、亞洲駐外工作多年,返台後任教於世新c大學。戚老師的歷史著作,向來以考察詳實、資料豐厚著稱。我們有幸邀請戚老師到左翼書房介紹他的近著《台灣共產黨》,並當場舉辦簽書會。

聯合國與世界和平任務

聯合國與世界和平任務 ■紀耳伯.阿胥喀(Gilbert Achcar) (2009.9.25《新國際》)   【編按】聯合國第64屆大會9月24日揭開序幕。聯合國的最高宗旨是締造世界和平,然則,上個世紀人類經歷了三次真正世界規模的戰爭。前兩次是所謂的世界大戰,第三次是冷戰,不僅是世界性的,其規模甚至更為龐大。冷戰於上個世紀末進入尾聲,然則,冷戰真的結束了嗎?全球性的衝突真的不再爆發嗎?隨著新世紀的到來,聯合國是否足以承擔全球安全體系的重新組建的協調者角色?我們拭目以待。 整個20世紀,人們付出極大的努力來消除世界衝突對人類的永久威脅。每一次世界大戰都帶來了浩劫,讓世界大國的領袖決心創立共同安全體系,避免災難再次發生。1914年至1918年的戰爭,促使1919年第一個國際政府間組織的誕生——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該組織由時任美國總統的伍德魯.威爾遜(Woodrow Wilson)發起,其基本原則是保障共同安全。然而,國聯無法完成其使命:首先是由於美國國會的「孤立主義」,美國國會拒絕加入這個新組織,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國聯組織結構的癱瘓。其實,聯盟失敗的首要原因是因為必須遵守《凡爾賽和平條約》(the Versailles Peace Treaty)的規定。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所承受的政治屈辱和沉重的經濟壓力,使德國在戰後處於大蕭條,並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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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歷史及對兩岸的意義

保釣歷史及對兩岸的意義 ■林孝信 (2011.4.8《新國際》)   「保釣運動的歷史要從1970年的暑假說起。台灣的漁民長年在釣魚台的海域捕魚的地方,當時忽然受到日本軍艦的驅離。漁民回來申訴,引起台灣媒體的注意與報導。最早報導的是《中國時報》。他們特別派出記者出海到釣魚台實地採訪,然後做出報導。余紀忠先生當時敢於派遣記者實地專門採訪,是要擔當相當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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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越戰與保釣運動

1968 越戰與保釣運動──兼談台灣的60年代 ◎鄭鴻生 (2008.4.25《新國際》)   1968年,當巴黎爆發學生與工人運動,北美洲的黑人民權與反越戰運動也掀起又一波高潮,而成就了如今被譽為60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代表年份時,台灣在社會議題上依然繼續著50年代威壓後的寂靜無聲,而且大家似乎才開始享受到新起的經濟發展的樂觀氣氛,城鄉板塊正在大規模重組。 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 1968那年,李敖已經封筆,他用以衝撞文化體制的《文星》雜誌早已停刊,殷海光也早被全面封鎖,整個60年代以自由主義為號召來反抗戒嚴體制的努力,到此看似告一段落。而在1963年曾受到國族精神感召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影響的知識青年,大半也都畢業或出國了。那一年歐美世界遍地烽火,台灣社會卻似乎寂靜無聲。然而表面的平靜也只是在為台灣戰後新生代積蓄動能,而且就像世界上其他很多新生事物的引進那樣,台灣在世界潮流上總是會慢上半步。台灣的60年代也要慢上幾年才真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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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危機 社會生產關係不平等的體現

【陳秀賢的社運筆記】之五 水資源危機 社會生產關係不平等的體現 ◎陳秀賢 (2009.5.21 《新國際》)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對於大自然資源的採擷與加工,構成了人類物質生活的主要來源。在此一歷史進程中,生產技術與生產力的提高,加深了對自然資源的掠奪與破壞,惡化了生態環境,形成了所謂「大自然的反撲」。 資本積累與利潤追求成為鐵律 時至今日,環境與生態危機,已經超越國境與意識形態的界線,成為全球性關注的議題,在各種各樣的國際會談中,也屢屢被提出討論,並付諸決議與執行──按理說,一個如此受到重視的問題,在全球性的協力溝通與合作下,應該能獲得改善才是,但事實卻相反,不僅談不上改善,甚且日益惡化。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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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究竟是什麼?

【陳秀賢的社運筆記】之四 法律,究竟是什麼? ◎陳秀賢 (2009.5.21 《新國際》) 交通部長簡又新批准核發長榮營業許可証,為喧騰已久的長榮案掀起另一波高潮。支持、反對、批評、贊許的意見,交織成撲朔迷離的台灣政治版「羅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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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垃圾問題看階級壓迫

【陳秀賢的社運筆記】之三 從垃圾問題看階級壓迫 ◎陳秀賢 (2009.5.21 《新國際》) 數年來,台灣各地普遍掀起「垃圾戰爭」,戰火不斷。這個現象突出了若干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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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農業的「國家委託」本質

【陳秀賢的社運筆記】之二 揭開農業的「國家委託」本質 ◎陳秀賢 (2009.5.21 《新國際》) 編按:1991年7月15日在倫敦舉辦的七國高峰會議中,農產品貿易問題是討論主軸之一。當時,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正準備以開放日本國內稻米市場,作為減輕美國壓力的擋箭牌。為此,「全日本農民組合連合會」(全日農)於同年7月2日在日本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總鬥爭大會」,有包括農民、勞工、消費者等組織的近5萬群眾參加。當時,陳秀賢擔任「台灣農民聯盟」秘書長,全日農特邀請陳秀賢與會,並代表台灣農民發表演說。本文即是陳秀賢在大會中發表的演說稿。 近幾年來,包括來自國際與國內的壓力,正廣泛地衝擊著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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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為什麼要追討「歷史性債務」﹖

【陳秀賢的社運筆記】之一 農民為什麼要追討「歷史性債務」? ◎陳秀賢 (2009.5.21 《新國際》) 「台灣農民聯盟」與各地漁權會聯合工作小組於6月4日發表共同緊急聲明,認為農委會針對旱災所提的「紓困貸款」對農漁民並無實惠。他們進一步要求實施「以國家為負擔主體的天災救助金發放」措施。 以農民血肉身軀的枯竭為代價 對於一般非農非漁的民眾而言,可能較難理解農漁民團體發出此一要求的歷史因緣;要求救助金,也因此極易被誤解為一種「乞討」的行為。事實上,我們應將農漁民的此一行動置於戰後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脈絡中來看,才可能得出一個清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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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俠客陳秀賢

現代俠客陳秀賢 (2009.5.21 《新國際》) 我們難忘陳秀賢,不為他寂寞身後事或生前事惋惜,所惋惜的,毋寧是台灣不予理解、不予理會,致使台灣錯失一次自我更新的歷史性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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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也是一個趨向失控的歷史過程

「現代化」也是一個趨向失控的歷史過程──訪王曉明教授 來源:亞際書院 時間:2013年5月30日晚 人物: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紫江講座教授) 邱雪松(西南大學新詩研究所教師) 1 邱雪松(以下簡稱邱):您這次是來重慶大學主持「文化視野中的鄉土社會與鄉村建設」工作坊,我個人印象,大致從2004年《L縣記聞》發表以來,「三農」問題中的文化方面成為了您做文化研究的關注點之一。我們知道,歐美文化研究的物件主要是現代都市及中產階級生活,是什麼原因促成了您對歐美範式的「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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