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萬隆（1955）到2015：亞洲、非洲與拉美國家、民族和人民面臨的新舊挑戰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譯：王立秋／審校：白輕
出處：亞際書院
萬隆和不結盟運動(NAM)國家
萬隆會議宣告了亞非諸國通過一個有益於所有勞動階級的，真正獨立的持續發展進程，奪回其主權並完成其獨立的意志。1955年，大多數亞洲和中東國家都在二戰結束後奪回了它們的主權，而在其他地方，解放運動正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展開鬥爭，尤其是在非洲。
正如參與萬隆會議的領導人們所記得的那般，萬隆會議是「非歐洲」（所謂的「有色」）國家舉行的第一次國際會議，這些國家的權利遭到了歐洲、美國和日本的歷史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否定。儘管在規模、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歷史軌跡上各不相同，這些國家都拒絕西方列強專為它們自己的利益而建立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但萬隆會議也宣告了這樣的意志，即亞非諸國要通過進行一個真正的、逐漸向內看的發展進程，奪回它們主權：這也是它們與歷史上的帝國主義中心國家平等地一起參與塑造世界體系的前提。
正如蘇卡諾總統在其演講中所說，那次會議，「把各個國家聯合到了一起，雖然它們在實現其發展目標的方式和手段方面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一些國家（中國、北越、朝鮮）選擇了他們所謂的由馬克思主義激發的「社會主義道路」。另一些國家則構想了與社會進步改革相結合的民族和民眾的特定發展方式（即所謂的「民族/民眾計畫」；蘇卡諾的印尼，尼赫魯的印度，納賽爾的埃及和後來許多其他國家都是例子）。所有這些國家都優先考慮經濟的多樣化和工業化，使之脫離農業和礦產經濟的生產者/出口者的限制。所有這些國家都認為，國家必須承擔控制發展過程的主要責任。它們也認為它們的目標（特別是進入工業時代這個目標）在根本上可能與支配全球體系的邏輯相衝突；但它們所處的位置，又允許他們成功地迫使全球體系做出調整，以適應它們的要求。然而，許多加入NAM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採取確定的立場，以為在全球體系的配置框架內尋求發展是可能的。
在這裡，我們需要回憶的是，所有亞非國家都得益於NAM的存在，無論它們的選擇為何。用經濟學的術語說，萬隆首倡的政治團結帶來了回報。比如說，倘若沒有OPEC和NAM的話，一個像加彭那樣的國家不會獲得那麼多的石油租金。因此，重點在於政治團結，而NAM國家也都一直支持尚存的殖民地（葡萄牙殖民地，辛巴威）人民的鬥爭（包括武裝鬥爭），並反對南非和巴勒斯坦被佔領地區的隔離政策。
截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NAM的歷史，是圍繞上文界定的那個主軸，在各國內部展開政治與社會鬥爭的歷史，而那個主軸就是：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有意義發展的另一種有效的策略是什麼？這些鬥爭也和國際舞臺上的衝突，特別是和東西方的衝突，結合在了一起。然而，我們絕不能認為，萬隆會議上的提議，及NAM對這些提議的貫徹，是冷戰帶來的意外事故，就像昨天和今天的西方媒體呈現的那樣。
蘇聯確實站在NAM這邊，並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亞非的鬥爭，特別是那些回應西方經濟掠奪（有時也是軍事侵略）的鬥爭。但蘇聯這樣做僅僅是因為，參與一個真正平衡的多中心模式的全球體系所帶來的好處，把蘇聯和中國在外。與此構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列強千方百計地與NAM做鬥爭。因此，西方媒體表達的那種觀點——隨著冷戰結束、1990年蘇聯解體以及中國走出毛主義的道路，NAM也失去了它的意義——是沒有意義的：不平等的全球化提出的挑戰依然存在。
帝國主義國家與萬隆和NAM鬥爭。在外國干涉的支持下，國內反動勢力所組織的政變終結了許多受國家體系和民族民眾經驗激發的萬隆國家（如印尼、埃及、馬利、迦納和許多其他國家）。歷史上蘇聯的和毛主義的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內部矛盾的日益增長，以及形形色色的民族民眾經驗所特有的種種矛盾，為帝國主義的三位一體的反攻鋪平了道路。
在萬隆和NAM期間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並且是歷史地積極的，雖然它們也有局限和缺陷。那種認為「萬隆失敗了」的看法——就像西方媒體表達的那樣——純屬廢話。在這方面，我們應該說：萬隆和NAM體系，儘管有成就，卻也不能超越其局限，因此也就逐漸地失去其生命力，被侵蝕而最終失掉其內容。
一個沒有萬隆和NAM（1980-2010）的世界
1974年，NAM在阿爾及爾表述了一個一貫且合理的計畫（新國際經濟秩序），這個計畫邀請北方國家調整自身以適應南方發展所要求的那些需要。這些提議遭到了西方列強的全盤拒絕。帝國主義的三位一體進行反攻的目的，在1981年坎昆舉行的G7會議上得到表述，當時，雷根宣佈「我們比他們更清楚他們需要什麼」。他的意思是進行單邊的結構調整，拆解國民生產體系，實行私有化，並對財政掠奪與自然資源的劫掠保持開放，也就是說，（要求它們接受）「華盛頓共識」。
三個大陸的社會對這種與帝國主義全球秩序部署相關的戰略後果還記憶猶新：一方面是多國控制的離域工業和地方所有的外包工業及服務業中對廉價勞動力的超級剝削，另一方面則是對當地自然資源的剝削——這種剝削是專利於（維持全球）北方的持續富裕與浪費的。這些資源不止包括石油、燃氣和礦產，還包括日益增長的農耕地（「土地搶奪」）、森林、水、空氣和陽光。在這個方面，挑戰的生態維度已走上前臺。這樣一種「失業發展」的模式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災難：日益嚴重的貧困與排斥，鄉村無業者向貧民窟的轉移，以及悲慘的、非正式的生存活動，失業，特別是青年的失業，還有對女性的壓迫等等。在萬隆時期開始構建的連貫的國民生產體系被系統地拆解了，合理的公共服務（健康、教育、住房、交通）的胚胎也被摧毀。
對這些災難進行抗議還不夠。我們需要理解產生這些倒退的過程；並且，如果不對體系中心的資本主義的轉變，也就是，不對資本的集中與資本控制的集中化、金融化的進程展開嚴格的分析，對這個挑戰的充分回應也不可能得到表述。在這樣的環境中，常規的衡量發展的手段失去了意義；一個遭到這種失業的發展模式襲擊的社會依舊可以在某些方面，基於對資源的掠奪，通過一種只利於極少數人的涓滴效應，享有很高的發展率。同時，金融壟斷資本對生產體系的集中化管理，也導致了其對政治生活的寡頭控制，這又抹掉了代議制民主的意義。
然而，在那種全球性災難的框架內，一些南方社會已有能力利用深度全球化的新全球秩序了，它們似乎還以成功的製造業商品出口者的身份「參與」那個框架。這些成功反過來又滋養了這樣的幻覺，即一種尊重資本主義積累和全球化市場基本法則的進步，是可以維持下去的。我們要對成功的新興經濟體和帝國主義三位一體之間（特別是在自然資源的獲取上）日益增長的衝突，以及與這些進程相關的內部不平衡，進行分析。
社會的災難也帶來了一場同樣巨大，或者說更加巨大的政治災難。過去，NAM成功地在國際政治的管理上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多中心狀態，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則摧毀了這一局面。以UN，NAM，G7外加中國為代表的國際共同體的合法性，已經遭到了廢黜，這樣就有利於一個自我任命的，規模僅限於G7和少數幾個被挑選出來的「朋友」（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它們可不符合民主共和國的模型！）的所謂「國際共同體」。這個所謂的「國際共同體」大肆鼓吹的金融、經濟以及最終的軍事干涉，再一次否認了所有亞非拉人民的主權權利。
走向萬隆精神的復興和不結盟國家反全球化戰線的重建
亞非的國家和民族復興的第一次浪潮——這次浪潮塑造了人類史上的大轉變——是在不結盟國家的框架內，針對當時的全球化模式，即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秉持著萬隆會議的精神組織起來的。如今，同樣的那些民族國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那些民族國家，又遭到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挑戰，而後者本質上說不比之前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更為平衡。因此，這些國家必須聯合起來，以便像它們過去那樣，成功地面對挑戰。從這個角度來說，它們將滋生三大陸的一次復興與進步的新浪潮。
NAM只把亞非的民族國家聯合起來。拉美的國家——古巴是例外——並沒有加入該組織。這一失敗的原因有案可稽：1）拉美國家自十九世紀初起就一直在形式上保持獨立，它們並不共用亞非民族國家奪回其主權的鬥爭，2） 美國門羅主義對該大陸的支配並沒有遭到當時的任何一個國家政權的挑戰（古巴除外）；美國的組織包括主人（美國），出於這個原因古巴被正確地稱為「美國殖民部」，3） 統治階級，「歐洲精英」把歐洲和美國看作有待複製的模型。出於這些原因，建造一個「三大陸」的嘗試沒有成功：三大陸只是通過鬥爭（經常是武裝鬥爭）中的運動才結合在一起，但當時該大陸的所有國家政權都排斥這樣的聯合。
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1） 近來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已經成立了它們自己的組織（CELAC，The 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這些組織把美國和加拿大排除在外，因此也在形式上拒絕門羅主義；2） 新的人民運動已經創造了一種對其社會的多民族特徵（美國印第安人，歐洲經營，非裔）的意識；3） 這些運動也提出一些擺脫新自由主義束縛的解放策略，應用這些策略而取得的成功，在一些方面可以說超過了在南方其他地方取得的成就。因此，如今，NAM的復興必須納入它們（拉美國家）並打造一條三大陸戰線。
在鬥爭中，三大陸國家應圍繞一個軸心團結起來，即建造一條共同戰線，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不平衡的帝國主義全球化。
我們已經看到，參加萬隆會晤的國家在如何戰勝帝國主義支配和建設它們社會方面持有不同的見解；然而它們卻能夠克服那些困難，成功地面對共同體的挑戰。今天也一樣。三大陸的統治力量和尚在鬥爭中的人民運動，面對同一個更新了的挑戰時，在方式和手段上也有所分歧。
一些國家發展所謂的「主權計畫」，即聯合積極的國家政策，從而系統地建構一個以積極進取的出口能力為支撐，經過整合的、連貫的、現代工業化的國民生產體系。關於對外國資本和各種資金流動（外國直接投資、有價證券投資、投機性的金融投資）的開放程度、方式以及最終的管制，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段的觀點又有所不同。在開放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准入方面，各國政策也提供了一個涵蓋不同選擇和不同優先次序的廣泛光譜。
在目前反對執政權力體系的人民運動的計畫和行動中，我們發現了類似的差異。不同的優先考慮也構成了一個廣泛的光譜：民主權利、社會權利、生態關懷、性別、經濟政策、農民對土地的獲取等等。在少數情況下，人們也試圖把這些不同的要求放到一起，以形成一個共同的行動戰略計畫。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陳。
如此廣闊多樣的處境和態度確實給所有人創造了各種問題；它們甚至可能在國家之間和/或鬥爭的各方之間生成了衝突。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著名的全球化問題專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上世紀六十年代起擔任馬里政府計畫技術顧問，曾先後擔任過法國普瓦蒂埃大學、巴黎大學和塞內加爾達喀爾大學的教授和設在達喀爾的聯合國非洲經濟開發與計畫研究所。1980年起擔任聯合國未來非洲戰略局負責人。他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涉及的學科也非常複雜，有著濃厚的社會關懷和廣闊的國際視野。本文為薩米爾•阿明即將在今年十月於印尼舉行會議的提議草案節選，由薩米爾•阿明授權「亞際書院」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