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者法農
■賽澤爾（Aimé Césaire） 譯■劉鳴生
（2013.10.18《新國際》）
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走了。我們知道他已臥病數月，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還是抱存希望，因為我們知道他意志堅定，有能力創造奇蹟，也因為他對於我們而言，是如此核心，如此必要，提高我們做為人的思想視野，他不可或缺。不幸的是，我們最終還是得面對現實。法農在37歲英年早逝。生命短暫，但是靈魂卓絕。一閃而過，卻是光芒耀眼。他點燃的亮光讓我們看見20世紀最酷殘的悲劇，讓我們從他個人的典範看見人的條件，現代人的條件。如果「行動介入」（engagement）這個字眼有其意義，是法農讓其意義更為彰顯。有人說，他是一個「暴力者」，是的，法農為暴力理論寫下篇章，然則，對他而言，暴力，有時候是殖民地人民抵抗野蠻殖民者的唯一武器。
不過，他的暴力，毫無疑問的，是「非暴力」之暴力，或者說得更精確一點，是正義之暴力，純潔之暴力，是拒絕屈服的暴力。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點：他的反抗，是合乎倫理的；他的手段，是寬厚無私的。他不追求什麼，他只是把自己奉獻出去。完完全全的奉獻出去。不猶豫。不保留。在他體內，就是熱血，絕絕對對的熱血。
身為醫生，他了解人的痛苦。做為精神科主治，他習慣於跟蹤人的心理，尋找創傷的源頭。尤其是，做為殖民地的人民，生來身陷殖民的處境，他的感知比起任何人都要更為深刻。可是，他用科學的方法，以細密的內省和觀察，來對此情境做出解析。
正是面對此一情境，他選擇反抗。於是，當他到阿爾及利亞行醫，目睹殖民者的血腥暴行，他全面叛逆。對他而言，光是與阿爾及利亞人民站在同一邊是不夠的；與那些被壓迫、凌辱、鞭打、折磨的阿爾及利亞人團結在一起，還是不夠的。於是，他做了選擇，他讓自己徹徹底底成為阿爾及利亞人。以阿爾及利亞人的名義生活、戰鬥、死亡。
沒錯，他是暴力的論述者，同時，更是行動的理論家。行動，因為他厭棄空談閒語，厭棄畏怯懦弱。對他而言，思想就是莊嚴的承諾，要勇於對自己的思想負責，嚴苛要求生命與思想必須紮紮實實地結合在一起。
因此，他成為戰鬥者。也因此，他成為作家，成為他的世代最傑出的作家之一。
要論及殖民主義，論及殖民統治與種族歧視的人世惡果，最關鍵的著作就是法農的一本書：《黑皮膚，白面具》。要論及解殖民，論及解殖的種種面向和問題，最關鍵的著作是法農的另一本書：《大地受難者》。
他的書寫，永遠是那麼明晰洞澈，那麼力貫紙背，那麼頑強無畏，永遠帶著解除迷思，揭破醜聞的精神。
當然，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都曾經研究過殖民主義，也能夠解構其機關，解釋其法則。可是，唯獨法農的剖析，可以從歷歷在目的經驗中提綱挈領，給出完整的切面和線索。他是諸多事件鮮活的見證者、關係人，他的文字可以讓人聞見血腥酷殘的生命歷練，可以看見激亢之憤怒如爆射之光束。法農就是有辦法讓你再也不能蒙蔽雙眼，讓你再也不能安安穩穩於自我感覺良好的意識當中酣睡。
當然，在他的著述之中，也有失諸公正的時候，但是這無礙其追求正義之熱切。他也難免有固執偏見，但是絕不人云亦云，他的選擇往往帶有風險危厄，卻總是站在正確良善的一邊。
我很清楚，法農選擇的絕對不會是虛無的一邊，絕對不會是無緣無故的暴力。如果要說他是暴力者，那也是因為愛；就如同他既是革命者，卻也是人道主義者。
在《大地受難者》的最後章節，你或許會讀到他對歐洲的激忿指控，這並不是因為他蔑視歐洲，並不是因為他對歐洲思想的缺乏敬意。相反的，這是因為他對於「人」的概念太過認真，認真到斤斤計較、睚眥必報的地步。因此，不令人意外的是，他用來處理暴力問題的篇章會有這樣一個句子作為總結：「讓人可以再度受到尊重，讓人無時無刻都可以勝出，讓人重新回到世界。人，完整的人。」
這就是法農。思想的人，也是行動的人。行動的人，也是有信念的人。是革命者，也是人道主義者。他仿若橫空出世，一舉進入當代世界最矛盾最糾結的核心。人世之間，就是有一些生命，力行喚起更多的生命，更大的生活能量。也許就是英國詩人霍普金斯（Hopkins）所說的「聖靈」。這個字眼不妨用到法農身上，以應對到他那些具有宗教與神秘力量的書寫。這些書寫可以召喚人，可以鼓舞人。先讓自己成為人，完成人的工作，最後是在完成思想的過程中，完成自我。
在此意義之下，法農就是詩人所說的「聖靈」。也正是因為如此，法農走了，他的聲音卻留下來了。聲音飛越了他的安息之地，依然召喚著人民，迎向自由，迎向人的尊嚴。（本文作者賽澤爾是詩人、政治家、左翼領導人。他與法農一樣，都出生於法國殖民地馬丁尼克島。法農逝世於1961年12月6日，此文刊登於1961年12月13日出刊的《青年非洲》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