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論的批判與重構──關於後冷戰時代日本的思想課題
◎鈴木將久（日本）
（2009.10.23 《新國際》）
日本的所謂「戰後」是從1945年開始的。這顯示了意味深長的事實；那時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還在進行戰爭，只是日本得以結束戰爭而過上和平生活。作為戰敗國，也恰恰因為是戰敗國，日本首先脫離了戰爭狀況而開始追求新生活。
日本戰後思想忽略鄰邦關係
二戰結束的1945年，整個東亞面臨著脫殖民化的課題，即建設起擺脫日本殖民時代的新秩序。但幾乎同時，東亞也要面對冷戰的到來，要在美國和蘇聯之間尋找自己的出路。他們不得不在冷戰的緊張之下處理脫殖民化的課題，在這樣一個困境下，東亞各國以各自的方式度過了20世紀後半期。從現在來看，中國毛澤東的道路也可以說是面臨困境的一種嘗試。日本的道路，則是在美國的保護下避開世界上的一切戰爭，追求經濟上的發展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於是日本緊靠著鄰邦的戰事，在特異的一國和平之下，其戰後思想逐漸發展起來。
日本戰後思想當然很複雜而豐富，它的基點顯然是檢討日本過去的帝國主義戰爭。其中最重要的焦點是有關公民社會的討論。日本戰後的公民社會論意義特別重大，大部分的日本人通過公民社會的理論反省戰前的帝國意識，而且至少在理念層次上能夠理解「民主」的意義。公民社會論的代表人物是丸山真男。他在戰後日本的語境下，為了創新公民主體，進行了不限於思想層面的各種活動。他的終極目標是把每個日本人改造為能夠負起民主意識、不再參與戰爭的現代公民。丸山的影響力到目前還沒消失，換言之，他的主張在當代日本社會中還能發揮作用。因為日本社會的思維結構仍然沒脫離冷戰時代，日本人還在冷戰時代的特殊框架下思考問題。結果，大部分的日本人只能瞭解特異一國和平之內的「民主」，還沒有理解好丸山真男討論的「民主」問題的真正意義。
雖然如此，從後冷戰的視野來看，公民社會論的邊界也非常明顯。第一個問題是；日本戰後思想幾乎忽略了鄰邦關係。在美國軍隊的保護下日本思想界可以幸運地在一國的範圍之內思考問題，比如說丸山真男討論的始終是國內的民主。然而，問題在於他們所做的討論有其「國內」的局限。歷史上日本「國內」曾經包含過亞洲地區，而且當時亞洲國家正在面臨著脫日本殖民化的課題，日本戰後的所謂「國內」本身是應該認真討論的問題。再說，當時冷戰格局之下事實上發生過許多戰亂，每次戰事跟日本殖民時代的遺產不無關係。質疑「國內」的局限不僅是歷史觀的問題，也是相當現實的問題。
通過歷史研究參與現實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日本戰後思想有意識地拋開戰前的思想傳統，尤其是跟民族主義有過關連的思想傳統全都被否定掉了。反省戰爭時，這樣的態度也許不可避免。但是日本戰後思想只能避開而不能處理好戰前的思想。比如說日本近代歷史上有過亞洲主義的思想傳統，有的亞洲主義者確實同情過亞洲的命運。後來亞洲主義被「大東亞」的口號吸收過去，所以戰後大部分的思想家都對亞洲主義持視而不見的態度，使得連對亞洲的同情感也不見了。日本的戰後思想在忽視鄰邦關係的同時，也拋棄了民族主義，結果，大部分日本人認同於美國文化，有的甚至忘卻自己歷史上和空間上的位置，把自己定位於美國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個問題是；日本公民社會論幾乎忽略了日本國內的弱勢群體。像最近西方學者對哈伯馬斯提出的批判性意見一樣，過去的公民社會論往往設定最標準的公民，不太考慮越出常規的人民。日本社會上，最標準的公民歸於有地位、有收入的日本男人。其結果，日本國內的少數民族、在日朝鮮人甚至女性群體都沒能充分地享受公民權利。這種日本社會中結構性的歧視到現在還沒消滅。
1980年代冷戰格局逐漸瓦解以後，這些問題便浮現出來了。也就是，後冷戰時代日本應該展開的很多思想課題，都是冷戰時代日本被隱蔽或者被遺忘的種種問題。因此對歷史的重新檢討便應該在後冷戰的日本佔據特殊位置。但是研究歷史絕非與現實社會隔離開來。這幾年，日本民間社會廣泛地流行簡單的民族主義思潮。它完全基於冷戰時代的思維，就是忘卻歷史、忽略鄰邦關係的基礎上，感情用事地處理問題。從學術的觀點批判這種民族主義思潮非常容易，但從學術界的立場有效觸動他們的情感卻很艱難。於是，後冷戰日本的學術思想界承擔著雙重任務：一方面他們要更加真實地研究曾經被忘卻了的日本歷史，另一方面也要通過歷史研究參與現實問題。毫無疑問，更重要、更艱難的是現實問題。日本學術思想界為了尋找有效影響日本人民的感情思維的途徑，不斷地調整著自己的思路。日本知識分子正在走著也許沒有終點，但必須走下去的道路。
【新國際小辭典】
丸山真男(1914-1996)是享譽國際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曾任教於東京大學法學部。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分別授予名譽博士。重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日本的思想》、《戰中與戰後之間》、《從後衛的位置出發》、《忠誠與叛逆——轉型期日本的精神狀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