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假的普世身分：全球自由貿易人
◎黃鈺書
（2011.7.15 《新國際》）
現代經濟建基在分工之上。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是規模經濟（economy of scale）。這兩者，在當代的全球化遠程貿易裏，達到了顛峰的境界。
複雜的物流體系
於是採礦公司可以在巴西亞瑪遜雨林的最中心挖超級大洞開採鐵礦，把原材料運到半個地球以外日本的煉鋼廠，支撐它的龐大生產機器，維持它的全球經濟領導地位。在礦場裏，一切都是龐然巨物（larger than life），超大的機械、運輸工具、港口、超級遠洋貨輪，堪稱遠程物流的典範。一切是為了把單位成本降到最低，展現了現代規模經濟奇蹟般的效益。
現代財務會計學也配合得天衣無縫。在財務帳項裏，一切都是那麽合理。本應是不可補償的成本（資源損耗），在經濟概念的戲法下變成了收益，或者輕易被外部化（externalities）：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無可補償的損失永遠不會被算進財務損益表裏。只要採礦公司繼續利益輸送，用複雜的財務計劃書來包裝本身的利益，巴西人及其後代，以至未來所有的人類所蒙受的損害、所有將會在亞瑪遜森林永久消失的生物品種和多樣性，都隱沒在規模經濟的奇蹟裏而微不足道。
從資本主義興起一開始，世界日漸被整合到一個極端複雜的全球資源流動體系裏。這個體系複雜到一個程度，我們賴以維生的東西可能是來自千里以外的地方。我們對全球化毫無條件的信任，令我們深信把這些東西送到我們餐桌上的複雜物流系統，總能完美運作。可是全球物流系統的複雜性，正正是它的脆弱性所在。當世界面臨愈來愈不穩定的社會和自然環境時，我們能排除物流系統大規模崩潰的可能性嗎？
即使在全球最先進的社會體系美國，紐奧良在颶風卡崔娜（Katrina）吹襲後差不多有一個星期變成孤城。任何一個表面穩妥的大都會系統，一旦發電廠和輸電網出問題，整個城市就會完全癱瘓，人們可能連飲用水也沒有。
同樣，在國際層面上，傳統的農業國被誘使放棄國民糧食安全和自主權，改為購買產自幾千里之外的「廉價」農產品，如今因為國際糧食價格暴漲導致社會動蕩，更不要說在某些突發情況下國際糧食網路中斷時可能引發的人道危機。
全球化，也變成一種全球層面的超級分工和超級集中化。經濟理性是：既然幾千里以外的美國以科技和規模經濟的優勢生產（暫時）「廉價」糧食，你們就得接受國際分工，尋找你們自己的競爭優勢好了（例如廉價勞動力和出口自然資源）。人們現在終於開始明白，這種思維模式是多麽非理性，很多國家的人民正因為這種歪曲的理性而現正在捱饑受苦。我們必須迫切反思，近百年來現代化和全球化所推動的那種社會組織方式，是否可持續。當全球的每一個社區、社會、國家都被整合到一個史無前例的超級全球體系裏，而且試圖在其中找到一個安身的分工位置時，這會不會其實是自殘的行為？
適度是美好的
我們也應該仔細審視：現代工業的大規模生產方式，是否真的高效率？例如說，如果我們仔細計算美國一個現代化企業農場，把每它每生產一公斤糧食所消耗的電力、石油等資源都計算在內，那麽它的能源效率可能實際上遠遠低於印度某個家庭農場。它之所以在財務會計上顯得那麽具市場效益，是因為它能夠有源源不絕的「廉價」電力和石油供應。而美國為了確保能有源源不絕的石油和電力供應，費耗了多少資源（例如城市基建和軍事），為另一個地區的人民帶來了多少苦難，這些外化成本（externalities），永遠無需算進美國農場的會計損益表上。
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我們急需新願景，需要想像新的社會組織方式。我們不應該浪漫化原始社會，也不是嚮往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方式。我們想願的，應該是某種具適度規模和複雜性的社會組織方式。也許小不一定是美好的。較好的說法是：適度是美好的（appropriate is beautiful）。這種適度的社會組織，應該謹慎考慮對當地生態系統的衝擊（所謂生態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以生物區域（bio-region）為基礎。它的適度規模讓它能在某種程度上保障這個區域內生活的居民生存的基本所需。
除了適度社會組織，我們也要大力開發適度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它們應該是相對廉價、高能源效益、生態上可持續、非壟斷性，而且非盲目集中化。例如收集雨水作為飲用水（rainwater harvesting）和自然降溫的建築設計（windcatcher），中東國家的古典建築物是這方面的典範。
珍柯斯（Jane Jacobs）在研究城市發展時，提出了進口替代（import replacement）的概念。她指出歷史上一個城市開始興起時，會嘗試在本地生產以前需要進口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本地生產能力提升了，而且所生產的東西比依賴進口更適合本地的需要。她認為歷史上能夠做進口替代的城市或地區會更具活力，而不能成功替代一直依賴進口的則容易發展停滯甚至衰退。
進口替代會促進服務於本土的產業。布雷蒙費（Hans Blumenfeld）指出，服務於本地的產業，比起服務出口需要的產業，長遠來說更能促進發展，使地區更具活力。一個地區內服務於本土的產業部門愈具活力，對變動莫測的經濟環境會更具適應性，更能應付經濟衰退的風險。出口導向的發展範型是全球化的理論基礎。可是它的效益愈來愈受到研究者的質疑。
現今吞噬全球的壟斷性全球貿易體制卻一直在壓制能振興本土經濟活力的進口替代。WTO的主調是自由化，或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可是惟獨對於知識產權壟斷，卻愈來愈嚴厲（最離譜是生物掠盜〔biopiracy〕，即是把傳統的本土醫藥或農業智慧壟斷為專利。一個例子是美國某家生物企業成功把孟加拉某地區附近的農民經數百年改進的某種優良稻米申請為專利）。1994年在烏拉圭簽訂的《關貿總協定知識產權協定》，確立了知識產權的專利壟斷。在WTO的藍圖裏，弱國永遠只能永遠依賴于強國的資金和技術，受制於依賴性的出口和進口導向而無法自給自足。
富創造性、具公義的貿易
在我們的願景裏，世界將會由很多不同層次的適度規模存活區域所組成。這些區域有能力在不同層次上進行進口替代而發展本土的經濟活力。進口替代不限於物質產品，也包括文化產品，促進社區的文化創造性。經濟活動，應該是為了釋放個體和社區的創造性。只有在本土經濟具備服務於本土社區的活力和多元性的基礎之上，區域之間進行貿易，才是健康的。它不僅促進平等的物質交換，也促進文化交流。活躍的技術轉移，結合本土的文化創造，促進社會的多元創造性。
我們想願的，是一種富創造性、具公義的貿易（creative trade with justice），一種真正促進人類自由和文化交流的貿易。我們期望的全球化貿易，應該是具有文化和道德內涵的貿易。
世界當前的危機並不是使70億人溫飽，而是所有人都想過美式消費生活。（甘地說過：世界富裕得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卻不能滿足所有人的貪婪。）奴隸幻想的不僅是從奴役中解放，而更多是有一天可以成為奴隸主。「既然他們能享受這種生活，為什麽我們不能夠？」美、日、西歐的8億多人口目前所消耗的資源已經把地球逼進死角。如果其他國家都以美、歐、日現在享受的生活方式為追趕的典範，即使最終沒有可能成功，但這個過程所引發的生態災難，已經足夠把地球推向第6次物種大滅絕的邊緣。
所以說，目前全球化造成雙重損害：不僅讓先進國家更變本加厲地消耗資源，而且間接誘導窮國一起投身這瘋狂的追求之中。西方認為自己的科技和民主理念，堪稱世界的典範，也讓西方人自認比其他人優越。（諷刺的是，以全球民主典範和捍衛者自居的美國是近代支援最多獨裁者和恐怖主義者的政府，包括曾經支援和扶植海珊．薩達姆和賓拉登。他們後來卻被美國政府視為頭號敵人。）可是全球化過程中西方掠奪和消耗資源的方式，卻是對民主和科學的侮辱。目前的全球化所代表的價值系統，已經無資格作為人類未來發展的典範。我們需要呼籲新的價值範型。
前面說過，人類的價值觀是一種複雜適應系統（CAS）。生態體系也是CAS（肯定是最重要的CAS）。同樣，經濟制度也是一種CAS。全球整體人類要具尊嚴地繁榮發展下去，就要這三大CAS能互相和諧配合。
首先，也許是最逼切的，我們需要全新的物質生產和資源消耗模式。我們需要革命性的可持續模式，它對全球生態系統的衝擊（ecological footprint）必須減到最低，否則，將來的人類回首近300年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不再會感到仰慕和自豪。我也深信，人類300年以至3000年來的智慧和心血，值得我們以更具尊嚴的生活來回敬。
以最少消費達到最大幸福
至於經濟制度，核心是資源配置（分享）的問題。正如前面說過，貨幣又是經濟制度的核心。我們需要創立一種新的貨幣，來重建經濟制度。然後與之適應的新政治制度，將會出現。新的物質生產、資源消耗和配置範型，將會促使新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形態出現。
可是，上述兩個層面的變革，不會自動發生。即使是面對更嚴峻的種種危機，大部分人也不會覺得我們的生產、資源消耗和配置方式有什麽問題。能推動前兩個層面發生變革的，可能首先來自人類價值體系出現深刻的轉變。
問題的核心是重新定義何謂幸福。過去數十年最誤導性的觀念，也許是將物質享受（消耗）置於人類發展的核心上。正如舒馬赫（Schumacher）說，現代經濟學最大扭曲是用消費來量度生活水平，並假設能消費更多的人，比消費更少的人，生活質素更高，即是說活得更好。消費被視為所有經濟活動的惟一目標。可是消費（不管是物質抑或文化消費），不過是幸福的其中一種手段。他提倡的佛教經濟學，即追求以最少的消費來達致最大的幸福。這是遠比現今經濟模式更理性的效益。
如果全人類都以美式消費標準來定義幸福時，將會把地球推向災難。我們怎樣說服人類，包括正在享受過度豐裕物質生活的先進國家人民，有更值得追求的幸福標準？如何保障70億人物質生活的同時，讓我們享受文化豐盛，以及最重要具尊嚴的幸福？人類的需要是多層次的，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和溫飽，到肉體感官的滿足（例如性需要），然後是獲得他人的認同（成就感）。主流價值往往以能賺多少錢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就。
美式資本主義在這三方面也許很還可以提供一種模式。可是更高層次的需要是愛，還有是對超越的靈性層面的追求。在這兩方面，消費主義所推崇鼓吹的物質沈溺，也許反而會令人感到貧乏空虛。
相反，縱觀人類文明不管古今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富於追求超越靈性層面的智慧。不管是原始薩滿教巫士（shaman）逸越進入的出神狀態、與無限的神聖融合（一神教）、道家的齊物逍遙、瑜伽的三摩地（samadhi），或者是佛陀的涅盤解脫（nirvana），都說明了人類可以不依賴外在物質條件，而達致某種無限幸福感。這是人類無可壓抑的潛能。當全球不平等貿易大量消耗自然資源而造成生態危機之際，我們需要重新發掘和推動這些豐富的文化智慧，為人類提供更多元、更豐盛、更具深度、更值得追求的幸福觀。
我們無需統一的答案，甚至不應該追求單一的普世信仰。但是無論如何，面對扭曲和不可持續的全球化消費文明，人類需要全球規模而多元化的心靈運動。那可以是最簡單一位志願者在為人們無私奉獻時感受到的精神滿足感，乃至最深入洞見存在奧秘的靈性修行。
全球文化與存在多樣性
伴隨著這種人類心靈解放運動的，將會是重新建立對大自然的崇敬之心。我們不需要再增添一種新宗教，或者超越的神的概念。我們需要的，只是整全的生態智慧。例如大地之母理論（Gaia Theory）：地球上所有存在，即使是無生命的礦石，也正在積極參與和影響地球整體生態體系（大氣層）的演化，以至可以視地球為一個巨大生命體，地球上所有存在都是她的細胞。所有生命，所有存在，都是緊緊連結在一起。我們不妨稱這種相互連結性為神聖。
三大CAS的關鍵字分別是：生態（可持續多樣性），貨幣（分享）和心靈（幸福）。我們的願景是這三大系統的可持續協調，這也是人類和所有地球生命未來存亡的關鍵。
目前的全球化，是單一體系（主要由布雷頓體系主宰）的全球化，而且是片面的消費主義全球化。通過無遠弗屆文化產業方面，它幾乎被化約為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的全球化。必須說明，我對美國生活方式本身沒有什麽意見，我不是道德主義者，不會提升上道德層面，說美國生活方式就是腐敗。如果有一天科技進步到人們無需消耗大量資源，也可以完全享受美國生活方式，那沒有問題。人有權自由選擇。但是如果只有一種選擇，那將會是很可怕的世界。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是：真正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愈來愈少。
現在連地球上最偏遠地區的生活方式，包括在亞瑪遜森林過著最簡樸生活的原住民，都被逼接受全球化貿易的審判。凡是阻礙全球貿易伸展爪牙的生活方式，都會遭到無情碾壓，或者是被逼演變成為一種能適應全球化的混雜（hybrid）生活方式，即所謂的第三世界後現代性（third world post-modernity）。而這種生活方式的結果，往往是社區的文化活力衰竭。
文化作為價值系統或者象徵系統，必然以某種生活方式為根。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出現，必然伴隨一種新文化誕生；相反，某種生活方式消失了，以此為根的文化也將會死亡（即使它能以博物館的形式繼續存在）。我們無法離開生活方式來談文化，否則就只能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學院討論。
正如生物多樣性本身，我們也需要文化多元性。即使不把文化多元性視作如生物多樣性一樣具有獨立自足的價值，然而前者所蘊涵的存活方式多元性，能讓人類更能適應環境的轉變，就如前述，更以服務本地為導向、更多元的經濟體，更具活力，更能應付經濟周期的起伏。人類要在地球上具尊嚴地繁榮下去，存在多樣性（existential diversity）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
結合上述所有視野，我們不禁要反省，即使別談大部分的失敗案例，只談所謂「成功」參與全球化的典範：賠上了寶貴的自然資源，令生態系統崩潰，還有是人民因為劇烈競爭和社會兩極化而被逼活在焦慮之中，追求一種自欺欺人的幸福，結果扭曲了社會的人際關係（經濟學家所謂社會資本損耗），最終削弱存在多樣性，換來的，只是一大堆基本沒有價值，而且反過來不斷衝擊社會穩定的貨幣。（所謂的M型社會，讓作為社會穩定力量的中產階級也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墮進窮困的一極，而底下層可以向上爬的機會也愈來愈少。）這樣的所謂進步，真的值得嗎？說到底，這不是一種瘋狂嗎？
以消費來推動增長率，以此為高於一切的目標的病態發展範型，是時候該放棄了。我們要敢於夢想新的願景：一種新的經濟範型，在保育生態多樣性的大前題下，滿足整體人類存活需要（包括生存、情感和心靈的需要）和促進多元創造性。
這是文明的抉擇。幾百年的殖民帝國主義，以二次血腥的世界大戰來結束，我們也進入了美元帝國主義年代。如今人類文明又面臨一個關口，我們都不願意這個年代以第三次世界資源爭奪大戰來結束。愛恩斯坦說得很好：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用的是什麽武器，但第四次大戰，肯定是石頭和棒子。
全球化起碼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讓大家明白一個生態真理：全球生命體的命運，緊緊扣連在一起。哥本哈根會議的困局，讓我們明白：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種歷史形式（源於1648歐洲各國簽訂的Westphalia條約，界定了以國家為單位在國際上競逐）已經再不適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它成為壟斷性利益集團維護自己利益的藉口和工具。人類應該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但也要對任何世界政府的倡議非常審慎。
排他性的身分認同
隨著全球化發展出來的資訊技術，令遙遠某地的災難，可以透過資訊網路即時讓全人類不同國籍種族的人身同感受；全球遠端物流，讓我們可以把物資運送到偏僻的地區幫助急需救援的受災人群，這是人類文明發展了幾十萬年以來最珍貴的進步。我們應該全心擁護這種全球一體化。
作為全球命運共同體的一員，我們也分擔著全球生態體系的脆弱（敏感）性，以及人存在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如果有一種情感能把人類普遍連結起來，就是人存在的脆弱性：人會受苦，人能感受他人的痛苦，而且會為他人受苦而傷心。不論是中國人抑或日本人，都經歷過地震的災難，這讓我們在心靈的深處連結在一起。
同樣，不論是以色列人或者巴勒斯坦人，都感受過流離失所，親人被殺害的痛苦，這應該讓兩個民族找到深深的共感（empathy），有可能找到更深刻的共通基礎去超越仇恨。人存在的脆弱性，既有普遍性，又具有無可化約的個體性，可以作為全球化倫理的基礎。
面對扭曲人性的掠奪性不公平貿易的衝擊，全球各地興起各種「身分認同」來抗衡。很可惜，大部分這些身分認同的特徵是高度的封閉性和排他性（例如各種形式的原教旨主義，包括新自由主義）。
當然，身分認同本來就是通過某些排他性而建立起來。不同的局部性政治利益挪用了人民對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厭惡反動，塑造了各種排他性的身分認同。
GUTs提倡一種虛假的普世身分：全球自由貿易人，但實踐上，它卻通過政治、軍事和文化暴力來壓迫異己，結果促進了各種保衛性和排他性的身分認同，令全球陷入衝突升級的惡性循環。提倡某種身分認同的背後，總可以發現某種政治利益。另類全球化呼籲的，應該更少是某種新的身分認同，而更多是這種全球化倫理：所有生命、所有存在，都在地球生態體系之內緊緊連結在一起；所有人，都無法逃避存在的脆弱性，而且能深深感受其他人的脆弱性。在這種脆弱性之上，我們可以很謹慎地嘗試建設聯繫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運共同體。
人類的科技和社會組織，終於成熟了，讓我們可以建設一個真正的全球體系。問題是，科技和社會組織能力，目前被少數人壟斷了來進行資源掠奪，延續幾萬年來的半野蠻模式。我們能否從壟斷集團手上取回科技和社會組織這些寶貴的文明成果，建設基於慈愛和分享的全球命運共同體？這是人類第一次有能力和視野在這種規模上有意識地作出文明的抉擇。問題是，有足夠數量的人（critical mass）有魄力去承擔和開創這個願景嗎？
全球命運共同體，也許是值得人類追求的全球化。不應該籠統反對全球化，相反，我們需要真正的全球主義者。
抗爭全球化
我們的思考與行動，才剛剛開始。關於行動：傅柯（Foucault）說過要全方位思考，局部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我認為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Glocal。我們要具備全球化視野，在本土行動；也要具備本土視野，在全球的層面行動。我們需要的不是反抗全球化，而是如何讓抗爭全球化，當然不僅僅指利用某些情境把局部抗爭推向國際媒體，而是真正在全球的層面上回應全球化的問題，也意味著創造性的全球化。
每一種抗爭運動（女性、原住民、農民、弱勢社群、非單一異性戀等等等），都有本身的獨特性和無可化約的歧異性。但無一可以超脫於全球化權力網路，置身於全球資源掠奪和生態危機之外。社會運動也要小心避免淪為局部利益的爭奪，或者打著反全球化的旗幟，卻是為了爭取最大利益來參與全球化不平等貿易。
對於那些沒有想過要投身社會運動的人，也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積極行動，例如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如果消費儘量支援本地社區的小經營者、關心消費產品的社會及生態足印、抵制掠奪式壟斷型企業的產品、支援符合公義及綠色原則的產品、參加開放而非權威性的靈性活動、參與正義訴求的示威等等。
地球療癒（http://www.earthhealing.info/fifty.htm）等網站有一些啓發性的想法。很多你也許不同意，不適合你的生活環境，但是你可以由此探索適合你的行動方式。最簡單，想辦法在生活裏減省最少一半資源消耗吧，別再用你／妳的生命來支援消費主義，間接支撐全球掠奪性不平等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