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革命成為可能的革命
◎許寶強
（2009.3.13《新國際》）
「為了這希望，為了那些以這樣、那樣不公的理由被棄在路旁的人們，我們必須去嘗試改變自己、令自己變得更好。」（《蒙面騎士》：頁305）
「我們的目標不是戰爭，毀滅或死亡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和平，但那是正義的和平；我們的目標是建設，但那是平等而合理的建設；那是生的目標，但那是有尊嚴的生，是不斷更新、更加美好的生。……我們不是用武器作戰，我們以自己的榜樣和尊嚴作戰。」（《蒙面騎士》：頁319～320）
當政府代表團說「苦苦研究仍無法理解所謂尊嚴的含義」，並要求薩帕塔運動的代表解釋何為尊嚴時，「薩帕塔人笑了，在經歷了漫長的痛苦之後，他們笑了。」（《蒙面騎士》：頁320）
「蒙面騎士」副司令馬柯斯說：「我們的專業：希望」，這也許是瞭解為何人數不多、裝備簡單的墨西哥薩帕塔印第安原住民運動，為什麼能夠吸引全世界傳媒和社會運動注視的鑰匙。
「希望」作為「專業」
以「希望」作為「專業」，在這個全球希望短缺的年代，確實是找住了要害。正如澳大利亞學者Ghassan Hage指出，隨著全球財富愈來愈集中，發達地區（他以澳洲為例）大部分人口已不能像以往般有「多餘」的希望傳送給其他人，導致「想分一杯」的新移民和難民備受到排拒。循這角度，我們也許可以理解反全球化運動日益高漲背後的一個原因。
斯洛文尼亞思想家Slavoj Zizek認為，柴契爾夫人式的資本主義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於她能夠為大多數人提供一種讓人感到人生是有目的，或一個有意義的未來，或一個希望。Hage進一步引伸，這種分配希望的能力，是英國能夠在充滿不平等的情況下繼續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對Zizek和Hage來說，資本主義的邏輯，並非是市場鐵律，而是能夠在資源分配極不平等的現實下，為大多數人提供美好的夢（fantasy），或希望。
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解體之後，傳統左翼面對的困局，正在於無法為「群眾」提供一個引人入勝的夢或希望。不斷重複批判不平等結構和指出現實的黑暗，對於身處這種黑暗現實的無產階級或基層人士，顯然沒有太大的吸引力。正如一個身體不好的病人，需要的恐怕並不是被告知西方醫療體制的階級性和權力結構，或被教導認識西方醫學知識的局限，而是能夠盡快治好其疾病的方法，或至少是一個復原的希望。
革命是叫人活的
戴錦華在《蒙面騎士》的導言中引用薩帕塔革命者的話：「我們想活下去，但我們深知我們得做點什麼讓其他人能活著。為了讓其他人能活下去，這是必冒的風險。也許我們會死在奮鬥的過程之中，那是可能性極大的。但是，我們不是要執行一次自殺任務。我們準備去死，但我們不想死。」（頁39）革命者進一步解釋：「我們選了個好的日子當兵，是為了那不再需要兵的一天會到來。也就是說，我們選了自殺的專業，因為這個專業的目的是【自身的】消失」（頁305）。這與魯迅先生所說的「革命是叫人活的，而不是叫人死的」，大概是類同的。
革命如果是「叫人活的」，而且是讓人有尊嚴地生活，那麼在這希望短缺的年代，尋找或建造可讓人有尊嚴地活下去的文化社會條件，自然是至關重要。循著這尋找希望的政治出發，我們也許不難理解戴錦華所說的薩帕塔運動的兩個「悖論」：「一場以持槍蒙面為其特徵的武裝起義，卻以文字語詞為其主要且基本的武器」（頁44）；和「他們是不謀求政權的革命者；他們在推動著一場革命，但不是以暴力、激進變更或疾風暴雨為特徵的革命，而是一場『使革命成為可能的革命』」。（頁48）
要使「革命成為可能的革命」，除了「武器的批判」，還需要「批判的武器」。換句話說，除了發展和積累物質力量以外，革命的前提還包括了創造有利於革命的文化脈絡，例如發展新的話語，以孕育更平等、合理、美好的社會，讓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換句話說，使「革命成為可能」的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正是發展一種可以令希望—欲求更美好生活—滋長的語言。
詩歌和童話
有別於傳統左翼運動強調的政治經濟宏觀論述，薩帕塔運動副司令馬柯斯的書寫和語言風格，更接近詩歌和童話。選擇以詩歌和童話的方式來書寫溝通，而不採用嚴肅枯燥的政治經濟分析，除了與馬柯斯的知識背景相關外，也許同時是因為童話詩歌能夠較容易讓讀者產生美好的夢（fantasy）。
馬柯斯的小故事，生長於產生了魔幻主義小說和濃厚的馬雅文化的當代和歷史土壤。儘管文體和內容有別，馬柯斯嘗試發放的希望訊息以至採用小故事的寓言形式，與20世紀80年代流行於北美、以至隨著全球化浪潮而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新經濟寓言，恐怕也有不少的共通之處。想想《誰動了我的乳酪》。這本曾經大熱的後褔特時代資本主義寓言，毫不掩飾地把「知識型經濟」下努力增值以適應轉變的小老鼠，歌頌為不穩定年代中不斷求變的新英雄。《誰動了我的乳酪》之所以能成為炙手可熱的流行讀物，與其簡單易懂的事自然有關，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由於它為風險社會中所有前途未卜者，提供了一個美好的夢：只要不問前因，努力追尋，前途還是充滿希望的。
馬斯科筆下的甲蟲杜里拉和其他小故事，帶點後現代風味的文筆風格，與《誰動了我的乳酪》自然相異，道德寓意也大相逕庭。不過，類似的是，故事同樣簡潔、易讀，為嚮往革命者提供了一個美好的夢。
馬斯科的小故事很短，例如「魔術兔邦尼」，主人公是3個孩子，「一個叫好，一個叫壞，另一個叫副司令」，他們同時得到一對可不斷複製的巧克力邦尼兔，「好」孩子不願吃掉巧克力，只不斷複製販賣，最後成為富翁，儘管從未嚐到巧克力的滋味；「壞」孩子一下子就吃掉了巧克力，結果獲得一時之快；「副司令」則改了故事的前提，把巧克力換成了胡桃冰淇淋，超越了「好」「壞」這二元對立項，破壞了故事的道德寓意。馬柯斯在故事的結尾點出：「那些只有對立項的選擇都是陷阱。」（頁101～102）
另一類似的寓言是「棗紅馬的故事」：一對十分窮困的農民夫婦，養有一隻瘦雞、一頭瘸腿的豬仔和一隻棗紅馬。由於沒東西吃，夫婦只能首先吃掉瘦雞，然後是瘸腿的豬仔。輪到棗紅馬了，但結局是：「棗紅馬可不想等到故事結尾，它逃走了，跑進了另一個故事！」
不接受既有的「對立項」前提、不在「故事中」等死，在看似沒有出路的局限中尋找新的出路，這正是貫徹在馬柯斯的新的寓言中的「希望」。
絕望的虛妄
然而，正如戴錦華指出，馬柯斯所選用的「那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單純、非意識形態、詩化的語言」（頁25），或「智慧的即興創作」，是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另類實踐與反抗運動『崩盤』的年代」；是「與強權聯手的大眾傳媒覆蓋一切的年代，一切被娛樂化，且『娛樂到死』」的歷史脈絡中產生的。（頁29）在這種困難的社會脈絡之中，馬柯斯的革命，雖然披上了「濃重而富麗的後現代色彩，仍難於完成掩住其歷史唯物主義基底」（頁40）。也就是說，馬柯斯詩化的後現代文體的力量，主要仍是「來自於任何語言遊戲都無從解構的現實、苦難、鮮血與生命」。（頁44）
在希望希缺的年代，嘗試努力把現實中的苦難、鮮血與生命化為童話和詩歌，為被各種「不公的理由棄在路旁的人們」尋找出路，「使革命成為可能的革命」，這大概就是墨西哥薩帕塔印第安原住民運動所謂「以希望作為專業」的真正意思吧！
（引文源自《蒙面騎士──墨西哥副司令馬科斯文集》，戴錦華、劉健芝主編，2006年6月，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