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範圍內，人文學的邊緣化都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我還是那句話，我覺得這不是中文系的悲哀，這是世界的悲哀。這樣一個被新技術革命、被大數據所掌控的世界，無疑是一個釀造危機而不提供解決方案的世界。我相信由中文系的各位同仁、未來學者們所堅持的人文學是最有可能有效的解毒劑。所以，如果說我期待什麼的話，我期待經由人文學，我們去想像未來和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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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風少女的演出《那個她，那個我》，最令人動容之處，在於青春的生命之愛與跌落；涵蓋親情與愛情。青春，到底如何面對倉皇中若星辰殞落的愛呢？這裡，沒有以失落來形容伊們內心創傷；卻以跌落來形容，自有其更深的刻痕！因為，被法官判入矯正學校，面對的是身體的高牆；然則，愛的寄託卻是心理的高牆如何被翻越…。」

（本文原刊於2020/10/30關鍵評論網，感謝鍾喬老師提供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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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至2018年，「差事劇團」在新竹誠正中學，針對青少年輔育院（監所）的少年，執行戲劇工作坊與演出。那些時日，經常在我腦海中閃過的意象是：哪吒既是可刨人骨肉的罪行者，卻又在「變身」後，得以轉化為蓮花座上，拯救瀕臨垂亡於萬千的聖者。原來，聖者與罪人僅僅是一線之隔的兩面，……劇場無法立即改變現實；然而，劇場是對話教育中，相當關鍵的一環。它，提供了我們如何思考並意識到改造現實的方向，通常不僅僅是個體生命尋求療癒的管道，而是面對社會結構面向與價值體系的變革之道！」

（原文刊登於2020年10月12日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感謝作者鍾喬老師提供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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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浪貢」這個台語詞彙，一般說法是來自於日文漢字表記中的「浮浪者」，它原先講的是流浪漢、遊民之類的邊緣人。後來「浮浪貢」指稱的對象，擴及於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浪蕩子，現在還衍化為做事散漫打混、胡亂說話不切實際之意。原先帶有貶意的這個詞彙，隨著某些影視文化的挪用，現在我們使用時，相當程度帶有親暱的諧趣。

這帶有親暱諧趣的稱呼，放在「喜劇」風格的電視劇《做工的人》裡面，是搭配的。然而，《做工的人》並不僅僅是一部笑中帶淚的「喜劇」，在我們感懷於其中人物的互助互惜互憐之情時，這部戲的內容揭示了，底層人物的生活其實處處是險境，工人們以浮浪貢的態度面對，只是試圖以輕鬆的態度轉化壓力。底層人物的社會處境，就像無所歸屬的浮浪者，一旦失去工作依靠，就會載浮載沉，隨時可能淹沒於凶險波濤中。」

（本文原發表於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刊物《工議》第六十九期，2020年9月25日
作者蔡志杰為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執行秘書，感謝作者提供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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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終章裡，溫柔的歌聲結束，單薄的日光燈點起。情節、道具、空間、意象、聲響、人物被一點一點地唱名、指認、撤去、排除，掉落到劇場外無名的闃暗，獨留那張自開場以來就空缺著的椅子。那是范天寒嗎？是梁雲漢嗎？是許金玉嗎？是徐慶蘭嗎？演員圍繞空席而坐，或輕撫、或告白，我們才曉得原來他們始終在場。在紛然崩解的劇場中，我們向他們告別。

當白色恐怖越被重視，國家越是傾盡全力挹注資源支持轉型正義時，標榜「鎮魂」的實踐也越來越豐富多元（也許我們也該時時自問：迄今來看，這國家到底有多大的改變呢？），向著論說、文化、旅遊乃至於商品等領域蔓生。對於立志於改造社會的社運青年與行動者們（或許也是對於台下這麼多年輕的面孔而言），《范》劇所開放的歷史可能性不止在啟發了神秘化或商品化的創作，而是創造了三代人之間相互諒解、攜手並進的場域。

我想起1988年《人間》同仁引介梁雲漢與羅美文在罷工現場相識的故事。親身到了新埔，聽了羅美文的罷工演講後，梁雲漢情不自禁地向鍾喬握手，說道：「鍾先生，我們是同路人」。那握手間，蘊藏著跨越萬般艱難、推動歷史巨輪的龐大力量，幾近永恆。自落幕的劇場這端回首那一刻，我才明白鎮魂的真實意涵：那遠不止是血緣、地域或族群的連結，也並非藏諸名山、僅供研究的不宣之秘，直到投身於鍛冶社會變革的行動，直到在社會上形成並持續存在對應的政治和思想力量，直到讓舞台上的空席由另一雙手接過、安放、入座以前，鎮魂的行動都尚未終結，《范》劇中的提問仍要繼續。」

（原文刊登於表演藝術，作者張宗坤為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執行秘書，感謝鍾喬老師推薦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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