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新國際

對《德國之聲》訪談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邵嵐的感想

對《德國之聲》訪談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邵嵐的感想
◎王顥中

 

【編按】《德國之聲》訪談節目 Conflict Zone 主持人 Tim Sebastian 訪問了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邵嵐(Joey Siu),質問她如何面對運動的組織問題,特別是運動出現的暴力與未來的方向。在「無大台不割蓆、各自努力Be Water」為最大組織共識的前提下,或許邵嵐的言論也難以代表其他人(其實究竟她是誰?),然而她在國際媒體的現身,即變成某種代表性,也弔詭地點出無 [傳統] 組織的問題:她的發言能代表運動嗎?這樣的位置,是否同時也反應在她不是太確切的說法中,意味著難以整合一個這樣運動的組織狀態呢?如果如此,在進入高度張力、或準戰爭敵對非人化的氛圍下(尤其面對加深且任意的警察暴力與漸增嚴重的隨機私了的螺旋下),這種近乎無組織(或Online game戰隊組織模式下)、或石之瑜所謂「片面自然狀態」下,如何面對自身運動的主體與倫理責任呢?在這篇感想中,作者一方面同樣指出了不割蓆的可能問題,另一方面,作者也回過頭思考《德國之聲》主持人那樣的質問指導姿態意味著什麼,以及當中的弔詭之處。本文轉自作者臉書,標題為編輯所加,感謝作者同意轉載。

 

來源:德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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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來自香港的另類聲音──與人民同行的甘神父

【來自香港的另類聲音─與人民同行的甘神父】座談

 

講者:甘浩望

與談:鄭亘良、麥智軒

時間:11/25 (一) 19:00-21:00

地點:愛思左人文基地(近高雄捷運站衛武營五號出口)

主辦:愛思左學會;協辦:新國際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s6vLz8BoMELWCAQx9

 

未提供相片說明。


 

時間:11/26 (二) 13:00-15:30

地點:成功大學台文系台文講堂

主辦: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協辦:新國際

 

甘浩望 | Franco Mella (HK)

大半生獻給中國的左翼義大利神父,源脈解放神學,走方濟各的路,和最弱小的人同行生活。在香港幾十年的生涯,從未停歇積極介入社會底層的生活抗爭。寫有大量這些小人物的故事的紀事歌曲。已出版個人歌曲及文字選集〈永恆的愛〉及〈以愛〉。自《九歌》第一年開始便投件參與,從未間斷。集結作品分別為〈我在89年遺失了一首歌〉、〈和平〉、〈六月五日〉,及今年的〈聖詠第55〉。歌曲多語系,由家鄉米蘭話,到義大利語、英語、法文、中文、廣東話均有。他一直希望在中國生活,為中國人民服務。這是他一生首次踏足臺灣土地。

(介紹取自政大藝文中心)

 

延伸閱讀:

中港社運神父甘浩望:抗爭勝利了,反而是我的大失敗? | 端傳媒

 

發佈日期:2019/11/14

許寶強|經濟增長可以扶貧嗎?

許寶強|經濟增長可以扶貧嗎?
◎許寶強

 

【編按】 201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兩名美國經濟學家以及一名法國經濟學家共同獲得,根據瑞典皇家學院,他們的成就是尋求世界脫貧的道路。他們包括杜芙洛(Esther Duflo),她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任教,是史上第2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也是最年輕的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以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里莫(Michael Kremer)。他們都共同指出,造成貧窮的是體制及政策因素,而非窮人懶散,而解決之道也非簡單的經濟增長可以解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教授許寶強老師在這篇文章也指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並不是純粹的經濟指標(包括人均收入和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等)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對具體的社會脈絡作仔細的分析,了解產生持續不平等的製度安排、社會關係和文化心理因素,才能判定。本文轉載自2019年10月19日文化研究在香港,感謝作者授權。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取自Twitter@NobelPrize )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來源:Twitter@Nobel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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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爾.哈特|走向「愛」的政治概念

邁克爾.哈特|走向「愛」的政治概念

◎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

王行坤譯

 

【編按】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走向「愛」的政治概念〉一文,探討愛與政治的關係,指出愛不僅局限於私人親密關係領域,也蘊含於廣闊的社會中,由此提出全新的「愛」的可能:如何召喚出一種打破傳統認知下「私人」與「政治」區隔的生產性的愛。然而,哈特也提醒這種具有「共性」和「一體化」特徵的「愛」的內部,可能存在著反動保守的危險因素;通過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引述,他認為要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須視「愛」為一種具有革新動能的社會力量,一種導向更為平等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實踐。本文原刊於「澎湃思想市場」,由王行坤譯。本文轉載自2019/09/15保馬

 

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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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翠容|從香港看全球復興運動

從香港看全球復興運動

◎張翠容

 

【編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究竟意指什麼?因著無大台不割席的狀態,口號下的立場與想像看似多元,然而就像講述香港故事一樣,有些含蓄曖昧,沒人未能說得清楚,往往指向了一套回歸某種香港生活與價值的想像與政治情感。長期採訪中東的張翠容,指出對應現代化的衝擊,在大中東地區也曾出現多次復興運動,香港的「光復」浪潮可以說是世界潮流一部份。但是她也提醒,回顧大中東地區的復興運動,右翼民粹的保守力量居多,落入了另一種絕對主義,是需要警惕的!原文刊於作者臉書,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圖像裡可能有一或多人和戶外

圖片來源: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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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農村集體經濟的道路與制度

呂新雨|農村集體經濟的道路與制度

◎呂新雨

 

【編按】原子化的小農在市場經濟中常處在弱勢地位,台灣有像是產銷班、合作社等等組織,而在中國大陸也有集體經濟的實踐。目前中國大陸的鄉村集體經濟在今天仍面臨著諸多困難。本文作者呂新雨老師分析了新時期農村集體經濟的三個案例,指出它們的成功經驗證明了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的相互依存雨協同發展,經濟的行為與發展需要有相應的社會建設與發展條件相輔相成,才能克服和戰勝資本主義市場對社會、社區的破壞。本文原載於《經濟導刊》2017年6期,轉載自2019/10/5保馬,感謝呂新雨老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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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莫拉 | 傅柯是怎麼把新自由主義理解得如此錯誤的?

薩莫拉 | 傅柯是怎麼把新自由主義理解得如此錯誤的?

◎丹尼爾.薩莫拉(Daniel Zamora)、米切爾.迪恩(Mitchell Dean)

李丹譯

 

【編按】在明年將由Verso出版的一本英文新書中,社會學家丹尼爾.薩莫拉(Daniel Zamora)和哲學家米切爾.迪恩(Mitchell Dean)回顧了米歇爾.傅柯的後1968智識之旅,在這趟旅程中,傅柯與左翼激進主義的調情讓位於了他對新自由主義的迷戀。在這篇由法語網站「櫃檯」(Le Comptoir,取意於「咖啡館的櫃檯是人民的議會」——譯者註)刊發的訪談中,薩莫拉反思了20世紀70年代法國的知識分子動盪,以及傅柯對此的反應如何預示了我們今天的政治世界。美國左翼雜誌《雅各賓》將這篇訪談譯介為英文刊出,《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通過英文版將此訪談翻譯成了中文,以饗讀者,後由保馬轉載。本篇法文版訪談的採訪者為凱文.鮑加德-維克多(Kévin Boucaud-Victoire),由賽斯.阿克曼(Seth Ackerman)譯成英文。本文轉載自保馬,特此感謝。

 

Le Dernier Homme Et La Fin De La Révolution: Foucault après Mai 68(2019)
Verso英文版书名 | The Last Man and 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 Foucault After May 6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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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援香港」在台灣:一個台灣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在地思索

「聲援香港」在台灣:一個台灣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在地思索

李亞橋

 

【編按】何韻詩來台遭統促黨潑漆,警方將問題上升至朝「組織犯罪」偵辦,而近日台灣的校園連儂牆遭陸客破壞,有一名已遭驅逐出境,高雄市政府則以「歷史建築」要求西子灣隧道復原。台灣的聲援運動與回應,延著既有統獨與藍綠的政治界線歸位,並以此形成民不民主的問題,延續的是替即將到來的選舉加溫。警察作為國家暴力的限度、政權的保守性質,似乎因為另一種「正義」或「道德上的進步」而被忽略,甚至是合理化,諷刺地是當香港抗議警察濫權時,台灣的輿論卻反而因為「位置正確」而忽略警察及政權的雙重標準與可能正在超越合理的執法界線。作者提醒,這正是社會抗爭者必須要警惕的,尤其是對於廉價地消費所謂的「自由」、「民主」!本文作者李亞橋是成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

 

拉瓦克部落,2018年4月2日。來源:作者。

 

連儂牆:貼與撕之間的思考起點

 

校園連儂牆,儼然成為選舉之外,廣泛受到台灣社會大眾關注的重點。高雄市政府要求西子灣隧道中山連儂牆復原,必然會成為當下選舉攻防戰的其中一環。市政府認為西灣隧道具「歷史建築」身分,而這些其實真的都可以拿台南警方逮捕破壞連儂牆作為對照組,然後進行整體的思考。「理由」永遠可以被正反雙方端出來,不在於理由本身是否合理或具有正當性。但這裡要講的不在於「理由」是什麼,比如陳菊政府執政期間發生諸多迫遷弊案的「理由」是「為了要治水」,韓國瑜政府執政團隊則是以「歷史價值」為「理由」。相對地,這裡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時候反抗者更要站好「反抗者對抗官方」的這個位置,而不是輕易地在支持某一政黨而反對另一政黨的情況下,滑向挺藍或挺綠的任何一方。「理由」永遠是官方塑造好用來對付反抗者的說詞,我們是否做好心理準備迎接、站穩「反抗者V.S.官方」的位置?這就會成為當下台灣內部騷動不安的局勢下,社會運動者的重要習題。

校園連儂牆兩樣情,中山大學的連儂牆受罰,台南警方則是抓到成功大學連儂牆的破壞者。當這兩者合在一起看,會導向媒體要給人民思考哪個政黨政府誰自由民主、誰不挺自由民主的簡單二分法。然而這裡要站在不同於官方與媒體操縱的角度來重新來思考,這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兩者共同指出的是人民期盼一個「法治」的政府。這會是右翼自由派的理想圖景。過去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反抗者總是被警察鎮壓、逼供、囚禁,這次出乎意外的是台南的警察竟然逮捕撕毀連儂牆的民眾,但平常台南地方的反抗者反對迫遷、人民守護歷史與文化資產,面對的往往就是警察的粗暴對待。因此,由警方逮捕損毀連儂牆的人,這當中究竟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就會是該重新思考的部分。

 

拉瓦克部落,2018年4月2日。來源:作者。

 

張小虹在2019年10月9日《聯合報》發布〈台灣校園的民主暴力?〉一文,即在連儂牆的貼與撕之間,重新思考「香港反送中運動」在台灣發酵後,台灣支持與反對之間不同位置的權力配置,提出「誰在破壞民主,而誰又欠缺民主修養」的思索,並援引過去台大校園中「民主牆」、「愛國牆」作為校方和學生會之間的角力戰為例,指出現今連儂牆變成是和「校方申請」,學生在捍衛民主與言論自由之下,要求「不允許毀損」,但也形同塑造另一尊「蔣中正銅像」。因此張小虹在文中結尾指出,「如果我們在『連儂牆』校園海報被撕下的那一刻,憤怒言論自由的遭受破壞,那我們也該在撕下海報之人被立即移送法辦的那一刻,哀悼校園民主的淪喪」。然而張小虹這裡仍是以「陸生」、「陸客」作為假設中的「破壞者」,用以批評當下聲援香港反送中的人預設了「支持香港」或「中共的同路人」的二分法,在這之間進行破與立。然而再進一步來看,假設「破壞者」是一般人民,甚至是社會運動者,又該如何看?

事情永遠會被顛倒過來,真正的反抗者就必須把它擺正會去。

就好像世界上許多地方,過去許多作家、畫家受到箝制,不准出版、不准展覽。人民要記得這些受壓迫的人,「記憶與遺忘之間的鬥爭」即是一種權力關係的配置,但真正的反抗者絕對不是用官方或體制內的姿態去肯定弱勢者、被壓迫者。而台南的連儂牆如果被民眾撕毀,學生可以貼回去,但是真的需要出動警力逮捕破壞民眾嗎?如果今天有民眾想貼「我挺香港,但我也挺韓國瑜」,學生會讓民眾表達不同意見嗎?這些思考就會浮現出來。在貼與撕之間,導向了許多人期待一個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法治」的國家,透過「法治」的警察力量去「公正地」處理社會上的事件,希望作為國家機器的鎮制工具的「警方」來處理撕毀連儂牆的人。這個過程實際上欠缺民主與自由的思索,畢竟警察總是為國家機器、官方或資方的打手,不會真正站在民眾、甚至是反抗者的一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持續延燒,被官方與警察殘酷鎮壓,而台灣聲援香港、支持連儂牆的學生,則是藉由警察的「合法化暴力工具」來捍衛他們的民主與自由,這當中充滿無限的弔詭與諷刺。

 

香港抗爭效應在台灣:挺韓與反韓之間的自由民主抉擇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要放回到香港的脈絡來看,台灣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則是開展出不同的脈絡。這裡特別是要討論後者,「聲援香港」、「台灣的大學連儂牆」在當下激烈的選舉立場角逐之下,很容易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進行操作,成為指向挺藍或挺綠的選擇。曾有香港來台灣的朋友指出,大意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無法挽回了,你們台灣要好好珍惜,選韓國瑜就是投給中國共產黨。」這也是現今台灣支持香港抗爭運動的主流論述取向。香港的抗爭群眾提供了台灣反對「中國極權」的正當性理由,影響範圍甚至擴大到台灣二○二○年的選舉,這已是不爭之事實。

如果今天警方快速地出手逮捕破壞連儂牆的人,這也代表了台南綠營的執政者在相對於藍營甚至是韓國瑜的位置上,試圖展現出他們更有「法治」的一面而已,他們要捍衛的是二○二○年總統大選的利益,甚至是綠營的統治利益。這個邏輯就會變成是:當政治面臨危機、要保衛台灣的主體,就必須犧牲掉某一小部分人的自由與民主。香港帶給台灣的效應於是擴大到總統大選的層面,在聲援香港或支持中國的二元對立之下,成為審視候選人言行與選擇政治立場的衡量標準。

然而事實上,支持香港的論述成為主流之後,同時也掩蓋、壓過台灣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在聲援香港的行列中,也有不少台灣社會運動的參與人士,聲援香港與台灣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本來就不該是誰先誰後的優先選擇問題,然而台灣的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過去總是不斷被官方與媒體壓制,這次台灣聲援香港的運動,同樣作為轉移台灣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的焦點,反對「中國極權」成為政治選舉與統獨立場上的攻防戰。

就像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的,新自由主義國家要把國內危機轉化到外部,比如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過福克蘭群島戰爭,轉移國內經濟危機的焦點。更常發動海外戰爭的美國,總是藉由國家安全的理由,轉移媒體對於美國內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族群衝突;而此次香港受中共壓迫下的自由與民主危機,變成民進黨轉化台灣島內政治危機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站在反對國民黨與韓國瑜的軸線上,另一方面則是繼續消弭台灣內部資本主義危機、負債,甚至是各種抗爭運動。

 

社會運動的虛與實:當社運變成資本主義的傾銷商品

 

聲援香港的校園連儂牆成為一股熱潮,體現出台灣人不斷消費民主與自由的圖景,而且用最廉價的方式。台灣人對於政治性的運動,總是展現出狂熱的狀態,無分韓粉或反韓、反國民黨等不同立場,也不分男女老幼。從三一八運動反黑箱服貿與中國因素、韓國瑜的選舉動員,緊接著這次台灣聲援香港的運動,群眾總是被政治議題快速動員,也快速消褪,一波接一波。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消耗大量台灣社會的動能,鮮少累積、深化自由與民主,這一直是台灣右翼人士強調的民主化運動當中十分匱乏的部分;台灣聲援香港,自由與民主形同便利貼,更多是在民主的象徵層面進行攻防,仍舊缺乏轉化為社會運動更為積極的參與,以及深化在地實踐的動能,它突顯出台灣二○一○年後社會運動快速被政黨政治收編的虛幻景象,遠勝於社會運動本身的實質意義。

曾幾何時,台灣多數的社會抗爭能被好好看見?

舉例而言,不久之前巴黎聖母院大火,社會輿論開始批評台灣社會大眾只在意國外發生火災,卻不在意台灣各縣市不斷破壞文化資產,縱使鄭麗君上台號稱修訂「地表最強文資法」,也免不了文化資產遭受祝融、剷平的命運;台灣聲援香港期間,樂生療養院持續向政府陳情,位於新北市新莊迴龍的捷運機場,除了施工期間對於建築物本身結構造成損壞、危害到居民居住安全,也影響過去居民進出療養院的便利性。

然而,聲援香港的新聞聲勢蓋過樂生療養院,甚至也不乏支持綠營者、不同位置的抗爭者開始抨擊樂生居民與學生。甚至其他台灣社會議題、環境議題,每每需要更多公民參與、抗爭的時候、永遠都面臨缺乏支持與人力的窘境。這才是當下台灣社會運動面臨的實況,絕對不是何種議題該優先的問題。畢竟如果台灣有何種運動該優先選擇,通常國族運動、統獨議題會被擺在第一順位,通常輪不到台灣內部本身的壓迫。就像從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談論國族、談階級的知識分子,往往又把性別議題排在最後,甚至認為解決國族或階級問題就能解決性別壓迫問題。這種優先順序的假設實際上是錯誤的。如果台灣要追求民主與自由,應當要更為深入地討論,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或自由主義的民主與自由,它絕對不會、也不應該只是大量傾銷的廉價商品而已。

 

西港堀仔頭小森林,工務局違法施工,2018年7月2日。來源:作者。

 

從香港到台灣:重新思索社會運動抗爭者的位置

 

社會運動中的抗爭者應當重新思索自身與官方、體制之間的關係,台灣聲援香港的行動也可做為重新思索抗爭者位置的契機。

不久之前,台灣歷史博物館曾經展出「迫力.破力:戰後臺灣社會運動特展」,一個真正的反抗者本來就不該輕易被官方或體制內的學術單位收編,儘管許多抗爭文物是由抗爭參與者主動提供,抗爭者自願捐出抗爭文物,自然有他做為政治主體的自由選擇。然而,或許民眾應該更期待有人能夠去反思這個權力配置的問題:假設作為一個反抗被官方或學術單位收編的人到現場大聲喧囂,甚至進行破壞,博物館是否要叫警察將之驅逐?如果這位民眾作為一個反抗者,反抗學術單位或官方收編這些反抗官方的文史資料,而相對於國民黨的民進黨官方和學術機構把他趕出去、甚至控告毀損罪,這位民眾算不算是被右翼本土政府和官方學術機構二度傷害? 因此,這裡會強調一個「反抗者V.S.官方」的位置。如果說在現今社會運動更常被「整合」到相對於國民黨的行列中,此舉消除了多元聲音與差異,那麼一個社會抗爭者,就更應當重新思索自身與官方、體制之間的複雜關係,而不輕易向它靠攏。

而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抗爭者,就算彼此之間具有差異,也常常爭執,也應當持續一同抗爭。或許在這個年代比較困難,特別是牽涉到各種權力配置、路線差異等等不同層面的問題。比如:你憑什麼叫我進入你的場合幫忙?你主導的場合會是什麼性質、會把議題帶往何處?你的想法和我一樣嗎?社會運動是否成為少數人參選的門票?社會運動的抗爭者如果進入政治圈,會持續為台灣社會議題發聲嗎?等等不同層面的考量。而作為一個支持社會主義的運動者,就必須思索這些問題,甚至自己開闢一個不同於右派抗爭的論述與實踐空間,用不同方式深化、討論自身的民主與自由議程,也避免民主與自由變成一種象徵符號,廉價地大量傾銷。

社會運動抗爭者要不斷走出來,並在台灣社運與民主的格局上進行通盤檢討、持續深化,就算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最後走出來的路不一樣,但有這樣的差異、能夠容忍差異,才是上述追求民主與自由過程的重要基礎。

 

發佈日期:2019/10/11

亞洲青年的數字公民權:從數字行動到數字素養

亞洲青年的數字公民權:從數字行動到數字素養

◎Audrey Yue,Elmie Nekmat,Annisa Beta, Yingchen Kwok

許多 譯、張淳 校

 

【編按】社群媒體在當代的社會行動與政治參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無論只是發表意見,還是同溫層的形成,進一步擴展至所謂的網軍,以及社群媒體作為議題倡議(懶人包)的平台、直播事件發生現場、如何利用網路來進行組織等。我們如何思考數位媒體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呢?本文認為過去談數位媒體的角度,無論是認為數位媒體發展帶來解放或形成規範,都不足以解釋數位媒體發展與政治參與的關係。本文通過批判性地考察當下亞洲的數位行動主義,從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面向,呈現青年人通過網絡實踐塑造他們作為公民行動者和公民進行政治參與的複雜面向。Audrey Yue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主任、教授。Elmie Nekmat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助理教授。Annisa Beta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博士後。Yingchen Kwok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研究助理。許多目前就讀於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班,張淳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本文原刊於《熱風學術網刊》2019年秋季號總14期,感謝作者與《熱風學術網刊》授權轉載。

 

作者/來源:Kent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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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學運再起 新一波青年起義來臨?

印尼學運再起 新一波青年起義來臨?

◎Max Lane

《惟工新聞》翻譯

 

【編按】自上星期開始,印尼全國各地爆發學生示威,他們除了反對婚前性行為刑事化,更提出了七大訴求,本文讓讀者一窺印尼青年運動的前因和當下的趨勢。原文為 “Indonesian politics: The beginnings of a youth rebellion?”,由印尼政治、歷史、文學資深研究員Max Lane發表於TodayOnline。中文由《惟工新聞》翻譯並於2019/9/30刊登。感謝《惟工新聞》授權轉載。

 

來源:惟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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