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一百七十年後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王立秋 譯
【編按】今年是《共產黨宣言》出版一百七十年，本文為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閱讀《共產黨宣言》的回應，指出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運作，從中點出《共產黨宣言》對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意義。本文轉載自2018/04/01海螺社區，感謝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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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十九世紀中期寫的文本，像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一樣，一直平穩地流傳至今。沒有一個十九世紀中期寫的文本，像《共產黨宣言》一樣，直到今天還一直有效。甚至今天，這個文本的所有段落，都還對的上——甚至比1848年更符合——當代的現實。從在當時很難說明顯的前提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被後來一百七十年曆史的展開充分鞏固了的結論。在本文中，我將給出進一步發人深省的例子。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受啟發的先知、是能夠在水晶球中讀出從他們的直覺來看異常的存在的巫師嗎？不。他們只是比別人更好地——在他們的時代，對我們的時代來說也如此——理解那個定義了資本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特徵的存在而已？馬克思一生致力於通過對新的經濟（從英格蘭的例子開始）、和新的政治（從法蘭西的例子開始）的雙重考察，來深化這一分析。
我在《1917年10月革命，一個世紀以後》(October 1917 Revolution, a century later, 2017)，第三章，《讀資本論》第四十一頁寫到過這個主題。
馬克思的大作——《資本論》——呈現了一種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何以資本主義與更早之前的社會形式不同的，嚴格的科學分析。《資本論》第一卷便深入了問題的核心。它直接地澄清了私有產權所有者之間的商品交換的普遍化的意義（並說明了，這個特徵是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哪怕之前商品交換就已經存在的），特別是，價值和抽象的社會勞動的出現和支配。從那個基礎出發，馬克思引導我們理解了，何以無產階級把他或她的勞動力賣給「有錢人」這件事情，確保了資本家剝削的剩餘價值的生產，而後者，反過來，又是資本積累的條件。價值的支配，不僅統御著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再生產；還治理著現代的社會與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異化這個概念，指出了那個意識形態機制——社會再生產的總體的統一，就是通過這個機制得到表達的。
這個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所肯定的智識與政治工具，也證明了，它自己就是正確預言資本主義現實的歷史演化總路線的最好工具。沒有一種在馬克思主義外——或者說，常見的情況是，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下——思考這個現實的嘗試，得出類似的結果。資產階級的思想的錯誤，特別是其「經濟科學」（馬克思非常合理地把它描述為「庸俗」經濟學）的錯誤，是大師級的。由於它沒本事理解就其本質實在而言，資本主義是什麼，故而，這種異化了的思想，也不能想像資本主義社會將去往何處。未來將由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革命將終結資本的支配）來塑造嗎？還是說，資本主義還能繼續苟延殘喘，並因此而開啟通往社會衰落的道路？資產階級思想忽視了《宣言》提出的這個問題。
的確，我們在《宣言》的第七頁（引文均出自拉法格的法譯本，Temps des Cerises, 1995）讀到：
「……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馬恩引文所用譯文均出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下不贅述。——譯註）
長久以來，這個句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從這句話出發，我逐漸提出了一種對歷史運動的解讀，這種解讀以不平等的發展這個概念，及其轉變的可能的不同進程（轉變最可能從它的邊陲而非中心開始）為焦點。我也在澄清以下兩種回應挑戰的模型的意義上做了一些努力，這兩種模型就是：革命的方式，和衰落的方式。
我已經在《階級與民族》（Class and Nation, 1979）裡的《革命或衰落》一章的第250-252頁，254-255頁寫過這個問題。
通過選擇從普世經驗推衍出歷史唯物主義的法則，我們已經提出一種替代性的，關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前資本主義模式，朝貢模式的表述，一切階級社會都趨向於這種模式。西方的歷史——古羅馬的建成，其解體，封建歐洲的建立，以及，最終，重商主義時代絕對國家的形成——也以一種特別的形式表達了同樣的基本趨勢，這種趨勢在其他地方，則是通過不那麼斷續的，完整的、朝貢國家的形成（中國是其中最強力的表達）來表達的。在我們對歷史的解讀中，奴隸模式不如朝貢模式和資本主義模式那麼普世；它是特別的，嚴格來說，是在與商品關係的延伸的關聯中出現的。此外，封建模式則是朝貢模式的原始的、不完全的形式。
這一假設認為，羅馬的建立與後來的解體，是建設朝貢模式的不成熟的嘗試。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尚不需要羅馬帝國那麼大規模的朝貢集中模式。在這第一次夭折的嘗試之後，是一次強力推動的過渡，從封建的分裂開始，在此基礎上，集中再一次在西方絕對主義君主制的框架內得到了恢復。只是到了這個時候，西方的生產方式才接近完全的朝貢模式。而且，也是從這個階段開始，西方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才達到帝制中國的完全的朝貢模式的水平；這無疑不是巧合。
西方的落後——這在羅馬的夭折和封建的分裂那裡得到表達——當然給了它屬於它的歷史優勢。的確，古代朝貢模式的特定要素，與野蠻人的公有模式的特定要素的結合，是封建主義的特徵，並給西方以其靈活性。這就解釋了歐洲經歷整個朝貢階段的速度，它快速地超越了東方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它超過了東方，並進而發展為資本主義。這種流動性和速度，與東方的完全的朝貢模式在演變上的相對僵化與緩慢構成了對照。
無疑，羅馬-西方的案例，不是夭折的建設朝貢模式的嘗試的唯一例子。我們至少還可以辨識出三個這一類型的案例，每個案例都有其自己特定的條案件：拜占庭-阿拉伯-奧斯曼的案例，印度的案例，蒙古的案例。在這三個實例中，建立集中化的朝貢體系的嘗試，都遠遠領先於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以至於，它們沒法把這個體系穩固地建立起來。在每個案例中，集中化的形式都很可能是特定的，國家、類封建、和商品（這三種）手段的組合。比如說，在伊斯蘭國家，商品集中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後續的印度的失敗，一定與印度意識形態的內容相關，我曾拿印度的意識形態來和儒家對照。至於成吉思汗的帝國的集中化，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是極其短命的。
當代的帝國主義體係也是一個世界規模的，「剩餘」(the surplus)的集中化的系統。這個集中化，是在資本主義模式的基本法則的基礎上運作的，並且以資本主義對前資本主義的臣民邊陲的支配為條件。我已經說過，世界規模的資本的積累法則，是一種形式的，在此規模上運作的價值的法則的表達。服務於價值的集中化的帝國主義體系的特徵，是積累的加速，和體系中心生產力的發達——同時，在邊陲，生產力則受到阻礙、變得畸形。發達與欠發達，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只有人民才能創造他們的歷史。動物和非動物之物都不能控制它們的演化：它們服從於演化。實踐概念是為社會所專有的，是決定論和人類干涉的綜合的表達。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也是為社會所專有的，它在自然中沒有等價物。這個關係不是單邊的。上層建築不是經濟基礎的需求的反映。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麼，社會就永遠是異化的，而要看到何以社會能夠成功地解放自己，也就不可能了。
這就是我們提出，要區分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的兩種，在質上有差別的類型。如果這一過渡是在無意識中、或帶著異化的意識，也就是說，如果影響各階級的意識形態並不允許他們控制變革的進程的話，那麼，這個進程看起來就像是以一種類似於自然的變化的方式運作的了，同時，意識形態也就變成這個自然的一部分了。我們用「衰落的模型」來表達這種類型的過渡。另一方面，如果意識形態成功地提供了人們所欲的變革的總體的、實在的維度，那麼，也只有在這時，我們才談得上革命。
為成功地把資本主義思考為一個在整個未來時間裡都將存在的合理的體系，為能夠思考「歷史的終結」，資產階級的思想不得不忽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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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有力地指出——從《宣言》的時代出發——資本主義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小段插曲。不過，在他們的時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沒有超出英格蘭、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一小片區域，以及普魯士的威斯特伐利亞。在整個歐洲的其他地區，都不存在類似的東西。儘管如此，馬克思已經想像到了，「不久之後」社會主義革命就將在歐洲發生。《宣言》的每一行字，都透著這個預期。
馬克思當然不知道革命會從哪個國家開始。是英格蘭，唯一一個已經屬於發達資本主義的國家嗎？不。馬克思並不認為這是可能的，除非英國的無產階級把自己從對殖民愛爾蘭的支持中解放出來。是法國，這個就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而言不那麼先進，但就其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這個成熟，是從法國大革命那裡繼承而來的）而言又比英國更先進的國家嗎？也許吧。《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1871）肯定了他的直覺。出於同樣的原因，恩格斯也對「落後的」德國抱很大希望：在這裡，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可以互相碰撞（創造出更大的能量）。《宣言》在第五十四頁寫到了這個：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因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
這並沒有發生：在反動的普魯士的扭曲下的聯合，德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平庸及其懦弱使得民族主義大勝，而人民的抵抗則被邊緣化了。在生命的盡頭，馬克思把他的目光轉向俄國的方向，他希望俄國能夠走上革命的道路，這點可為他與者維拉∙查蘇利奇的通信所證明。
因此，馬克思的確有這樣的直覺：革命的轉變可以從體系的邊陲——用後來列寧的語言來說，就是「薄弱環節」——開始。不過，馬克思，在他的時代還沒有得出這個方向的結論。要等到歷史前進到二十世紀，到了列寧和毛那裡，共產主義才變得有能力想像一種能「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策略。這個表達不太準確，我更喜歡更迂迴的說法：「社會主義過渡的長路上的不平等進步，在一些國家——支配的帝國主義的策略持續、嚴厲地與這些國家鬥爭，並把它們孤立了出來——地方化了。」
關於這個問題（即關於向共產主義方向的、朝社會主義的長期歷史過渡，和這場運動的普世視野的問題）的討論，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無產階級從自在的階級向自為的階級的轉變、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條件和影響、在這個長期過渡中農民的地位、反資本主義思想之表達的多樣性的問題，我將在下一個章節中討論所有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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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比任何人更理解，資本主義有征服世界的使命。他在一個這一征服還遠遠沒有完成的時代，就寫到它了。他從頭開始思考了這一使命，這一使命的起源，即對美洲的發現，開啟了為期三世紀的重商主義，及最終，向資本主義的成熟形式的過渡。
他在《宣言》第十一頁寫道：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
馬克思歡迎這個全球化，這個人類歷史上的新現象。《宣言》裡無數的段落證明了這點。比如說，在第十頁，我們讀到了：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
以及在第十三頁：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言辭是清晰的。馬克思從來不是面向過去，緬懷「美好舊時光」的人。他總在表達一種現代的觀點，現代到看起來像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者。他在這個方向上走的很遠。然而，用城市勞動力來取代農村勞動力的野蠻化，對無產階級來說，不是同樣地無用嗎？馬克思並未忽視伴隨資本主義擴張而來的，城市的貧困。
寫作《宣言》的馬克思是否正確衡量在歐洲本土，甚至，在被殖民的國家裡，摧毀農民帶來的政治後果？我將在談到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部署的不平等特徵的時候回到這些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也不知道資本主義的世界部署，並非他們想像的那樣一種，也即，同質化的那一種，這樣的部署給被征服的東方以擺脫歷史給它的桎梏，並變成符合西方國家的意象的「文明」民族——也即，工業化國家——的機會。馬克思的後期文本對印度的殖民化的呈現，很少有令人心安的。但馬克思後來也改變了自己的想法。這些間接的提及，而非得到系統闡述的論證，見證了殖民征服的破壞效果。馬克思逐漸意識到我所謂的「不平等的發展」，也就是說，對支配的中心與被支配的邊陲之間的反差的系統建構，以及，隨之而來的這樣一種不可能：邊陲是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事實上，它在性質上就是帝國主義的）框架內，靠資本主義的工具，「趕上」中心的。
在這方面我說過，如果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中，「趕上來」是可能的話，那麼，就沒有什麼政治的、社會的或意識形態的力量，能夠與資本主義匹敵了。
關於中國的「開放」問題，《宣言》的馬克思在第十二頁寫道：
「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砲。」
我們知道，中國並不是這樣開放的：迫使中國開放的，是英國海軍的加農炮。中國的產品經常比西方的更有競爭力。我們還知道，使英國能夠成功支配印度的，並非英國更加先進的工業（再一次地，印度的織物比英國的質量更好）。相反，是對印度的支配（以及對印度工業的有組織的破壞），給了英國在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霸權地位。
不過，更老年的馬克思也學會瞭如何擺脫自己年輕時的歐洲中心主義。就世界的演化而言，馬克思知道如何改變自己的看法。
因此，在1848年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想像了這樣一種強可能性：一場、或多場社會主義革命是可能在他們時代的歐洲發生的，這些革命將正面，資本主義不過是歷史上的一段簡短的插曲。事實很快就證明，他是對的。《巴黎公社》（1871）就是第一場社會主義革命。不過，它也是最後一場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完成的革命。隨著第二國際的建立，恩格斯並沒有失去對新的革命進步（特別是在德國）的希望。但歷史證明，他錯了。但1914年第二國際的背叛，也不應讓任何人感到奇怪。除他們的改革主義偏移外，當時歐洲工人黨與他們的資產階級的擴張主義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政治的結盟也表明，這些個黨，也不預期從第二國際那裡得到什麼。世界轉變的前線移向了東方，先是在1917年移向俄國，然後，又移到了中國。當然馬克思沒有「預言」到這點；但他後來的文本允許我們假設，很可能，他也不會為俄國革命而感到驚奇。
另一方面，關於中國，馬克思認為，即將發生的，是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聯軍干涉（作為對義和團的回應）後，馬克思提醒他的讀者，下一次歐洲軍隊試圖進入中國的時候，他們會震驚於他們將讀到的前線標識：「注意，你正在進入中華資產階級共和國！」孫中上領導的，發動1911年革命的國民黨，也像馬克思一樣，想像過宣告成立中華（資產階級）共和國。但孫既沒有在擊敗舊制度（舊制度的軍閥四處割據）上取得成功，也沒有在趕走帝國主義勢力，特別是擺脫日本的支配上取得成功。蔣介石的國民黨在路線上的偏移，肯定了列寧和毛的看法：真正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再可能了，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正如1917年的俄國二月革命沒有未來，因為它不能戰勝舊制度，因此它呼喚十月革命那樣，中國的1911年革命，也在呼喚毛主義的共產黨人的革命，只有後者才能回應（人民對）解放——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的期盼。
因此，在巴黎公社後，開啟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的，是俄國，這個資本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然而，俄國的十月，並沒有得到歐洲工人運動的支持，反倒成為了其鬥爭對象。羅莎‧盧森堡用嚴厲的言辭來表述了歐洲工人運動在道路上的偏移。她說到他們的「無效」，說到了「德國無產階級實現其歷史使命的無能」，說到了「背叛」（Luxemburg, 2017: 10: 59）。
至於我，我則提出了對發達的西方的工人階級的這一倒退的分析——他們通過強調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的帝國主義特徵的巨大威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整個社會（而不僅僅是其資產階級）因此而從它們的支配地位獲得的巨大好處，而放棄了二十一世紀的革命傳統。我因此而認為，在我對1917年十月革命的普世重要性的解讀中，用一整章的篇幅（我的《1917年十月革命。一個世紀後》, 2017的第四章《從1917年到2017年的革命與反革命》）來分析導致歐洲工人階級否棄他們的歷史使命——用羅莎‧盧森堡的話來說——的發展。讀者可參閱這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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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革命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過渡的漫長道路上的進步，很可能只會在世界體系的邊陲社會，確切地說，也就是這樣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先鋒會理解，通過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來「趕上」發達國家是不可能的，因此，「應以別的方法為之」，也即，爭取在社會主義性質的過渡中領先——開始。列寧和毛就表達過這一信念，他們宣告，我們的時代不再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了，從今以後，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了。
這個結論又引出了另一個結論：社會主義過渡必然「在一國」發生，這個國家還會因為世界帝國主義的反攻而遭到致命的「孤立」。這是別無選擇的事情；不會有「世界革命」了。因此，走上這條道路的民族和國家，都會遭遇雙重的挑戰：它們既要抵抗帝國主義勢力發動的永恆戰爭（熱的、或冷的），又要努力在通往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上聯合農民的大多數。《宣言》，甚至馬恩都沒有提到這些問題。回答這些問題，是活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任務。
這些反思把我引向了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闡發的，關於農民的思考的評估。馬克思把自己放進了自己的時代——當時，資產階級還沒有在歐洲本土完成自己的革命。在這個語境中，我們在《宣言》的第十八頁讀到：
「因此，在這個階段上，無產者不是同自己的敵人作鬥爭，而是同自己的敵人的敵人作鬥爭，即同專制君主制的殘餘、地主、非工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者作鬥爭。… …在這種條件下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
但就像在具體而言，法國那裡，資產階級革命也把土地給予了農民。因此，大多數農民，變成了資產階級，及那群認為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私產權的捍衛者的盟友，而變成了無產階級的對手。
不過，世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力中心的轉移——從支配的、帝國主義的中心，移向了被支配的邊陲——從更本上修正了農民問題。不過，在農民依然佔多數的社會中，只有社會主義的先鋒隊能夠貫徹把農民的大多數整合到反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戰鬥陣營中的政策的情況下，革命的進步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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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不相信——在編寫《宣言》時不相信，在後來也不相信——工人階級有自發革命的潛力，因為「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宣言》，第三十四頁)。出於這一事實，工人，和其他人也一樣信奉「競爭」意識形態（這是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基石），並且，因此，「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宣言》，第二十頁）。
因此，無產階級從自在的階級向自為的階級的過渡，意味著一個共產主義先鋒隊的主動的干涉：「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宣言》，第二十五頁）。
肯定先鋒隊不可避免地要扮演的角色，對馬克思來說，並不意味著，就要提倡「一黨」。在《宣言》的第二十五頁，我們還讀到：
「共產黨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
而後來，在他對無產階級國際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構想中，馬克思認為，把所有受益於真實的人民、工人受眾的思想和行動的黨派與潮流都整合進這個無產階級國際，是必要的。第一國際就把法國的布朗基派、德國的拉薩爾派、英國的工會主義者、蒲魯東、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也作為成員線了進去。馬克思當然也會批評，且經常是嚴厲地批評他的許多同伴。你也可以說，很可能，這些互相衝突的辯論的暴力，就是這個國際短命的根源。該怎樣就怎樣吧。不過，對於未來參與反資本主義鬥爭的骨幹來說，這是第一所給他們教育的學校。
下面兩點觀察將引出關於黨和共產主義者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
首先，和共產主義運動與「民族」之間的關係相關。在宣言的第三十三頁，我們可以讀到：
「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民族的鬥爭（譯註：中譯本原為一國範圍內的鬥爭，這裡根據阿明的強調有調整）。」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無產階級不共享其國家的民族主義，他們不屬於那個民族。理由是，在資產階級的世界中，民族主義的唯一功能，是一方面，給對既定國家的工人的剝削以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給資產階級反對外來競爭者、實現其帝國主義抱負的鬥爭以合法性。不過，隨著最終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一切都會改變。以上這些話，與邊陲社會中，社會主義過渡的最初的、長期的階段有關。它也表達了對道路多樣性的尊重。此外，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這個概念，強化了這種無產階級民族在民族上的多樣性的重要性。《宣言》已經表述了這樣的觀念，即，共產主義是建立在個體、集體和民族的多樣性的基礎上的。團結並不排除，反而是包容了所有人的自由發展。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反題，資本主義，儘管提倡「個人主義」，卻在事實上通過競爭，生產出一個又一個被資本的支配設計的克隆體。
現在我將進一步引用我在《1917年十月革命，一個世紀後》第八十三、八十四和八十五頁裡寫到的，與此相關的內容。
只要我們還沒有把在戰略針對的那個框架中，把戰略的階級內容識別出來，那麼，支持或是拒絕民族主權，都會引起嚴重的誤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支配的社會陣營永遠會把民族主權構想為一種促進其階級利益，也即，資本家對國內勞動的剝削，以及同時，在全球體系中對自身地位的鞏固的工具。今天，在被三巨頭（美國、歐洲、日本）金融壟斷支配的全球化的自由主義體系的語境中，民族主權，是允許統治階級維護其在此體系中的競爭地位的工具。美國政府就為這一持續的實踐提供了最明顯的例子：主權被設想為只為美國的壟斷資本所有，並且是被認為高於國際法的美國國內法造成的結果。過去，歐洲的帝國主義列強也是這麼幹的，而歐盟中，主要歐洲國家的實踐也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我在我的《當代資本主義的內爆》的第四章從歐洲的角度出發，討論過這個問題）。
記住這點，我們也就理解了，為什麼讚美主權的種種美德、而隱藏它所服務的階級利益的民族話語，為什麼總是不為那些保衛勞動階級的人所接受了。
然而，我們也不應把對主權的保衛，簡化為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模態。保衛主權，與保護民眾在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有選擇，差不多都是至關重要的。它甚至構成了要朝那個方向進步就沒法回應的條件。理由是，全球秩序（及其子-全球歐洲秩序）永遠不會自上而下地通過統治階級的集體決定而被改變。這方面的進步，永遠是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鬥爭的不平等進步導致的結果。全球體系（或歐盟子體系）轉變，是那些在形形色色的國家框架內運作的變革的產物，而那些變革，反過來，又修正了它們之間的全球勢力平衡，民族國家依然是最終將改變世界的那些決定性的鬥爭部署的唯一框架。
那個體系邊陲的，因自然而多極分化的人民，長期以來一直經驗著主動的、進步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也是反帝國主義的，它拒絕中心強加的全球秩序，並因此而有反資本主義的潛能。我說只是潛能，是因為這種民族主義可以激發這樣一種幻覺（被影響的人會覺得，他可以建設一種能夠趕上國家資本主義統治的中心的民族資本主義秩序）。邊陲的民族主義只是在那個條件下，即它保持反帝國主義，也即，今天，與全球的自由主義秩序衝突這個條件下，才是進步的。任何其他的民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只是門面而已）都會接受，全球自由主義秩序是地方統治階級的工具，而他們的目標是參與對他們的人民、以及最終對其他弱小的伙伴的剝削，因此，這些民族主義也就起到了次-帝國列國勢力的作用。
混同這兩種相反的，對民族主權的構想，並因此而拒絕一切民族主義，也就抹除了出離全球自由主義秩序的一切可能性。不幸的是，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左派經常犯這樣的迷糊。
第二點與工人階級的分裂有關，儘管「社會的簡單化與資本主義的進步相關」，但是，在《宣言》第七頁，我們讀到：「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這個雙重運動——無產階級立場的普遍化以及，與此同時工人世界的分裂——在今天要比在1848年更顯眼得多，當時這一現象幾乎才剛剛出現。
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一直到我們現在，我們已經在歲月中見證了一種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境況的一般化。今天，在中心，幾乎整個人口的總體，都被化約為販賣勞動力的僱工。而在邊陲，農民則前所未有地，在進入消滅他們獨立生產者的地位，使他們成為被支配的契約者的商業網絡之前，在事實上就已經被化約為出賣勞動力的人了。
這場運動與貧困化進程相關。「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宣言》，第二十三頁）。這個貧困化論題，在《資本論》中又被馬克思拾起和充實了，它是庸俗經濟學家諷刺批評的對象。但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層面，也是唯一能夠給對實在/現實的分析以完整意義的層面上說，這種貧困化，比馬克思想象的，要更加顯著和真實的多。不過，類似地，資本主義勢力也成功地，通過貫徹以在所有層面（從民族國家到國際層面）分化工人階級為目的的系統戰略，削弱了普遍化的無產階級所代表的那種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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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第三部分，題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文獻》，對當代的讀者來說，可能看起來，是真的屬於過去了。在這裡，馬克思和恩格斯像我們提供了對歷史主體、這樣的主體的屬於自己時代的智識生產的評論。在被全盤忘記後，看起來，今天，這些問題已經成為某些研究過去的檔案家專屬的主題材料了。
不過，我又震驚於（《宣言》這部分內容）與更為新近的，事實上，是當代的運動與話語的持續相似。馬克思譴責各色「改革主義者」，認為他們根本就不理解資本主義部署的邏輯。這些人從歷史的舞台上消失了麼？馬克思譴責那些雖然譴責資本主義的不義，卻又像《宣言》第三十九頁說的那樣，「激烈地反對工人的一切政治運動」的人的謊言。難道二十世紀的、和今天的法西斯主義，「過去主義」的所謂的宗教運動（穆兄會，印度教和佛教的狂熱信徒）有時候不同嗎？
馬克思對馬克思主義的競爭者、對其意識形態的批判，他在識別他們作為代言人所屬的社會環境上做出的努力，並不意味著，對馬克思來說，或對我們來說，本真的反正資本主義運動，在靈感來源上不應該是多樣化的。關於這個主題，讀者可參閱我近來的一些著作，其中，我的思路是，我們應該重建一個新國際，以這個新國際為保障民眾鬥爭之效力與關於未來之願景的條件。（見《社會主義民眾運動的統一和多樣》[「Unité et diversité des mouvements populaires au socialisme」]，載《埃及，納賽爾主義與共產主義》[Egypte, nassérisme et communisme], les Indes Savantes, 2014; 以及我發表在自己博客上的《工人與人民國際之重建的不可或缺性》[「L’indispensable reconstruction de l’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t de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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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幾句話來總結我對《宣言》的解讀。
《宣言》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現代性之榮耀、為此現代性所激發的那套動力機制（它在文明悠久的歷史上是無可比擬的）的讚歌。但同時，《宣言》也是這個體系的絕唱——這個體係自身的運動，不過是在生成混亂罷了，就像一直以來，馬克思理解並提醒我們主義的那樣。資本主義的歷史原因，不過是在短暫的時間內，生產出使超克它成為必然的一切物質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和道德的條件罷了。
我一直分享著這樣一個我相信，從《宣言》到恩格斯所親歷的第二國際的第一個時期，也為馬克思本人所持的觀點。我提出的分析，與資本主義漫長的成熟——十個世紀——和世界不同區域對此成熟做出的貢獻（中國、伊斯蘭的東方、意大利城市、以及最終大西洋的歐洲），其短暫的鼎盛時期（二十一世紀），以及最終，它長期的衰落（表現為兩次長期的系統危機，第一次發生在1890年到1945年，第二次則是從1975年至今）有關。這些分析的抱負在於，深化在馬克思那裡還只是直覺的那些看法。（參見《當代資本主義的內爆》，2013年。）
這種關於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地位的看法，被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改革主義」潮流拋棄了，接著，又遭到了第二國際外的馬克思主義的拋棄。取代它的，是這樣一種想像：資本主義只有在它成功地，根據其發達的中心的模型，把整個星球同質化了的時候，才會完成它的任務。我們反對這種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部署的過去主義的想像——它完全是不現實的，因為資本主義天生就會造成兩極分化——相反，我們相信，與順從資本主義文明之衰落的變遷相反，世界是可以通過革命的進展而發生轉變的。
參考文獻
阿明，薩米爾（1980年）。課程和國家，Monthly回顧出版社
阿明，薩米爾（2013年）。當代資本主義內爆月刊評論出版社
阿明薩米爾。（2014）。埃及，納賽爾主義和共產主義; Savant Indes。
阿明，薩米爾（2017年）。1917年10月革命，一個世紀後Daraja出版社。
Amin Samir（2017）。博客Samir Amin，2017年，「國際人員和人民不可缺少的重建」（「國際工人和人民重建的不可缺少性」）
盧森堡，羅莎（2017）。俄國革命 巴黎，編輯奧布。
馬克思，卡爾（1995）。共產黨的宣言。Le Temps des Cerises（由Laura Lafargue翻譯）
發佈日期：2018/0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