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無論是核食、美牛與美豬的瘦肉精問題、鳳梨爭議,都體現了日常食物的選擇涉及了更深層次的權力問題與國際地緣政治。在《糧食戰爭:市場、權力與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一書以食物領域內的選擇為起點,回顧了世界食物體系的歷史,討論了推動食物體系形成的不同因素和主體。作者讓我們意識到,對不同食物體系的選擇,意味著選擇了不同形式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食物問題不只是有關食物的問題,它涉及到更深層次的權力問題,想要建立一個平等健康的食物體系,不只是關於有機農業,而是要反抗我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不平等與剝削,要反抗這些不平等,我們需要收回我們的食物主權!原文刊於《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感謝授權轉載!
拉吉.帕特爾(Raj Patel),糧食問題的國際專家、學者、社會活動家。曾任職於世界銀行、世貿組織及聯合國,但隨後投身到反對這些前雇主的國際運動中,現任職於德克薩斯大學。帕特爾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糧食戰爭:市場、權力與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經濟學的缺陷(The Value of Nothing)》(被評為紐約時報暢銷書)等,為《衛報》等多家國際媒體供稿,並積極領導和投身於關於公平正義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運動中。帕特爾認為「控制市場力量的力量」之間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殘酷戰爭。這是一場複雜的戰爭,居於優勢地位的國家力量和意志、國際金融大鱷、世界糧食巨頭、食品工業巨頭、超市巨頭,數量龐大但處於被動地位的農民和消費者,以及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這些力量相互交織、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這場戰爭中來。不同的力量的鬥爭形成了不同的食物體系。
無論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力量」,還是掌控著我們因美食習慣和選擇的權力者,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因為他們是隱形的。不經過仔細的觀察、認真地思考和不停地追問,我們就會忽視他們的存在,難以辨明他們的源起,不理解他們的作用方式。帕特爾在書中帶領讀者深入到食物背後,探究圍繞食物體係不斷鬥爭著的不同力量。
在第二章,作者主要調查了以印度為代表的農民自殺問題和破壞全球農村社區的力量。第三章,作者對移民問題進行評價,並把移民問題放在現代城市變化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貿易協定中加以討論。第四章帕特爾討論的是二戰後世界食物體系的演化過程。第五章對食物體系的幾大贏家和農業綜合企業進行近距離的觀察。第六章說明了上述企業是如何利用種族、科學和發展的觀點進入了政府權力中心,進而進一步控制了生命最原始的來源:糧食種子。在此過程中,企業改寫了國家歷史,並暗示:人們必須接受巨頭企業的控制,除此別無選擇。第七章以大豆為例,讓讀者了解到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在實際生活中如何體現。第八章討論了超市和最新、最強大的農業綜合企業。第九章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的口味是如何形成的?帕特爾在最後一章提出了一個建議:要收回我們的主權,我們不應只做個消費者,我們還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建立起新的食物體系,改寫對糧食種植者和消費者進行雙重剝削的權力關係。我們不能保證一定可以成功地改變目前的食物體系,但如果連嘗試都不做的話,我們必敗無疑。
世界食物體系——權力分配極為不均的沙漏狀
書中帕特爾向讀者展示了一個矛盾的現象——全球人口過肥與飢餓並存。作者譴責從道德方面解釋飢餓與肥胖的問題,即飢餓是因為懶惰,肥胖是因為個人生活的壞習慣。帕特爾指出,這種現像其實並不是由個人選擇造成的,而是因為當下工業食物體系的失敗。對於消費者個體而言,看似有選擇食物的自由,實則只是隱形地被迫在一堆垃圾食品中進行選擇。
誰擁有控制這個食物鏈的權力?是生產者嗎?但大部分生產者沒有決定自己要種什麼的權力,也沒有定價權,只能在既定價格下生產更多以求吃飽,更不說很多因負債累累而自殺;是消費者嗎?消費者真的有選擇權嗎?超市裡琳瑯滿目的產品,不過是表面罷了,比如蘋果,在運輸和利潤的前提下,更多的品質被替代成既定的幾種。這不禁讓我回想到幾年前去拜訪一個育種公司,他們公司研發的青椒種子可以讓青椒更容易儲存,而且下面呈四角形,這僅僅是為了讓超市更容易擺放這些青椒。
這樣說來在食物鏈上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並不掌握什麼主動權,而真正控制我們食物體系的是大型中間商,以及為這些大型跨國公司護航的國際組織,比如WTO。
在現今的食物體系中有各種各樣的角色:掌控糧食金融工具的金融大鱷、以四大糧商為首的糧食巨頭、包括雀巢和麥當勞在內的食品巨頭、以沃爾瑪為代表的超市巨頭、還有數量龐大但一盤散沙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這是一個整體呈沙漏狀的食物體系。沙漏的上端和下端是數量龐大的生產者(農民或農場主)和消費者;沙漏中間細細的瓶頸部分——生產者和消費者溝通的通道——是食物企業。他們決定向農民購買什麼、經過怎樣的加工程序之後,再向消費者出售什麼。食物生產企業的最終目標是盈利,為了盈利,他們同時傷害農民和消費者的利益,以此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食物供應鏈瓶頸部分的他們,憑藉最大化所處行業規模及自己公司規模,對處於供應鏈兩端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進行雙重控制。
這些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展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博弈與鬥爭。鬥爭的最終結果是有組織的少數人戰勝了無組織的多數,即金融寡頭、糧食巨頭等資本集團戰勝了生產者和消費者。因此,糧食戰爭的本質,其實是不同階級和社會集團圍繞糧食問題而展開的階級鬥爭。
處於這個食物體系中的消費者,其實並沒有太多選擇,反而一直受到因利潤驅使的食品企業對其飲食結構和飲食觀念的引導和限制。我們需要符合環境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正的飲食和生產食物的方式,來替代我們當前的飲食方式。處於供應鏈兩端弱勢地位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應該聯合起來。作者列舉了巴西無地農民運動以及農民之路運動的例子,讓我們意識到,食物問題不只是有關食物的問題,它涉及到更深層次的權力問題,想要建立一個平等健康的食物體系,不只是關於有機農業,而是要反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不平等與剝削,要反抗這些不平等,我們需要收回我們的食物主權!
但同時我們也需要警惕一些激進主義,這些社會運動想讓歷史倒退,因為他們想把農民的不滿情緒轉變為守舊的沙文主義和仇外行為。
世界食物生產者分析——農民的自殺與農村社區的破壞
城市人對田園生活往往有很多美好的想像:自給自足,民風淳樸,風景優美,悠閒恬靜等等,然而現實往往與此不符。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印度、中國等,農民的生活越來越艱難,且農村人口的自殺率都高於城市人口。
以中國為例,58%的自殺是由喝農藥所致,農村人口的自殺率是城市人口的三倍。在英國和美國,農業是所有行業中自殺率最高的。在印度,綠色革命不僅沒有為農民帶來希望,反而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面臨「毀滅與生存危機」,絕望的農民要麼自殺,要麼賣掉自己的器官,有的村莊甚至建立起「賣腎中心」。在美國和印度,凡是自殺的農民都是被債務逼迫所致。為什麼會這樣呢,農民的債務從何而來?
作者認為,農民借債往往都是為了往耕地和莊稼上投錢,而政府和大型種子公司也鼓勵農民先貸款購置農資,之後再將糧食賣到市場,用糧食換票子。印度在自由市場改革之前,政府會提供最低的糧食支持價格,此外還有一套支持付款制度和農產品公共配給制度,起到兜底的作用。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這套政策在改革和自由化的衝擊下逐漸被廢除。自由市場導致物價下跌,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1993-2003年,農村收入下降了20%,而同期城市收入提高了40%),農民過去所依賴的政府支持全部撤走,農民就此一倒不起。
新自由主義推行至今,全球農村社區不斷遭到破壞,農村的生命、傳統、快樂和環境在逐漸毀滅。這背後的力量是什麼?作者以韓國農民運動組織者李耿海的自殺事件告訴我們,「世貿組織不給農民留活路」,而世貿組織背後的動向和趨勢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全球化,不平等的貿易體系和糧食的商業化導致富國越富,貧國越貧;富人越富,窮人越窮。
糧食的相對價格不斷下降(比如過去11袋大米相當於一年的收入,現在只相當於一個月的薪水),越來越多的農民無法靠農業養家糊口,這導致了美國農場的數量在下降,而農場規模卻一直在擴大,農民負債累累,只得把土地作為抵押,當銀行來沒收土地時,有些農民選擇自殺以表示對失去祖輩一直以來的財產的恥辱感。那麼,農民為什麼還不起債務?因為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一直在下降,可對市場的控制權不在農民手中,也不在消費者手中,而在沙漏的瓶頸部位,巨頭企業控制著市場走向和整個糧食體系[1]。【編者註:關於更多農民自殺的分析,可參考食物主權網站文章】
世界食物體系的發展歷史
世界食物體係發展史可以看做是將低價食物供給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歷史沿革,這一過程可進一步細分為兩個階段:以英國殖民主義為中心的食物體系(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至一戰前後)和以美國食物援助和新自由主義為中心的食物體系(二戰後至今)。透過本書不難看出,全球資本主義的食物體系,是一個核心國家控制邊緣國家,邊緣國家供養核心國家的體系。
英國食物體系的形成依賴於英國國內階級關係變遷,持續數個世紀的圈地運動讓大量自耕農失去土地,其中一部分,為人所知,被轉移進入城市構成底層工人階級;還有一部分隨著英國殖民主義的步伐,進入美洲,在掠奪原住民土地的基礎上建立了最早的資本主義家庭農場,並憑藉愈發便捷的國際貿易航運,向本國供給廉價的食物。充足和價格低廉的食物不僅是英國工業革命過程中所催生的一部分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訴求,也是希望維持低水平勞動生產成本的資產階級的內在要求。
以美國為中心的食物體系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以食物援助為手段控制他國的階段(二戰後至70年代中東石油危機),二是以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債務控制他國的階段(70年代結構調整計劃structural adjustment 至今)。在第一個階段中,美國將國內過剩的農產品向第三世界,尤其是向那些工人運動激烈和存在社會主義傾向的毗鄰友邦,進行大規模輸送,控制他國的食物主權。隨著70年代石油危機的爆發,國際糧食運輸成本陡增,使得原有的控製手段不再能夠維持。
在這有一個小插曲,一些對糧食問題一知半解的「南方系」媒體(不知道媒體的這些觀點是否又來自其他一些學者)認為,70年代蘇聯在國際市場上以原油交換糧食的方式大規模收購歐美社會糧食,是導致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糧食短缺的主要原因,但只要我們觀察當時以美國為中心的食物供給體係就不難發現,這一觀點是有失偏頗的。
首先,糧食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是長期由美國所控制和使用的。二戰後,美國糧食輸送的重心,以馬歇爾計劃的形式,曾被部署在歐洲。而當歐洲農業復甦之後,西歐社會中的農民率先對美國的低價食物援助提出抗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決心將其糧食輸送的重心轉向於在國際社會中具有更少政治話語權的第三世界國家。為了做到物盡其用,在緩解本國產能過剩的同時,美國將糧食援助政治化,通過公法480(Public Law 480),這使得它能夠動用國內戰略儲備糧食向第三世界國家輸送糧食,為冷戰而服務。據本文所披露,在這一時期,美國向第三世界出口的糧食占到其糧食出口總量的70%以上。
應該看到,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食物體系中,糧食的統治權是握在發達國家手裡的,糧食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種單純的人權公共品提供給窮人,而是一種資本的增值手段和控制他國主權的政治手段。
印度的綠色革命
關於印度綠色革命,最常見的敘事是通過實施綠色革命,印度糧食產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但這背後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對印度的食物援助起到了極大的槓桿作用,其結果就是得到了印度盧比供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並使印度對美國的糧食產生了極大的依賴。在尼赫魯總統去世以後,美國示意,如果夏斯特里總統放棄尼赫魯總統的土地再分配政策,美國會重新對印度進行食物援助,同時提供新的農業技術。所謂的綠色革命,其實就是給窮人提供一整套種子,化肥和空間組織方案,讓窮人有飯吃,讓富人不失去土地,利用技術來解決政治矛盾。但是綠色革命的這些種子不僅破壞當地環境,破壞生物多樣性,同時還讓小農們負債累累。
作者在這裡提供了一個很有建設性的例子。作者指出,了解綠色革命到底是什麼,要把它和相反情況做比較。作者提供的個案分析,是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沒有被美國的技術操縱控制,選擇了一種政治解決途徑——始於1957年的土地改革條例和教育法案。後來喀拉拉邦居民的文化水平和壽命竟高於美國部分地區的水平。當喀拉拉邦健康和福利指標仍然保持較高水平的時候,綠色革命20年以後,印度其他地方營養不良水平升高了。
作者還在書中特別提到了與兩次綠色革命息息相關的專利問題,舉了美國格雷絲公司和美國農業部試圖取得印度楝樹作為特效農藥專利的例子。楝樹作為農藥,在印度已經是2000多年的常識,但是最終這項專利花了整整15年才被宣布無效。像孟山都等美國的私人巨頭公司可以隨意獲得印度的基因資源和印度生態多樣性資料。知識計劃支持下的美國企業例如化學藥品公司是印度綠色革命的最終受益者。
作者分析了農藥公司針對反對聲音採取的三種策略:一是生產看似針對窮人的農作物;二是增加科技含量,增強可信度;三是使用和形成文化戰。接下來農藥公司還進入學術界來尋求給他們發言的學術專家,同時打擊發表不同聲音的學術人士。
作者還舉了非洲飢餓的例子。美國通過一些國際貨幣銀行組織對非洲施壓,迫使非洲引入基因改良農作物。作者描述了看上去代表美國非裔人的種族平等大會是如何通過操縱語言向非洲售賣基因改良作物。作者在書中發出質問:代表的是誰的利益,傳播的解決方案是什麼,被利用的策略證明了食物體系內的主導因素是什麼?
以大豆為例
書中帕特爾選取大豆作為具體例子,講述了大豆這一作物從在美國興起到在巴西形成規模化生產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國際政治經濟的動盪、國內運動、環境破壞與保護等各個重要因素的交替和影響。簡單來說,在美國,一戰時為了維持國內大豆供給,採取支持大豆生產的政策,之後由於經濟大蕭條和沙塵暴,使得大豆作為一種固氮固土的作物得到政府財政的大力投入和支持。並且因為大豆本身的高油脂高蛋白特性,它一方面適用於榨油、一方面可以餵養畜禽,在國際上擁有廣泛的市場。美國在二戰後一直希望可以用大豆來控制國際含油作物市場,但這種希望很快就由於發展中國家巴西的崛起而破滅了。
二戰後,巴西遵循一種正統的經濟發展路徑,推行國家發展計劃,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於是可以生產進口替代物的工業開始發展,工業化的同時作為產業集群的基地——城市也要建設起來,時任巴西總統儒塞利諾.庫比契克.德.奧利維拉選擇印製更多鈔票來獲得資本,於是國內通脹危機席捲,小農破產,掌握資本的人收購土地,小農變為產業工人或僱傭農戶,農民苦不堪言、怨憤政府不公。而就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厄爾尼諾南擺,國際市場大豆粉的替代物魚粉、花生餅產量均大幅下降,大豆的需求急劇上升,需要新的出口供給來源。巴西政府考慮國內城市工人的營養問題、農民起義、大豆市場的放開和國內適宜的大面積的未開墾土地資源條件,大力發展大豆產業,幾代政府的扶持之下大豆生產量超過國內的需求總量。美國企業由於巴西的地價和勞動力成本低下,也選擇來巴西投資,形成了巴西在國際大豆市場上長期的第一佔有率。
大豆的生產帶來了很多的發展機遇,也同時帶來了很多棘手的問題,除了單一作物區破壞生態以外,新自由主義發展下掌握資本的大企業操控著土地,無地的農民飽受著低酬甚至無酬勞動的痛苦,農業產業背景的人還可以獲得政治權柄、出任農業部長,他們出於大企業家的利益考量,要求自由貿易化和削減關稅。
當新自由主義推行時,其實是伴隨著對掌握資本的人帶領更多的人走向利他、平等社會的美好願景,但事實正相反,社會不平等加劇,階級矛盾拉大。由理想主義精英從草根社區中摸索出來一種稱為無地者運動(MST)的生態農業運動,通過回歸自然的生產技術及有組織的政治教育,把無地農民組織起來並遠離城市地開展一種理想的食物生產勞動,這樣的計劃有力地打破了大企業的供應壟斷,並提供給市場一種生態化、高附加值的農業產品。但是大企業依然把持著主要話語權,因為他們可以通過資助大豆協會獲得政客的遊說幫助,來維持他們使用化學藥品、轉基因技術的生產方式,從而提高他們的市場競爭力。在產業鏈底層的農場主們人多但資本積累薄弱,無法直接面對客戶、面對市場,還是按照大企業的安排進行生產,我們在產業鏈的終端作為消費者,遠離農田,只能或主動或被迫食用農業產業化的大豆。
不同形態的大豆或者由大豆餵養的畜禽、榨出的油脂,都可以捲入龐大的全球—地方政治經濟網絡中,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對這一過程知之甚少,被迫通過消費行為鞏固了其背後的階級壓迫、環境破壞式生產模式。當然如今城市居民開始通過訂單農業提供的產供銷途徑,選擇生態化農產品進行消費,擺脫大企業在其中的遮蔽,直接與農田農戶接觸,便是一種很有未來潛力的嘗試。
超市與有機農業
帕特爾在書中以超市為切入點討論食物體係對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影響。長久以來,政府就對「農民+超市」和「農民+企業」進行背書,但事實上,小生產者始終都不是大資本所願意服務的對象,對健康食物的消費從來都存在階級性的歧視。在資本主導的超市中,有機食物的發展是否有前途,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農民+超市」的模式催生一整套標準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和現代化的有機認證標準,這一模式,顯然不是為廣大的小生產所服務的。另一方面,有機食品之所以為政府和資本賦予期望,也在於這一模式,按他們的話說,可以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增加農民和當地經濟的收入。但是誰又是這些「高附加值」農產品的消費者呢?顯然不會是底層的工人階級,常常只會是一小部分城市居民。
食物歧視在文章中有更鮮明的證據,譬如在美國的社區中,城市的超市比農村能夠儲備更多的食物產品,白人社區中的超市往往儲備更多的健康有機產品,而黑人社區則要么沒有要么顯著地少於白人社區。這不能夠說明資本對種族有什麼偏好,它只說明資本偏好收入水平更高的人群,人流更密集和公共交通更便捷的地區。如果我們真正決意走一條全面的有機農業道路,把健康食物看作是一種普遍的基本人權去踐行,那麼關鍵就恰恰在於給消費不健康食物的人和給邊緣化的小生產者民主管理和決定食物體系的權力。這就是有機農業的組織基礎。
結論
當今的世界食物體係是脆弱的,資本主義以世界為範圍,在市場中興風作浪,導致農夫和農業工人都只能在死亡線上掙扎,親資本的官員們對此卻視而不見。
作者認為,農業綜合企業導致市場中充斥了廉價且高卡路里的食物,既損害了消費者的健康,也是對當地經濟的放血,不僅使我們離應該吃的食物越來越遠,也使我們遠離了品嚐食物的樂趣,而很多消費者們對這些毫不知情。作者強調,本書的主旨之一就是指明不管現在的食物秩序在什麼時候、在哪兒對我們造成了傷害,人們已經組織起來反擊了。
作者從正義、公平和機會均等的角度,從環境、持續發展、享受生活等語境中,提出當前的食物體係是完全失敗的。這個食物體系使肥沃的土地出現問題,更限制了我們的感知和憐憫。
作者指出,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它是由世界上少數最有權力的人控制的,所以世界糧食系統天生就是虛弱的。
比如英國在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人們在商店裡恐慌性地購物的行為讓大家記憶猶新。在2000年出現的以運輸業為首的抗議浪潮中,貨運和物流完全停擺,導致英國甚至短暫地出現了食物短缺,原因是數個世紀以來英國的食物供應已經形成了依賴別處供應的傳統。作者毫不奇怪地表示,英國人的胃已經被燃料供應所劫持,英國公路上四分之一的車是在運輸食物,每年每個英國家庭會驅車136英里來購買食物。如果沒有足夠的能源來支撐,傳統的食物供應體係就會漸漸停擺。
再比如巴西的變革積極分子傳達給作者的一則消息,由於當今食物體系中,每生產一千克穀物需要一噸水,而一公斤牛肉需要七公斤穀物。所以這種工業化的食物體系在全世界的推廣,將會導致水資源的耗盡,甚至引起戰爭。而化石能源、土壤肥力和水資源的逐漸耗盡,也將成為當今食物體系失敗的根本原因。
還有美國養殖業造成井水中的亞硝酸鹽超標,大規模養殖動物帶來的排泄物對土地、水和空氣的破壞,尤其是空氣,家畜飼養產生了地球18%與二氧化碳相關的氣體,對氣候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小汽車,更包括瘋牛病、禽流感等等一系列惡果,都說明工業化農業的前景並不美妙。
以上種種都告訴讀者,食物體繫再也不能像現在這樣下去了,我們應該想辦法索回食物體係從我們這裡帶走的東西,比如尊嚴。由此作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食物主權。並為大家提供了可行的行動方法。
第一,改變我們的口味。
第二,吃本地產的季節性食物。
第三,吃生態農業產品。
第四,支持本地人擁有的產業。
第五,所有的工人都有尊嚴權。
第六,農村全面而深刻的變革。
第七,所有人都有足以維持生活的收入。
第八,支持可持續發展的食物體系結構。
第九,打破食物體系的瓶頸。
第十,承認過去和現在的不公正,並提出補償。
在本書的結尾,作者發出號召,就像MST的宣言那樣:「對付野蠻用教育,對付個人主義用團結。」我們是該組織起來,施行教育,改變口味,收回我們的食物主權和打造一個新體係了!
參考資料:
嚴海蓉訪談範達娜•席瓦:新自由主義、農民自殺和農業系統性危機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574
轉基因棉花釀印度農民自殺潮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609
為什麼當前美國農民自殺率空前高企?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1397
發佈日期:2021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