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新南向文化的帝國面紗
◎鍾喬
【編按】自1993年李登輝主政起，「南向」政策成為台灣政府當局面對兩岸問題下往東南亞市場尋求的出路，即便過去三次「南向」皆折損了大量台商的力量，蔡英文政府仍再度發起「新南向」。「南向」的政治經濟想像與失敗的結構因素，如同陳光興的形容，是基於台灣自我放置在「次帝國」的文化想象。「次帝國」的文化想像，使得台灣政權難以釐清自己在國際冷戰地緣政治上作為美、日帝國附庸的布局角色，更無法（或不願）進入東南亞第三世界的處境。本文作者指出，要破除「次帝國」的文化想象，就必須拋棄菁英的身分想像，進入東南亞的日常底層之中。本文原載於20180430保馬微信公眾號，感謝鍾喬老師授權轉載。
01
在一個東南亞紀錄片放映的公開場合，與緬甸導演趙德胤巧遇，我問他〈翡翠之城〉裡的哥哥，便是他現實生活中真正的哥哥吧！他答說：「是！」我接著說：「那你媽媽一定很辛苦歐！」他淡淡的答說：「不會呀！在緬甸很多人都有相似的經驗啊！」我這樣問，相信看過趙導演這部紀錄片的人，都不難明白，他的哥哥就在這個影片中的玉石之城待了22年，而且歷經種種希望發財而不可得的險惡遭遇，並且就此飄盪失所，幾乎與家人斷離關係。影片一開始，趙德胤便以第一人稱的旁白敘事，說了一句他父親（老大爺）說：「窮人如果想翻身，就要到這裡來」。
我沒打算討論這部記錄影片給我帶來的種種衝擊與震動！但，趙導演那種很平穩寫實的生命底層述說，卻經常在我腦海裡盤旋。「能面對苦痛如日常的人，才能拍出憾動人心的紀錄影片吧！」我常想，便也又無端思索起「日常底層」到底還在我們的社會中，意味著怎樣的文化意涵呢？特別當這底層的「日常」，被作為一種文化政策時，其背後又留有多少政治/經濟/歷史的驅動力，以及隨之而來的規範性計劃呢！這是我感到惑問而興起的探究。
以「南方」作為一種召喚。這較早要回到1990年代李登輝當政時的〔南向政策〕，更早則是日殖時期的〔南進政策〕。〔南進〕一直是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政策導向，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為了〔南進〕而將殖民地台灣劃入前進南洋的基地，也寫在帝國的侵略殖民史頁中。如果說，〔南向〕是〔南進〕的延伸，那也恰是二戰後處於亞洲冷戰包圍下的台灣，對於殖民主義與戰後新帝國主義，未嘗有深刻反思與批判所形成的結果。然則，更值得深思的反倒是：帝國統治的策略永遠並不只是赤裸裸的霸權，而是在種種修辭學的美化下，展開現代化的誘因，稱之為：文化帝國的美學並不至於太過誇張。而且，頗具一般被殖民菁英的魅惑性，藉此搭起舞台，搬演帝國現代化的戲碼，也是常見的歷程。
重新翻閱出現於1994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來自南方的黑潮—南向專輯〕的文章，不難發現類似這樣的文化修辭：「人類學者就算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在南方的召喚下，與日本帝國共同前往充滿未知的東南亞，尋找它和台灣，甚至是日本的關係。」這樣便很直接卻又拐個知識或美學的彎，訴說了文化帝國的想像，恰也是被殖民的知識菁英的想像。但，其實這樣的想像中，唯一想達成的恰恰是依附日、美帝國的〔次帝國〕的想像，當然，最終是為了切割與中國的關係！其實，迴向南方，若有台灣與東南亞，同是冷戰下東亞政經區域的弱勢區塊的認識，便得以走進亞洲第三世界的思維與實際中，重新面對美、日帝國在亞洲的文化佈置的問題；唯有這樣，台灣與南方黑潮共處一系列區塊的主張，才顯得更具來自民眾性的說服力。因為，在這裡，即將拉開的序幕會是：看見「日常底層」相互對話的南方文化；而非發言本身就有資本涵蓋意涵的南向政策。怎麼說呢？因為，不論從歷史或現實的界面出發，文化作為跨越國境的對話，有其重要的指向性：即是，去除以國家和資本連結的強勢性，進而找尋民眾交流的對等視線。這應該是〈翡翠之城〉這樣的東南亞紀錄片，給南方對話所帶來的重要啟示吧！
然則，亞洲在面對長久以來的文化冷戰問題時，一方面顯得仍受制於帝國思維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風潮中，想方設法朝向一種具備國家政策格局下，由大資本投入來整合的藝術連結「埠」（hub） 的規模。就以韓國光州的亞洲文化中心（Asian Cultural Center, ACC）為案例，它在舉辦光州雙年展的歷程中，推出具有〈光州事件〉（1980）紀念性意涵的創作性展演；卻也同時在網路平台中，設計充滿異國情調想像的東南亞服飾/舞蹈/傳統劇場，作為韓國「新南向文化」的宣傳主視覺。這其實意味著某種內化現代化思維後，將文化經濟的影響力伸進經濟待發展區域中，取得文化創意產業成果的作法。例如，在光州的亞洲文化連結中，便出現了像是以下美好藍圖的文字描述：「亞洲是一個疊合著傳統，卻充滿動態變化的地區……。亞洲是一個多向度的概念，不斷要求重新作用、重新界定、重新活化。亞洲是一種實作的、有機的框架，朝向創造性。」
當然，在新自由主義橫跨全球的年代，一味伸張文化應免於被經濟沾污的說法，不免也是一種固步自封；然則，「疊合著傳統」的亞洲，到底如何生產「充滿動態變化」的文化與藝術呢？卻是必須重新釐清才得以明辨的一件事情。如果一味迎合經由藝術的「重新作用、重新界定、重新活化」，取得更多對藝術形式主義的獵奇，對於創作本身到底帶來多少創新，又釋放多少反思當代的藝術內涵呢？坦白說，這只是一種市場操作的精鍊手法吧！進一步說，將這樣的「多向度的概念」，放置在從東亞看東南亞的視角上，更會產生一種複製西方後現代主義藝術的情境中，從而失去自身文化的「日常底層」經驗！
那麼，「日常底層」真的那麼重要嗎？這是值得追問的文化議題。特別當我們重新翻土凝視亞洲第三世界文化的內涵時，便會發現文化精英者，在理所當然接收二戰後文化冷戰下的資源時，便是以犧牲/蔑視/輕忽來自眾生（multitude）的日常文化，取得藝術的發言位置，從而幾乎認為底層不具備任何藝術性的材質，只有經過菁英的「另類化」（Alternative）轉化，才鑲刻了美學的價值。這其實也是為什麼當東亞地區的文化連結「埠」（hub），帶著強勢經濟整合能量，且複製西方民主價值的優越性後，會以市（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的「普世價值」合理化自身，作為涉身東南亞的「南方文化想像」的重要原因。問題在於，市（公）民社會從來不是民間自外於國家與資本機器的獨立體，相互之間的連結，一直存在於彼此之間如何與現代化勾連，以取得更高文明位置的想像上。
回到〈翡翠之城〉中，趙德胤引用他父親（老大爺）說的那句話：「窮人如果想翻身，就要到這裡來」。延伸的說，底層的窮人如果想要翻身，自有他們的文化智慧與勇氣；亦即，作為參與式觀察的一份子，只有放棄菁英意識的跨國界文創匯集，才不會落入次帝國文化想像的「新南向文化」感覺中，且不自知。這是「日常底層」在亞際文化互動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02
曼谷。酷熱無比。在喝下一杯杯酷涼的啤酒、並吃下各式醬料沾配的魚肉後，準備啟程，前往泰、寮邊境的BRU族生活的傳統村庄。這是典型的東南亞大陸ZOMIA部族中，一個很小的原住民部落。先前，經由泰國藝術評論家–塔農博士“DR. THANOM”的引介，多少了解他如何參加在這裡的社區藝術工作，重新引發對於亞洲第三世界藝術介入社區的熱情與興趣。當然，這與個人於1990年代初期，在菲律賓學習民眾戲劇的背景，可以連結上密切關連；再者，便也是新全球化語境下，關於面對東南亞的文化經濟，到底帶有多少回歸底層民眾的反思，有著更為迫切的思索。
然則，湄公河畔的這個小小的BRU族村庄，真實的狀況到底如何？只能帶著探索的腳程與心理，為此行備好一本隨身的、厚實的日誌！劇團一行共五人，各司其職，先以田調踏查為基礎，未做正式演出的任何打算。因為，這恰是〔民眾劇場〕跨越邊境時，不以成果而以過程為基調的工作方法與精神。回想，第一次見識到ZOMIA這個詞句，是2016年在台北邊郊微遠虎山的帳篷劇〈渾沌而七日死〉中。至今，仍難以從腦海中抹去那雖說慣用、卻帶來劇烈衝擊感的火勢中的一組英文字母–ZOMIA。「啊！這拼音出來的詞句，到底何意呢？」彼時問著，現仍存好奇。
於是，從閱讀英國學者 JAMES SCOTT 的著作—〈逃避統治的藝術〉一書中，多少做了雖非充分卻深有啟發性的理解。
原來，在過去曾經熟悉，現在仍保持高度關切的亞洲第三世界場域中，具現著這樣的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與現況。就說漫長的王朝統治時代，東南亞也要到西元5—6世紀，才有王朝的出現；但，這並不涵蓋高地原住民族在內。一直要到西方殖民統治的入侵歩划，踏進這塊原始領域後，國家民族以及現代化的介入，終而以戰爭形式征服部落民，才拉開了部族如何以逃離戰爭、戰俘或淪為苦力的面貌，映現在人類世界的現代化扭曲鏡像中。這是一件具有挑戰性的事情。因為，逃避統治的部族的出現，等於對西方殖民主義以來的現代化，做出了最強烈而真實的拒絕。當然，這拒絕被鎖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封櫃內時，更無情地述說了：高地原住民族被現代化徹底遺忘的性質。也因此，回到前面帳篷劇的劇情中，編導櫻井大造以一具被遺棄的外太空飛行船，來影射ZOMIA的存在，恰有當代的嘲諷意涵於其中。
旅程漫長。從曼谷出發，須經10到12鐘頭，才能抵達BRU族生活的Tha Long村庄。這裡隔著一條水紋看似和緩卻激流隱埋的河水，與對岸相望。我們一行人，就在河岸上一座空間寬敞的大涼亭上，望著初初相遇的湄公河，望著不見邊界的、有些雜草蔓生的彼岸。……日照劇烈下，彼岸即是寮國國境，我們則站在泰國的邊境上。這是很特殊的一種感受：沒有邊境的國界。原來，只要搭乘三倆人的小小漁船，不到十分鐘的跨河航行，已經是他國的國境。
BRU族，和其他南島語系的原住民一般，以泛靈信仰作為精神支柱。然則，在現實上，卻已將佛教納入生活系統中，是接受泰國文化與政經「教化」後，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一抵達，隨即被村長帶領至村中一座似乎刻意蓋起，且有些裝飾規模的佛寺！在其中，不見任何泛靈信仰的禁忌氛圍，這是引發深思的起點。從這個起點，我們追尋到一個重要脈絡。亦即，渡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族人。在漫長的、族群依歸的歲月中，常以近親繁延子孫後代，免於外族的入侵。這又涉及種種生存的挑戰，讓她/他們在逃避戰爭與擁有耕地的過程中，從原本的高地部族轉而為湄公河畔的河邊部落民。並在生存的歷史中，具體歷經法殖民主義的強迫劳動，徵稅支配及殖民压迫；又在越战時期因美軍的轟炸，從湄公河對岸的寮國，移居現今的泰國邊境，過著半獵狩半漁耕的日常生活……。這期間，非常特殊卻也日常化的事情卻是：國界從來未曾是空間感受的一部分。
此行，為沿續「里山精神」而來。「里山」引用自日本〈大地藝術祭〉的環境倡議。自來便有生態、生活、生產的內涵，在轉化作環境藝術與劇場時，將展現怎樣的風貌，是核心思維所在！特別在一個仍然維繫原始共同體生活的部族中，生態與生產是原始存在的事實；生活受到的則是：逃避統治的諸多自我變遷與適應！這可以從拜訪101歲的族中老奶奶時，得到充份且富於深厚想像力的回應。「我跟隨族人，為了逃離法國的殖民統治，而遷移到這裡…」La korn 阿嬤的名子，恰好也是戲劇的意思，這還真巧。伊說，「族裡流傳這樣的神話：每當族人要逃脫外來者的魔障時，便會在森林裡，變身做馬、虎、象…以動物之身脫離原本居住的地方！」
這可以是象徵，卻也是犀利的現實。因為，神話提供的是，另一種世界的想像，讓族人在泛靈的魔幻中找尋到生存的寄托；而歲月在族人身上烙刻下的現實，卻是如何在每一場爭奪中，免於消失的恆久恐懼。這無比歷史、無比當下、也無比未來，因為訴說著弱小如蟻的部落民，如何想像生存的軸線；也因此，這也無比神話、無比劇場、又無比魔幻現實…恰如困頓的人，在艱困的環境中移動，時間與國界相同，早已被化作流動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得以理解，既便很多家庭中的電視，都是西元2000年前後，才從城市傳運進來，卻不那麼在生活中，起著很大的好奇心與影響力；而遠離電視的孩子們，在笑容中，流著多少祖先無國界群族的血液和記憶，只有和BRU族緊繫著心靈的、我們旳腳跡能踏知其一、二了……。這是在國境邊界，逃離統治藝術的湄公河畔BRU族人的生活當下。
03
〔湄公河里山〕的故事應該由一張照片開始。背景是台灣埔里近郊的〈紙教堂〉，來自泰國的藝術評論家 塔農“Dr.Thanom”手裡握著一只竹編的漁荃（昔時在溪河捕魚的工具） ，他喜悅地笑著，和身旁同樣抱著兩只魚荃的伊達邵族長老袁先生，完成合影的動作。這決定性的瞬間，背後有其它饒富深遠意涵的故事。故事往後推衍，最初，是相關日文中一個字眼：「里山」“Satoyama”的追朔。時序2015夏日，我們抵臨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群山中，一座只有10戶農家的〈穴山村〉。在藝術家林舜龍的地景作品中，展開融合里山地景「及時及景藝術」“SITE SPECIFIC ARTS”與環境劇場的連結。與其說，「里山」成為藝術表現的關鍵字，倒不如說是一場文化行動的開端。至少，對〔尋 里山〕這樣的戲碼而言，重要的是：針對地球暖化中資本貪婪形成的生態破壞，所展開的身體行動的反思。
2015，這齣環境戲碼，從大地藝術祭回返出發地—美濃！帶來的是，在地伯公〈即 土地公〉信仰與水鄉傳說，如何在農藥、水資源與PM2.5空汙之間的矛盾與匯合；而後，2016的夏日，〔尋 里山〕朝向人稱美好山水的埔里，在〈紙教堂〉落了腳。劇場，從來以一種身體行動的方式，嘗試探索里山的到來與失落。於是發現，融合生態、生活、生產為一體的里山，如何在人的身體與精神上再現，才是關鍵所在；也於是，才有了最初照片中的故事。從本島《伊達邵族》到泰國湄公河畔，一只魚荃達成祖靈記憶的對話。這對話，促成的是：被現代化「迷失」遺忘的原生共同體，如何在當代成為一種「里山倡議」的生態主張。然而，「里山」就在每個人的身體裡，就看如何成為表演的文化行動。這導引我們前往湄公河畔Tha Long地區的BRU族生活的村庄。
永續生態的持續發生，自然是針對人類在發展掛帥下，對大自然的無盡迫害而得的反思。這是當代社會普世性很強的環境共識。然則，在已開發社會中，生態反思是某種市民社會的平衡觀點；這在低度發展社會裡，會是如何的一種狀態呢！當人類資源被已開發國家掠奪殆盡的當下，「里山生態倡議」如何及於在生存中掙扎的人群或聚落呢！帶著這樣的思考及探索，來到湄公河畔一座小小村庄，人口不到500人…的BRU族生存的場域。
回想出發時刻，夜裡的車燈，打在高樓間愈趨密佈的曼谷街頭，有一種擁擠迎面而來的緊迫感。快速地奔馳，似乎便是為了將我們從燈火通明的叢林帶離，前往陌生的山丘、樹林與河岸。是在這樣的心裡暗語中，車行快速朝向泰、寮邊境的湄公河。抵臨時，已是陽光露臉的早晨時分，一個身材壯碩的中年男子，以他慣常的泰式雙手合十的招呼，迎接我們前往不同家居民宿，這男子是村長。必須說，這既是很親切，也是充滿陌生的開始。因為，語言是溝通的必經管道。微笑與耐心，成為跨越障礙的唯一橋樑。
BRU族其實並非泰國人，最早從湄公河對岸的寮國山區，因為逃避王朝與法國的殖民統治，在戰亂與徵稅的壓迫中，從高地的獵捕生活移居低地的漁耕日常，至今有數百年歷史。「我們說三種話語，BRU語、寮語及泰語，」經過前導者塔農教授“Dr.Thanom”的翻譯，
「在這裡，我是第四代了，但也有不同年代，從寮國那邊遷移過來的親族們…」。
「回過老家嗎?」我問。
「歐！沒有，這裡就是我們的家…」村長笑著，回答我。
總是忙於村中大大小小的事務的他，騎著摩托車，「撲吐！撲吐」地前往村子裡剛蓋好新屋的家裏去了。這時，遠遠的，仍聽見幾個組合起來的音箱，傳來融合傳統與當代的寮式民歌，震耳欲聾，幾乎淹沒整個原本在安靜中蟲鳴鳥叫的村子。村長的「這裡就是家」，對比我問的：「老家」，其實，是重要的溝通訊息。這主要還要回到東南亞高地的原住民，自來處於無政府主義狀態下，且視其為生存的自然模式與情境。英國耶魯大學知名的人類學家James Scott的研究報告，透露了高地居民與低地之間，跨越國境的緊密往返關係，且幾乎不以所謂現代國家的民族分界，作為劃分地域、政治、經濟、文化的界線。
因此，永遠在族群移動中，求取自身生存條件的BRU族人，雖有強烈的族群共同體的認同，卻不是依國境來區分彼此的界線，如此一來，國家嫁接給現代社會的種種權力關係，在這裡面臨因逃避而瓦解的狀態。所以，「老家」曾經是BRU族人生存的領地，一旦逃離以後，生存領地便因此有了改變，可以說，得以因生存而聚居下來的處所，便是家。這裡是湄公河畔一個微型的部落族，貨幣經濟維持在一般生存以下的低度狀態。雜貨店裡，汽水、啤酒、梳洗基本貨品以一種小包裝的形態，在簡單的貨架上擺置著；然而，日常三餐的烹煮並不備有瓦斯；燒材燒炭幾乎家家必要的身體勞動。這在東南亞高地或許不稱為稀有，較重要的是，長久以來有意拒絕國家與現代化的入侵，形成的便無法用「文明」與「野蠻」來粗略對比。如果，有一種稱呼一定是：「野蠻」的話。非常有智慧的原住民生存之道在於：阻止任何國家形式的權力集中，以免帶來弱勢族群的災難。這樣，恰可稱其為「有意的野蠻」，亦是BRU族祖靈們邁出逃脫統治藝術的深深步履，從過去直到現在！
逃離國家製造的戰爭，便是從淪為戰俘的可能性中脫身。生存帶給BRU族的是：如何在夾縫中尋找生機。這樣一來，泛靈信仰中的禁忌，通常成為族人共同體的內在共識。例如，族人至今仍然相信，被砍下的已死去的木材，以及活著的樹林，是必須被區分的。前者為燒材，後者為樹靈，決不可燒。這多少說明逃難時，樹林是掩蔽的護身符的一項信仰。「這20年來，我們才接受佛教僧侶進到村子來傳教。泰國政府幫我們蓋佛寺，並在建設小學的過程中，加入佛教的教學…」
村子裡，一位年邁的長老說：「如果，要我選擇，當然是樹林裡的神靈才是我們的信仰；在那裏，我們的祖靈化做萬物，與我們共同守護家園。」長老的父親，在法國殖民時期，因為抗拒被徵工開馬路，步上逃離的路途，從山上來到這湄公河畔。「每年耕作前與收成後，村人須到林子內的小屋裡給祖靈祭拜，並如實報告家中大小事宜，祈求祖靈僻祐。」長老一旁的祭師，剛帶我們到林中祭拜，他神色自在地插著話說：「我們原本殺白猴祭祖靈；現在改以雞血祭祖靈！」
〔湄公河里山〕以BRU族人的遷徙與漁獵耕作為前題，開展的是一項：以踏查田調為基礎的祭儀劇場文化行動。當然，既作為文化行動，則劇場祭儀並非只是以調查者的立場與意願為主導，而是深入BRU族生活的場域中，尋找彼此對話的交集。影像紀錄是此行重點，聲音蒐集亦是另一要項；透過影像與聲音，達成初步的現場采風！最終，則將踏查者的祭儀劇場，導引進對話交流的場域中。同行資深劇場人吳文翠，以剛在台灣親身參與的白沙屯進香，將祝福的身體化做儀式性舞蹈，帶給族中的老中少世代，引發族人喜悅的真情。這同時，族人的舞蹈與音樂，也在慶典後熱烈展開！
Pha住在我民宿的對鄰，每日最常見的是：他用捕回來的漁碾成醬汁，我們則在屋前以糯米沾著醬汁飽食腸胃，這時佐餐的除了魚肉外，便是他的妻子在家前摘來的菜蔬或樹葉。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他通常早上總是先說，中午吃哪種魚;午后，又說晚餐是哪種魚。而後，便躍身村子下方的湄公河，提著一簍魚回來，烹煮共食。我問，最近捕魚的狀況還好嗎？他帶著些許憂心的表情回答。經過同行的翻譯後，我才得知：因為，湄公河上游雲南境內的水壩，導致下游的水流亂了套、水溫隨之上升，魚群漸漸減量，漁獲愈來愈少的狀況，成為常態。
最后一天的晚會儀式上，Pha同我一般穿著布巾圍繞的salon裙現身，提在手上的，竟是族人的樂器：PIN。這樂器類似於台灣民間的三弦，通了音響喇叭後，嘹亮而動人。他叨著嘴上的菸，永遠自在的笑容，讓我想起，很多次他以靈活的身姿，躍進湄公河的模樣。他笑笑和我輕鬆底說:「這琴也是我自己做的！」
啊！真是太另人驚艷的生活融於藝術、藝術融於生活。而且，一切只是自然地發生著。我心想著：「Pha，我在湄公河畔的BRU族原住民朋友，用琴声揚奏：逃脫統治的藝術，數百年如一日…」
臨行前的午後，村長的家門前，突而來了一部軍用吉普車。一位軍官模樣的中年人下了車，坐在村長待客的小桌前，他們攀談起來…。我在軍車離去後，好奇地問著同行的塔農教授“Dr.Thanom”：「怎麼回事！」這才得知，泰國政府20多年前，在距村庄不遠的石器時代化石出土的山區，成立了PhaTam國家公園。這軍官來詢問BRU族人涉入國家公園耕作的事宜，表示這是非法行為！
「這是BRU族獵耕的傳統領域啊！」只見村長睜大他的雙眼，神色有些激切地說，「我們在這土地上耕作已經數百年了」。他的言詞與神色，再次讓我想起，歷經日本殖民、戰後國府、乃至當下綠色執政，仍在冷戰意識形態與資本包圍下的台灣原住民，在持續歲月延伸中，以祖靈召喚，在總統府凱達格蘭大道前展開的抗爭。
「抗爭並不辛苦，辛苦的是數百年來飽受殖民之苦的原住民及其土地！」知名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說得好，說的也恰是BRU族人的心聲！
發佈日期：2018/0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