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基層」？從康惟壤先生談起
◎蔡依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徐文路（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前言】近期台灣紀錄片《狂飆一夢》上映，這是一部難得的紀錄台灣民主運動基層人士生命歷程的紀錄片。然而如果是為了讓更多人透過紀錄片理解這些人的生命軌跡，那麼不得不考慮幾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蔡依伶提問：我們如何理解這些基層人士一輩子的努力？史觀為何？如果他們過去都是一些沒有歷史的人，我們該如何記住他們？此前，我們又為何遺忘他們？徐文路則希望透過康惟壤這個人，提出對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基層的觀察：「這些基層黨工既承受社會期待，又廣泛接觸社會各階層」，「體會了民進黨公職人員走向建制化與資產階級化主導）的過程，但康惟壤仍不放棄追索」。或許，政治從來都是贏家的政治，歷史也是贏家的歷史，但基層能否說話？基層的政治主張能否如實地被看見？仍是關鍵。
一、他們仍然是沒有歷史的人
文／蔡依伶
我想談康惟壤，紀錄片《狂飆一夢》裡其中一位被拍攝的主角。
他，不只是昔日在野黨基層黨工，在他生命的更多時刻裡，他一直企圖去做的，是像薛弗西斯那樣不斷不斷地推石頭上山──他不斷不斷地企圖去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民進黨的黨工），他只是失敗了，但問題是他為何失敗了？
此問題一旦跟民進黨扯上關係，又要有意義，問題遂成：民進黨已經上台兩次，像康惟壤這樣的人，為何還不能成為自己的主人？
但《狂飆一夢》的宗旨，是要我們去記得這些人對昔日在野黨的貢獻，對嗎？
一旦不談民進黨對台灣的貢獻，還能談他們對台灣的貢獻嗎？
為何忘記？如何記住？
何孟樺《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清大社會所碩士論文）指出：「請大家記得他們為民進黨所做的貢獻，不要讓他們繼續做沒有歷史的人。」
在我讀來，上述說法恰恰是倒裝的：「他們沒有歷史，如果只把他們的貢獻，解讀成他們對民進黨的貢獻。」
我並非在玩解構形式遊戲，如果要我舉證，我們難道看不見紀錄片末尾列出的康惟壤年表裡，比起康惟壤曾經任職民進黨頭人的助理，他有更長的時間是在群眾雜誌社、台聯黨、台灣生活黨，尤其是康惟壤為何後來在群眾雜誌社、創立台灣生活黨？──這兩個不只是大多數人，就連一般研究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學者都沒聽過的政團、政黨？並非因為台灣的政黨太多了，而是因為台灣民主化研究一直偏重李登輝跟民進黨，這些研究並沒有真的看到──小市民工人農民基層的「民主化」歷史過程，一股反對威權的力量，想要成為自己的主人的政治企圖，他們當初並不是只反對國民黨威權，他們反蔣反國民黨反特權反金權反地產霸權反資產階級統治反對吃人的社會……而他們如今只能安置在「國民黨vs.民進黨」這組對立上，好讓我們對目前台灣民主的現況感恩戴德：都是他們過去對台灣的犧牲奉獻，才讓我們擁有這個當下，而我們必須珍惜──珍惜什麼？我們又擁有什麼？
再讓我舉一例證，《狂飆一夢》找了陳菊、邱義仁、吳怡農等人具名力薦，但是康惟壤一輩子投入最深、著力最深的群眾路線，生活上基層之間互助協力，難道不是衝著新潮流路線而來的嗎？
他們仍然是沒有歷史的人。
（注：原文發表在作者臉書，謝謝小渝對初稿提供意見。）
二、有錢人講話大聲，萬事攏佔贏；沒錢人佔在世間，講話沒人聽……
文／徐文路
本文不是影評，而是對片中的康哥及其影片中形象說幾句話。曾心儀的部分只好從略。
從知道有這個紀錄片，到買票，到入場，每個階段我都有點卻步。卻步的原因有好幾重。
首先是怕看到影像中的康哥。我知道他長年來生活困頓，腳也不方便。我幫不上他。我雖然也過著不穩定的生活，但好歹有點學歷，可以賣文張嘴維生。隔著放映機器相見，百感交集。
其次，這部片呈現的康哥，會是什麼形象？The Price of Democracy，在導演的設定裏，像康哥一般的人，是民主的代價。為何付出代價的人是他們？至少康哥，應該不會把自己看成是民主的代價，只是代價。
再延伸一點，康哥之所以特別，在我看來，不僅僅是民主的代價，而是從美麗島事件以來，一直參與行動、自願基層選舉扛轎，政治認識卻從反國民黨、接受民主理念、到體會階級意識，故而從一般的黨外支持者、專職民進黨黨工（請將此一詞匯放回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脈絡，當時只要社會上有大小事是政府不管或管不好的，都會向當地民進黨地方黨部或公職人員服務處反映，因而這些基層黨工既承受社會期待，又廣泛接觸社會各階層），體會了民進黨公職人員劣幣驅逐良幣（應該是，從廣納各階級民意──因而帶有草莽性，走向建制化與資產階級化主導）的過程，他仍不放棄追索，這才參與《群眾雜誌》創辦，同時在大街小巷、廟埕、公園宣揚「工農小市民對抗大財團」的理念。這樣的他，並不排斥參與選公職，只要同志之間彼此警惕，確保初心不變，同時透過選舉獲取資源，轉化為組織力量，必能開展出比民進黨創黨精神更符合公平正義的政治文化與問政表現，進而讓世界更美好。
──────
基於「百感交集」與「只是代價」，我還是進場了。看過這部片之後，我不得不說，關於「百感交集」與「只是代價」，導演都算是呈現了。可是，真正讓康惟壤這一類人的生命歷程有別於一般基層黨工的部分，即自我政治追尋並找到自己的政治理念、此後奉行終不悔的，卻幾乎不著墨。同時，導演花了很大的功夫跟拍、深談，應是很可以（讓觀眾）聽聽看他們怎麼理解、詮釋台灣進步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間的關係，但，沒有。
儘管導演表示，過程中他接觸過許多早年的基層黨工、衝組，但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限制，選擇了康惟壤和曾心儀。但選擇本身是一種表現和考慮。如果僅僅是因為受限各種因素只好將兩人隨意拼湊，那麼不但損了導演的名聲，也傷了兩位傳主之心，相信導演必非如此。如果是一定程度有意識的選擇，那麼，一個支持台獨的外省籍女性，一個本土出身的基層左派，數十年後依然堅持，卻晚景堪慮，要帶給觀影者什麼樣的啟發？
或許，就如導演說的，拍片的目的，是為了跟自己對話。為什麼？因為318之後，許多人雖未謀政治出路，但卻對己身的信念與自身的未來感到疑惑。因此，過濾掉兩位的政治理念（只稍帶過）與其來自基層的歷史詮釋（怎麼看待民進黨？怎麼看待台灣在強權之下的處境？怎麼看待台灣在民主化之後貧富差距竟只增不減？又，怎麼看待自身處境？）之後，剩下的只是獨立的個人面臨人生選擇時的義利權衡、長短期影響。如果真僅於此，萬仁的《超級公民》（1995）豈不早就表達了類似而更深沈的省思了嗎？
找資料的過程中，我聽到今年十一月初，導演和康哥為宣傳本片上了蔡振南的廣播節目。其中有一段，康哥作為來賓，在蔡振南訪問的過程中，竟然暄賓奪主，期許蔡振南，早年聽他多唱台灣意識的歌，希望南哥從今以後多唱一些賺吃人的心聲，反映下階層的苦難。
他還是那個康哥，還是喜歡唱「有錢人講話大聲，萬事攏佔贏；沒錢人佔在世間，講話沒人聽……」，堅持小市民出頭天的那個人。這是他的人生，這是他的選擇。在我的人生過程中，有幸與康哥共事多年，他待我親切，既敬我是個讀書人，又重我是個「好腳」的年輕人。我從他身上學習甚多，也曾因對人對事有不同意見。這些年來，我自己也在理念實踐上沒啥寸進，但我知道，只要台灣社會仍有各種不公義，我仍會在街頭與他相遇。
發佈日期：2019/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