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經濟增長可以扶貧嗎？

許寶強｜經濟增長可以扶貧嗎？
◎許寶強

 

【編按】 201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兩名美國經濟學家以及一名法國經濟學家共同獲得，根據瑞典皇家學院，他們的成就是尋求世界脫貧的道路。他們包括杜芙洛（Esther Duflo），她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任教，是史上第2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也是最年輕的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以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里莫（Michael Kremer）。他們都共同指出，造成貧窮的是體制及政策因素，而非窮人懶散，而解決之道也非簡單的經濟增長可以解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教授許寶強老師在這篇文章也指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並不是純粹的經濟指標(包括人均收入和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等)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對具體的社會脈絡作仔細的分析，了解產生持續不平等的製度安排、社會關係和文化心理因素，才能判定。本文轉載自2019年10月19日文化研究在香港，感謝作者授權。

 

在香港，一種流行但未經檢證的說法，是指經濟增長會自然令低收入工人得益，從而紓緩甚至解決貧窮問題；而要令經濟快速增長，政府的干預需愈少愈好。循這思路，訂定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和公平競爭法等措施，不僅沒有必要，更有可能令低收入階層受害。

然而，這種絕對放任主義的說法，真的可以令低收入工人受惠，解決貧窮問題嗎？

 

絕對放任主義走得太遠了

 

美國著名經濟學者克魯曼(Paul Krugman)曾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了一篇題為〈Who was Milton Friedman?〉的文章，在肯定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貨幣政策、價格理論等方面對經濟學的貢獻的同時，同時也批評佛利民所鼓吹的絕對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absolutism)，認為它不僅沒有為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帶來經濟起飛，更令這些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狀況惡化；此外，克魯曼又同時抨擊絕對放任主義對低收入工人所產生的相對負面的影響。

克魯曼認為，在美國30年代大衰退之後，當人人都認為市場不成時，佛利民提出市場是有正面作用的觀點，是勇氣的表現。不過，他批判佛利民走得太遠了﹕市場有用並不代表市場時時都起正面作用，更不是指只有市場才能對經濟起正面作用。佛利民的絕對放任主義的問題，正在於從不承認市場都會出錯，以及政府乾預有時也可以是有用的。

克魯曼以美國為例，指出在1947至1976年認可政府乾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占主導的期間，美國家庭的實質收入中位數增加了一倍；但1976至2005年放任主義流行的時段，美國家庭的實質收入中位數只增加了23%，遠低於之前的增長。克魯曼認為，76年以後美國家庭收入相對前一階段低的原因，除了是經濟增長率較低以外(不錯，在這個放任主義占主導的時段，經濟增長確實不及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時段！)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不平等的明顯上升﹕戰後二三十年美國增長了的經濟財富，較平均地分配給整體人口，但70年代末以後，一般家庭的收入增長隻及平均收入增長的三分一，而極少數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則驚人地上升。

佛利民認為，毋須採用最低工資和建立工會，工人都能夠自動分享經濟增長的利益。但克魯曼指出，在最低工資被容許降至低於通脹率、私營部門的工會大量消失之後，美國工人的經濟福祉明顯落後於經濟增長，他因此詰問﹕「佛利民是否對於看不見的手帶來的慷慨過於樂觀？」(Was Friedman too sanguine about the generosity of the invisible hand?)克魯曼總括，儘管那種認為放任自流的政策對美國的經濟和普通市民生活水平都帶來好處的說法十分流行，但能夠支持這種看法的實證數據卻少得可憐。

 

貧富非純粹物質生活問題

 

美國是否特例？法國已故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岱爾對15至18世紀歐洲經濟歷史的考察，得出結論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儘管低收入階層也能「分得一點殘羹剩飯」，但由於他們的工資增長不及物價上升來得快，因此生活水平反會下降；而在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的時段，由於通縮，工人的生活實質可能會改善。

布羅岱爾引用經濟史家的統計數據指出，1380至1510年和1630至1750年的歐洲百年經濟衰退日子裡，工人的物質生活並不比安定繁榮時期為差。倘若我們加上一些非金錢收入的因素，那種放任不干預會導致經濟增長，從而導致人民(包括低收入者)生活質素改善的邏輯，顯然不一定能成立。

正如布羅岱爾指出，在經濟快速上升、物質財富得來容易的年代，人們自然傾向不思求變；但一旦面對衰退，則只能在劣境中尋求各種新的對策，刺激創造力的發展。此外，經濟增長快速的年代，自然生態的破壞也相對嚴重；相反，緩慢增長讓人類回饋和保育自然壞境較為容易。

事實上，單純的經濟指標，例如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並不是衡量貧富的唯一或最好的指標，特別在工業化以後的現代社會。正如波蘭歷史學家Bronislaw Geremek在他的《貧窮的歷史》(Poverty, A Hist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中指出，貧窮不僅是經濟物質層次的問題，它同時也是關乎社會地位和文化心理的問題，與教育機會、工作前途等大有關係，因此不能只以單一的經濟指標來量度貧窮。這樣的觀點，對分析什麼是富裕也同時適用。

換句話說，根據Geremek的說法，對貧富(以及貧富不均／分化)的理解，不能抽空於其坐落的具體社會脈絡，包括社會對弱勢社群和富裕階層的態度，以及社會對不同社群、生活模式和行為所作的科層化的價值分類。事實上，在現代物質相對充裕的社會，例如香港，貧窮問題不再是由於人民不夠食物、或無家可歸，而是由於未能像「一般人」一樣生活。缺乏「一般人」應擁有的消費能力和生活方式，甚至可能會被視為不正常、危險和潛在的罪犯。同樣道理，富裕也並非僅指豐衣足食，更同時是能夠享有「一般人」不能企及的奢侈生活和社會地位。

 

貧窮是相對的概念也是文化心理的概念

 

換句話說，貧窮(和富裕)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也同時是一個文化心理的概念；儘管人們擁有的物質商品比以往為多，但由於社會分化和收入差距擴大，令低收入者或處於相對弱勢社會位置的社群，由於不能像其它人般生活，因此感覺自己貧窮。

這種主觀的感覺，對於理解現代社會的貧富問題，可能比「客觀」的經濟指標更為重要。

Geremek認為，現代社會的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消除貧窮，相反更在不斷生產貧窮，因為現代經濟需要大量貧困的勞工，以降低生產的成本。作者引用了曼德維爾(Mandeville)的赤裸告白﹕「在廢除了奴隸的自由國家，存在大量貧窮的工作者是最寶貴的寶藏(in a free nation, where slavery is forbidden, the surest treasure is the existence of large no.s of working poor)」，「如果有別的可能性，就沒有人願意受苦於貧窮或為生活而艱苦工作(No man would suffer to be poor or work hard for his living if it were open to him to do otherwise.)」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Charles Tilly在他的《耐久的不平等》(Durable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也提出了類似Geremek的觀點。他指出，不平等並不會隨經濟繁榮而縮減，而這種「耐久的不平等」狀態，建基的是各種劃界的分類(bounded categories)，例如男／女、本地市民／外國人、貴族／平民、黑／白等等，而非根據個人的不同特性和表現。而這種制度化的劃界分類得以歷久常新，往往得力於剝削、囤積機會、競爭和適應等機制。

循這些視角，我們或可總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並不是純粹的經濟指標(包括人均收入和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等)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對具體的社會脈絡作仔細的分析，了解產生持續不平等的製度安排、社會關係和文化心理因素，才能判定。而那種把貧富分化僅僅理解為經濟收入增長和分配問題，並提出經濟增長將自然令低收入工人得益甚至能夠解決貧窮問題的流行觀點，恐怕正如克魯曼所說，是「走得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