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上)

【作者序】這篇論文是筆者2001年應美國社會學學者威廉。科克藍(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而寫的英文論文,發表在一本由科克藍主編、跨國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學及研究所層次醫療社會學教科書上(英文書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此教科書共二十六章,其中有九章討論醫療社會學理論,另外十七章則從社會學觀點分析美洲、歐洲、非洲、中東、與亞洲地區十七個國家的醫療衛生體系,由已經累積相當研究經驗的社會學者執筆。此書2004年再版。筆者9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學教學作研究時開始研究中國大陸的醫療衛生,當時,西方學者早已陸續指出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一些問題。在芝加哥、或在中國大陸,我每當與大陸的學者或學生談論中國的醫療衛生改革,都會談起這些問題,我最常說的是,「中國大陸即使要走市場改革或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見得必須把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商品化,如,英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卻擁有非市場化、非商品化的公醫制。」然而,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的路就這樣義無反顧的、快速的走下去。1996年,我回到台灣,在成功大學醫學院任教,仍繼續我對中國大陸醫療衛生的研究。同時,我觀察台灣的醫療衛生體系,發現它也跟中國大陸一樣,急劇的往市場化、商品化的路滑下去。2001年,藉科克藍邀請的機會,我較系統的將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以改革前後歷史比較的觀點分析,寫出這篇「大逆轉」的論文。同時,我把寫成的論文給了中國大陸的學者,建議他們將它翻譯出來在大陸發表,或許有針砭的作用。但是,此事石沈大海,我也因全副精力投入批判台灣醫療市場化、商品化的工作,而無暇追蹤了。2005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大學短期研究,在芝大圖書館上網,赫然看到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的研究報告及大量的相關報導,批判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的錯誤,我當時感慨萬千:這不就是我2001年論文提出來批判的嗎?當年八月,我去北京作研究,因緣際會認識了清華大學求是學會的同學,談起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有共同的憤慨與憂心。我提起這篇「大逆轉」的論文,他們熱情的表達願意幫忙翻譯。本篇是近五年前寫的,部分資料需要更新(如,當時中國尚未加入世貿組織),但是,因為論文是以歷史的角度分析的,仍有它以古鑒今的意義,而且文中所指出的問題至今猶在,是以請清華同學翻譯,並尋求大陸期刊發表。
(本文分兩集刊出,本篇為上集,全文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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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冠狀病毒是對資本主義「殺死比爾」式的重擊

冠狀病毒的持續蔓延也激活了蟄伏於我們社會中的大量意識形態病毒,如假新聞,偏執的陰謀論和種族主義的爆發。對「隔離」的醫療方面的剛需在另一領域發現了自己的回音,即,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也有著同樣的「隔離」:隔離那些威脅我們身份認同的敵人,並與之劃出一道清晰邊界。但也許另一種——更加有益的——意識形態病毒會席捲並可能感染我們:它讓我們去思索別一種社會: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一個在世界範圍內齊心協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實現(actualizes itself)的社會。(本文轉載自2020/3/3保馬,原文 “Coronavirus is ‘Kill Bill’-esque blow to capitalism and could lead to reinvention of communism” 刊載於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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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鍋日記:為什麼憋氣的時間這麼短?

【編按】本文為「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眾號系列文章〈燉鍋日記〉第七篇,〈燉鍋日記〉記錄了中國大陸新冠肺炎時的社會觀察。這篇日記延續第五篇的日記主題「封」,這次作者仍是談「封」。上次作者講到,在特殊時期出現了兩種「封」。第一種是有公德的自我隔離,第二種是求自保的拒人千里。而眼下的第三種「封」,則是大範圍的停工停運。這樣的「封」雖然讓人暫時心安,卻要從官到民的整個社會付出經濟受損、生活受限的代價,當中又隱含了階級與位置上的差距。社會當然有一個能承受的損失的極限,但這個極限出現得卻意外地早,我們憋不住氣,不等疫情結束便要張羅著恢復生產、取消管制。這恰恰是作者燉鍋要問的:這樣來來去去的「封」,到底暴露出了經濟和民生的什麼問題?本文轉載自2020年2月18日「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眾號,感謝當代文化研究網同意轉載,標黑粗體為新國際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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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昕:從紀錄片走進「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台灣社會(上)

關於政治/學運/社運或抗爭的影像作品,記錄的介入或抽離,本無一定的方法,但看主題或現場的需要。但在台灣政治社會的語境下,冷靜抽離一些的觀察和記錄距離,會比熱情投入被記錄者的情境或情緒中,來得更有必要些。一方面,以全然認同、欣賞、甚至投射慾望到被記錄者的狀態,很容易成為記錄對象價值上的啦啦隊或宣傳者,從而喪失了紀錄片的提問能力。更重要的是,討論政治的紀錄片,目的不在複製、強化特定的國族主義情緒,而是要提供觀眾思考任何集體情緒背後隱含的問題。(本文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原文發表於國家電影中心2019年電影年鑑,感謝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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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窘境

【譯者按】今天,人道主義被看成是重要且不可取代的主張論述,在這種情形下它的本質普遍認為是先驗的、空洞的,而且更加是去政治化的。然而卻成為許多人常掛在口邊的說辭。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伊·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去年12月撰文一篇,挑戰了這個概念。他認為歐洲的人道主義主張,背後潛藏著強烈自由主義色彩,裡面藏有深層次的偽善,甚至忽略社會整體的複雜脈絡。在此文章中,齊澤克更引用到2019康城金棕櫚得獎電影《寄生上流》(臺灣譯名),他的立論很簡單:就是自由主義式的人道主義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徹底的結構性改革。原文刊於RT,題為〈齊澤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非解決移民問題的有效方法,真正有效的是徹底經濟變革〉(“Slavoj Zizek: Liberals’ ‘humanitarian’ open arms is not a solution to migrant crisis; radical economic changes are needed”),中文翻譯標題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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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鈗涏:我們之間的種族主義──武漢人與新型冠狀病毒

當危機發生時,社會中以鮮明的界線劃分你我的機制即將啟動,喚起敵對意識,割裂的力量將會起到強大的作用。 與全球化時代的超連結強度成正比,斬斷連結的反作用力也必然增強。 厭惡、歧視和排斥變得理所當然,種族主義的歧視將使得界線變得可視化和正當化。但是,我們有可能完全斷絕連結的關係嗎? 還有,如果我們是重視人權的社會,在面臨危機時,也不應該毫無思考地埋首在恐懼之中,而是應該想起鄰居遭逢的苦難,進一步思考建立連結的可能性。 截至2月11日,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在中國已破千例。首先,我要對受災最嚴重的湖北省地區,以及承受著苦難和死亡折磨的人們致上深切的哀悼。 於此同時,我也呼籲——我們不該只考慮自己的安全和安寧,不該嘲弄、厭惡和排斥身處痛苦中的他人,應該以維護作為共同體的生命為目標,科學地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而思考我們如何建立世界公民的連帶。 讓我們一邊疾呼武漢加油!一邊思考如何迎接新學期即將回來南韓的中國留學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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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喬:戲中如何有《壁》?走進劇場探索白色記憶的血跡

2019年以《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入圍台新藝術獎決選的差事劇團,將在2020年3月6、7兩日,於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山城劇場,將白色恐怖年代犧牲的劇作家簡國賢生平加以改編,形成《戲中壁》一劇,加入客家表演與樂隊演唱元素。本演出由客家委員會主辦,差事劇團導演鍾喬擔任編導,改編自其於1994年榮獲年度最佳電影獎的同名電影劇本。時隔多年,劇場版將以城市裡殘存的記憶空間—寶藏巖「歷史斷面」為劇作的媒介,連結記憶事件,結合閩南說書、客語歌謠的獨特「環境敘事劇場」,呈現白色恐怖時期受壓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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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喬:斷面,在亞洲冷戰記憶體中

最近,一項值得一提的劇場匯演,恰策畫進行中,稱作【斷面】。這項計畫,開展已有一年以上。主要思及這麼多年來,透過劇場的民眾性,我所識得的幾些亞洲劇場團隊與工作者,如何重新反思冷戰作為東亞共同記憶的環節。項目涵蓋來自曼谷【無私劇團,Annata Theatre】的《無處之境,A Nowhere Place》,來自釜山【Arts Organization C】的《生與死》,台北【磷火鑄型所】的《一般之歌第二部——磷火之海》與【差事劇團】的《戲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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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慎:從武漢的疫情想起17年前的一些朋友和往事

【編按】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引發全球關注,台灣也在《新國際》的籌畫之下,2020年1月31日在鄰近立法院的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記者會,並發動社會連署,除了對在第一線抗疫的醫護人員致敬之外,也呼籲台灣人民共體時艱,除了做好防疫準備之外,也能夠發揮大愛大悲之情懷,分擔苦難,助人助己,給予大陸人民必要的幫助。同時,也提醒執政當局能夠敬畏果報,勿出惡言,勿彰敵意,為兩岸之間必要物資之輸運以及防疫人員之來往,開啟方便之門,以助防疫工作之合作與進展(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5103)。此一特殊時刻的記者會普遍受到海峽兩岸媒體的關注。我們更注意到,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之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對於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中美關係帶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許多不友善的言論和小動作更為網路上形形色色的陰謀論加溫。其實,17年前非典(Sars)疫情發生時,中美之間的學界和官方其實有過相當友善的互動,也從而開展了互助互利的空間。白先慎教授的這篇文章很生動地介紹了他們當時在中美之間所做的努力。文中提到的物理學家馮達旋教授曾經返台貢獻所學,先後擔任過成功大學、清華大學的資深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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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G7會議上,川普與強生會面(來源:白宮,Shealah Craighead攝影)。

脫歐的工價

20年前的西雅圖抗議運動掀起了新一輪的反資本主義鬥爭。儘管它深受自治主義政治影響——見諸於約翰.霍洛威那著名的口號:「改變世界,毋須奪權」——主流仍仰仗國家改革社會與經濟。改良派潮流形式各異——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起初為受各種拉美運動及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墨菲(Chantal Mouffe)孕育的民粹主義所啟發的網上組織;乃至柯賓(Jeremy Corbyn)與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領導的工黨所倡議那種更傳統的左翼改良主義。然而,它們皆共同以選舉為施行去新自由主義政策之方法。在過去數月之戲劇性轉折中,我們已見證了改良主義如何遭受那些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權力中心的殘酷挑戰。在英國,工黨史上最左的領導層於大選兵敗如山倒;而保守黨則於國會贏得了自1987年柴契爾夫人大勝以降最多的大多數議席。箇中最具破壞力的,莫過於保守黨黨魁強森(Boris Johnson)成功奪得工黨於英格蘭北部的傳統議席。這不只令所有曾受柯賓領導的工黨鼓舞的人心灰意冷,更讓我們深受非常右翼的保守黨政府擺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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