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戰鬥的、另類的，推動社會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發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
【譯者按】今天，人道主義被看成是重要且不可取代的主張論述，在這種情形下它的本質普遍認為是先驗的、空洞的，而且更加是去政治化的。然而卻成為許多人常掛在口邊的說辭。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伊·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去年12月撰文一篇，挑戰了這個概念。他認為歐洲的人道主義主張，背後潛藏著強烈自由主義色彩，裡面藏有深層次的偽善，甚至忽略社會整體的複雜脈絡。在此文章中，齊澤克更引用到2019康城金棕櫚得獎電影《寄生上流》（臺灣譯名），他的立論很簡單：就是自由主義式的人道主義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徹底的結構性改革。原文刊於RT，題為〈齊澤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非解決移民問題的有效方法，真正有效的是徹底經濟變革〉（“Slavoj Zizek: Liberals’ ‘humanitarian’ open arms is not a solution to migrant crisis; radical economic changes are needed”），中文翻譯標題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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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危機發生時，社會中以鮮明的界線劃分你我的機制即將啟動，喚起敵對意識，割裂的力量將會起到強大的作用。 與全球化時代的超連結強度成正比，斬斷連結的反作用力也必然增強。 厭惡、歧視和排斥變得理所當然，種族主義的歧視將使得界線變得可視化和正當化。但是，我們有可能完全斷絕連結的關係嗎? 還有，如果我們是重視人權的社會，在面臨危機時，也不應該毫無思考地埋首在恐懼之中，而是應該想起鄰居遭逢的苦難，進一步思考建立連結的可能性。 截至2月11日，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在中國已破千例。首先，我要對受災最嚴重的湖北省地區，以及承受著苦難和死亡折磨的人們致上深切的哀悼。 於此同時，我也呼籲——我們不該只考慮自己的安全和安寧，不該嘲弄、厭惡和排斥身處痛苦中的他人，應該以維護作為共同體的生命為目標，科學地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而思考我們如何建立世界公民的連帶。 讓我們一邊疾呼武漢加油！一邊思考如何迎接新學期即將回來南韓的中國留學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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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入圍台新藝術獎決選的差事劇團，將在2020年3月6、7兩日，於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山城劇場，將白色恐怖年代犧牲的劇作家簡國賢生平加以改編，形成《戲中壁》一劇，加入客家表演與樂隊演唱元素。本演出由客家委員會主辦，差事劇團導演鍾喬擔任編導，改編自其於1994年榮獲年度最佳電影獎的同名電影劇本。時隔多年，劇場版將以城市裡殘存的記憶空間—寶藏巖「歷史斷面」為劇作的媒介，連結記憶事件，結合閩南說書、客語歌謠的獨特「環境敘事劇場」，呈現白色恐怖時期受壓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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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項值得一提的劇場匯演，恰策畫進行中，稱作【斷面】。這項計畫，開展已有一年以上。主要思及這麼多年來，透過劇場的民眾性，我所識得的幾些亞洲劇場團隊與工作者，如何重新反思冷戰作為東亞共同記憶的環節。項目涵蓋來自曼谷【無私劇團，Annata Theatre】的《無處之境，A Nowhere Place》，來自釜山【Arts Organization C】的《生與死》，台北【磷火鑄型所】的《一般之歌第二部——磷火之海》與【差事劇團】的《戲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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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引發全球關注，台灣也在《新國際》的籌畫之下，2020年1月31日在鄰近立法院的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了一場記者會，並發動社會連署，除了對在第一線抗疫的醫護人員致敬之外，也呼籲台灣人民共體時艱，除了做好防疫準備之外，也能夠發揮大愛大悲之情懷，分擔苦難，助人助己，給予大陸人民必要的幫助。同時，也提醒執政當局能夠敬畏果報，勿出惡言，勿彰敵意，為兩岸之間必要物資之輸運以及防疫人員之來往，開啟方便之門，以助防疫工作之合作與進展(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5103)。此一特殊時刻的記者會普遍受到海峽兩岸媒體的關注。我們更注意到，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之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對於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中美關係帶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許多不友善的言論和小動作更為網路上形形色色的陰謀論加溫。其實，17年前非典(Sars)疫情發生時，中美之間的學界和官方其實有過相當友善的互動，也從而開展了互助互利的空間。白先慎教授的這篇文章很生動地介紹了他們當時在中美之間所做的努力。文中提到的物理學家馮達旋教授曾經返台貢獻所學，先後擔任過成功大學、清華大學的資深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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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西雅圖抗議運動掀起了新一輪的反資本主義鬥爭。儘管它深受自治主義政治影響——見諸於約翰．霍洛威那著名的口號：「改變世界，毋須奪權」——主流仍仰仗國家改革社會與經濟。改良派潮流形式各異——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起初為受各種拉美運動及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墨菲（Chantal Mouffe）孕育的民粹主義所啟發的網上組織；乃至柯賓（Jeremy Corbyn）與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領導的工黨所倡議那種更傳統的左翼改良主義。然而，它們皆共同以選舉為施行去新自由主義政策之方法。在過去數月之戲劇性轉折中，我們已見證了改良主義如何遭受那些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權力中心的殘酷挑戰。在英國，工黨史上最左的領導層於大選兵敗如山倒；而保守黨則於國會贏得了自1987年柴契爾夫人大勝以降最多的大多數議席。箇中最具破壞力的，莫過於保守黨黨魁強森（Boris Johnson）成功奪得工黨於英格蘭北部的傳統議席。這不只令所有曾受柯賓領導的工黨鼓舞的人心灰意冷，更讓我們深受非常右翼的保守黨政府擺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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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面對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快速流動帶來的矛盾，訴諸主權國家疆界與加強當中的自我與他者劃界，往往成為上至政府小至個人最樸素直覺的防衛模式，香港從「反送中」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下香港防疫措施的混亂，既反應了中港關係的複雜與當中的矛盾，疾病的監控防衛也將這樣的劃界變得可見。本文作者蘇哲安（Jon Solomon）現為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於台灣與香港研究與教書，批判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正草案」運動如何繼承了殖民－帝國現代性的問題，並指出其如何再次強化主權的劃界，在此之下，所謂「自由」下所隱含的一種本質上具有人種優越感（speciestic）的未來想像，悖反地又將自身「封鎖進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所必需的那些圈封的國家或區域，遭受前所未有的奴役」。當代社會運動以左翼民粹主義強調擴大連結並作為回應右翼民粹，但該文也提醒了，所謂擴大連結的基礎往往又落回既有世界秩序的劃界區分，而疫情爆發，也考驗著如何超克主權劃界常常成為簡便的回應問題方式（例如，歐洲出現的種族歧視、防疫管制上常針對國籍而非旅遊接觸史的問題）。原文發表於Critical Legal Thinking。感謝作者提供中文精簡翻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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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台灣政府採取即時的防疫措施，並特別限制中國籍人士來台，邏輯是因為中國（特別是湖北省）是疫區，必須限制或監控來自疫區的人士避免傳染擴大。然而，這樣的措施往往也容易混淆了地域與國籍身分，例如，有中國湖北旅遊或接觸史的台商或非中國籍旅客不會被限制入境台灣或僅需自主管理，但是相對地，陸生被要求暫緩來台或後續必須集中隔離管理（先不論陸生來台居住的差異與目前集中隔離管理等問題），當中也有少數陸生在第三地旅遊卻後續因疫情爆發後而沒有回過大陸，但因為該措施而被禁止回台滯留海外，後續可能還要集中隔離。這樣的錯置假定了國家身分別等同於地域旅遊與接觸史，而非完全科學地以實際旅遊接觸史作為基礎（但是病毒是不分國籍的），本文作者即指出了這當中差別待遇的問題，並認為這更容易造成防疫的漏洞與資源的浪費（例如沒有相關旅遊接觸史的陸生需要浪費資源隔離）。文末作者呼籲台灣當局：「不要根據國籍而差別對待」，而是「更精準的篩選和評估，把資源調配給真正有需要返台人士」。本文同步登於2020年2月2日風傳媒觀點投書。
Read more對於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我們深切關注，祈願在大陸的台商和眷屬以及所有大陸同胞早日度過難關，對於在第一線抗疫的醫護人員，我們更要致上最高的敬意。
我們呼籲台灣人民共體時艱，除了做好防疫準備之外，也能夠藉此機會表達我們的關心與善意，發揮大愛大悲之情懷，分擔苦難，助人助己，給予大陸人民必要的幫助。
我們也呼籲執政當局能夠敬畏果報，勿出惡言，勿彰敵意，為兩岸之間必要物資之輸運以及防疫人員之來往，開啟方便之門，以助防疫工作之合作與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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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武漢肺炎確診人數上升，成為全球防疫的重點，也再次喚醒與提醒2003年SARS的記憶與缺失。本文寫在2003年，將SARS危機放到中國更大的歷史與政治經濟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後對經濟增長的迷信與對市場的迷信，導致在公共衛生領域同時出現政府失職和市場失靈，進而使得衛生防疫體系的癱瘓，地區間、城鄉間、社會階層間的衛生不平等，以及醫療體系效率的下降。這樣的制度性背景下，使得非典對經濟和社會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本文轉載自2020年1月22日《察網》，原載於《比較》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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