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平 │ 那些政治犯父母教我的事

「……2019年在爸爸的追思會上我告訴爸爸,有這樣特別的父母,讓我覺得自己上輩子拯救了地球;2022年媽媽臨走前我們對她說,我們多麼以他們為傲。我真心覺得,做讓人尊敬的父母,是給子女最好的禮物,這是父母教我的第4件事。

我總想,如果詩人的特徵是情感豐富,如果浪漫的要義是奮不顧身;那麼每個把理想放在生命之前的政治犯,都在以青春寫詩,而我的父母,則攜手一生做了最浪漫的事。」

此文本是2019年對爸爸的追悼和對媽媽的感謝,拖延許久終因《世界周報》邀稿得以成文。在11月21日爸爸去世滿四週年之際,謹以此文獻給我親愛的爸爸媽媽,相信對我的疏懶,他們只會寵溺地説聲:唉!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本文圖片取自作者臉書,原刊登於: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3821/757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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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明 │ 「反對雙語教育政策」是文化「保全」主義

(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感謝作者授權,標題為新國際編輯所加,圖片來源:行政院)

反對「雙語教育政策」不是反對學習外語,而是反對製造更多階級不平等的機制。語言是工具,是媒介,亦即是一種權力。能夠掌握兩門、三門語言的人固然值得敬佩,但是少數人的日常不該被當成一般人的烏托邦來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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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平 │ 一年兩次:回憶與母親前往綠島探望父親的點滴

(陳志平為陳明忠先生之女,本文及圖片轉載自陳志平臉書,副標題為新國際編輯所加,感謝授權轉載)

「每年兩次的綠島行因此不但周折多,以當時家裡的經濟,更是所費不貲。……儘管路程辛苦,爸爸也覺得心疼,一直要媽媽不用千里迢迢去探視,但媽媽仍堅持寒暑假一定帶我們去會見爸爸,既是擔心爸爸一個人在綠島寂寞,也怕太久沒見,我們會認不得爸爸。……媽媽把爸爸當作第一要緊的事,也體現在我們一年兩次綠島行大包小包的行李整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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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象│我是阿爾法:論人機倫理

【編按】ChatGPT最近引發許多的討論,特別是ChatGPT擁有強大的信息整合能力、自然語言處理能力,能夠根據要求進行聊天、撰寫論文、創作詩歌,甚至可以生成遊戲劇本、編寫程序代碼等。但也引發不少擔心,包括是否取代創作的工作,乃至校園研究報告抄襲作弊的倫理問題等等。本文作者馮像先生指出,人工智能未來會在眾多領域發揮出顛覆行業的作用,同時也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失業浪潮或將席捲百業。但他也指出,危機的根本並不在於機器智能的強弱,而是充斥著私利、慾望和價值訴求,所以解決問題的核心,最終指向了社會經濟制度的全盤改造。固然,新的生產工具能夠帶來生產力的變化,進而改變生產關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以分工為基礎的剝削制度會自然而然地消失。或許,人工智能的發展把人類推向歷史的十字路口,把自我解放的歷史任務再次擺在了勞動者面前。本文節選自馮象老師著作《我是阿爾法:論法和人工智能》,轉載自公眾號「活字文化」,本文轉載自2023年2月11日保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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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延亮│自序: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

(本文感謝作者丘老師授權轉載)

//「春天」(Spring)作為一個政治用語,最早是指一八四八年在歐洲各國所爆發的革命,被稱為 Spring of Nations,也稱的「人民之春光時刻」(Springtime of the People)。一八四八年後,「春天」(Spring)這個政治用語被多次被冠在描述文化抗爭的史誌上面 : 嘗有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一九六七至七一O年代的「克羅埃西亞之春」、一九七O年代末期的「北京之春」、二O一O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語:الثورات العربية‎),至今猶見春風吹又生的捲土重來之勢。我在書寫的追憶過程中體認到,親歷著六O年代台北的我們這一群人,也正是處在鎮壓前的文化春天之中。為要交代那時代社會、以及當年我們置身其中的歷史質地與形構,我決定以「台北之春」之名揚旌那個時代,視直面「台北之春」的種種為吾輩振衣再戰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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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源 │ 再論陳逸松─駁〈王克雄:陳逸松的兩面性〉

2022年5月8日《風傳媒》出現一篇由「二二八事件」蒙難者王育霖哲嗣──王克雄所著〈陳逸松的兩面性〉,批評陳逸松的兩面性,然本文作者認為評論仍依據史實,並反駁王文,肯定陳逸松為朋友、為社會、為國家所付出勞心與勞力,歷史應該給他一個更公允的討論空間。

本文轉載自風傳媒,感謝作者授權轉載。作者為野薑花公民協會前理事、成大台文所博士班肄業》。圖為1936年,陳逸松在太平町的法律事務所。(來源;批判與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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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凌 │ 「寶貝」的生命政治公式:防疫國族主義的鱷魚眼淚

六月中旬陸續有嬰幼兒併發腦炎迅速死去的新冠確診個案,然令人訝異的是,過去倡議保護小孩的聲音卻選擇捍衛防疫政策的不容質疑,而政府同時聲稱染疫「兒童」為「寶貝」。「兒童」作為「寶貝」,一方面既是象徵國家未來,在官員的眼淚下,仍是「『附帶性損害』(collateral damage)的生命政治犧牲物料」:

「“The Child”在有必要的時候──說穿了就是為『國族-領導階層』的『正確政策』強力辯護的意識形態操作之下──一方面是字面上的『寶貝』,物種傳承的絕對要件,另一方面,在政治語言的言下之意,可被視為體現『附帶性損害』(collateral damage)的生命政治犧牲物料,雖然比其餘的犧牲物料得到更多一些的唏噓與鱷魚眼淚修辭。」

(感謝作者供稿,圖片來源:由 Guiri R. Reyes from Praia do Rosa, BRASIL! – Cocodrilo, CC BY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87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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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琦 │ 《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

這本書的意義不僅在於把一個白色恐怖案件以盡可能詳細的方式還原(這在當前白色恐怖的論述和書籍多以個別受難者的故事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範式),更在於重建了1945年至1950年這段關鍵的歷史轉軌期的社會狀況。作者陳柏謙透過整理這段期間的勞資爭議和抗爭事件,雄辯地打破了過去認為戰後至戒嚴前缺乏勞工運動的迷思,進而去追問:當時台灣的社會矛盾究竟是「省籍衝突」還是「左右之爭」,可以說為當前的轉型正義注入了難得的階級視野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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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杰 │ 勞力密集服務業的海選建教生過程:我看《失去青春的孩子》

(本文原發表於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刊物《工議》第七十四期,2021年12月出刊,作者蔡志杰為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執行秘書,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一群家庭經濟狀況及學業表現不佳的青年,試圖透過建教合作的方式來開展自己的職涯人生、衝破經濟困頓的牢籠,但勞動條件的低劣,卻使得許多人在半途就離隊另覓途徑,而維持在隊伍中的人,也不保證能夠真正習得一技之長。教育及就業體制的安排,從一開始就預設了,甚麼樣家庭出身的青年該去建教班,該去製造業生產線與服務業現場,從事最為基本但也最不被認為有價值的直接生產與服務工作。建教人生一如大社會人生,都是金字塔式的設定,建教合作中的權力與利益結構,只不過是大社會的權力與利益結構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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