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探索中國

【編按】2021年12月28日18點，作家、深圳大學教授曹征路老師與世長辭，享年72歲。

曹征路老師1949年9月生於上海，當過農民，當過兵，做過工人和機關幹部。他是大陸新世紀「底層文學」思潮的代表作家，著有《那兒》《霓虹》《問蒼茫》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曹征路老師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立場，挺立著知識分子的脊梁。

在得知生命即將走向盡頭時，曹老師說，「我心情如常，沒有多少改變。對於死亡，我沒有恐懼，相反還有點嚮往。人生的任務我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對得起良心，所以沒有遺憾。」在生命盡頭，無憾、無懼、更無愧，世間得幾人？

今天這篇舊文，是曹老師的親身經歷，也是不同於傷痕文學的另一種知青回憶。本文以及曹老師的諸多其他作品，都為我們重新理解那個紅色年代打開了新的視角。

當傷痕文學敘述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理所應當地將知青下鄉講述為「受苦」、「受委屈」，曹老師卻發出另一種追問：「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麼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麼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麼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麼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實際上，否定知青的不是知青經曆本身，而是改革後的高考制度，這個高考制度只注重本本知識，把知青在農村的一切實踐貢獻歸零。

謹以此文，緬懷曹征路老師！

以下文章來源於微信公眾號高度一萬五千米，原標題為〈文革中真實的學工學農故事〉 ，本文轉載自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由食物天地人侯解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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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中國大陸近期的大片《長津湖》上映，可惜的是，台灣多數媒體輿論僅將《長津湖》視作是中國大陸強力打造偉大國族認同敘事的一環，反而忽略了「抗美援朝」帶有反抗帝國主義意涵的歷史國際語境。殷之光老師在本文中點出朝鮮戰爭爆發的緣由，包括了美國通過聯合國決議為出兵朝鮮提前背書，質疑了聯合國在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指出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對「正義戰爭」的模糊定義也讓聯合國缺乏對實踐判斷的指導意義。同時，本文也認為，從毛澤東的觀點來說，二戰後的世界秩序是世界人民處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中，而朝鮮戰場則是中國革命中反對帝國主義因素的延伸。因此，「抗美援朝」的反對帝國主義目標有著世界性的意涵，而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是第三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話語的代表，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政權均是各個國家在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壓迫過程中產生的不同政治回應方式。本文原文刊登於「經略」公號，本文轉載自保馬，感謝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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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不久以前，一個人主觀感受一個地方是否便利，可能是便利商店的數目，但這幾年，這個主觀感受的依據似乎變成了餐廳是否有配合外送、一個人能方便在所在地刷手機「叫外送」。近期一則新聞便報導了，究竟住在廣大草原的蒙古包的人，是否也能叫到外送？答案是：可以！時間花了二、三小時，外送費則是食物價格的25倍。近期因為疫情，外送生意也因為大家幾乎待在家而有所發展。如何取得消費者的青睞，各家外送平台投入媒體廣告，不斷強調自家外送平台的折扣與消費使用的速度與便利性。顧客的外送消費體驗，幾乎成為外送平台的主導敘事，掩蓋了支撐起外送平台背後的勞動。除了先前某外送平台外送員針對勞動保障、抽成等等爭議進行抗議，一個鮮少探究的問題是，支撐外送數位平台運作的數據演算（例如，如何分配訂單、運送及時性的計算、滿意度評價、評價後的小費支付等等），究竟與外送員的勞動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本文作者孫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外送員這個群體進行了多年的田野調查，其研究指出在政策、技術、資本、人力等要素的互動過程中，一方面，數位平台如何通過算法對外賣員進行隱蔽的勞動管理和情感規訓，從而實現勞動價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以幫助平台和資本攫取了更多的價值。另一方面，外賣員又如何通過自己的智慧與平台進行「鬥智鬥勇」，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以對抗相關的監管。她認為，恰恰是這個「逆算法」豐富了「人」的邏輯在與技術邏輯相對抗過程中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原文刊於2021-9-30人民食物主權（侯宇編輯），感謝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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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昨日是毛澤東逝世45週年紀念日，他始終關注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和命運前途。他指出，造成農民困苦的根源，就是分散的小農經濟和建立在個體經濟上的封建生產關係，只有把農民組織起來，從事集體生產，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民被壓迫被剝削的命運。由此出發，毛時代進行了農業合作化道路的探索。人民公社的創舉實現了小農經濟向集體化生產過渡，其中蘊含著由集體化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由社會主義向未來共產主義過渡的構想。人民公社道路開闢了中國國家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兩條腿並行的道路，是中國得以實現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中國農民開拓合作化道路的歷程與毛澤東對農業發展道路的構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轉載自食物天地人，感謝授權。

原文責編│侯笛
原文排版│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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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段時間以來，例如BCI、H&M、NIKE等一些國際組織及品牌抵制新疆棉花，而新疆棉花產業也被質疑涉及「強迫勞動」，是中方違反新疆人權的新事例。同時間，此舉也引發中方官方、民間的抵觸，批評西方係借人權問題打壓中國棉花，其背後是「棉花」市場地位的爭奪。在台灣，新疆棉花的爭議卻僅被簡化為兩岸統獨政治爭論的一個事例。然而，究竟棉花產業在中國是什麼樣的圖像？與中國經濟崛起與消費是什麼關係？新疆棉作為作為全球紡織與成衣業的主要原料之一，這次新疆棉爭議對於全球市場有何意涵？國際品牌下全球分工中的「中國製造」在此意味著什麼？

2014年周浩導演的《棉花》，曾獲得第51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講述了當下中國與棉花種植、採摘、紡織、銷售等各個生產環節的棉花工人的故事。本文作者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張慧瑜老師，進一步從該紀錄片延伸，點出了棉花產業中，中國經濟崛起和消費主義景觀背後生產者與勞動者的身影，讓中國製造背後的產業工人，尤其是女工顯影。這更觸及這三十年中國發展的大問題：究竟誰才是中國製造、中國崛起的主體。本文原刊於《讀書》2016年9期新刊，轉載自公眾號「讀書雜誌」，本文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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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人間思想》第一期（2012年夏季號）頁58-75，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一般咸認，1971 年4 月10 日的華府大遊行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高峰，在那之後釣運就逐漸消沉，進而分裂為統一運動、革新保台與台灣獨立等不同 的政治勢力與家國想像。在1971年秋天的安娜堡國是會議上，左右分裂大勢抵定後，即令還有部分留美學生在1974年推動保沙運動，海外的保釣大潮的確已成「昨日之怒」，釣魚台問題也在中日雙方同意擱置爭議後而沉寂下來。然而，釣運並沒有就此消聲匿跡。保衛釣魚台的實質目標雖未達成，卻也不算失敗。中台日三方政府後續在釣魚台問題上堅持主權與實質擱置的作法， 使得釣魚台持續成為中台日民族主義的施力點，並最終在1990年以來一連串的事件中形成更大且更直接的衝擊，其意義與影響有待探索。因此，本文嘗 試整理與分析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保釣運動：一方面描述釣運與釣魚台問題在兩岸三地的具體狀況；另一方面試圖對三地不同的反應與作法提出解釋與 分析。最後，面對今年（2011 年）3 月東日本大地震與南海主權爭議浮現的新情勢，本文嘗試從一個「批判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 ──而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思考保釣運動的意義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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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中國國家統計局2021年1月18日對外公佈，經初步核算，2020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1015986億元，這意味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突破百萬億元人民幣大關，實現歷史性跨越。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2.3%。 本文作者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盧荻通過數據分析和對比，認為中國之所以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是因為生產性投資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推翻了兩種常見的言論：「擠壓」論和「惡化底限」論，認為按照中國現在的規模，可以支持全球規模的生產性投資，從而抵銷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邏輯。本文原收錄於《中國話語：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演講錄》，孟捷、張暉明主編，重慶出版社，轉載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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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20年8月13日凌晨，陳映真先生的摯友與同道曾健民先生病逝於台灣花蓮。曾健民醫師（1950年-2020年）為花蓮人，高雄醫學大學畢業，日本九州島齒科大學研究，日本北海道行醫10年後返台，牙科執​​業醫師，2019年退休。曾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專研台灣近現代社會史，尤著力於光復後五年的台灣史(1945-1949)。曾編著《新二二八史像》、《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八月十五日後激動的一百天》等著作，並曾參與主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曾健民先生雖以醫生為正式職業，卻憑藉嚴謹的治學與精誠的理想填補了台灣近現代社會史研究的空白。其對海峽兩岸的拳拳赤子之心，對後輩學生的殷殷教誨之情，時刻提醒著我們沿著先生們最後的足跡，向理想的遠方繼續前進。曾健民先生曾於陳映真先生逝世後，撰寫《初論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和社會變革論》一文介紹陳映真先生「台灣社會性質論」思想形成至成熟的過程，將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台灣定義為「新殖民地半邊陲資本主義社會」，政治與經濟上均對美日存在依附性，民族分裂的根源存在於美國新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支配力量。陳映真先生將台灣放置在第三世界的視野下，認為東亞各國「冷戰－戒嚴」的傷痛有其歷史共性，亞洲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對抗西方新殖民的宰制；並在「社會性質論」的基礎上提出「社會變革論」，強調在統一過程中將台灣人民置於主體位置。《新國際》特別推薦此文，以對曾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本文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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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20年6月，石垣市議會再次提出更名議案，擬將釣魚臺列嶼更名為「登野城尖閣」，釣魚臺教育協會、台灣釣魚臺光復會、中華保釣協會共同發起，台灣十多個團體聚集於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前，抗議石垣市意圖更改釣魚臺列嶼之名稱。然而，台灣的社會似乎遺忘了「保釣運動」的意義。作者為老保釣，從個人的生命經歷簡短記錄下其參與「保釣」的歷程，讓讀者看到保釣運動於左翼與民族上的意義，以及讓讀者一窺左派如何從保釣走向「統運」與如何在美串連的經歷。《新國際》特別感謝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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