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新國際前篇轉載的〈疫情下的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婦女如何保衛社區〉一文中，訪談了葉子婷、章羽、劉希對於上海「工人新村」的觀察，她們看到「工人新村」的中老年阿姨們保留了集體主義的精神與生機，如何在疫情之下發揮了社區集體互助的作用。本文節選自三位作者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第七章《上海工人新村裡的平凡故事》，這篇文章書寫了工人新村普通中老年阿姨們的故事與研究者對於城市化、集體主義、性別等議題的反思交相輝映。從這些故事，我們進入基層婦女的日常，找尋集體主義的遺產，反思城市化與現代化的陰面。感謝人民食物主權與三位作者授權轉載。
本書記載了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家庭平凡樸素的婦女們的日常故事，也記錄了她們所面對的生活中的困難以及在疫情時候的積極應對。
縱有困境，她們也堅韌奮力地面對與解決。平凡的生活中總有高低起伏和她們口中所講述的生命的「轉折點」：
一位母親遇到女兒患了怪病離世，留下了年幼的外孫需要照顧；
一位農村女性為了逃離家庭，與一位上海大齡男子閃婚而嫁來上海，從此被困在工人新村的一個小小的房子裡；
一位農村女性，丈夫酒後駕駛再犯案入獄，一個人照顧著兩個孩子，離婚後再嫁上海，結果遭遇二婚丈夫的家暴；
一位老阿姨，陪伴半生的丈夫離世後，一個人照顧著沒有工作能力的女兒。
在這些生命中的轉折點上，這些是妻子、母親的新村居民，默默地擔起了家庭中主要的責任，在逆境中堅定地迎難而上。我們在她們的故事中，看到了平凡女性身上不平凡的品質和光芒。當下很多影視文藝作品都聚焦於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很少會把鏡頭或重心放在這些基層的普通婦女生活中，而在許多學術研究的論述中，她們的日常生活同樣是不被看見的。
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很多社會學研究聚焦在從農村來上海打拼的外來務工人員身上，也有許多社會學家與人文學者關注我國在經濟改革後，社會上中層。基層家庭中的婦女往往不是被研究與探索的對象，原因是她們不是社會中的最底層，彷彿也是不需要被關注的社會群體。她們獨立自強、遵守法紀、默默忍受，在困難重重的生活中還會把時間和精力用於幫助其他家庭，正因為她們的堅韌，讓她們常常被忽略甚至被遺忘。
在實地調研的過程中，我們看見了基層家庭中的婦女每天所承受的困難和壓力，因此更加尊敬她們的堅強。身為質性研究學者，我們反复思考這些「普通」的家庭故事何以被看見、被關注？是否不是最「慘」的社會群體就不需要被探索、理解，以及幫助？
通過本書，我們希望可以提高社會以及學界對「普通」的基層家庭和「平凡」的婦女們的關注，許多生活在上海的老百姓不是生活上沒有困難，而是在各種文化習俗的壓力下，習慣了把家裡的問題看作不能宣之於口的個體小家的問題。這亦是社區工作者幫助這些人群時需要克服的困難，弄清哪些家庭需要協助從而提供適當的援助，成為社區工作的一門學問。
學術研究中要如何「標籤化」以「包裝」研究對象，並為研究賦予學術價值與社會貢獻？本書的出版也是要回應此問題。研究團隊反复思考如何考量本書研究對象的學術價值、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如果不能把一個社會群體作有利的「呈現」，一直不被看見的他們便會失去相應的研究價值嗎？
在我們的婦女研究與我國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學研究中不時發現，「工廠妹」「打工妹」「保姆」「剩女」「大媽」，各種標籤與稱號均被不同的論述所支撐，然而在每一個標籤背後，這些女性實際上有著非常複雜的身份與角色。而倘若她們無法符合這些熱搜中的標籤時，她們就很難被大眾看見。而我們所研究的這些基層社群中平凡的母親、女兒或妻子也需要被重視、被看見、被閱讀，「平凡」的個體不需要被標籤化，更不應被污名化。
01、對城市化研究的思考
本書最重要的研究背景之一是城市化。
對社會主義遺產在新時代影響與作用的關注開啟了本書的研究與探討。1950年代工人新村的設計與興建是社會主義影響下的政策，目的是為工人提供住房，而其空間的設計與理念，在於推動與實踐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羅崗老師指出工人新村是通過「空間生產」，在1950年代初進行城市發展的重新規劃，從1949年之前的資本主義所生產的空間，重塑為「工人階級」的空間佈局。這是對上海半殖民大都會的空間改造，目的是要從建築上改造整個城市空間，從而改變人民的日常生活模式。楊辰老師在研究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時便提出，工人新村解決了當年在上海的住房問題，提高了上海的工業生產力，並立起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旗號，讓工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視與提升。
當年的工人備受尊重，工人本身亦對自己的工人身份充滿自豪和珍視。正如我們的其中一位研究參與者T婆婆和我們團隊老師分享說過，她人生中最開心的一天是收到可以去工廠上班的通知，她把那一天定為人生最重要的一天，遠勝她結婚與生孩子的時候，因為她認為能夠去工廠工作，為國家勞動是非常值得驕傲光榮的事。後來，她還獲得單位分房，從此一家人有了穩定的居所。八十多歲的這位T婆婆，沒法參加我們這次日記寫作工作坊，因為生過大病，她的視力和聽力大大減退了。但過去兩年她都會在志願者的攙扶下來到文化活動日的場地。在她的分享中，我們聽到了1950年代的故事，也從她的回憶中感受到她對工人身份的認同。在2010年期間，研究團隊舉辦關注疫情的活動，線上線下的日記寫作工作坊T婆婆沒有辦法來參與，我們研究團隊的章老師和徐潔同學便去了她居住的地方探望她。在T婆婆的回憶中，居住在工人新村是一份光榮，同時也肩負一種責任。為了回報國家的工人住房福利安排，T婆婆年輕時很主動地參與社區內的志願者活動，一直到她年老了，身體也大不如前，才把樓組長和志願者工作退掉。在本書中，我們記錄了工人新村婦女們的故事，在她們的回憶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縮影，以及工人身份與社會地位的變遷。
改革開放後的上海，城市化的進程中滲透著個人主義，城市中的新小區家庭單位的空間構造增加了隱私性，人與人之間提倡個人空間與距離，這亦是全球大城市發展的一個通病：城市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以及鄰居之間變得疏離。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工人新村堅守了它的時代特色，我們的研究利用了傳統的質性研究方法與創新的研究方法，多方面切入與了解工人新村的日常生活模式，發現居民之間互助友愛的精神。比如說H阿姨在疫情暴發時第一時間跑到小區當志願者去派發口罩，並到小區幼兒園維持秩序，協助兒童上下課。H阿姨的分享充滿了深厚的社會主義互助和「大我」精神，在她的身上，我們看到工人新村基層家庭中婦女們秉承的集體主義。
另外，這種空間上的集體主義設計也造成了各家庭之間的聯繫和團結，也就是因為家中的房子和其他四個家庭連在一起，W阿姨在家中慘遭丈夫毒打的時候，她的生存希望便是家中通往其他家庭的大門，能夠爬到大門逃出去求救，鄰居會出來幫忙叫公安和居委會的老師，去製止一場又一場悲劇。W阿姨憶述，有一次她被打得頭破血流，就在幾個家庭共同的小通道上坐著，在鄰居的安撫下等候救護車的到來。那次家暴，W阿姨的臉和腿被她丈夫打得需要動手術矯正，幸好得到鄰居的協助她才得以獲救。
家庭與家庭之間，因為工人新村的結構緊密相連。在195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家庭分配的房子有著公共空間的特色，幾個家庭單位共用廚房與衛生空間，除了降低了建築成本，也把家庭之間的空間距離拉近，推進了社會主義集體的生活模式。這與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影響下的獨立家庭居住空間不同，追求隱私性、獨立性、個人化的空間生產與工人新村的空間建構形成強烈的對比。
研究團隊在收集工人新村婦女們的日常生活故事時，感受到新村裡特有的人情味，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與家庭之間的互助得以被保存。但是也因為快速的城市發展，許多舊居民已搬離工人新村，婦女們會投訴租賃房不穩定的新租客們不守秩序，也有居民表達希望家庭與家庭之間可以有多一點私密與獨立的空間等。而需要分享共用廚衛空間的家庭，也會抱怨鄰居不夠整潔衛生，造成了一定的生活困擾。在居民享受鄰里互助之際，居民感受到城市化下居住空間的不同變化與模式，並提出了不同的訴求。在2000年，上海市政府推動「煤衛獨用」的計劃，改造工人新村的空間，迎合了新經濟技術帶來的日常生活中的改變，家庭之間不再共用廚房和衛生間，有了部分居民訴求的獨立和隱私。
總括以上幾點，本書收錄了在工人新村中研究人員們所體會到的源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情味與鄰里互助，而婦女們熱心參與志願者工作，正是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奉獻精神，在城市化的冷漠與人民生活的個人化變革中，工人新村的特色彰顯了它的功能與特色。正如社區工作者與我們分享的那樣，上海的中產小資社區的居民較少熱心參與社區志願服務，很難動員他們去進行社區工作，需要依靠商業化的物業管理公司協助社區工作的推動。相反，工人新村的居民秉承了志願工作無償勞動的傳統特色互助鄰里，在疫情暴發時也發揮了共抗疫情的作用。
02、對研究問題的回應
本書旨在探討上海基層家庭中的困境婦女如何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圍繞這個研究問題，研究人員關注婦女們的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從中分析她們在平凡的生活中遇到包括疫情在內的挑戰所作出的應對。我們利用質性研究的方法，包括深度訪談法、口述歷史，以及日記寫作，收錄了婦女們日常生活中的細節並加以分析。
本書分為上、下兩部分。上篇第一章中，我們介紹了有關工人新村婦女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以及研究內容等，也介紹了本項研究所採用的質性研究方法、概念和理論，以及本書大綱和作者簡介。第二章是工人新村婦女口述簡史。2017年至2020年期間，我們為六位基層婦女進行了深入的口述歷史訪談，本章簡述了婦女的人生歷史。在第三章中，我們分享了基層家庭婦女們在疫情期間的日記，這是她們在2020年暑假期間參與由GenUrb上海研究團隊為她們舉辦的疫情日記工作坊時寫的日記。
本書的下篇為學術研究。在第四章中，研究人員剖析了基層家庭中的母女關係，工人新村的新生代如何體會在這些城市人口中的「老公房」裡的生活，她們與母親的關係又是如何受現代化、城市化等的挑戰？透過C阿姨與女兒C的口述歷史記錄，我們分析了C阿姨對女兒教育的期望，並把一家人脫貧的希望寄放在女兒的身上。女兒C感受到家庭給予的壓力，但也感恩這位佛系母親的培育。今年女兒成功考上北京的一所好大學，居委會老師們也特意發消息給葉老師，跟我們說！阿姨的家庭成功脫離困境了。由此可見，教育最終成就了這個家庭並帶給她們社會位置上升的機會。
第五章的研究與分析重心是疫情與照料經濟和社會網的關聯。在疫情暴發期間的生活細節中，我們整理出婦女們面對疫情時的照料勞動與疫情期間社區的管理技巧，居委會如何幫助居民渡過難關，並防止疫情在小區內大暴發。第六章分享了我們重要的研究發現：疫情不但加劇了基層家庭內部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也同時加重了基層婦女再生產勞動的負擔。面對新冠疫情的影響，工人新村的婦女們積極應對，以細緻的照料工作和情感付出應對疫情時期很高的照料需求。本研究也發現，工人新村社區裡保留的再生產共享空間包括社區活動中心、食堂、慈善超市、圖書館等，以及居委會與貧困婦女一直以來互助互惠的關係網極大地支持了貧困婦女的日常生活和抗疫。
在第六章中，我們運用了情感理論去反思研究人員參與式田野觀察的方法，以及與研究對象「互動互助」的田野經歷。我們介紹了有關城市化發展與性別議題的研究緣起，還有我們舉辦的線上線下為期28天的日記寫作工作坊。通過分享如何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們建議軟化研究員的社會角色，並通過建立感情與信任，去推動與實現「研之以情」的調研工作。
03、對鄰里研究的思考
本書的研究選址於上海的工人新村，並於2018年開始進行質性研究的工作，這是定點研究的方法，亦是小區與鄰里研究的一種。在城市研究中極為普遍，有別於那些需要研究人員「東奔西跑」的研究，鄰里研究的研究人員集中在一個地域或場所運用各種研究方法收取質性數據，而不用在一座如上海的大城市跑不同的地方去進行調研的工作。
鄰里研究的特點在於地域或場所研究的集中性，需要研究人員進入選定的地點後對地點中受訪與被研究的對象進行調研的工作，可以運用傳統質性研究的方法。在鄰里研究中，城市研究學者吳縛龍教授提出鄰里依屬感影響了居民對參與小區活動的投入程度，吳教授發現居民的投入感越強，鄰里關係的穩定性便會更高。
在本書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我們的研究對象積極參與了社區活動。在疫情期間，也有婦女不顧自身安危衝到小區前線充當志願者。我們了解到工人新村老一輩的居民對新村有著強烈的鄰里依屬感，她們為工人新村建立了穩定的人際網絡，在疫情期間，積極擔任小區治安的重任。相比之下，年輕一輩的居民，也就是老一輩居民的子女，對小區的無償志願工作很少會積極參與，而租房的居民，特別是外地戶口的租客，更不會積極投入工人新村中的志願工作。這亦是上海工人新村需要面對的社會問題：當老一輩居民慢慢離去，新村中的守望相助與社會主義集體生活的精神會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慢慢變為歷史。倘若想把這種集體生活的精神存留，政府與地方管理的方案便需要重新考量現代化與城市化建築理念背後所倡議的個體中心主義，研究物業管理與現代服務業如何可能讓社會主義的互助精神得以延續，也讓人與人之間的親密與聯繫可以重新被重視。
本書通過為期三年的定點式鄰里研究，發掘了上海這種大城市下的美好，以及還沒有被城市化消融掉的人情味。全球大城市中產居民區普遍充滿了個體主義，每家每戶講求的是私隱性、獨立性的居住建築設計，空間的應用更講求距離感與間隔的重要性。這種城市發展使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在亞洲的大城市如東京、首爾、中國香港等地亦可以發現這種居民區的「冷漠無情」的社會現象，鄰里之間互相不認識更不會聯繫，小區的管理依靠付費服務如上海的物業管理方案。在這座大城市中，本書研究團隊觀察到在21世紀我國大力發展城市化的大趨勢下，上海的工人新村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1950年代時建立的社會主義精神與理念。當國家推動農村城市化進程，當年借鑒農村生活模式興建的工人新村，或許可以抵抗城市化所推動的「冷漠」與「距離」，為當今的城市發展所借鑒。
04、對性別與婦女研究的思考從為「大媽」正名的構想到再生產與照料經濟的討論
本書除了運用質性研究來調研工人新村中居民在社會轉型和疫情期間所面對的困難與應對的方法，也是一項富有社會學與文化研究跨學科特色的婦女研究項目。在GenUrb研究團隊的多次內部討論中，我們反复思考如何去描述我們的研究對象，即居住在工人新村的女性居民。在日常的交流中，我們會親切地稱她們「阿姨媽媽」，每位阿姨的名字冠以她們自己的姓氏，便成了我們與她們之間交流的稱謂。這與歐美社會使用婦女們的丈夫姓氏來稱呼她們——如史蒂森太太的稱呼方式——這種冠夫姓的文化有所不同。我們發現工人新村的女性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她們的姓氏，同時，在與街道和居委會老師的溝通中，我們也統稱阿姨們為「婦女」。然而，在我們為阿姨們舉辦的文化藝術展覽中，義務參與的藝術家郭慶玲老師提醒我們在宣傳單中用「婦女」去形容阿姨媽媽們是否不夠尊重她們？是否需要統一改為「女性」？
這幾種稱謂的變更，在我們的討論中出現了多次，到底如何去稱呼與描述「阿姨媽媽們」才是最合適的呢？在撰寫本書前，研究團隊一致認為沿用「婦女」是最適合不過的，除了社會工作的老師們之間也是用「婦女」「婦女工作」等去描述居住在工人新村的女性居民，我們亦嚴謹地考慮了多種歷史因素，經商議後確定了使用「婦女」一詞並非不尊重她們，而是認為這個稱謂比用「女性」去描述這一群體更為合適。在性別與婦女史的研究中，王政教授提到當整理「女性」一詞時，討論了「女性」出現在我國歷史中是在五四運動時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利用「女性」一詞與「男性」作為二元對立的區分，同時亦促使「女」與儒家思想下的「女」分割開來。在當時，「女性」是現代化的新符號。而五四運動後，我們又有了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沿用自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方二元論的女性/男性的二元觀在這裡已經不再適用。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以及推動男女平等的國家政策下，「婦女」一詞會更讓我們關注和重新審視不同女性複雜的家庭與社會角色。因此，本書利用研究的機會也展開了對婦女研究的重新思考。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也發現了上海工人新村女性居民與她們的丈夫的密切關係。兩性分工的上海文化特色亦在調研中被發掘，當中包括了上海男性承擔家務勞動的普遍性，即上海話一般稱為「買汏燒」的工作，意即買菜洗菜，燒飯燒菜。上海男性的「買汏燒」文化，被視為上海男性的優點，也代表了上海男性的男子氣概。而在我們的研究中，有數位婦女的丈夫除了負責「買汏燒」外，在她們生病的時候全力全意地照顧和支持她們。疫情期間，H阿姨的丈夫因為擔起了家務勞動而讓H阿姨有時間和精力衝到小區前線擔任志願者工作，幫助小區的其他居民。在討論與分析照料經濟的時候，本書建議把當地的文化社會中，婦女與丈夫之間微妙而復雜的社會關係作為分析與思考的一部分。在我們的研究中，因為看到婦女們與丈夫的親密關係的不可分割性，所以意識到在婦女研究的調研過程中加入訪談男性，以及聆聽男性的重要性。在西方女性主義的探討中，許多時候男性的角色是被分隔與批判的，我國在性別研究的討論中也需要避免激進女性主義所帶來的「厭男」式的偏激。
本書研究學者認為，性別研究特別是婦女研究，不是為了二元對立與分割，而是為了重視兩性關係中的複雜、多元的社會關係。
因此，本書建議思考婦女們在家庭中的社會角色，婦女們是妻子，是母親，也是她們父母的女兒。多種角色有著社會網絡中的多重關聯，在研究中分割婦女與任何一方的關係，都會造成研究分析的缺失或偏見。
再者，我們提倡討論家務勞動與照料經濟的時候，需要對婦女的角色與她們的孩子和丈夫的關係作一個更全面的探討。特別在疫情期間，人們被迫困在一個屋子裡的空間上與精神上的困境與挑戰，使家庭關係變得緊張，兩性的家務分工變得更為重要。
最後，在準備此書的多次討論中，研究團隊希望可以對婦女們與「大媽」的污名化作一個整理，遺憾的是我們的時間只夠去撰寫有關困境婦女和她們的家庭關係，而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多寫有關當代我國社會污名化中年婦女們為「大媽」的社會問題。當中年的婦女們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困難時，被無情地冠以「大媽」之名，此詞不僅將中年婦女的社會與家庭的貢獻磨平，更使她們普遍已作為母親的社會角色被忽視。正如滕威在海螺社區的發文「’大媽’：轉型期中國的形象隱喻」中提到，「中國大媽」是「在金市震盪結束之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接合了’廣場舞’而獲得了更廣泛的傳播和認知」的社會身份，是從改革後經濟起飛的「搶購黃金到聚眾跳舞」的一個新的社會群體。「中國大媽」是一個符號，指涉了老齡化人口的社會問題和養老政策，也反映了公共空間集體活動的一個文化特色。而為什麼是「大媽」被廣泛污名，而不是「大爺」？這也是一種性別歧視的結果，使中年女性在文化位置與社會角色中，成為了「污名」的載體。
在此書的撰寫初期，我們期望對「大媽」污名化的社會現象進行探討。有媒體記者已進行了一些討論，本書希望將來有學者能為中老年婦女們正名，並對「大媽」一詞展開去污名化的工作。
05、對工人新村日常生活研究的思考
有關工人新村的研究，已經有大量的學者聚焦於它的建築特色與歷史背景，比如楊辰老師與羅崗教授的研究剖析了工人新村在1950年代的時代特色，但是以工人新村為對象的性別視角的研究至今仍然欠缺。本書記錄了工人新村中基層家庭的婦女在疫情期間面對的困難與解決方案。本書只集中分析婦女們的情況，並沒有探究男性在工人新村中的角色與他們在工人新村中的日常生活。因此，本書的研究團隊希望以此書為基礎，邀請其他學者與媒體工作者等老師們對工人新村進行更全面的社會學性別研究。
在籌備此書的過程中，研究團隊成員進行了嚴謹的文獻搜索工序，我們發現有關工人新村的研究以中國學者的中文論文出版為多，而英文的研究出版實在缺乏，研究上海工人新村的海外學者更少之又少。當城市研究、中國研究等海內外學者關注我國的城市發展時，工人新村的歷史性、社會性等重要社會功能往往被忽視，而居住在新村中的基層家庭更是不被「看見」的社會群體。本書為一本中文著作，研究團隊除了抱有將工人新村的研究進行性別研究與婦女研究的記錄與分析，更希望把此書翻譯為英文，以及其他語言，讓更多的學者、學生，乃至於其他國家的讀者能夠了解我國工人新村的歷史變遷與婦女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疫情期間的挑戰與應對。
在本次對婦女日常生活的研究中，我們把「平凡」的生活與「普通」的婦女作了理論化的重新思考與定位，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就是零碎與微不足道的事情，讓我們了解到上海基層家庭的生活細節，並從諸多細節中分析與梳理它們與更大的政治經濟以及全球資本主義與城市化進程的關聯。
本書旨在指出日常生活與國家政策，甚至全球化的發展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那不僅僅是表面上的我們在上海可以見到星巴克咖啡店、麥當勞快餐店等社會現象，而是更深層次的聯繫，包括基層家庭的生活模式，以及婦女們面對全球疫情大暴發的心理上的變化和作出的應對措施等，這些均受到我國與全球各國的政策，甚至全球化的商品流通與文化流動的影響。
因此，通過定點研究以及關注日常生活與疫情期間的日常政策，我們看到了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家庭的婦女們所面對的心理層面的，也有物質層面的細節。比如其中一位婦女H姐姐在日記寫作工作坊時，表示疫情剛暴發的時候，大家都慌亂地搶購口罩，然而她的家庭經濟不容許她買價格已上漲幾倍的口罩，她便在掙扎中，想到了用APP來買口罩，而且為了家人健康，她最終下決心購買日本製造的高價口罩，然而當她收到口罩時發現是中國製造便立即崩潰了。對於這種網絡上的詐騙H姐姐感到異常的生氣。在H姐姐的分享中，我們發現了基層家庭的婦女們在疫情期間碰到的「小事」，正與全球商品的流通有著特殊的關聯，亦包含了婦女們的思維模式與情感上的反應。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情感性、經濟性都可以被深入理解與剖析。
06、對質性研究傳統與創新的思考
本書引用了不少學者的研究，以不同的方法來進行分析與討論。在本書的最後部分，我們將為本書運用的質性研究方法作結語和反思。
在本書的研究中，我們採用了不同的方法來收取質性數據，從中建議使用「互助互動」的方式上讓研究對象可以更投入與積極地參與研究項目。我們也提出了重要的一點，就是運用這些「互助互動」的方法背後，是因為我們深信研究人員需要「研之以情」，也就是說研究人員需要動用他們的情感去進行研究。最後，我們指出每次與研究對象，即阿姨媽媽們談天、討論、做活動、家訪等等，在大大小小的各類接觸中也是一個「心連心」的過程。我們重視與建議「心連心」，因為這是研究人員動用同理心與研究對象建立社會關係，從而收取質性數據的過程，可以破除研究的「冰冷」。
情感研究的女性主義學者Sara Ahmed曾提出，快樂是社會性的體現，而學者Lisa Blackman主張探究快樂的傳染性。兩位女學者對「快樂」的社會性與傳染性進行了哲理的、社會學的探討，在此我們也強調質性研究的各類研究方法，均會生產不同的情感，快樂的情感也可以是其一。正如T婆婆跟我們分享過，她生大病的五年中，每天待在家裡很悶，來參加我們文化活動的那天，是她過去五年最快樂的一天。在舉辦的各種活動中，比如本次與疫情有關的疫情日記寫作工作坊，便記錄了阿姨媽媽們的歡笑與淚水，當然也有沉默與疲累。在工作坊中，要求上了年紀的婦女們一直拿著手機和我們通過微信視頻去活動、去分享，絕對不容易。這些情感反應，包括快樂，感染了參與活動的研究人員與研究對象。
西方學者John Locke也提出快樂是有目的性的，也包含著情感與物件之間的接觸而至產生各類情感。本書作為一件文化物品，我們希望它的出版可以推廣情感研究，讓研究人員以「研之以情」的願景，多理解與體會基層的、弱勢的社會群體。
最後，本書希望質性研究的學者們、學生們，不要把研究視為一種「冰冷」的工作，試著也「研之以情」，不要用冷漠的心去研究、去分析。我們希望讀者們能夠在翻閱本書時，或多或少因我們的快樂與熱情而動容，被阿姨媽媽們的「不容易」所打動，讓我們能夠一起對生活中的「平凡」有所思、有所想。
作者簡介
葉子婷：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分析研究院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文化產業管理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城市研究、性別研究、移民研究、後殖民主義理論、全球化理論、情感理論等，相關研究發表於《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Global Media and China》等學術期刊。
章羽：復旦大學社科學院博士，上海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性別與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密歇根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訪問學者，關注議題包括三線建設中的婦女，城市化發展中的社區婦女，曾主持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專項課題一項。
劉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學中國研究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性別研究、中國文學研究、女性主義文藝理論等，研究發表於《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婦女研究論叢》等學術期刊，著有《「話語」內外：百年中國文學中的性別再現和主體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