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戈│論上海疫情:這一次,我們真的別無選擇嗎?

【編按】近日台灣Omicron本土感染案例不斷上升,原先嚴格的清零政策也逐漸出現放寬的聲音。究竟該緊該鬆?如何拿捏?中國管控疫情採「動態清零」策略,有效地阻止疫情擴散,但近日上海疫情防控出現種種問題,基層防疫工作混亂,民生也出現問題,而無症狀感染者數量仍居高不下,「動態清零」政策因而受到批評,民間也出現「與新冠共存」的聲音,因為他們認為Omicron傳播力強但致死率低,沒有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清零。本文作者則以美國、韓國、香港為例,指出高疫苗接種率是減少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若因此放任病毒擴散,會對少數未接種者或體質較弱者造成危險,並認為雖然疫情防控的一些措施或許造成人們生活的不便,甚至還有個別極端情況發生,但這並非是「動態清零」這一政策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動態清零」保障了大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而這些統計學意義上的無面目人口卻無法引起人們的關注。作者認為,主要目標仍應堅持清零,並在此前提下改進防疫工作中的某些具體措施,糾正以清零為唯一考核標準的目標責任制,以避免其導致的罔顧疫情以外的民生需求和基本權利訴求的官僚主義傾向。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標題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疫情防控政策?〉,刊登於《文化縱橫》,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特稿。

新冠疫情至今,全世界已有四億八千八百萬人確診,六百一十四萬人死於新冠病毒。情況最嚴重的美國累計有八千萬人確診,九十八萬死亡。

而在最早發現新冠病毒的中國,由於政府迅速採取了科學有效而又得到嚴格執行的疫情控制措施,絕大多數人民除了在疫情爆發初期和最近爆發的Omicron變體引發的「第五波」疫情時期以外,都得以享有免於感染恐懼的自由,保持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學習節奏。第二波和第三波疫情對中國的衝擊極小,而第四波(Delta)疫情只衝擊到局部地區(西安最為嚴重)。目前的第五波疫情雖然對吉林省、上海和香港影響甚大,但並未波及全國,仍在可控範圍之內。

由於本文要討論的是一個迫在眉睫的當下問題,所以就省去諸多理論層面的討論,先開宗明義地拋出我自己的觀點,然後再逐一加以簡要而明晰的論證。

首先,中國在Omicron變體出現之前採取的動態清零政策是十分正確的,其正確性已經被結果所證明。如果其他國家在2020年都採取了類似的政策,新冠可能早就得到有效控制了。正是因為美英等國在疫情早期的不作為,才導致疫情的大規模蔓延,為各種變體毒株的出現人為製造了條件。即使如今要討論調整防疫政策的問題,也必須明確地肯定這一點,而不是鼓吹從一開始就應採取所謂「群體免疫」式的躺平政策。實際上,英國政府自己也在提及「群體免疫」之後幾天就完全否認自己打算推行這種政策,而英國議會2021年的調查報告也嚴詞批判了英國政府在疫情初期較為寬鬆(但並不是「群體免疫」)的防疫政策,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公共衛生政策失敗」。鮑里斯.約翰遜恐怕也想不到在遙遠的東方至今還有他的支持者。

其次,那麼,在傳播力更強、隱蔽性更高的Omicron變體出現之後,動態清零政策是否應當適時調整,代之以更加靈活寬鬆、對人民正常工作生活和社會經濟常態化運轉影響更小的政策?

目前改變現行動態清零政策的主張主要是出於兩種理由,一是別無選擇,即認為Omicron的超強傳播性使得精準防控變得不可能,大量無症狀感染者的出現使得圍繞就診者而展開的排查變得不全面、不徹底,由於做不到一百分就等於零分,所以不如躺平。另一種是毫無必要,即認為Omicron雖然傳播性超強,但導致疾病的嚴重性比原株和之前的變體都弱,而且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而不是肺炎,跟流感差不多。用這麼大的代價來防流感顯然不是明智的選擇。另外還有一種輔助性論證,就是說別的國家都放開了,也沒出什麼事兒,比如「英國日新增20萬,人民生活如常」,「越南已跟上世界的腳步,實現了與病毒共處」。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先的各輪疫情(比如鄭州疫情、西安疫情)中,主流的聲音都是指責地方政府防疫不利,未能有效執行動態清零政策。當地政府應該向上海學習,你看人家上海的精準防控做得多麼到位。而到了上海面對疫情考驗的時候,越來越多的聲音卻是主張放棄清零。這本身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不是本文的關注點。在下文中,我將回答:(1)真的別無選擇?(2)真是毫無必要?(3)躺平,真的沒事兒?

第三,由於新冠疫情的全球性,不同國家和地區基於其各自的憲法結構和政治選擇已經做出了不同的回應,這些回應的後果也都經受了後果的檢驗,對這些數據的分析可以省去我們試錯的成本。對於那些已經被活生生的生存考驗證明為錯的選擇,我們無法再出於價值觀上的認同來加以肯定。對於那些在疫情的某個階段取得成功效果的選擇,我們也可以看看其在Omicron變體出現之後是否仍然有效。在下面的部分,我就借助這些域外經驗和教訓以及香港應對第五波疫情的情況來回答上面的三個問題。

真的別無選擇?

其實,以「別無選擇」為理由而做出的選擇在疫情初期就有國家嘗試過了,這就是英國。這種選擇在2021年的英國下議院調查報告中被定性為「一種宿命論的政策導向」(a policy approach of fatalism),其特點是「試圖管理而不是封鎖感染」。該報告十分嚴厲地指責這種以「群體免疫」為目標的政策選擇是「徹頭徹尾的公共衛生政策敗筆」,導致英國錯失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期。

實際上,就連提出「群體免疫」的英國政府自己也知道這種「適者生存」「自生自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是會引起眾怒的,所以在提出之後不久就撤回了,並且迄今為止在無數場合否認自己試圖搞過「群體免疫」。不過英國議會顯然沒有被話術所蒙蔽,認為鮑里斯.約翰遜內閣在疫情早期的確是把「群頭免疫」作為政策目標。

2020年3月12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一次電視講話中呼籲每一個英國人都要「做好失去至愛的準備」。整個講話的基調是認為試圖完全消滅新冠病毒是不可能的,疫情會是長期的。與其徒勞無功地付出巨大代價去消滅病毒,不如一開始就嘗試與它共存。對此做出更系統闡述的是英國政府的首席科學顧問帕特克.瓦蘭斯爵士,他說新冠疫情會長期流行,嚴厲的防控措施在幾個月內可能有效。而一旦這些措施被取消(在他看來也勢必會取消,因為任何國家都無法承受長期採取這些措施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成本),疫情又會捲土重來。過早採取嚴厲措施會導致人們的「行為疲勞」,喪失警惕性以及應對疫情再次暴發的能力。他還引用了一個看似非常科學的概念,叫行為疲勞,即如果一開始就採取比較強硬的措施,那麼堅持一段時間之後,人們就會產生疲勞感。之後如果類似的情況再次爆發,人們對疫情的敏感度就會明顯減弱,對防控措施的接受度也會降低,使得控制變得越來越難。鑑於新冠病毒在年輕的、健康的人口中只會引起不嚴重的症狀,政府應當把脆弱人口(比如70歲以上的老人)保護起來,然後讓其餘的人照常生活。直到大約60%的人口都感染過新冠病毒,就會形成群體免疫。

此計一出,便引起全球醫學界幾乎一致的批評。耶魯大學病毒學家岩崎明子認為正常人的思路都是通過疫苗獲得免疫,而不是通過感染可能致命的病毒來獲得免疫。只要做一下簡單的算術,60%的人口感染才能形成群體免疫,就英國而言,這個數字是3689萬。按照當時一般認為的致死率(1.4%)來估算,這便意味著52萬人會因感染新冠而喪生。此外,超過五百位行為科學家簽署聯名信,質疑「行為疲勞」概念的科學性,要求英國政府公佈決策依據。之後,英國政府很快否認採取群體免疫策略,英國衛生大臣馬特.漢考克在3月15日便澄清說:「群體免疫不是我們的政策目標」。

英國的策略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策略,體現的是一種適者生存的觀念。在哈佛大學工作的英國流行病學家比爾.漢內奇說:「你認為是誰去照顧被’保護’起來的老人?訓練有素的長臂猿?照顧他們的正是那些你認為應當放養出去感染病毒的那些人。」這個政策只說要保護老人,但卻沒有考慮到相應的配套措施來真正保護這些脆弱人口。

公共衛生領域的基本常識是,當疫情已經開始變成大流行的時候,延緩疫情的蔓延是當務之急,只有這樣才能使新增病例處在醫療衛生資源足以應對的限度內,不至於造成「擠兌」,這就是防疫領域常說的「拉平曲線」的意義。每個國家都應當採取公共衛生學提出的標準措施,包括普遍檢疫、追踪確診病人的接觸史、採取隔離措施、關閉人員聚集的公共場所、禁止大規模聚集、並提供保持個人衛生和社交距離的指引。但在世界各國都開始採取這些措施的當口,英國突然提出(並迅速否認)了的「群體免疫」策略,背後的原因是英國多年來一直在削減國民醫療系統(NHS)的經費,裁減人員,導致英國的公共衛生資源嚴重不足,即使確診病人大多也被要求居家隔離,危重病人無法獲得急救,被迫放棄治療。

儘管如此,面對疫情爆發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想要躺平的英國政府實際上完全無法躺平,不得不針對自己的不作為所引發的嚴重後果而做出間歇性的應激反應。英國政府先後於2020年3月26日、2020年11月5日和2021年1月6日三度實行全國性的「封城」。在第一次「封城」的前一天,女王在議會通過的《新冠法》上蓋上了玉璽,使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針對新冠專門立法的國家。

但這種以躺平為目的、以被動回應為例外情形的策略十分失敗,使英國變得「兩邊不討好」,並且導致了十分嚴重的後果。到目前為止,英國的累計確診人數已經達到兩千一百三十萬(佔英國總人口的32%),死亡人數達到十六萬六千人,其中最近一周的日均死亡人數是224人。顯然,「群體免疫」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許多感染過新冠的人再次感染,包括查爾斯王子。英國最近採取的全面取消防疫限制的策略,只是面對第五波疫情而表現出的另一次「認命」。但它顯然並沒有「好好的」。而且,由於有了大規模感染人口作為病毒的「培養皿」,變異病毒和重組變異病毒在此不斷滋生,給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帶來危險。比如新冠病毒最早的變種毒株阿爾法就產生於英國,而最近出現的重組變體毒株XE也產生於英國。重組變體毒株是指一個人同時感染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變體,這些變體的遺傳物質在感染者體內完成混合。XE就是OmicronBA.1和BA.2的混合。這種重組毒株的傳染力遠高於現在的Omicron,世衛組織已將其列為新的值得密切關注的變體。

宿命論所鋪成的道路是一條不歸路。現在的無能為力是過去無能為力的延續和累積。一旦躺平,再難站起。而且,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一個國家面對病毒的躺平不僅會陷本國國民於危境,還會對其他國家(包括作為抗疫優等生的國家)造成危害。

真是毫無必要?

在Omicron變種出現之前,韓國的防疫政策主要是「檢測、追踪、治療」三步曲,即接觸者追踪、社交距離措施和確診者隔離,這在Omicron變體流行之前本來是頗為有效的。但為了緊跟歐美國家的腳步,韓國政府在今年年初放鬆了防疫限制,加上Omicron的影響,今年2月之後,韓國每天的新增感染者人數都保持在10萬以上,最近幾週更是保持在30萬以上,最高的一天達到62萬人(3月17日)。到3月30日韓國總確診人數到達12774956人,已經接近韓國人口的四分之一。累計死於新冠的人數達到15855人,絕大多數死亡發生在最近一輪的Omicron變體爆發期間。最近一周的日均死亡人數是330人。

韓國案例給我們的啟示是:(1)首先,韓國一直採取審慎寬鬆的精準防控策略,而且完全疫苗接種率(兩針及以上)居世界首位,但在Omicron變體流行開來時卻出現失控。這不是說明打疫苗沒用,而是說明在疫苗普及率尚未達到接近百分之百之前,放鬆疫情控制會導致病毒的廣泛擴散,直接「找到」尚未接種疫苗的脆弱人士,就像敵軍找到了防線的薄弱環節,因此導致短期內的大量死亡。(2)其次,短期內出現的大量重症和死亡個案不僅擠兌著醫療資源,還擠兌著喪葬服務。最近,韓國政府要求全國火葬場和殯儀館「擴容」,從每天火化約1000具遺體提高到1400具,殯儀館也被要求存放更多遺體。(3)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原因是受到歐美防疫政策的「啟示」,韓國過早地放鬆了為防疫目的而實施的行為限制,比如聚集人數限制,也放棄了大規模檢測、積極追踪密接、確診患者和無症狀感染者嚴格隔離等措施。韓國國內的防疫專家指出:過早放鬆防疫措施是向國民傳遞錯誤信號,導致自律性防疫措施鬆懈,將醫療機構推入險境。

香港的情況也與此類似。在當下的第五波疫情期間,香港的醫療資源不堪重負。但依靠中央的統一部署和內地其他地方的援助,香港已度過最危險的階段。在疫情最嚴重的階段,香港出現了單日新增確診76341人(3月2日)、單日死亡294日(3月11日)的慘狀,這對一個總人口759萬的城市來說是觸目驚心的數字。

現有的大量數據都表明疫苗接種率與新冠死亡率之間有明顯的負相關關係,即接種率越高死亡率越低。香港的數據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而且由於其採用的疫苗是中國內地也普遍使用的科興以及中國企業上海復星與德國公司BNT合作生產的複必泰,前者是注射後不良反應和副作用較小的滅活疫苗,後者是副作用較大的mRNA疫苗,所以香港數據對我們更有參考價值。根據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的一項研究,無論是科興疫苗還是複必泰疫苗,注射第三劑加強針後的防重症防死亡率都高達97%以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統計數據也表明,在死亡個案中,有七成沒有接種疫苗。

但疫苗也不是萬能的。美國馬薩諸塞州的一項研究表明,就美國範圍內而言,死亡率最高的州大部分是疫苗接種率最低的州,但反過來說則不一定,比如北達科他州的疫苗接種率屬於全美最低之列(54.6%),而死亡率也屬於最低之列(全部Omicron感染確診者中的0.24%)。緬因州的疫苗接種率屬於最高之列(78.6%),但死亡率也屬於最高之列(0.75%)。該研究指出:「Omicron比Delta更要命」。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包括疫苗品牌,比如美國疾控中心發現完成強生疫苗(一種重組腺病毒載體疫苗)接種的人比注射輝瑞疫苗(mRNA疫苗)的人有更高的死亡率。但無論注射的是何種疫苗,重症和死亡率都遠低於未註射疫苗者。因此,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恐怕要到人口構成、老齡化程度、醫療資源分佈等社會經濟條件中去尋找。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幾個初步的結論:(1)提高疫苗普及率,包括加強針普及率,是在疫情大爆發的情況下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的有效手段;(2)但即便是在疫苗普及率很高的情況下,也不能放任病毒擴散,因為極高的感染率會導致那極少數未接種疫苗者以及少數完成疫苗接種者面臨危險。道理很簡單,如果只有1%的人口感染,病毒很可能找不到那些接種完疫苗後自身免疫系統仍不足以抵抗病毒的極端脆弱人士。但如果有10%的人口感染,那些極端脆弱人士被感染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上海疫情至今無一例重症,除了歸功於疫苗,還要歸功於嚴格防疫措施下感染者人數受到控制。

躺平,真的沒事兒?

前面兩部分的論述其實已經表明:客觀地說,躺平不是沒事兒,而是事兒大。但由於價值觀的不同,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有事兒沒事兒的主觀判斷不一樣。

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實際上是取決於價值觀的,特別是憲法權利,因為它沒有市場定價,所以說我們看重什麼樣的憲法權利取決於社會的價值觀。我曾經翻譯過是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卡拉布雷西寫的《法和經濟學的未來》一書,他也是一位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他在這本書中指出:社會願意投入更多去拯救一個處在極端危險狀況下的人,比如駕著小帆船試圖橫跨大西洋的瘋子,而不是去避免會導致更多人死亡的周而復始的災難,其原因是很明顯的。因為前者俱有非常高的可見度,可以在表面上證成「生命無價」這個命題,為政府迎來掌聲和選票。而後者則不具有這種可見度:如果你預防成功了,災難沒有發生,人們就會質疑你亂花納稅人的錢;如果你預防失敗了,災難確實發生了,其後果則跟沒投入成本去預防一樣。所以做這種事情對政客沒什麼好處。

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我們拯救的生命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的生命」中提出了人們認識的生命(identified lives)和統計意義上的生命(statistical lives)這一組概念。這在公共衛生領域是一種普遍現象:人們傾向於不計成本地去拯救一個有故事的、有清晰面孔的生命,而不願花費更小的代價去為統計學意義上無面目的人口去改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這被稱為「可辨識性偏差」。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用來治療黑色素瘤的伊匹木單克隆抗體(Ipilimumab),在英國這是一種NHS覆蓋的處方藥,每延長一位病人的一年生命要花費42200英鎊。但與此同時,英國在保守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卻大幅度削減了國民醫療保障系統的預算,導致在疫情爆發後無法提供普遍檢測和防控。

中國憲法中所體現的價值觀與資本主義國家有明顯不同,人民的客觀福祉而不是主觀權利是黨和政府為之服務的首要目標(雖然這並不意味著不保護公民的主觀權利)。「保護人民健康」是憲法第21條確立的國家的根本任務之一,國家在防控疫情方面的積極義務以及相應的權力是中國社會主義憲法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正因如此,中國從疫情開始之時便採取了積極果斷的疫情防控措施,始終堅持動態清零,極力避免病毒擴散,以保護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和健康。這種防疫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使中國新冠確診人數在第一波疫情之後長期保持在10萬以內,即使在第五波疫情中有顯著增加,但中國內地的累計確診人數(23萬多)甚至低於美國、印度、巴西、德國、乃至韓國疫情高峰時期的單日確診人數,比如美國2022年1月3日確診101萬人,印度2021年5月6日確診41萬餘人,巴西2022年2月3日確診28萬餘人。中國累計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為4600多人,只略高於美國2021年1月27日的單日死亡人數(4102人)。中國經濟在疫情期間也保持著增長勢頭,2021年的GDP增速達8.1%,進入口貿易額也有顯著增長。雖然宏觀經濟數據不能掩蓋許多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受到的衝擊,但中央和地方已開始出台各種政策來幫助這些受到衝擊的企業和個人度過難關,包括房租減免、貸款利率優惠、稅收減免等等。

有故事的生命與統計學意義上的生命對普通人的不同影響被媒體巧妙地加以利用,這一點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三篇報導中得到鮮明展現。2020年12月30日,該媒體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為「改變世界的25天:新冠疫情是如何在中國失控的」,其中寫道:「中國最終不但控制了病毒,還控制了關於病毒的敘事。今天,中國經濟高速運轉,一些專家提出大流行是否已經撥動全球力量平衡向北京傾斜偏向北京。」當時歐美各國正處在疫情和經濟都水深火熱的階段,而中國不僅成功控制住了疫情,還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增長。這篇評論面對無可質疑的統計學數據,表達了不服和困惑。

到了2022年1月7日,Delta肆虐於西安之際,該媒體又刊登了一篇題為《生活停擺、就醫困難:西安病例清零背後的沉重代價》的文章,通過講述有面目的具體普通人的故事來質疑中國的抗疫措施是否「代價太大」。其中提到的幾件事情都是我們在其他媒體上也可以看到的,當時造成了巨大的輿情。比如「用於追踪密接並實施隔離和封鎖的龐大健康碼系統因流量大到無法處理而崩潰,導致居民難以進入公立醫院或完成常規新冠檢測等日常工作」;「西安一名懷孕八個月的女性因無法證明自己沒有感染新冠,被迫在醫院等待數小時後流產,許多人為此感到憤怒」。這些事情的確暴露出防疫工作中的某些值得改進的方面,但它們並不是「清零」必然會引起的,而是在追求清零目標的時候完全可以避免的。這篇文章將此類事件描述為清零的代價,顯然是想帶節奏,讓讀者對清零政策心生怨憤。不過,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認當地政府迅速對民意做出了回應:「在一片嘩然聲中,政府本週為孕婦和急危重症患者開設了專門的綠色通道,讓他們更容易就醫。」

2022年3月30日,該媒體又刊登了一篇評論,題為「分區封控下的上海:清零政策恐難持續,民怨漸增」。其中的講述的悲劇也是我們已經很熟悉的:「上週,一名護士哮喘發作,但未能在她工作的醫院急診部得到救治,醫院說因為消毒無法接診。據她的雇主上海東方醫院發布的情況說明,家人馬上將她送往另一家醫院,但不治身亡。上週五,上海市衛建委官員對這名護士的家屬表示慰問。官員敦促醫院加快環境採樣、接觸者追踪和消殺,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正常醫療服務的干擾。」

這起事件的確向防疫工作的決策者敲響了警鐘:動態清零是為了避免大規模感染致病造成醫療資源擠兌,但執行這一政策目標的過程中一些人為的原因卻導致了新冠對醫療資源的獨占,使得其他危重急症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這與政策初衷是背離的。但把矛頭再次指向「清零政策」,顯然是在利用人們無法對「統計數字中的生命」產生同情心的認知偏差。此類敘事很容易迎合已經因防疫措施給自己的生活帶來的不便而充滿怨念的人們的心態,從而有可能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是萬眾一心,還是民怨漸增,取決於政府如何引導輿情。當然,在不放棄清零目標的前提下,政策執行層面上的調整還是必須的。尤其需要糾正以清零為唯一考核標準的目標責任制,避免其導致的罔顧疫情以外的民生需求和基本權利訴求的官僚主義傾向。

結語

世上沒有萬全之策,我們都是在風險與不確定性之中來做決策。對於我國的防疫政策決策者而言,放棄目前的清零政策只能是真正別無選擇之後的最後選擇。因為躺平是最容易的事兒,但一旦躺平就一切聽天由命了。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他們應該可以說:「我們盡力了。我們迄今為止的所有努力使數以十萬計甚至百萬計的同胞避免了因感染而死亡。他/她們不會成為煽情故事的主角,因為只有死者才會;他/她們也不會知道自己躲過了一劫,因為他/她們已經無驚無險地躲過了一劫;他/她們甚至不會進入疫情統計數據,因為統計數據不體現成功避免死亡的人數。但他們卻是活生生的人,可能是你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我們需要改變防疫政策,讓我們一起翻開新的一頁。」

但這一天尚未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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