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基 │ 台大新研所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本篇文章,劉先生記述了就讀台大新聞所時,實習採訪了當時獨派與民進黨政治人物的經歷,也道出對於不同台獨立場政治人物的觀察。

1993年夏天與太大新聞研究所的同班同學合影

我說過,在坐了十年大牢之後,感官神經系統變得比較遲鈍,反應時間變慢、反應空間變窄、反應幅度變小、而且情緒飄忽不定。當我看到王曉波在得悉我考上台大新研所那種欣喜欲狂的表情,拉著我猛灌金門高粱酒的激動勁兒,感覺好像那是別人家的喜事,跟我沒有關係。因此,就是到了今天,三姐有時候還會抱怨,我沒有邀請她去參加台灣大學的畢業典禮,實在遺憾。其實,她不知道的是,連我自己都沒有參加自己的碩士畢業典禮。

不過,台大新研所的確教我學會很多「新東西」,認識很多「新事物」。我還是感激的。

首先是熟練電腦打字發稿。我們《新聞採訪寫作》的課程規定每天要出去採訪新聞,傍晚必須完稿發出去。當時1992年電腦還是DOS系統,一大堆指令,我實在記不清楚。我經常一面打字一面詢問隔壁桌的同學,搞得人家對我很煩、很反感。

經過半學期後 Windows系統普及了,我才解脫。記得一開始我拿起鋼筆文思泉湧,但一上鍵盤就大腦空白。現在則相反,思維範式被制約了,不上鍵盤就寫不出文章,問題卻又進階,遭遇到經常被迫要在手機平板上寫作。(70年代我在輔大讀書時,電腦還很笨拙,需要打一大堆卡片,我根本就放棄學習。這是「現世報」來了!)

美聯社(AP)的資深記者Neil Robins 教我們英文新聞採訪報道。他會把同學們寫的報道用投影機放到銀幕上,然後逐行逐字修改,從選題意義、報道切入角度、措辭用字、語言風格……把我們批的體無完膚。這種磨練真令人無法不成長。他使用的教材都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教科書,以他實踐經驗證明有效的,讓我們拿去復印。

著名的攝影家張照堂教我們電視新聞攝影與編輯。台大新研所每個研究生平均有兩部攝影機(Camcorder),又有最新引進的電腦編輯台,價值兩千萬台幣!隨便我們在Studio裡面玩。

有一次我拍攝剪輯了30分鐘的台灣街頭抗議遊行示威失控暴動的影片,配上海外台灣民主運動的激烈昂揚戰歌,當學期作業交出。張照堂看過瞠目結舌,一直喃喃自語,說你真的不要命!真的不要命了!

不過,在實習當新聞主播的環節,每次張照堂主鏡,對著主播台上的我,一面錄像一面搖頭,感覺我服裝不對、領帶不對、表情不對、眼神不對、語速不對,甚至連長的樣子也不對。哈,這就是命!祖師爺不賞飯吃。

但是這個訓練對我幫助極大,以後在接受電視新聞採訪時,我在談話角度、時間控制、語速掌握、表情呈現各方面都能不吃NG,一次到位。後來在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擔任來賓,侃侃而談,縱論時政,臧否人物,得心應手。

教我們「深度報道」的是《天下雜誌》的副總編輯吳迎春,其實我在剛出獄不久就曾跟淡江建築系畢業的老朋友呂欽文建築師與她吃過飯,算是認識。但這些專業女記者(英文叫News Hen,新聞母雞!哈哈)可是一板一眼,講課認真,作業嚴謹,搞得我差點不及格。

最讓我頭疼的是「科技報道」的老師江才健,他是輔大物理系我前後期畢業的校友,《中國時報》的資深科技記者。他寫的《吳健雄傳》獲得極高評價。他喜歡拉我們去參觀尖端科技項目或展覽,回來就要寫出報道。有一次去新竹清華大學參觀「同步輻射加速器」,雖然現場有專家簡報,但是我真的不懂,回來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交了白卷。

江才健跟我的朋友毛鑄倫是中國時報同事,死黨,也瞭解我的背景,下課時會調侃我說:「人,沒事幹,不要亂讀研究所,會變成你朋友的學生,整死你。」

還有讓我害怕的是薛成泰博士的「統計學」課程,要寫程式跑SPSS軟件,我一上課就高血壓,一下課就恢復正常,實在奇妙。我擔心他的課我會被當掉,沒想到還拿了七十幾分。

我最喜歡的課是「民意調查」,由台灣蓋洛普調查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丁庭宇博士帶課。他帶我們到他經營的民調公司瞭解實際操盤狀況,讓我們自己實習擔任電話訪問員,指導我們如何分析調查數據。

他在台大讀書時跟我是同時代的人,下課時對我很友好,無話不說。有一他晚上他拉我去台大體育場參加獨派學生舉辦的辯論會,現場氣氛緊張火爆,他發言過後,不等散會,就連忙拉著我陪他走出去,好像擔心台獨學生揍他。

記得有天下課休息時,他突然問我說:「劉國基,台灣現在年輕人越來越走向台獨,你們統派將來怎麼辦?」

我回答:「大不了在台灣當華僑,繼續革命。」

他可能不知道,日據時期台灣也有許多不願意加入日本國籍的「華僑」在生活,在為祖國統一奮鬥。不過,這些被視為「非國民」待遇的人民,遭受到的各種壓迫,你們簡直無法想象。

1990年代的台灣大學校園內,教授跟學生走向台獨白熱化已經非常明顯,尤其台大醫學院跟法學院。在聘用講師、教授、系主任、院長或教授升等時,不是台獨人士很難通過。已經在聘的統派教授,一些台獨教授鼓動學生在上課搗亂或拒絕選修他們的課程。根據台大教務處規定,任何教授開課必須至少有兩個學生選修,否則課就被停掉。一個教授可以開兩三門課,如果一一停課,他就會被解聘。這種寒蟬效應使得大學校園內獨派聲勢越來越大,統派教授為了保命,不是保持沈默就是選擇離開。

我很尊敬的傅崐成教授在法學院給研究生開設《國際海洋法》的課就被獨派學生抵制,獨派學生自己不選課也不准同學選課。我雖然趕過去選修支援,但堅持不到一兩年,他還是含恨離開,跑到金門大學跟廈門大學授課。

我同班同學有不少是獨派的,但我很少跟他們辯論,他們也知道我是火燒島回來的,不敢惹我。台大新聞研究所的老師中獨派媒體過來的不少,像《自立早報》總編輯胡炎輝和民視電視台的總編輯彭文正等,後者後來還當了新研所的所長。

說真的,利用台大新聞研究所的學生記者身份去採訪還是非常方便的。我採訪過「獨立台灣會」的會長史明,他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是暢銷書《台灣人四百年史》的作者,主張社會主義台獨路線。他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去過延安,在狼牙山打過游擊,也參加過鄧小平的二野作戰參謀,據說因為受不了大陸土改的一些作法,跑回台灣,曾組織暗殺蔣介石被通緝。逃亡日本。

採訪中他很看不起資產階級的台獨人士。他跟我說,1971年日本台獨聯盟青年部長辜寬敏未向組織報告批准,就偷跑回來謁見蔣經國,尋求「抗中保台」的投降方案。(當時辜寬敏從英國駐日本大使館得悉,聯合國26屆大會會把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排除,讓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恢復合法地位。)另位著名台獨學者,東京大學教授王育德,《苦悶的台灣》作者,也在日本偷偷接觸國民黨特務,開出回台投降條件,要求讓他做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蔣經國不答應。

最有趣的是我曾跑去採訪台灣第一次直接民主選舉總統,與李登輝打對台的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他看我是台大的研究生,非常禮遇,傾心結交。我在他書桌上,瞥見一本日文的老書《從體質人類學看支那人的劣根性》,我會心一笑,請教彭教授中國人有何劣根性?他說的就是日據時代台灣同胞接受日本法西斯主義教育「大和民族優越論」那一套。台獨繼承過來鼓吹台灣民族優越論,醜化「焦芽敗種」的中國人。百分之百的納粹思想。

彭明敏很欣賞我,要我過來幫他競選總統。只要一選上,就聘請我擔任「總統府發言人」。我經常過去他總部觀察採訪,有一天,合該出事,曾經坐過政治牢的大魏,魏廷朝,彭明敏的學生,到競選總部來。彭明敏高興地拉著我的手走過去,跟大魏介紹我這一位「傑出的年輕人」。

大魏說,彭教授,他是劉國基,大統派啊,我認識。

從此以後我就不敢再去競選總部了。

在採訪中,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很欣賞我,要我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去幫他忙。但是黨部我熟人很多,不敢過去。另外,採訪民進黨外交部主任楊黃美幸時發現他們獨派最恨的就是《上海公報》裡面說的「台灣海峽兩岸的全體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她說,這個一定要打掉。否則台獨沒戲。但經過李登輝10年,陳水扁8年的經營都沒成功,直到蔡英文871萬票當選,立法院又控制三分之二席次,蔡英文再修憲把選舉投票年紀降低到18歲,「情勢變遷」條件基本成熟。基本上80後出生的台灣孩子都在「去中國化」的教育中成長,大眾傳媒的立場也八成以上「毒化」(台獨化),尤其是網絡空間主流的輿論全部被「1450」(由政府預算支付的親民進黨網軍)和該黨派系掌控的「塔綠班」把持。「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如果沒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護,早就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真沒想到,中國軍事現代化突飛猛進,台獨還是遙不可及的夢。

我還曾經在跑立法院採訪新聞時遇見施明德,美麗島事件高雄暴動的總指揮。昔日火燒島監獄的難友,現在已經選上立法委員了。我跟他握手,他表情冷淡地說,大家政治立場不一樣還是少來往。我有點失望,想那時候他發動幾次監獄絕食鬥爭,都傳來紙條拜託我拉人捧場奧援。現在翻臉不認人了。

他在監獄搞的所謂「甘地式絕食」,除了不吃固態食物,他要求監獄方面提供牛奶、蜂蜜、高麗人參茶,果汁還要鮮榨的。(其實「甘地式絕食」必須要有宣傳輿論戰配合,作為政治鬥爭的形式,本來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施明德的問題是,他事先不跟我們說,自己搞甘地式,而奧援他的我們不知道,所有配合他絕食的難友都只喝白開水。這是典型的「死就死道友,不要死貧道!」心態。)

後來我聽難友林義川(明治工專學生)跟我說,他在施明德關押的第七區當外役,為了施明德絕食,他每天口糧都省下一半,利用掃地時間偷偷丟進去給施明德吃。我問,施明德吃了嗎?他說當然吃了。我問,獄卒不知道嗎?他說,當然知道,睜隻眼閉隻眼。

我有種被背叛的感覺。回想當年我跟施明德一起,都被脫的只剩一條內褲,手銬、腳鐐、警繩五花大綁,在憲兵的刺刀尖兩邊列隊中,被抬上軍用卡車,被起解送上飛往火燒島的飛機。靠近目的地上空時,施明德對我說,下面就是火燒島了。

因為他是「二進宮」(二度坐牢)到火燒島,我調皮的問他:「你認為,這次是你的聖海倫還是厄爾巴?」

他聽得懂。他說「我不喜歡拿破侖。」我得說明歷史背景,拿破侖第一次被流放到聖海倫島(St. Helen Island)時還能回到馬賽,重整旗鼓,進軍巴黎。第二次被流放到厄爾巴島(Elba Island)後,除了在海邊釣魚之外,只能曬太陽打瞌睡了。英文不是有句繞口令嗎:「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字母順序不論正著念或倒過來念,意思完全一樣。

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我在獄中親身接觸過的有黃信介、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其中我最尊敬的人是林弘宣,台大哲學系畢業的基督教牧師(好奇怪啊,他爸爸居然是台中寶覺寺的住持和尚,據說能夠「不倒單」打坐過夜!)。鑒於很多同案被調查局特務逮捕審訊期間表現不夠「硬氣」,林宏宣自己也不冒充英雄 ,他跟我說:「自從我被逮捕那一刻開始,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就沒有了自由意志。因此,我不必對我的行為負責。」

多敞亮啊!

(20220602衡水全季酒店隔離檢疫,4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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