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 │ 我的知青歲月,不是傷痕文學編造的故事

【編按】2021年12月28日18點,作家、深圳大學教授曹征路老師與世長辭,享年72歲。

曹征路老師1949年9月生於上海,當過農民,當過兵,做過工人和機關幹部。他是大陸新世紀「底層文學」思潮的代表作家,著有《那兒》《霓虹》《問蒼茫》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曹征路老師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立場,挺立著知識分子的脊梁。

在得知生命即將走向盡頭時,曹老師說,「我心情如常,沒有多少改變。對於死亡,我沒有恐懼,相反還有點嚮往。人生的任務我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對得起良心,所以沒有遺憾。」在生命盡頭,無憾、無懼、更無愧,世間得幾人?

今天這篇舊文,是曹老師的親身經歷,也是不同於傷痕文學的另一種知青回憶。本文以及曹老師的諸多其他作品,都為我們重新理解那個紅色年代打開了新的視角。

當傷痕文學敘述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理所應當地將知青下鄉講述為「受苦」、「受委屈」,曹老師卻發出另一種追問:「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麼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麼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麼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麼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實際上,否定知青的不是知青經曆本身,而是改革後的高考制度,這個高考制度只注重本本知識,把知青在農村的一切實踐貢獻歸零。

謹以此文,緬懷曹征路老師!

以下文章來源於微信公眾號高度一萬五千米,原標題為〈文革中真實的學工學農故事〉 ,本文轉載自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由食物天地人侯解責編。

01「課堂不在學校裡」

1967年春節過後,我所在的城市忽然冷清下來。以黨委工作組操控群眾為特徵的「資反路線」已經衝破,以廣大師生為打壓對象的「白色恐怖」已經消失,該奪的權奪了,該貼的大字報貼了,復課沒消息,高考更不可能,對普通中學生而言好像沒什麼可以乾的了。那年我18歲,高中二年級,剛剛進入人生的迷惘期。

那時候解放軍已經開始支左,同學們最追捧的明星也就是身邊的解放軍,「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舉手投足說話做派都被大家仿效。

我們城市的最高首長是某部的副政委,他到學校來座談,幾句話就把同學們說得熱血沸騰。他說:「不上課也沒什麼了不起,你們正好可以經風雨見世面,自己教育自己,真正的課堂從來都不在學校裡。」他把積極參加運動介入社會的同學稱作經風雨,把那些外出串聯徒步長征的同學稱作見世面,而更加鼓勵的是主張大家去學工學農,真正深入到社會下層去認識中國。他雖然只有中師畢業,但思想水平極高。在我看來,其學養和胸襟遠在今日的多數專家教授之上。

後來我們學校的同學實際上分成了三撥人,一部分搞運動,一部分停止串聯搞軍訓,還有一部分組織成各種學工學農小組。

今天回想起來,他不僅化解了當時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更讓我體會到一種老革命的世界觀方法論。

對普通人而言,上層離我們畢竟太遠,那種把目光聚焦在少數領導幹部身上的方法來理解歷史是不靠譜的,往往道聽途說人云亦云。那種用個人恩怨當做選擇立場、評判歷史的標準是不負責任的,往往以己度人不得要領。真正的歷史邏輯就在人口的大多數中,從長時段看誰受益誰受損、政策為誰服務才是我們研究歷史的鑰匙。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和大多數人的吃喝拉撒喜怒哀樂都有關係。

02「當乾部吃虧」

我參加的是某銅礦學工小組。負責接待我們的是該礦臨時領導小組的成員,一個ZF派頭頭。當天我們就領到了工作服膠靴,興奮得不得了,還把肚燈礦帽借出來拍了集體照。這個頭頭其實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有點結巴,一臉倦容呵欠連天,他是剛下夜班就來接待我們的。

他說:「當乾部吃虧啊,連覺都撈不到睡。」問他為什麼要吃虧?他反問:「你不比工人幹得好乾得多,誰服你管?」

後來混熟了才知道,他是中專畢業,學採礦的,參加工作沒多久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起初他還是工作組的積極分子,經常被安排在大會上發言。後來揭發出來才知道,他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被工作組列為「內部控制」,於是就參加了造反。那時他是單身漢,晚上下井當掘進工,白天回辦公室當乾部,在礦裡還有點小威信。

那時他的一個小願望總也實現不了,就是拿下「單人雙機」的掘進技術能手。他說:「不服啊,幹不過他們我真的不服!」他指的是那些老工人,每個月都比他完成的指標高,而自己正當年輕力壯。

我們下井以後自然知道,一台M56鑿岩機加上風動支架就是120多斤,連續幾個小時用這樣的設備打眼體力消耗非常大的,這還是「單人單機」。有些工人為了提高效率就用兩台機器同時進行,體能和技術要求肯定更高。剛開始我們幾個人都扶不穩一台機器,更別說「單人雙機」了。

在坑口,在派班室,經常會貼出各種「喜報」「光榮榜」,記錄著工友們暗中較勁的小小得意。他糾結的就是這個,渴望自己的名字哪天也貨真價實。

勞動光榮是那個時代的風氣,當領導首先得過勞動關,只會玩嘴皮子得不到群眾擁護。我到過的幾個廠礦,ZF派頭頭都是身穿工作服手上有老繭,後來宣傳中油頭粉面的ZF派形像不符合生活的基本邏輯。即使是兩派武鬥的時期,也沒聽說罷工罷市,影響了供水供電郵政交通。

當然,幹得多並不意味著收入高,像他這樣白天黑夜耗在礦里幹,工資還不如一個四級工。唯一不同的就是多吃了一張保健票,兩毛五分錢。下井是要統一送飯的,他是脫產乾部,跟班幹活自然也要吃飯。從這一角度看,他也是吃虧的。

1974年我從部隊復員回來,還碰見他一次。他胖了不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他說,「我造了半年反,審查我兩年半,你講句良心話,虧不虧啊?」

03「我已經活在天上了」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人是當權派,是該礦年輕的黨委副書記,也是工作組的依靠力量,衝破資反路線第一個被打倒的干部。我們見到他也是在井下,黑個臉整天不吱聲,別人介紹說他就是XXX,他就點點頭。他幹活是沒得說,早就是「單人雙機」了,原本就是省級勞動模範,所以舊黨委培養他工作組利用他也合情合理。

打眼過後是放炮,放炮過後是清理「迎頭」,這是巷道掘進的整個流程。在這個過程中,放炮工是負責安全的。我們發現,只要他在現場,守住坑道口的人往往就是他,那些放炮工也服他管。他坐在一根枕木上吸煙,炮聲夠數了,他就搬開枕木離開。如果不夠數,放炮工就會過來跟他分析,有沒有可能啞炮,他揮手了工人才回到「迎頭」上去。整個過程還是不吱聲,很少聽見他說話。事實上他是有牢騷,內心是不服氣的。

我們幾個同學原本是要批批他的負隅頑抗的,後來看他也是白天黑夜耗在礦裡不回家,看法就有點轉變。他是白天下井,晚上就在礦調度室外的長椅上混。調度室是全礦的生產中樞,ZF派奪權以後原先的當權派靠邊站了,可工程師都還在,所以運轉都是正常的。開調度會的時候,一般他不說話,但他也不走,就在那賴著,後來也就成了他們中的一員。這種狀態很曖昧,誰也沒有承認他,但事實上他存在著。

在井下乾活菸酒不分家,扯淡無老少,休息下來躺著坐著都擠在一起。時間長了他也能跟我們聊幾句,翻來覆去都是一個意思:他原本就是工人,根本不稀罕當乾部,更不會整人,「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大帽子他戴不上。說多了老工人就罵他像個娘們,可見他內心壓力還是很大的。

他的命運逆轉是三個月後。礦裡成立革委會搞「三結合」,第一個結合的革命幹部正是他。這樣算起來,他離開權力中心滿打滿算也不超過半年。ZF派們說,這傢伙是打他不倒的,不過修理修理他也好。問到原因,竟然還有這樣一個故事: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礦裡精簡工人回農村,當時已經是副書記的他帶頭把自己老婆「下放」了,他老婆現在還在礦家屬大隊敲石子。

這件事已經過去五六年了,群眾沒有忘記,把票還是投給了他。開大會時,他淚流滿面的樣子,我至今還記得。他說:「跟解放前比,我已經活在天上了,我不在乎當乾部,我不會忘本,我在乎的是大家不認我這個弟兄······」依我們當時的人生閱歷,著實被他感動了一把。

我參軍以後又到過幾個城市,也參加過一小段支左,各地見到的情況也都差不多,那些真正埋頭苦幹敢於擔當的干部,那些克己奉公不脫離群眾的干部,都是第一批參加「三結合」的。群眾看到的不是你犯不犯錯誤,態度怎麼樣,而是你有沒有良心有沒有忘本。相反,那些得不到「解放」的干部,大都屁股不干淨,不管他們怎麼見風使舵。

04「難為人」

我1968年10月到農村插隊,落戶的地方接近山區,比較窮,工分值才三毛幾。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認為到貧困的地方去改天換地才光榮。那時對農村的想像很浪漫,對貧困的理解也過於簡單。

插隊第二天隊長就來跟我們商量寫毛主席語錄的事。那有什麼呀,寫就是了。可是隊長吭哧吭哧半天不走,臉憋得通紅。他說難為人啊,公社佈置下來的,一個字要半人高。他問能不能寫小一點?這有什麼呀,我們覺得好笑,要多大就寫多大要多小就寫多小。他這才說,難為人啊,寫那麼大的字要買多少油漆啊?一下子就要開支好幾十啊。這才明白他是捨不得買油漆。這樣我們商量了一下,就決定在村口的黑板上寫粉筆字。沒想到這件事震動了好幾個生產隊,都來參觀我們是怎麼做到的。倒不是因為字寫得好,而是因為我們怎麼敢這樣寫。後來直到公社來人才鬧明白,原來是一個謠傳,傳說插隊知青都是紅衛兵,這方面太落後是要造反的。那個公社幹部說,不是你們要刷紅油漆的嗎?刷就刷唄。其實城市裡鬧紅海洋也不過是少數人一陣風,根本與知青無關。

那時插隊知青被認為是「下放」,農村基層幹部見到知青都看作是上面來的人,生怕得罪我們,說話做事都謹慎得很。女孩子戴個眼鏡就高貴得不得了,被認為特別有學問,就像今天見到明星一樣。直到70年代中後期,上大學招工要基層推薦,基層幹部才有了權力。所以一些傷痕文學中的胡編亂造是脫離生活邏輯的,根本就不是那個時代的氛圍。

還一個「難為人」的事是吃飯。剛插隊時我們不能自己開伙,是吃派飯,幾個人到一家吃幾天。儘管家家都窮,還是盡量讓我們吃飽。主要是一頓晚飯,早飯是比較稠的稀粥,中午是頭天晚飯烤脆出來的鍋巴,農民自己則把早晨剩下來的粥在鍋裡炒一炒。菜是鹹菜和辣椒為主,如果有雞蛋蒸一碗,沒有就燒個土豆湯。入冬時節的農活主要是開荒和挑糞,可以想見我們的饞虫是如何蠕動。

有一天一個輪上派飯的農民宣布,今晚上要請我們吃魚。他說他燒鍋的昨晚就回娘家去了,她娘家正在「車塘」。沒東西吃啊,難為人啊,賒條魚來吃吃!他對大家吆喝,令全體男女對他投去羨慕,也令我們肚子咕咕作響。

我們知道他燒鍋的娘家在60里外的圩區,一來一去120裡就為賒一條魚。他燒鍋的名叫小蘭,頭兩天就到別人家探望,看看都給我們吃些什麼,可見她心裡一直在打鼓。其實她是對我們最為熱情的一個女人,我們進村第一天就拉著女同學的手,左看右看,誇個不停。後來知道,她解放初還當過鄉團支部書記,還演過白毛女,想來那是她最榮耀的青春年華了。可那時她已經是六個孩子的媽媽,臉上又乾又硬,皺紋從眼角爬到嘴角。

晚上一收工就直奔他家,多老遠就看見他家的伢子們又跳又蹦。女生還特意洗了臉,我們幾個男生也少有地洗了手。剛坐下,一洗臉盆魚肉就端上來,看來小蘭一分鐘也沒停,才趕上我們這頓飯。魚是新鮮的鰱魚,肉雪白,蔥碧綠,騰騰冒著熱氣。吃啊吃啊,別作客啊,小蘭喊道。我們當然不會作客,但才吃一口,全都不吭聲。腥,腥氣逼人,有個女生差點吐出來。這才覺著,滿屋子的熱氣也全都是腥的。

按理我們早就飢腸轆轆,插隊一個多月了,燒得再不好這也是新鮮魚啊,不應該是這種反應。可真的是腥,土腥逼人。小蘭丈夫也愣了,嚐一口也喊腥,說還有苦膽味。小蘭看看我們,傻傻地愣了一會兒,把大腿一拍,衝了出去。等她回來,手上托著一大勺豬油。奇怪的是,那豬油一放進湯裡,還沒全化開,腥氣就變了,變成淳厚的魚香。

吃啊,吃啊,屋裡這才活過來。我們悄悄議論,可能是水土的原因,也可能是飼料不足,魚太瘦。誰也沒把話說出口,僅僅是缺了一點點豬油。我注意到,小蘭一直躲在灶後,再也沒露面。很多年過去,這故事也跟親戚朋友說了無數遍,可還是意猶未盡。

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麼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麼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麼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麼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我妻子也插過隊,她的認識是,錯就錯在沒有說清楚,如果說清楚還能回城裡,人人都應該下去。可說清楚了,又怎麼能同呼吸共命運?

05「好大個事哎」

有一天隊長宣布下午休息,晚上男勞力由他兒子帶隊去割湖草。他不說去偷,他說是割。我們隊沒有湖,哪來的湖草?可是從他們的無比神秘的眼神中,我們還是看出了嚴重性。這樣女生是不答應的,這麼刺激的戰鬥她們怎麼可以缺席?隊長想想,答應了。他兒子說,去可以,不要貪多,要跑好幾里地呢。於是就磨鐮刀,找扁擔繩索,臨出發隊長還親自幫我們幾個扎了褲腳。

說白了就是沒柴禾燒。那時已經分灶吃飯了,知青點柴禾不夠。而湖灣公社有好幾百畝蘆葦,他們富得流油,捕魚撈蝦,我們這邊卻連水都捨不得燒熱,太不公平了。追求公平正義是天然訴求,不需要書本知識,我們個個摩拳擦掌。

走了十幾里,還沒到湖邊,就嗅到那股腐濕的腥氣。身邊是一人高的蘆草,草上是輕薄的白霜。我們鑽進葦子深處去割,隊長兒子交待,兔子不吃窩邊草,別讓人家看出來。這當然是自欺欺人,人家被剃了瘌痢頭,少了一塊也心疼,怎麼能看不出?儘管葦草不值幾個錢,但畢竟是人家的地界。這氣氛於是就剌激起來,身邊只有沙沙的鐮聲和粗重的喘息,誰也不吭聲,轉眼就把能源擄掠到手。

隊長兒子說,差不多就行了,快走!於是一人一擔,魚貫而出,飛快奔上小道。按他的說法,只要我們跨過公路,戰鬥就結束了,就是被人家追上也白追,他還能把葦子喊答應了?可問題就出在這三里多的小道,出在兩個女生身上。她們的擔子輕,可也有百八十斤。葦草是豎起挑的,用那種兜底的繩扣,扁擔直接插進草里,挑起來不晃悠。這些都沒錯,看樣學樣,起初也像那麼回事。但她們到底是力氣小,草捆紮得不結實,半道就露餡了。特別是被發現以後,有人在後頭攆,銅鑼咣咣響,火把手電筒晃得心都跳出來,眼看上公路了,擔子散了。隊長兒子讓她們把擔子扔下,人跟上就行了。但她們又捨不得。就這樣連拉帶扯磨磨蹭蹭,大家都過公路了,她倆成了俘虜。

開頭還好,聽說她們是插隊知青,加上哇哇大哭,對方也沒動手,只是吼叫著要把她們帶回去。這時悲壯的一幕出現,隊長兒子返身回去。他說自己是隊長,要對方把知青放了,要殺要剮他一個人頂著。好大個事哎,不就割幾擔草麼?他說。

人家想想也對。這樣,兩個女生順利脫險了,一人懷裡抱著一把草,淒淒慘慘往回走。我們剛上公路,背後隊長兒子的慘叫就傳過來。「啊喲啊喲!你們真打啊!媽哎媽媽哎,打死人噢,啊喲!」

他的哭叫在深夜里分外嘹亮,每叫一聲大家的肩頭就抽一下。等我們灰溜溜回到隊裡已經後半夜了。第二天,隊長從公社回來說,沒事了,人家聽說是知青,也不想鬧大。只是他兒子吃了點虧,還躺在衛生院。

湖草偷回來堆在稻場上誰也沒去動。本來為公平正義而戰,落了個不圓滿的結局,好像都有點不好意思。倒是隊長沒當回事,他本想年底給各家添點柴禾,他到公社擔保說是為了給知青解決困難的,湖灣公社才不追究了,可現在又不好改口。他本來就沒把自己當英雄,所以也不在乎你們是不是狗熊。柴草後來還是分了,這事也再也沒人提起。

其實農村里搞械鬥的事經常有,大都是為爭地、爭水、爭肥,各種時髦口號也拿來借用,WG中也不例外,誰都知道那是外包裝。現在有人把械斗說成WG罪證,只有那些專家教授想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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