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1年12月28日18點，作家、深圳大學教授曹征路老師與世長辭，享年72歲。
曹征路老師1949年9月生於上海，當過農民，當過兵，做過工人和機關幹部。他是大陸新世紀「底層文學」思潮的代表作家，著有《那兒》《霓虹》《問蒼茫》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曹征路老師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立場，挺立著知識分子的脊梁。
在得知生命即將走向盡頭時，曹老師說，「我心情如常，沒有多少改變。對於死亡，我沒有恐懼，相反還有點嚮往。人生的任務我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對得起良心，所以沒有遺憾。」在生命盡頭，無憾、無懼、更無愧，世間得幾人？
今天這篇舊文，是曹老師的親身經歷，也是不同於傷痕文學的另一種知青回憶。本文以及曹老師的諸多其他作品，都為我們重新理解那個紅色年代打開了新的視角。
當傷痕文學敘述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理所應當地將知青下鄉講述為「受苦」、「受委屈」，曹老師卻發出另一種追問：「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麼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麼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麼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麼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實際上，否定知青的不是知青經曆本身，而是改革後的高考制度，這個高考制度只注重本本知識，把知青在農村的一切實踐貢獻歸零。
謹以此文，緬懷曹征路老師！
以下文章來源於微信公眾號高度一萬五千米，原標題為〈文革中真實的學工學農故事〉 ，本文轉載自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由食物天地人侯解責編。
01「課堂不在學校裡」
1967年春節過後，我所在的城市忽然冷清下來。以黨委工作組操控群眾為特徵的「資反路線」已經衝破，以廣大師生為打壓對象的「白色恐怖」已經消失，該奪的權奪了，該貼的大字報貼了，復課沒消息，高考更不可能，對普通中學生而言好像沒什麼可以乾的了。那年我18歲，高中二年級，剛剛進入人生的迷惘期。
那時候解放軍已經開始支左，同學們最追捧的明星也就是身邊的解放軍，「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舉手投足說話做派都被大家仿效。
我們城市的最高首長是某部的副政委，他到學校來座談，幾句話就把同學們說得熱血沸騰。他說：「不上課也沒什麼了不起，你們正好可以經風雨見世面，自己教育自己，真正的課堂從來都不在學校裡。」他把積極參加運動介入社會的同學稱作經風雨，把那些外出串聯徒步長征的同學稱作見世面，而更加鼓勵的是主張大家去學工學農，真正深入到社會下層去認識中國。他雖然只有中師畢業，但思想水平極高。在我看來，其學養和胸襟遠在今日的多數專家教授之上。
後來我們學校的同學實際上分成了三撥人，一部分搞運動，一部分停止串聯搞軍訓，還有一部分組織成各種學工學農小組。
今天回想起來，他不僅化解了當時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更讓我體會到一種老革命的世界觀方法論。
對普通人而言，上層離我們畢竟太遠，那種把目光聚焦在少數領導幹部身上的方法來理解歷史是不靠譜的，往往道聽途說人云亦云。那種用個人恩怨當做選擇立場、評判歷史的標準是不負責任的，往往以己度人不得要領。真正的歷史邏輯就在人口的大多數中，從長時段看誰受益誰受損、政策為誰服務才是我們研究歷史的鑰匙。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和大多數人的吃喝拉撒喜怒哀樂都有關係。
02「當乾部吃虧」
我參加的是某銅礦學工小組。負責接待我們的是該礦臨時領導小組的成員，一個ZF派頭頭。當天我們就領到了工作服膠靴，興奮得不得了，還把肚燈礦帽借出來拍了集體照。這個頭頭其實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有點結巴，一臉倦容呵欠連天，他是剛下夜班就來接待我們的。
他說：「當乾部吃虧啊，連覺都撈不到睡。」問他為什麼要吃虧？他反問：「你不比工人幹得好乾得多，誰服你管？」
後來混熟了才知道，他是中專畢業，學採礦的，參加工作沒多久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起初他還是工作組的積極分子，經常被安排在大會上發言。後來揭發出來才知道，他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被工作組列為「內部控制」，於是就參加了造反。那時他是單身漢，晚上下井當掘進工，白天回辦公室當乾部，在礦裡還有點小威信。
那時他的一個小願望總也實現不了，就是拿下「單人雙機」的掘進技術能手。他說：「不服啊，幹不過他們我真的不服！」他指的是那些老工人，每個月都比他完成的指標高，而自己正當年輕力壯。
我們下井以後自然知道，一台M56鑿岩機加上風動支架就是120多斤，連續幾個小時用這樣的設備打眼體力消耗非常大的，這還是「單人單機」。有些工人為了提高效率就用兩台機器同時進行，體能和技術要求肯定更高。剛開始我們幾個人都扶不穩一台機器，更別說「單人雙機」了。
在坑口，在派班室，經常會貼出各種「喜報」「光榮榜」，記錄著工友們暗中較勁的小小得意。他糾結的就是這個，渴望自己的名字哪天也貨真價實。
勞動光榮是那個時代的風氣，當領導首先得過勞動關，只會玩嘴皮子得不到群眾擁護。我到過的幾個廠礦，ZF派頭頭都是身穿工作服手上有老繭，後來宣傳中油頭粉面的ZF派形像不符合生活的基本邏輯。即使是兩派武鬥的時期，也沒聽說罷工罷市，影響了供水供電郵政交通。
當然，幹得多並不意味著收入高，像他這樣白天黑夜耗在礦里幹，工資還不如一個四級工。唯一不同的就是多吃了一張保健票，兩毛五分錢。下井是要統一送飯的，他是脫產乾部，跟班幹活自然也要吃飯。從這一角度看，他也是吃虧的。
1974年我從部隊復員回來，還碰見他一次。他胖了不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他說，「我造了半年反，審查我兩年半，你講句良心話，虧不虧啊？」
03「我已經活在天上了」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人是當權派，是該礦年輕的黨委副書記，也是工作組的依靠力量，衝破資反路線第一個被打倒的干部。我們見到他也是在井下，黑個臉整天不吱聲，別人介紹說他就是XXX，他就點點頭。他幹活是沒得說，早就是「單人雙機」了，原本就是省級勞動模範，所以舊黨委培養他工作組利用他也合情合理。
打眼過後是放炮，放炮過後是清理「迎頭」，這是巷道掘進的整個流程。在這個過程中，放炮工是負責安全的。我們發現，只要他在現場，守住坑道口的人往往就是他，那些放炮工也服他管。他坐在一根枕木上吸煙，炮聲夠數了，他就搬開枕木離開。如果不夠數，放炮工就會過來跟他分析，有沒有可能啞炮，他揮手了工人才回到「迎頭」上去。整個過程還是不吱聲，很少聽見他說話。事實上他是有牢騷，內心是不服氣的。
我們幾個同學原本是要批批他的負隅頑抗的，後來看他也是白天黑夜耗在礦裡不回家，看法就有點轉變。他是白天下井，晚上就在礦調度室外的長椅上混。調度室是全礦的生產中樞，ZF派奪權以後原先的當權派靠邊站了，可工程師都還在，所以運轉都是正常的。開調度會的時候，一般他不說話，但他也不走，就在那賴著，後來也就成了他們中的一員。這種狀態很曖昧，誰也沒有承認他，但事實上他存在著。
在井下乾活菸酒不分家，扯淡無老少，休息下來躺著坐著都擠在一起。時間長了他也能跟我們聊幾句，翻來覆去都是一個意思：他原本就是工人，根本不稀罕當乾部，更不會整人，「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大帽子他戴不上。說多了老工人就罵他像個娘們，可見他內心壓力還是很大的。
他的命運逆轉是三個月後。礦裡成立革委會搞「三結合」，第一個結合的革命幹部正是他。這樣算起來，他離開權力中心滿打滿算也不超過半年。ZF派們說，這傢伙是打他不倒的，不過修理修理他也好。問到原因，竟然還有這樣一個故事：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礦裡精簡工人回農村，當時已經是副書記的他帶頭把自己老婆「下放」了，他老婆現在還在礦家屬大隊敲石子。
這件事已經過去五六年了，群眾沒有忘記，把票還是投給了他。開大會時，他淚流滿面的樣子，我至今還記得。他說：「跟解放前比，我已經活在天上了，我不在乎當乾部，我不會忘本，我在乎的是大家不認我這個弟兄······」依我們當時的人生閱歷，著實被他感動了一把。
我參軍以後又到過幾個城市，也參加過一小段支左，各地見到的情況也都差不多，那些真正埋頭苦幹敢於擔當的干部，那些克己奉公不脫離群眾的干部，都是第一批參加「三結合」的。群眾看到的不是你犯不犯錯誤，態度怎麼樣，而是你有沒有良心有沒有忘本。相反，那些得不到「解放」的干部，大都屁股不干淨，不管他們怎麼見風使舵。
04「難為人」
我1968年10月到農村插隊，落戶的地方接近山區，比較窮，工分值才三毛幾。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認為到貧困的地方去改天換地才光榮。那時對農村的想像很浪漫，對貧困的理解也過於簡單。
插隊第二天隊長就來跟我們商量寫毛主席語錄的事。那有什麼呀，寫就是了。可是隊長吭哧吭哧半天不走，臉憋得通紅。他說難為人啊，公社佈置下來的，一個字要半人高。他問能不能寫小一點？這有什麼呀，我們覺得好笑，要多大就寫多大要多小就寫多小。他這才說，難為人啊，寫那麼大的字要買多少油漆啊？一下子就要開支好幾十啊。這才明白他是捨不得買油漆。這樣我們商量了一下，就決定在村口的黑板上寫粉筆字。沒想到這件事震動了好幾個生產隊，都來參觀我們是怎麼做到的。倒不是因為字寫得好，而是因為我們怎麼敢這樣寫。後來直到公社來人才鬧明白，原來是一個謠傳，傳說插隊知青都是紅衛兵，這方面太落後是要造反的。那個公社幹部說，不是你們要刷紅油漆的嗎？刷就刷唄。其實城市裡鬧紅海洋也不過是少數人一陣風，根本與知青無關。
那時插隊知青被認為是「下放」，農村基層幹部見到知青都看作是上面來的人，生怕得罪我們，說話做事都謹慎得很。女孩子戴個眼鏡就高貴得不得了，被認為特別有學問，就像今天見到明星一樣。直到70年代中後期，上大學招工要基層推薦，基層幹部才有了權力。所以一些傷痕文學中的胡編亂造是脫離生活邏輯的，根本就不是那個時代的氛圍。
還一個「難為人」的事是吃飯。剛插隊時我們不能自己開伙，是吃派飯，幾個人到一家吃幾天。儘管家家都窮，還是盡量讓我們吃飽。主要是一頓晚飯，早飯是比較稠的稀粥，中午是頭天晚飯烤脆出來的鍋巴，農民自己則把早晨剩下來的粥在鍋裡炒一炒。菜是鹹菜和辣椒為主，如果有雞蛋蒸一碗，沒有就燒個土豆湯。入冬時節的農活主要是開荒和挑糞，可以想見我們的饞虫是如何蠕動。
有一天一個輪上派飯的農民宣布，今晚上要請我們吃魚。他說他燒鍋的昨晚就回娘家去了，她娘家正在「車塘」。沒東西吃啊，難為人啊，賒條魚來吃吃！他對大家吆喝，令全體男女對他投去羨慕，也令我們肚子咕咕作響。
我們知道他燒鍋的娘家在60里外的圩區，一來一去120裡就為賒一條魚。他燒鍋的名叫小蘭，頭兩天就到別人家探望，看看都給我們吃些什麼，可見她心裡一直在打鼓。其實她是對我們最為熱情的一個女人，我們進村第一天就拉著女同學的手，左看右看，誇個不停。後來知道，她解放初還當過鄉團支部書記，還演過白毛女，想來那是她最榮耀的青春年華了。可那時她已經是六個孩子的媽媽，臉上又乾又硬，皺紋從眼角爬到嘴角。
晚上一收工就直奔他家，多老遠就看見他家的伢子們又跳又蹦。女生還特意洗了臉，我們幾個男生也少有地洗了手。剛坐下，一洗臉盆魚肉就端上來，看來小蘭一分鐘也沒停，才趕上我們這頓飯。魚是新鮮的鰱魚，肉雪白，蔥碧綠，騰騰冒著熱氣。吃啊吃啊，別作客啊，小蘭喊道。我們當然不會作客，但才吃一口，全都不吭聲。腥，腥氣逼人，有個女生差點吐出來。這才覺著，滿屋子的熱氣也全都是腥的。
按理我們早就飢腸轆轆，插隊一個多月了，燒得再不好這也是新鮮魚啊，不應該是這種反應。可真的是腥，土腥逼人。小蘭丈夫也愣了，嚐一口也喊腥，說還有苦膽味。小蘭看看我們，傻傻地愣了一會兒，把大腿一拍，衝了出去。等她回來，手上托著一大勺豬油。奇怪的是，那豬油一放進湯裡，還沒全化開，腥氣就變了，變成淳厚的魚香。
吃啊，吃啊，屋裡這才活過來。我們悄悄議論，可能是水土的原因，也可能是飼料不足，魚太瘦。誰也沒把話說出口，僅僅是缺了一點點豬油。我注意到，小蘭一直躲在灶後，再也沒露面。很多年過去，這故事也跟親戚朋友說了無數遍，可還是意猶未盡。
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麼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麼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麼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麼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我妻子也插過隊，她的認識是，錯就錯在沒有說清楚，如果說清楚還能回城裡，人人都應該下去。可說清楚了，又怎麼能同呼吸共命運？
05「好大個事哎」
有一天隊長宣布下午休息，晚上男勞力由他兒子帶隊去割湖草。他不說去偷，他說是割。我們隊沒有湖，哪來的湖草？可是從他們的無比神秘的眼神中，我們還是看出了嚴重性。這樣女生是不答應的，這麼刺激的戰鬥她們怎麼可以缺席？隊長想想，答應了。他兒子說，去可以，不要貪多，要跑好幾里地呢。於是就磨鐮刀，找扁擔繩索，臨出發隊長還親自幫我們幾個扎了褲腳。
說白了就是沒柴禾燒。那時已經分灶吃飯了，知青點柴禾不夠。而湖灣公社有好幾百畝蘆葦，他們富得流油，捕魚撈蝦，我們這邊卻連水都捨不得燒熱，太不公平了。追求公平正義是天然訴求，不需要書本知識，我們個個摩拳擦掌。
走了十幾里，還沒到湖邊，就嗅到那股腐濕的腥氣。身邊是一人高的蘆草，草上是輕薄的白霜。我們鑽進葦子深處去割，隊長兒子交待，兔子不吃窩邊草，別讓人家看出來。這當然是自欺欺人，人家被剃了瘌痢頭，少了一塊也心疼，怎麼能看不出？儘管葦草不值幾個錢，但畢竟是人家的地界。這氣氛於是就剌激起來，身邊只有沙沙的鐮聲和粗重的喘息，誰也不吭聲，轉眼就把能源擄掠到手。
隊長兒子說，差不多就行了，快走!於是一人一擔，魚貫而出，飛快奔上小道。按他的說法，只要我們跨過公路，戰鬥就結束了，就是被人家追上也白追，他還能把葦子喊答應了？可問題就出在這三里多的小道，出在兩個女生身上。她們的擔子輕，可也有百八十斤。葦草是豎起挑的，用那種兜底的繩扣，扁擔直接插進草里，挑起來不晃悠。這些都沒錯，看樣學樣，起初也像那麼回事。但她們到底是力氣小，草捆紮得不結實，半道就露餡了。特別是被發現以後，有人在後頭攆，銅鑼咣咣響，火把手電筒晃得心都跳出來，眼看上公路了，擔子散了。隊長兒子讓她們把擔子扔下，人跟上就行了。但她們又捨不得。就這樣連拉帶扯磨磨蹭蹭，大家都過公路了，她倆成了俘虜。
開頭還好，聽說她們是插隊知青，加上哇哇大哭，對方也沒動手，只是吼叫著要把她們帶回去。這時悲壯的一幕出現，隊長兒子返身回去。他說自己是隊長，要對方把知青放了，要殺要剮他一個人頂著。好大個事哎，不就割幾擔草麼？他說。
人家想想也對。這樣，兩個女生順利脫險了，一人懷裡抱著一把草，淒淒慘慘往回走。我們剛上公路，背後隊長兒子的慘叫就傳過來。「啊喲啊喲！你們真打啊！媽哎媽媽哎，打死人噢，啊喲！」
他的哭叫在深夜里分外嘹亮，每叫一聲大家的肩頭就抽一下。等我們灰溜溜回到隊裡已經後半夜了。第二天，隊長從公社回來說，沒事了，人家聽說是知青，也不想鬧大。只是他兒子吃了點虧，還躺在衛生院。
湖草偷回來堆在稻場上誰也沒去動。本來為公平正義而戰，落了個不圓滿的結局，好像都有點不好意思。倒是隊長沒當回事，他本想年底給各家添點柴禾，他到公社擔保說是為了給知青解決困難的，湖灣公社才不追究了，可現在又不好改口。他本來就沒把自己當英雄，所以也不在乎你們是不是狗熊。柴草後來還是分了，這事也再也沒人提起。
其實農村里搞械鬥的事經常有，大都是為爭地、爭水、爭肥，各種時髦口號也拿來借用，WG中也不例外，誰都知道那是外包裝。現在有人把械斗說成WG罪證，只有那些專家教授想得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