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元智|野談近代歐洲理性主義

過往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不斷反躬自省的精神傳統。上窮碧落下黃泉,孜孜不倦求探索,為何中華文明在近代落伍的原因。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原先存在著兩種對立思潮之間的平衡狀態隨之被徹底打破。西方新保守主義和新古典自由主義被所謂的勝利沖昏了頭,他們的思潮有如現代版的基督教約翰福音,高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在全世界橫行無阻,再無任何保留與顧忌。他們的知識份子和學界益發不能像我們中國人這樣反躬自省,真理的論證過程陷入自說自話的自我迴圈過程,思想日益僵化絕對化,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古希臘人發明的辯論術其規則強調正反雙方意見得到充分表達的基本精神蕩然無存。思想家們一直引以為傲的獨門絕活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維)而今安在?深陷這個天下學說盡歸楊墨定於一尊的僵局,何以致之?孰令致之?筆者雖一介布衣,遠處江湖,願不揣鄙陋,效法我國古代那位野人獻曝的精神,以大歷史觀,試為近代西方思潮把把脈。

(作者生於台灣,為旅美民間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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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荻│再談資本主義信念與世界發展

【編按】盧荻老師的〈再談資本主義信念與世界發展〉一文中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的全球化年代中,不僅後進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趨於分化,發達國家群體內部同樣也趨於分化。後者意味著,後進國家即使模仿發達國家的製度模式進行改革,其發展前景也仍不容樂觀。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美國的資本結合國家權力在國際舞台上構造了空前強大的霸權地位,以此攫取全世界的經濟剩餘,是以導致全世界的經濟增長放緩、發展失落,也因此引發了世界範圍的對霸權的抵抗。本文轉載自2023-03-28保馬,原文載於《明報》202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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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 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論斯拉法、維特根斯坦和葛蘭西,以及兩個劍橋資本論戰

【編按】與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關係密切的斯拉法1927年應凱恩斯之邀去劍橋大學任教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駐英國使館仍然監視他,這使得斯拉法形成了不和劍橋同事談政治的習慣。同時,他積極參加了凱恩斯周圍青年學者的「馬戲團」(羅賓遜夫婦、米德、卡恩等),對凱恩斯從1930年的「貨幣論」到1936年的「通論」的思想轉變影響很大。他後來潛心編輯《李嘉圖著作與通信集》,其中譯者也是「資本論」的翻譯者郭大力和王亞南。阿瑪蒂亞.森比斯拉法小35歲,他兩人成為忘年交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故發本文略做介紹。本文轉載自「實驗主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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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霖|告別貧困,當代經濟現實與凱恩斯的失算

【編按】凱恩斯曾堅信:隨著科技革新和資本積累,他的子孫後代將在一百年後徹底擺脫貧困。然而,百年之期的即將到來卻印證了凱恩斯的失算,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中,無論是技術專家還是自發秩序堅守者都只關注一國的經濟發展,而並沒有考慮到擺脫絕對貧困後,相對貧困所帶來的更大問題。在科技進步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中造成了新的貧困,普通人為了達到以往相同的社會性生活內容,需要花更多的錢來買足夠的商品。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可能在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國家內部的各個階層之間造成更大的鴻溝,解決貧困問題絕不應該僅僅聚焦於經濟發展或科技進步,而是需要加入對更加廣泛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的考察,否則便易於陷入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汪毅霖老師的文章〈告別貧困,當代經濟現實與凱恩斯的失算〉原載於《讀書》2021年3期新刊,本文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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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巴黎公社150週年】張旭東 | 在拉雪茲神父公墓

【編按】今年是巴黎公社運動150週年,對於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巴黎公社社員牆的浮雕形象恰如一道炫目的啟示烙跡在他們關於革命的記憶裡。深感於此,作者張旭東老師於2003年遊覽巴黎之際造訪了拉雪茲神父公墓,親眼目睹了與記憶中形像大相徑庭的公社社員牆,冷落荒涼的景象令其敗興而歸。在失望淡去後,張老師回憶起兒時第一次聽說「巴黎公社」的情形,進而體認到,相較於一些言必稱巴黎的學院派人士,那些在記憶中變得模糊的老一代中國人或許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者。本文原載於2003年8月18日《文匯報.筆會》,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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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網絡技術重構人文知識

【編按】數碼時代降臨,人類生活發生了整體性的改變。以維基百科為代表的跨越多領域的集體「知識空間」表明了「知識型」的轉變。隨之而來的問題即是,傳統的人文知識形態是否仍行之有效?網絡技術對人文知識的真正改變是什麼?未來「知識型」的可能性與可實踐性在何處?本文作者遴選了三本西方著作進行了嘗試性的回答。就網絡技術的蓬勃發展態勢來看,技術與文化是一體之兩面,當下要撇開技術空談文化和精神實無可能。網絡媒介的特性使得單向供求變成了多向互動,個體知識和群體知識也被打通,互動合作式的知識形式成為主流。同時,「意見」代替「真理」,意味著新的社會主體,新的倫理、美學、技術與社會組織方式的出現。網絡智慧就在這眾生喧嘩、蕪雜多義的個別思考裡,萃取著真知與灼見。原文發表在《讀書》2020年第1期,本文轉載自「保馬」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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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榮福│偽惡和偽善

(本文為《話語: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一書第十五堂,由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為韓國聖公會大學中語中國學系、國際文化研究系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在《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vii] 一書中, 作者保羅. 威利斯(Paul Willis, 1950-)談到學校裡的叛逆小子和乖乖牌。反學校文化的叛逆小子把乖乖牌的學生謔稱為「耳洞」(the ear’oles)—即把耳朵(ear)和孔洞(hole)加在一起而成的詞語—「耳洞」帶有輕蔑性的意思,因為耳朵是身體器官中最為不表現自己的被動部位,所以「耳洞」指順 從學校權威、只會聽話的小孩。小子們則將同伴們宣稱為「哥兒們」(the lads),相較於「耳洞們」只會聽老師在黑板上寫的、在教科書上記載的、在課堂上老師教的,而「哥兒們」不同,他們看穿學校的教育,形成非官方的同齡群體,集體爭取自己的認同,也分享自己的批判性世界觀。他們明確知道學習、實力、資格和誠實都不具意義,故而否定。他們高度評價透過反抗而得到的團結,以及從中確認的友情和義氣。我們不能說哥兒們表現出偽惡,可是至少可以將之視為看穿社會中偽善的群體。不過,威利斯在結論談到,貶低耳洞們、比起學習和腦力勞動更重視體力勞動的階級意識,終究在社會的制約(limitation)下遭受挫折,因為最終他們往往還是會淪落為給作為他們的抵抗對象之社會提供勞動力的群體。對於現成體制的偽善之抵抗不能發展成改革的動力,反而為體制更完善的運作而服務,作者為此悖論感到傷心。雖然對於偽善和偽惡的洞察是寶貴和必要的,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條件而已。遮蔽如此洞察的社會機制具有周密的構成,因為洞察本身不能成為社會力量,但即便如此,社會改革的力量的出發點就是如此洞察。因此,監獄的反文化和民眾性感性對我成為很重要的反思資源,對長期作為模範生生活的我來說,監獄是一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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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絕望的抗戰」與魯迅的時代意義

「如果問今天的中國人:你怎麼判斷社會的好壞?大概十個里面有九個,都首先是看「經濟」吧?只要GDP和工資單上的數字一直往上,我們就會覺得:嗯,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關心「政治」和「社會」,因此對現實多有不滿,但看看自己的產權房、旅行機票和特斯拉轎車,多半就也半閉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魯迅卻不是這樣。他也看重經濟,看重物質,但他判斷社會的第一指標,始終都是「人」,是這社會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輕時候他就斷言:一國能不能「立」,全看這國的人能不能「立」,終其一生,他都堅持這個標準。

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義上,人不是別的,就是他所處的環境的產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種社會條件——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態的,等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社會或時代會怎麼樣,通常取決於我們自己大致長成了什麼樣。」

(本文為《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修訂版序,作者王曉明教授,1955年生於上海,現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兼該校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當代文化分析和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研究。本文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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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芬│《疆界、主權、法》前言

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期以降,為了回應因「冷戰結束」而劇烈重整的新世界秩序,學界再度出現了一波關於「主權民族國家」的歷史、現況與未來的討論熱潮。[1]一方面,為數眾多的區域整合與全球化倡議者,不論在理念上或在經驗層次上,紛紛質疑奉「領域性」(territoriality)為圭臬,將完整領土、明確疆界與人口視為構成要素,並宣稱擁有制定法律、決斷發生於領土範圍內所有事物之終極權威的民族國家主權原則,既不見得有助於人們建立一個更完善的世界秩序,也忽視了非國家行動者的各種跨國實踐與影響,而日益與現實脫節。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也不再預設主權具有本質或固守其傳統定義,而是傾向於採取社會建構或系譜學的途徑,重新以一種更歷史化、更動態、同時也更具全球視野的方式,探討「主權」如何在特定的脈絡中成為關鍵政治概念或引發爭議?主權由哪些要素構成,其構成型態是否因時因地而改變?某種特定的主權觀,在哪些條件的配合下,才得以體現於政治制度的設置、運作或變遷當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地域中,「主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和運作?而這些差異的碰撞,導致了哪些後果? [2] 這一系列環繞於主權的提問,連帶地也使得與主權緊密相關的國家、領土、疆界、公民身分、民族主義、國際法體制等概念,無一不被重新檢視、引發爭辯。而無疑地,即便是系譜式的研究,重點也不僅是重新梳理歷史,而是為當下提供不受當下局限的反思視野。

(本文為交通大學出版社《疆界、主權、法》一書前言,作者林淑芬教授為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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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北│要正確評價馬克思,需先熟悉恩格斯 ── 紀念恩格斯誕辰二百周年

【編按】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做為馬克思最忠實的思想夥伴、最有力的行動戰友,恩格斯在他的墓前講話:「……馬克思是當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誣蔑的人。各國政府-無論專制或共和政府-都驅逐他;資產者-無論保守派或極端民主派-都紛紛爭先恐後地誹謗他,詛咒他。他對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當作蛛絲一樣輕輕抹去,只是在萬分必要時才給予答覆……」於今,在台灣社會,「左翼」的處境與馬克思當年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馬恩的思想給予我們武裝,給予我們分析歷史、解釋當下,進而改變世界的勇氣。

左翼聯盟在2018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兩百週年時成立。2020年,是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誕辰兩百週年,左聯為了表達對思想導師的敬愛,特於2020年11月28日舉辦紀念酒會,緬懷左翼先行者,共策未來行進之道路。以下是左翼聯盟秘書長在紀念酒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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