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是巴黎公社運動150週年，對於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巴黎公社社員牆的浮雕形象恰如一道炫目的啟示烙跡在他們關於革命的記憶裡。深感於此，作者張旭東老師於2003年遊覽巴黎之際造訪了拉雪茲神父公墓，親眼目睹了與記憶中形像大相徑庭的公社社員牆，冷落荒涼的景象令其敗興而歸。在失望淡去後，張老師回憶起兒時第一次聽說「巴黎公社」的情形，進而體認到，相較於一些言必稱巴黎的學院派人士，那些在記憶中變得模糊的老一代中國人或許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者。本文原載於2003年8月18日《文匯報．筆會》，轉載自保馬。
20世紀70年代上中小學的一代人或許對拉雪茲神父公墓還存有依稀的印象。當時的文字介紹會告訴我們，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梯也爾的政府軍攻陷巴黎後，最後一批公社社員退入拉雪茲神父公墓，不肯投降，最後全部犧牲在一堵牆下。這堵牆後來就被叫做「公社社員牆」。
回想來，當時吸引我的並不是這些文字，而是照片里社員牆牆上的一座浮雕：一個半裸著上身的女性形象，像一個安詳的天使，又像一位悲痛欲絕的母親。她雙臂展開，臉微揚著，兩手扶在身後殘缺的牆上，像是要把倒下去的人和這個世界隔開。在禁慾的70年代，在那些漫長的、無所事事的夏天，這幅浮雕像曾如一道炫目的啟示，給「世界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抽象概念添上了一種異國情調的、令人心跳加快的肉感。同德拉克洛瓦的油畫《自由帶領人民》中那位袒胸露臂的女性形像一樣，社員牆牆上的浮雕或許標誌著我們那一代人不合法的性啟蒙中的某個重要時刻。
今年（編按：2003年）夏天由於「非典型性肺炎」，原定的回國講學計劃臨時告吹，本來排得滿滿的夏季日程突然開了一個大天窗。本想老老實實待在紐約改書稿，但一天早上醒來，僥倖記起這世界上除了美國和中國之外，還有別的地方。多年來一直想去法國一遊，總抽不出身來，現在不去，更待何時？一通手忙腳亂，在網上訂好了全程，轉眼間一家人已經站在巴黎街頭。
如果誰在少年時代飽覽法國文學、歷史和美術，他（她）來到巴黎，就不會有絲毫陌生感，因為就像海明威所說，巴黎是一個「流動的聖節」（a movable feast）。在巴黎的日子裡，雖常常沉醉於一種似曾相識、故地重遊的感覺，但在當地人眼裡，恐怕我們幾個只是不似遊客，勝似遊客，照舊一副既然花了錢大老遠趕來，就非得看個夠本的兇惡吃相。那些天我們一家也真就像上了發條、編了程序的玩具兵，腳一沾地就自動朝下一個目標行進，不捨晝夜。回頭想，這種「一網打盡」的玩法也實在有點可怕。連巴黎這座在歷史、文化和建築風格上「富得讓人不好意思」（導遊書語言）的城市，到頭來也招架不住這種後現代旅遊工業的掃蕩。現在的中產階級消費者盡可以照著鉅細無遺的導遊指南按圖索驥，仗著信用卡、旅行支票和英語，每到一地如入無人之境，只將各種「景點」按購物單的式樣排好，便可不分青紅皂白，砍瓜切菜般一路掩殺過去。在這樣潮水般的攻勢下，巴黎的陷落，大概會比它在近代兩次落入德國人之手還要迅速而徹底。「靈韻」消散的巴黎，一座露天旅遊商場而已。十天之後，當我們收住陣腳，腦子已經空空如也，再也想不出下一個目標了。離啟程去南部的普羅旺斯還有整整一天，但誰也沒有重登聖母院、三進盧浮宮的興致和力氣。就在此刻，「拉雪茲神父」（Pere Lachaise）這個地鐵站名從地圖上浮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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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雪茲神父公墓不在巴黎的黃金旅遊熱線上，我們坐地鐵換了一次車才來到這裡。四周看去，沒有林蔭道旁的「高尚住宅區」，街上也不見如充斥塞納河「左岸」拉丁區的咖啡館、酒吧和那些好像有著無窮閒暇的法國人。從門口一位學生模樣的小販手裡買了一份墓地的詳細地圖來看，只見名人和準名人的墓都在上面羅列出來，但卻找不到巴黎公社社員牆的位置。
墓地原來非常大，寬闊的主道旁有整齊、高大的樹木。交叉小徑之間，密密麻麻的墓碑像種植園裡的作物一樣茂盛，估計沒有兩個小時走不出來。幸虧這是我們巴黎之行的最後一天，不過是想找一個提起來還有點名堂的清靜去處消磨時間。作為在6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前來尋找巴黎公社社員牆這個童年記憶中模糊的亮點，也算是師出有名吧。但誰如果只是想放慢步子，在閒逛中出神，哪裡還有比這更好、更安靜的去處！哪裡還有比死者更好、更耐心的伙伴！
我們進的是邊門，走不多遠就看到意大利歌劇作曲家羅西尼的墓，像一個放大的神龕，立在大路邊明晃晃的太陽地裡，顯得無遮無蓋。這時突然不知從哪裡冒出來一個小伙子，費力地往門把手上插一朵小花。羅西尼自有人愛，但在肖邦墓前，我們才看到了當天墓地裡唯一的「人群」。所謂人群，不過是七八個陌生人同時站在了一起。一個散發著濃烈的汗臭味的俄國人神情激動，好像隨時都準備放聲大哭。他先把一個小錄音機放在石碑上，放起蕭邦的A大調波蘭舞曲。然後後退幾步，低頭垂手，在樂曲聲中一動不動，像在默哀，又像在演戲，弄得其餘的人一動也不敢動。一曲終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身後幾個遊人開始小聲說話，是波蘭語。蕭邦在巴黎達到其音樂生涯的頂峰，享盡世間的愛慕和榮耀，但他的早逝，據說卻同1848年華沙起義失敗、幾位波蘭友人的遇難所帶來的情緒打擊有直接關係。
雖說為社員牆而來，但我們尚是漫無目的地在墓地裡面遊蕩。巴爾扎克、德拉克洛瓦、籍里柯、柯羅、大衛、莫里哀、拉封丹、王爾德，這些不朽的名字和朴素的墓碑讓人覺得，充實地活過的人，死後也不會寂寞。而一些富貴人家的墓地，雖佔著顯著的位置，看上去卻好似地產商把豪宅蓋錯了地方，反倒令人為墓主遭到的白眼不禁生出一絲憐意。最出乎意料的是普魯斯特墓，我們按著地圖，在一塊網球場般大小的墓區裡來來回回過濾了好幾遍才找到。原以為這位巨富出身、喜歡將瑣事儀式化的現代文豪會給後人留下一個張揚的墓地，但眼前看到的卻只是一塊比單人床還要窄小的黑色大理石。它高出地面不過一尺，除了正面刻有「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字樣，再沒有任何多餘的裝飾，好似一個最小主義（minimalist）的習作。普魯斯特的寫作風格繁複恣肆，展示回憶的無窮無盡，「像尼羅河的氾濫一樣灌溉著真理的國土」（本雅明），但作家自我的收束竟是這樣地簡練、突兀。
因為我們把地圖研究得精熟，竟不時可以給旁人指路。問路的碰巧都是美國人，一律都問美國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搖滾歌星莫里森（Jim Morrison）的墓在哪裡。莫里森的墓我們沒有去，但知道它的準確位置，可為之專此而來的巴黎公社社員牆，卻連影子也沒見到，被問到的人也都一臉茫然，這令我們懷疑起它是否仍然存在。眼看遊人漸漸稀少，想到今天除了我們自己，也許再沒有別人會為此而來，心裡不免焦慮起來。畢竟，沒有公社社員牆的拉雪茲神父公墓之行就像是一出沒有高潮的戲，會讓此前種種有意的延宕失去意義。
終於遇見一位穿制服的管理員模樣的人，急忙中也顧不得許多，跑上前去徑直說「Parlez vouz anglais?」（您說英語嗎？）原想接下來好用英文再問個究竟，不料對方回答「Non, Je parle francais.」（不，我說法語。）看這位先生，臉上並沒有反英語霸權主義的怒氣，反倒停下了手中的活，等我們用他聽得懂的語言問下一個問題。此次遊法印像很深的是，在川流不息的國際遊客的包圍中，變成了「本地人」的普通法國人都能夠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說「本地話」，既沒有高人一等的傲氣，更沒有怕被譏為不夠「國際化」甚至不夠「文明」的猶疑和愧色。從他們口裡說出來的活生生的法語，脫去了精英文化和學院時尚賦予它的高雅色彩，聽上去是如此質樸、簡練、有力。此刻，我更覺得明明是我等闖到別人的家園，還張口就要人說英語，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不待我們用不太流利的法語把問題說清楚，他就告訴我們，巴黎公社社員牆還在，就是公墓最東北角的那一小段圍牆。
拉雪茲神父公墓的遊人本來就不多，此時天色已變得陰暗，當我們到達時，東北角公社社員牆這一帶顯得冷落而荒涼，大概平日也是人跡罕至。雖然做好了失望的準備，但真見到了，還是不敢相信眼前這牆和周圍一切的簡陋、寒酸。難怪這麼不好找，若不是那位不說英語的管理員以法文特有的明晰告訴我們社員牆的準確方位，我們即使從它面前走過也會同它失之交臂。最掃興的是，根本就沒有什麼浮雕！唯有矮牆上鑲嵌著一塊不大的灰禿禿的石板，上面用毫無個性的字體刻著：「給公社的死者，1871.5.21—5.28」。我呆呆地盯著這塊牌子，心裡倒寧願那位管理員告訴我，巴黎公社社員牆已經不存在了，它已不留痕跡地消失在時間的空洞之中了。但是，這分明存在的社員牆，同那個在記憶的幽暗中閃爍的拉雪茲神父公墓相去太遠了！沒有行刑隊的排槍，沒有高呼口號的就義者，沒有悲痛的女神張開溫柔的雙臂，沒有鮑狄埃的詩句隨著《國際歌》的旋律在空中迴盪，而只有它背後緊貼著墓地的幾幢毫無個性的現代公寓樓，而且近得可以讓人看見廚房裡的壇壇罐罐和衛生間裡掛著的內衣。我站在巴黎公社社員牆前，一時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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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盧森堡公園附近的住處時，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窄窄的街道上，店鋪都關了門，只有一家賣水果冰激凌的小店燈火通明。顧客並不算太多，但因為只有一個漂亮姑娘在櫃檯前忙著，所以隊還是排到了門外。我們三人各要了一份冰激凌，在店內的桌子旁坐了下來。一種舒適的、近乎甜蜜的疲勞感告訴我，白天的拉雪茲公墓沒有白去。此時公社社員牆前的失望已經淡去，卻想起小時候第一次聽說「巴黎公社」時的情形。那是1971年冬天，我還沒有上小學，在「文革」中自顧不暇的父母又把我送到徐州的爺爺奶奶家去住一段時間。爺爺20年代入黨，60年代初在政委的任上離休，住在雲龍山腳下的軍區大院裡直到去世。爺爺平日種花讀書，應酬少得近乎孤僻。可一天下午家裡卻來了很多穿軍裝的人，院子裡停著成排的綠色軍用吉普車。這些操著各種方言的粗漢們嗓門都很大，在爺爺的客廳裡吞雲吐霧、放聲說笑。他們不但帶來了成筐的活魚、雞鴨、大肉、蔬菜、水果和手榴彈一樣捆在一起的瓶裝酒，有些人還帶來了自己的廚師和勤務兵，一進門就打發他們到廚房和後院去忙活。中國人聚會的高潮自然是吃飯。到了晚上，當爺爺起身祝酒，我才知道，今天異常豐盛的宴席是為了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巴黎公社」，多麼有異國情調的名字！原來一百年前歐洲就有公社啊！可公社怎麼能在巴黎呢，巴黎的公社會是什麼樣子呢？
▲ 中國本土表現巴黎公社的宣傳畫，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
儘管這個由專業廚師操持的晚宴讓我大開眼界，但任何一個來自上海的孩子，都能一眼透過專車、警衛的氣派，看到來客身上的土氣。這種鬧鬧嚷嚷的、中國農民式的土氣同牆上的馬恩列斯畫像、世界地圖和幾張臨時貼出來的、表現巴黎公社的宣傳畫等所透出的「洋」氣形成了鮮明對照。雖說開飯時唱的是《國際歌》，但幾杯酒下肚後，分明就是農村過年或娶媳婦辦酒席的場面了。但這些打了天下、又坐了天下的中國農民為什麼要紀念巴黎公社呢？他們在一百年前的法國起義者身上認出了什麼兄弟和鄉情般的東西呢？
三十多年後的法國之行，讓我出乎意料地在執著於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普通法國人身上看到普通中國人的影子。但記憶提出的問題卻是：如果不是「革命」的理念，在那些穿軍裝的中國農民和巴黎公社社員之間，又有什麼切實的聯繫？直到十年前在美國的博士課程上讀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的《革命與世界主義》(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我方才意識到，來爺爺家做客的土八路和巴黎之間，肯定有一段被遺忘的因緣。
1971年冬天的那個晚上，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紀念巴黎公社。此刻，在盧森堡公園深沉的暮色中，在告別這座城市的前夜，我突然感到，比起我在美國的一些言必稱巴黎的學院界同事來，那些正在記憶中變得模糊的老一代中國人或許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者。
2003年8月於紐約格林威治村
附：關於巴黎「公社牆」的讀者來信
關於巴黎「公社牆」
編輯同志：
讀8月18日筆會《在拉雪茲神父公墓》一文，其中有關巴黎「公社牆」的情節與歷史真實有不一致之處，故不揣冒昧指出如下。
作者所記憶的「有悲痛的女神張開溫柔的雙臂」的「公社社員牆」的確長期被人誤解。但事實上，這堵由雕塑家莫羅沃蒂耶創作的浮雕牆名為《歷次革命受害者紀念牆》，置於靠近拉雪茲神父墓地的甘必大林陰道街心花園，至今仍在。它從來就不是真正的「巴黎公社社員牆」。它是1909年由巴黎市政府撥款建造的，目的是為了宣揚各階層的調和，雕塑的名稱最好地體現了當局者的想法：既然「歷次革命」都有受害者，那就最好不該再有革命了。沃蒂耶雕砌的牆揭幕後，當時倖存的公社社員們都拒絕承認它，從不去那裡獻花。但是，從蘇聯開始，許多國家都錯把這座侮辱公社的雕塑當成「公社牆」宣傳。波蘭還將這個所謂「公社牆」印在新發行的紙幣上。即使在法國本土，也存在著這樣的誤會。當時曾有一個住在巴黎甘必大林陰道的小姑娘，常在這一帶玩耍，她也以為那就是公社戰士牆，但奇怪從來沒有見到在此舉辦過什麼紀念儀式，便致信「巴黎公社之友協會」負責人，希望解答。
「巴黎公社之友協會」的覆信是這樣的：
親愛的朋友：
您把位於甘必大林陰道街心花園靠拉雪茲神父墓地圍牆的那座大型雕塑當成了《公社戰士牆》，該雕塑是莫羅沃蒂耶的作品，它表現一位憂傷的婦女——法蘭西，讓公社社員和凡爾賽分子在死亡裡和解。
本協會成立的宗旨是維護公社英烈的榮耀，故始終拒絕這種把被槍殺的三萬巴黎人與槍殺者並列的象徵。
關於此事，見於北京外語大學沈大力教授所著的《巴黎「公社牆」考辨》（《巴黎聲影》北京出版社1989版），文中對這個廣受誤解的公社牆做過非常詳細而精闢的考證。
為國內赴巴黎的遊客或訪問者不再誤解，特作此說明。
此致
敬禮
何敬業
2003年8月18日
編輯先生：
謝謝轉來何敬業先生來信，此答疑解惑也，盼早日見報。並請代我向來信人轉達謝意。我會請國內的朋友幫我複印一份沈大力教授的《巴黎「公社牆」考辨》。
張旭東
2003年8月19日
發佈日期：2021年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