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再談資本主義信念與世界發展

【編按】盧荻老師的〈再談資本主義信念與世界發展〉一文中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的全球化年代中，不僅後進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趨於分化，發達國家群體內部同樣也趨於分化。後者意味著，後進國家即使模仿發達國家的製度模式進行改革，其發展前景也仍不容樂觀。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美國的資本結合國家權力在國際舞台上構造了空前強大的霸權地位，以此攫取全世界的經濟剩餘，是以導致全世界的經濟增長放緩、發展失落，也因此引發了世界範圍的對霸權的抵抗。本文轉載自2023-03-28保馬，原文載於《明報》2023年3月24日。

全球化年代也即自1980年代初期至今的世界發展表現，不僅是後進國家（「全球南方」）與發達國家（「全球北方」）的人均收入水平長期上趨於分化，而且，發達國家群體內部也是趨於分化。

筆者上月在本欄文章中討論了前一種發展分化，指出這個表現蘊含著雙重意義，一是知識上對廣泛流行的資本主義信念的挑戰，另一是現實上，在現存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下廣大後進國家的發展前景十分黯淡。再考慮到後一種發展分化的現實，這個雙重意義就更是深刻和深遠了，意味著後進國家即使仿效發達國家的製度模式徹底改革，其發展前景也還是殊不樂觀。本文試圖對此展開探討，著重於突顯美國在世界秩序的霸權獨占的經濟後果。

發達國家群體的發展分化

發達國家群體內部的發展分化，主要是美國與餘下的其他國家的對立。以市場匯率換算的現價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指標，美國的人均收入一直遠超作為富國俱樂部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全部國家的平均水平。在1980年，美國之外的全部OECD國家的收入水平是美國的60%，這個比率在之前的1960年是28%，至2021年卻降至48%（見附圖）。

再看相應的經濟增長表現，在1980-2021年期間，美國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是1.7%，餘下的OECD各國是1.4%，這是分化的體現。作為對比，在全球化年代之前的1960-1980年，美國是年平均實際增長2.5%，餘下各國則是3.5%，這是收入水平趨同。

全球化年代世界發展分化的背景，是普遍的經濟增長放緩，增長率遠低於之前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美國和其他OECD國家都是這樣（其實中國之外的絕大多數後進國家也是這樣），只是後者的放緩趨勢更為嚴重。而增長放緩的直接原因，是生產性投資低迷；以資本形成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為指標，美國的表現是從1970-1980年期間的平均23%略為下降至1981-2001年期間的平均22%，餘下的OECD國家則是從29%大幅下降至24%（而中國是從34%上升至40%，其他後進經濟體則是從33%下降至25%）。探究生產性投資低迷的原因，也就成為解釋發展分化的關鍵。

分化的現實與理論的難題

如何面對現實上的發展分化，這首先就是經濟決策信條的一大難題，而在發達國家與後進國家的分化之上，還加上發達國家群體的內部分化，使得難題難上加難。

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信條，一直強調後進國家必須徹底改革、必須複製發達國家的製度模式，承諾由此就能走上「自然的發展道路」。面對發達國家之間卻是呈現分化，邏輯上就無法堅持單一發達國家模式的理念，必須對它們作出區分並從中選取最優。這是所謂「新比較經濟學」的要旨，自新世紀初以來華盛頓建制的倡議，其核心論題中最相關的兩個，一是私人訴訟比政府監管更有利於市場競爭，二是普通法係比大陸法系更切合私人產權原則，總括而言就是英美模式最接近最優，必須是全世界的仿效對象。然而論題的理論基礎十分薄弱。

華盛頓共識的理論基礎是標準教科書的新古典經濟學，假定生產率進步、收入水平提升的推動因素是外生於市場經濟、從而各國可以無償共享，因此，後進國家與發達國家、或至少在都是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之間收入水平趨同應該是常態。於是發展分化成了難解之謎。標準教科書之外，仍然是在新古典傳統之內的內生技術進步理論，認為生產率進步主要還是利潤導向的資本投資的結果，獨占而非共享才是常態，從而，就有可能導致發展分化。即使如此，這後一種理論也只是論證發展分化的可能性，而且只是短期波動上的可能性，不是長期發展趨勢。——此所以，新古典內生技術進步理論的倡導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終究還是合理、有益的。

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相關理論同樣面對這個難題，所謂不平均或不平衡發展理論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常態，是資本以技術革新為主要憑藉的非均衡競爭，從而分化是恆常現象。然而這也並不意味著分化必然是長期趨勢，相反，資本主義的更根本規律是利潤率平均化趨勢（以及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這就意味著，只要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長期上各國經濟還是會走向發展趨同。這又回到瞭如何解釋現實上全球化年代發達國家群體內部的發展分化問題。

突顯霸權獨占的經濟後果

現實與理論的對立要得到彌合，歸根究底需要審視現實本身，在此基礎上拓寬理論視野以至重塑理論。

上文所概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更確切而言其實應該稱之為「正統馬克思主義」，就是在知識上限於「一國資本主義」視野，在政治上與社會民主主義（發達國家的所謂「工人貴族」）的導向相一致。而全球化既然是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範圍上的空間擴展，其運作邏輯必然就不限於資本之間、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

全球化進程的核心特性是經濟金融化，即是金融投機活動對世界經濟的廣泛而深入的滲透，成為決定經濟發展方向和步伐的主導力量。對此，新自由主義信條給予絕對性的肯定，相應的理論是著名的「最有效率市場假說」，認為金融決策最能體現市場競爭和私人產權原則，在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決定的環境中是效率最優的。然而慘淡的現實是投機活動擠壓生產活動，短期導向的金融投資擠壓長期導向的生產性投資，導致了上文所述的普遍和持續的生產性投資低迷，從而是所有發達國家以至全世界的經濟增長放緩、發展失落。

經濟金融化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的自然而然，可以辨認，在全球化年代是來自現存的特定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推動，其中最主要的推動力量是所謂「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綜合體」，也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主導成分的利益所在。美國憑藉著它的軍事、政治、意識形態、技術力量，在世界秩序中具有壓倒性的霸權地位，從而能夠主導全球金融規則、操縱全球金融活動，相應地獲得系統規模的壟斷利潤。這應該就是全球化年代世界發展分化的關鍵，也因此導致上文所述的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還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面對難題，因為它們關於發展趨同或分化的理論所專注的是生產擴張年代的資本主義，而不是金融擴張年代的資本主義。

源自法國年鑑學派的「歷史資本主義」文獻，認為在五百多年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中，體系範圍的霸權是恆常存在，表現為資本結合國家權力以能在體系所及的國際舞台上建立壟斷地位，尤其是推動系統的經濟金融化以坐享壟斷利潤。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美國構造了空前強大的霸權地位，以此攫取全世界的經濟剩餘，同時又導致世界發展的失落以及引發世界範圍的對霸權的抵抗，這是資本主義輪迴在今日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