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榮福│偽惡和偽善

(本文為《話語: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一書第十五堂,由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為韓國聖公會大學中語中國學系、國際文化研究系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從日本的月刊《自然》所收錄的〈蟲子的騙術〉(あざむく土たち)一文,我們可以把蟲子身上的紋路或斑點,視為渺小和弱勢的蟲子們為自保生存而盜用的偽裝術。這堂課的主題便是囚犯身上的刺青,也有著類似的性質。

在監獄裡的囚犯中,許多人身上都有刺青,且大部分是在少年監獄裡弄的。少年監獄的氛圍非常兇險,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年少輕狂的他們是上刀山、下油鍋都在所不辭的,所以少年們在監獄裡面身上有一、兩個刺青是必備的,因為每個人都不想被視為好對付的人。刺青的內容或圖案是各式各樣的,包括一心、復仇、必殺、死定、一碰就爆、蛇、毒蜘蛛、短刀等。但也有人刺青刺錯字的,如把「善良」的韓文「착하게」刺成「차카게」。總之,若有一個刺青專家進來坐牢,很多人便會請他幫忙刺青。不過,因為監獄裡不可能有好的工具,所以刺青的效果都不太好。首先,針頭的部分,他們會用線來捲繞針,然後把這個捲著線的針浸到墨水裡,然後捲在外部的線便會吸含著墨水並讓墨水漸漸滴流到針頭,再把針頭刺進皮膚以讓墨水注入到皮膚裡。因為過多的墨水注入到皮膚裡面或刺入太深,字會漸漸模糊不清,所以關鍵技術是盡量把墨水適量地注入到皮膚的淺層。我也曾多次被勸說弄個刺青作為紀念。不過,監獄裡的刺青大部分是不專業和粗糙的。而刺青的原因猶如蟲子身上的紋路,是在簡陋的環境下為了生存才刺青的。因為如果一旦被視為是容易欺負的,那麼這個人在監獄裡便很難生存下去。且不只是在監獄裡,同時在社會上也需要如此才能生活。

所以,監獄裡的囚犯們用刺青來宣示自己是兇惡的人,這是一種「偽惡」—此與「偽善」是相反的指向。也就是弱勢的人為了生存, 需要「拳頭」或「脾氣」,這是他們彼此都有的共識,也頗符合世間認知的道理。不過,大部分有刺青經驗的人都會後悔,因為刺青其實並不那麼管用,反而成為有前科的標籤。因為當時沒有去除刺青的技術,而墨水由碳粒子所構成,粒子相對比較大,無法被毛細血管所吸收,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會消退,但也無法完全消失,所以若要完整去除刺青,就得切開皮膚進行手術,但這樣除了花錢也還是會留下手術傷痕。不過,現在已有最新的刺青去除技術,是用鐳射破碎碳粒子並讓血管吸收掉。

我有一個關於刺青的有趣故事。當時韓國還沒有專門收容外國人的看守所設施,所以我們牢房的隔壁是日本極道黑社會的牢房,裡面有七個人。讓人驚訝的是極道黑社會的刺青,他們在背部和胸部刺有大面積色彩豔麗的刺青,簡直像刺繡作品一樣。晨間洗臉的時候,日本極道黑社會的房門一開,他們均脫去上衣並排成一列,在走廊中間慢慢走到洗手間,那麼各個牢房的囚犯都可以透過觀察口看到他們的刺青。大家都會驚歎地說:「太厲害了!」在眾人這樣的感歎中,極道黑社會人們都威風凜凜地走路,且走路的樣子也相當符合黑道的國際標準。相較之下,其他人在少年監獄裡用針刺出的刺青,突然間顯得相當寒酸。其實,一般的囚犯中有一個人有色彩豔麗的刺青,他是個有許多前科的、綽號叫作「尚萬強」(同《悲慘世界》主人公之名)的老人,他炫耀說那是他在日本弄的刺青。我跟他是在罰房相識的。罰房的面積為0.75 坪,而這麼小的房間得收容六個人,所以當我們要睡覺時,既要「橫著睡」(칼잠)又要睡「拐杖覺」(목발 잠),即三個人面對著三個人躺下來,一方的腳會夾在另一方的腋下,所以很像拄拐杖的感覺,我們便把這樣睡覺的姿勢叫作拐杖覺。而且我們只能側躺,每個人都得靠著旁人的背部睡覺,於是我便是對著「尚萬強」的彩色刺青睡覺。至今我仍難忘記的是他背部刺青的紋樣是一個女人—即身穿和服、把匕首藏於胸部,並坦露出一側乳房的日本藝妓—我得要緊靠著這個女人睡覺,所以我跟這位老人說:「您反轉身子,我才能夠睡得著。」有趣並很難忘的是當時藝妓的臉上正好長了一個青春痘。當時除了尚萬強的刺青之外,我沒有看過彩色刺青。囚犯的刺青如同他們的人生極為簡陋,而這樣具有挑釁性的偽惡被發現是脆弱的時候,他們的刺青反而讓人覺得可憐。所以這堂課我想跟大家談談「偽惡」和「偽善」的問題。

如果說偽惡是弱勢者的衣服,那麼偽善則是強勢者的衣服。雖然都是衣服,但其實說穿了都是偽裝,即都不過是表面上的東西,並不是如實地呈現本質。我們常看到在街頭的抗爭現場中,會發現帶著紅色頭巾的人,這也是一種「刺青」,是弱勢者展示自己的團結和戰鬥意志的標誌。如同強勢者的現場是法庭,黑色法服的嚴肅性即壓倒現場,可謂之與抗爭現場的紅色頭巾形成強烈對比。

新田次郎(1912-1980)的《阿拉斯加物語》(アラスカ物語,1974)裡有一個關於拉雪橇的故事。在阿拉斯加拉雪橇的狗群當中,最病弱的狗所繫的繩子是最短的,而要加速的時候,便會用鞭子打拉繩最短的那隻狗,因為聽到這隻最病弱的狗的慘叫聲,會讓其他的狗們跑得更快。爾後,最病弱的狗過世後,次病弱的狗便要取代那個位置。但其實, 如果我們是在拉雪橇的位置,那麼我們便不應該主張嚴懲—嚴懲等於用鞭子打最病弱的狗—因為嚴懲的手段便不是在拉雪橇,而是在駕駛雪橇。已經有不少研究顯示,嚴懲和恐懼只會讓社會變得更僵硬。相反地,透過參與和溝通才能激發眾人的潛力,而成為社會的力量。不過,所謂參與和溝通的結構很難達成,因為我們會不安於雪橇上自己的主導位置被侵犯,或因為受到「雪橇之上的位置和下面拉雪橇的位置屬於不同層次」這樣的僵固的習慣性思考,使我們的社會往往會用鞭子打最弱勢的人,而這樣的行為都依仗著「法律」、「正義」 和「道德」的名義—這就是強勢者的偽善。

《人的印記》(La Marque de l’homme, 1944)是克勞德.摩根(Claude Morgan, 1898-1966)的自傳小說。書中有段描述到一名被關在德軍俘虜收容所的法國軍官,收到太太寄給他的書信後感到憤怒的情節—那封書信原是太太為了安慰受俘虜的先生而寫的,她在書信裡談到:自己家的二樓成為巴黎的占領軍宿舍,而幸好住在二樓的兩個德國軍官都非常有禮貌,某一天其中一位德國軍官還在客廳用鋼琴彈奏巴哈的樂曲,且演奏得非常出色。法國軍官讀完書信後的憤怒,就牽涉到我們在討論的強勢者的偽善。彈鋼琴和人性原本並無關係,但藝術和知識在當下很可能成為了偽善的外衣,因為沒有任何權力是赤裸裸的展現,權力總會打扮得很光彩奪人。不過,衣服終究也是衣服。

林巨正(임꺽정,?-1562)為朝鮮王朝時期劫富濟貧的盜賊,他不是強勢者,而是無法生活在肥沃的田野上的弱勢者。申東曄(신동엽,1930-1969,韓詩人)的詩〈杜鵑花山川〉(진달래 산천)中,有一句是「等到累了的人們都到山上去了」。山往往是指弱勢者被驅逐而去的地方,亦即火田民 [i] 和山村人以及天主教徒都移到山上去了,而東學軍 [ii] 和游擊隊也是如此。所以我把監獄也視為一座「山」,即社會的弱勢者被驅逐而去的山就是監獄。有些人問我,「如何跟那些兇惡的囚犯們一起熬過二十年?」不過,我認為囚犯「兇惡」的形象,很多部分其實是強勢者給弱勢者穿的衣服。「大家認為搶劫犯和竊盜犯,誰的膽子比較大呢?」我想各位應該都會猜錯,其實竊盜犯的膽子比較大,這要經歷過的人才知道。其實他們之間也會彼此爭論,竊盜犯往往會跟搶劫犯說,「膽子大的人才會用刀」;那麼,搶劫犯反而會跟盜竊犯說,「在大家睡覺時偷東西,才是膽子很大的行為」。如同在動物的世界裡,弱勢的動物才會發出慘叫聲,把弱勢動物當作糧食的猛獸其實並不會發出任何聲響地移動。但現今面對的問題是,偽善被當作美德,偽惡被當作犯罪—其實這也是強勢者所灌輸的邏輯—如破壞和殺人是恐怖行為,而戰爭則是和平與正義,這樣的邏輯就是強勢者的偽善。如果說恐怖行為是弱勢者的戰爭,那麼戰爭便是強勢者的恐怖行為。即便如此,在我們的現實中「反恐戰爭」這一矛盾的詞語, 一直大搖大擺地存在著。

回到我在一開始提到日本極道黑社會的彩色刺青。當時我們的牢房左邊就是日本極道黑社會的牢房,右邊則是老人的牢房。老人的牢房多是收容年紀大而無法外出服勞役的老人們,並且大部分是有二十個以上的前科的惹禍精老人們。傳說中的人物「澳洲機」(호주끼)[iii] 也曾在那個牢房裡,他後來是溺於澡堂的熱水而燙死的,我還為他寫了碑木文字。而且這些老人們的名字很多都叫作金哲秀(김철수),是典型韓國男性的代表性名字。老人們的牢房很不一樣,完全沒有會面,也沒有書信、接見物品或購買物品。相對來說,極道黑社會的人們都很年輕、健康,並擁有彩色刺青。尤其,從經濟水平來看,兩者之間有顯著的差距。極道黑社會的人們每天都有一堆接見物品和購買物品,而且據說他們上廁所都會用掉一整個捲筒衛生紙蓋住馬桶,而外面的黑道往往也會特別指定人來照顧坐牢的黑道。我們的房間剛好位於老人們的牢房和極道黑社會人的牢房中間,因此我們自然而然會去比較兩個牢房的差異,而兩者之關鍵性差異即是「交鋒的方式」。老人們主要是吵架,而且不管白天或晚上都很吵,他們會講出很多髒話,偶爾也會有揪住彼此的脖領並發出頭部撞牆的聲音。問題是他們根本不管時間,深夜也可以吵架,往往我都以為差不多要結束,可卻又吵鬧起來,所以對面牢房的人總是會踢牆大喊說:「老頭子,讓我睡個覺吧!」所以我們總是說這些老人們的吵架像潮濕的柴火,不容易著大火,但斷續不止地一直產生煙氣。不過,日本極道的交鋒則是一瞬間就結束的,連一句髒話都聽不見,我們往往只不過聽到「哇噠噠噠噠」的腳步聲,然後過一、兩分鐘就結束,然後非常安靜,因為勝負已有結果,很像是火藥在爆發瞬間消逝。在左青龍、右白虎的兩個牢房中間,我們自然不能不關注兩者之間的差異,而開始了關於兩個不同交鋒方式的辯論,主流占上風的論述是對於老人牢房的批評。可是這場辯論也發展到關於韓國人和日本人的差異。主要是日本人很「阿莎力」(あっさり),意思是乾脆和坦率,而韓國人則是邋邋遢遢、拖泥帶水的,如此讚賞日本人和鄙視韓國人的論述,主要也跟對老人牢房所帶來的負面印象有關。

有一次,我們牢房的人都去參加「總集教誨」(총집교회)[iv],而我和老村先生李九榮(이구영,1920-2006,漢學家、北韓特務出身的長期囚)兩人留在牢房裡,他問我:「申先生也覺得韓國人是邋邋遢遢嗎?」我大概回答說:「韓國人吵鬧,邋邋遢遢,讓人無奈。」老村先生卻正顏厲色地跟我說:「從文化方面來看,老人牢房的水平大大高於極道黑社會。」當初這個說法不太容易說服我。老村先生的意思是,極道的牢房簡單說是暴力鬥爭,可老人牢房是搞理論鬥爭的。而暴力鬥爭不會直接逼近問題的核心,只不過用暴力決定勝負,所以這種交鋒不會得出誰對誰錯的結論,只是強勢者的勝利。所以問題不會得到解決,反而問題的本質被壓抑,即便有幸具有正當性的一方得到勝利,其正當性也不被討論。所以雖然老人的理論鬥爭讓人覺得無聊,帶著髒話又重複很多主張,但這樣在理論鬥爭(?)的曲折中反而能慢慢逼近爭論點。

《三國志》中常常會出現一種場面,就是兩個陣營的軍隊互相對峙下,兩邊的將帥會騎著馬往前,然後先展開一場口頭辯論—也就是他們用理論鬥爭的方式主張自己的正當性—常聽到的是關於道義的說法,「我對你並不虧待,可你怎麼能背叛我呢?」同時也會聽到大義和名分,「往上欺騙皇帝,往下讓百姓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怎麼能再如此領軍翻攪世界呢?」如果理論鬥爭得到勝利,那麼軍隊的士氣也得以大大提升。但我們牢房的整體氛圍不同於我和老村先生的想法,對於老人牢房的批評還發展到對於日本國花櫻花和韓國國花無窮花(무궁화,又稱木槿)的比較:「櫻花就像在雲端一樣漫開後,便毫無留戀般地散落;而無窮花謝掉後不再像花,還在原地長出許多蚜蟲」,其他人如此不斷地批評老人們。而我和老村先生兩個人在牢房也談到花,他認為「無窮花很有品德,因為和蚜蟲一起生活」。聽完後,我才發現我們對花的想法有問題。無窮花開花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得到讚賞,也不是為了自己的美麗,發出光亮和香氣是為了吸引蝴蝶,並只是為了朝開暮謝地開花結果,而謝掉後雖不再是花,但仍然留在原地被視為盡量照顧正在成長的果實這一母情的表現,故完成作為花的使命之無窮花特別美麗,而用「美麗」一詞描述無窮花,是再美麗不過的了。

我們在討論弱勢者的偽惡和強勢者的偽善時,弱勢者的偽惡往往容易被發現,不過強勢者的偽善卻非常不容易被發現—正確地說, 不是不容易被發現,而是我們不容易發現。可是,在監獄裡,我們卻很容易發現偽善。如同剛討論的「監獄是一座山」,金愛蘭(김애란, 1980-,韓國小說家)在2011年的長篇小說《噗通噗通我的人生》(두근두근내 인생)[v] 中,作者便把患有早衰症的孩子亞凜描述為「山」,因為他的身上同時存在幼年、中年和老年,如同漢拏山(한라산)或白頭山(백두산),[vi]同個時間卻在山頂、山腰、平地因海拔的不同綻放著屬於不同季節的花。即山裡面,同時存在春夏秋冬四季—監獄其實也是如此—又如同在動物園裡,我們可以同時見到寒帶的北極熊和熱帶的鴕鳥,在山裡同一個季節也充滿著屬於不同季節的花。因此,這樣的地方充滿著生命力和活動力,而且,因為山有高度而成為眺望台,所以監獄也因為其多樣性而成為很不錯的眺望台。

有一次為了迎接新年我去爬了北岳山(북악산),在山頂講述關於新年的感想時,我真切感到山是至高的眺望台。首先,我們的腳下便是景福宮(경복궁)和昌德宮(창덕궁),這些王宮是朝鮮王朝五百年的權力中心,也是鞠問、處刑、謀反和誅殺的現場。我們也看到遠地摩天大樓林立的首爾市區,這些密集的大樓甚至讓人擔心首爾的土地撐不住它們,這也表現了影響國家政策的土木建築行業資本之權力。而且,我們也猜想每一個大樓都有主人,所以這些林立的大樓亦是有錢人的權力之表現,縱使他們的錢之一半是從銀行貸款而來的,仍舊屬於金融資本權力的表現。如同北岳山,監獄也是很好的眺望台。監獄是刑法的現場,同時也是社會的縮小模型,監獄也是春夏秋冬的複合體。監獄是強行隔離犯罪者而設立的關押設施,而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lt, 1926-1984)對監獄有不同的定義,他認為監獄是「作為一個政治性空間,使得監獄外面的人們擁有一種錯覺,即自己沒有被關押」,這是一個悖論性的真理。

在《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vii] 一書中, 作者保羅. 威利斯(Paul Willis, 1950-)談到學校裡的叛逆小子和乖乖牌。反學校文化的叛逆小子把乖乖牌的學生謔稱為「耳洞」(the ear’oles)—即把耳朵(ear)和孔洞(hole)加在一起而成的詞語—「耳洞」帶有輕蔑性的意思,因為耳朵是身體器官中最為不表現自己的被動部位,所以「耳洞」指順從學校權威、只會聽話的小孩。小子們則將同伴們宣稱為「哥兒們」(the lads),相較於「耳洞們」只會聽老師在黑板上寫的、在教科書上記載的、在課堂上老師教的,而「哥兒們」不同,他們看穿學校的教育,形成非官方的同齡群體,集體爭取自己的認同,也分享自己的批判性世界觀。他們明確知道學習、實力、資格和誠實都不具意義,故而否定。他們高度評價透過反抗而得到的團結,以及從中確認的友情和義氣。我們不能說哥兒們表現出偽惡,可是至少可以將之視為看穿社會中偽善的群體。不過,威利斯在結論談到,貶低耳洞們、比起學習和腦力勞動更重視體力勞動的階級意識,終究在社會的制約(limitation)下遭受挫折,因為最終他們往往還是會淪落為給作為他們的抵抗對象之社會提供勞動力的群體。對於現成體制的偽善之抵抗不能發展成改革的動力,反而為體制更完善的運作而服務,作者為此悖論感到傷心。雖然對於偽善和偽惡的洞察是寶貴和必要的,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條件而已。遮蔽如此洞察的社會機制具有周密的構成,因為洞察本身不能成為社會力量,但即便如此,社會改革的力量的出發點就是如此洞察。因此,監獄的反文化和民眾性感性對我成為很重要的反思資源,對長期作為模範生生活的我來說,監獄是一個「大學」。

不過強勢者不一定都偽善,而弱勢者也不一定都偽惡,現實不是那麼簡單。強勢者中也有不少自稱法西斯的偽惡人物,而相反地也有 多少以偽善為武器的弱勢者。電影《越戰獵鹿人》(The Deer Hunter, 1978) 有一幕是獵打鹿的場面,沒有退路的鹿在槍口前以淒然的眼神凝視著獵人—這是鹿熱(deer fever)—在如此眼神前,獵人把槍放了下來。讓人惋惜的是,善和惡不是那麼容易區分的。

關於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最具資格的證言人是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 1919-1987),他在《滅頂與生還》(I sommersi e salvati, 1986)[viii] 裡指出,參與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的運作和犯罪的人們其實都只是一般的普通人,他因如此事實而備感絕望,因為往往會希望那些犯罪是部分喪心病狂、怪物般的人的肆意行為。這堂課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核心,是要掀開偽善和偽惡的面紗,這是需要工夫/學習的。而且在這點上,我們是失敗的,因為在華麗的舞台和衣著、音效和影像特效下,配合絢爛燈光以及許多言說所造成的幻想,不讓我們直面實體。不過,我們之所以失敗,更重要的原因不只是如此機制, 而是我們對人的理解仍然過於淺薄。我們盡可能指出我們努力的不足之處,即我們更需要平衡地努力培養對人的愛憎—即人性—所以工夫/學習不是把眼球朝向外部的全球化,而是朝向我們內心世界的人性化。

在平靜地睡著的胸膛中,睜開著眼睛的刺青是貧窮的人們之悲哀圖像。


譯註

i       「火田」(�),係指一種農耕方法,在山區未開墾地或於休耕地重新耕作時放火燃燒野草和雜木以取得農地,而焚燒後的草木灰亦能提升耕地土壤的養分。火田民係指依

靠火田農耕法謀生的農民。

ii      「東學」(앟),係朝鮮王朝末期興起的本土新興宗教,其主張反西學、反天主教、反封建、倡平等的思想,於1894 年引發東學農民革命,為反對兩班貴族和日本等外國勢力的農民武裝起義運動。

iii     「澳洲機」為有三十八個前科的囚犯的綽號。

iv     「總集教誨」(��뻖),係指在獄中對受刑者以集體式進行教誨的活動,主要由宗教團體來承辦。

v      中譯本參見金愛蘭(뿆훦줆)著,袁育媗、林文珠、楊琬茹譯,《噗通噗通我的人生》, 台北:皇冠,2014。

vi     漢拏山(줂툶)和白頭山(춷엖툶)分別位於韓半島的南端(濟州島)和北端(咸鏡北道),而在南北分斷後兩座山具有民族統一的象徵性意義。

vii    中譯本參見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著,秘舒、凌旻華譯,《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台北:麥田,2018。

viii   中譯本參見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著,李淑珺譯,《滅頂與生還》,台北:時報,2001。


【書介】

書名|話語: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
作者|申榮福(신영복)
出版社|交通大學出版社
ISBN|9789578614482

韓國魯迅──申榮福(1941-2016)
※蟬聯韓國暢銷書榜,迄今暖心連印33刷!
※當代韓國思想代表人物,以25堂課的清澈洞見直面黑暗時代中的亮光!

「幫助不是替人撐傘,而是一起淋雨。」──申榮福

申榮福為韓國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更被譽為「韓國的魯迅」。於1968年受統一革命黨事件連累而被關押,遭判處無期徒刑,服刑二十年二十日,於1988年特別假釋出獄。

他將監獄當成人間學和社會學的教室,並以對人類的愛為基礎,耕耘出作為文明史轉型的思想摸索之「和而不同」關係論。在坐牢期間寫給家屬的書信,連載於《和平新聞》,並於出獄前以《監獄裡的思索》為書名出刊,因而在韓國社會產生巨大的反響。並以獨創的「申榮福字體」和民眾性的書畫作品、演講與著述,參與韓國的社會文化運動,與廣大民眾進行溝通。

《話語》一書以申榮福於聖公會大學講授的人文學課程作為底本出版,在這最後一門課當中,申榮福將帶領讀者橫跨經濟學、哲學、文學,以及中、韓古典哲學與西方哲學,提示了作為21世紀文明論之「關係論」。

※本書特色
1. 體現作者經歷過的南韓當代歷史問題以及對它的深度分析。
2. 在西方知識霸權下,十分少見之韓國當代思想界成果中譯本。
3. 以大學通識課程為底本,適合所有成年讀者反思過往所認識的經典哲學,進而觸類旁通以認識當代。


發佈日期:202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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