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凱恩斯曾堅信：隨著科技革新和資本積累，他的子孫後代將在一百年後徹底擺脫貧困。然而，百年之期的即將到來卻印證了凱恩斯的失算，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中，無論是技術專家還是自發秩序堅守者都只關注一國的經濟發展，而並沒有考慮到擺脫絕對貧困後，相對貧困所帶來的更大問題。在科技進步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中造成了新的貧困，普通人為了達到以往相同的社會性生活內容，需要花更多的錢來買足夠的商品。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可能在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國家內部的各個階層之間造成更大的鴻溝，解決貧困問題絕不應該僅僅聚焦於經濟發展或科技進步，而是需要加入對更加廣泛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的考察，否則便易於陷入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汪毅霖老師的文章〈告別貧困，當代經濟現實與凱恩斯的失算〉原載於《讀書》2021年3期新刊，本文轉載自保馬！
一九三〇年底，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正式發表了其於一九二八年完成的〈我們後代的經濟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在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使多數人陷入失業和貧困之際，對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做出了樂觀的預測。凱恩斯堅信，隨著科技革新和資本積累，他的子孫後代將在一百年後徹底擺脫貧困，遺留的社會問題將是後貧困時代的富裕的煩擾。今時今日，我們距離凱恩斯預測的百年之期已為時不遠，凱恩斯所關注的後代正是當代的我們。那麼，人類是否如凱恩斯所預測的那樣，已徹底告別貧困了呢？如果答案為否，那麼令凱恩斯失算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當代的經濟現實之一：用發展來解決貧困的有限成功
凱恩斯相信，經濟發展能夠帶來閒暇和豐裕，關於如何滿足絕對需要的經濟問題在未來並不是「人類的永恆問題」。但是，考察人類進入農耕文明以來的漫長歷史，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直相當緩慢且多有起伏。所以，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中的模型仍是我們理解十九世紀之前漫長的人類歷史的合理起點。在馬爾薩斯看來，貧困是「專橫而無處不在的自然法則」，其所帶來的苦難和罪惡維護了「人口的增值力」和「土地為人類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之間的平衡。既然貧困在馬爾薩斯那裡已經上升為自然法則，也就難怪時人會將經濟學稱為憂鬱的科學。
所幸，馬爾薩斯顯然低估了十九、二十世紀的科技進步和資本積累給人類帶來飛躍式經濟發展的可能。至少就發達國家而言，馬爾薩斯式的絕對貧困在二十世紀已經成為一種歷史記憶。於是，當多數西方經濟學家在「二戰」後以技術專家身份面對新獨立的亞非國家時，都認同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在於經濟發展。然而，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貧困，這一嚐試至今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雖然有部分後發國家（如中國）通過經濟發展告別了共同貧困並進而實現了全面脫貧，但還有很多欠發達國家（尤其是在非洲和南亞）歷經幾十年的時間卻並未取得明顯的發展成就。於是，經濟學家們不得不對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本身加以反思。
在《貧困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一書中（此書的副標題顯然含有向凱恩斯致敬之意），長期擔任聯合國扶貧計劃顧問的杰弗裡．薩克斯提出了一項根本性的批判：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家和國際機構推薦給後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都是錯誤的，「在不考慮每個國家具體情況的情形下，一股腦地開出一系列標準的『藥方』——削減赤字、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營化」，反而「忽視了一些緊急的問題，包括貧困陷阱、農業、氣候、疾病、交通、種族，等等。這些問題是造成經濟欠發達的根本原因」。按照薩克斯提出的臨床經濟學，先要進行一國的貧困原因的差異診斷，然後才是設計政策來消除這些原因。
薩克斯發現了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的政策建議的邏輯缺陷，並用「差異診斷法」識別了非洲和南亞諸國的貧困病因，但是他開出的藥方卻讓人難以置信——發達國家增加對欠發達國家的援助，以幫助後者擺脫絕對貧困的馬爾薩斯陷阱。且不說這在政治上幾乎不可能實現（薩克斯不情願地承認了這一點），並且容易受到受援國內部腐敗的侵蝕（薩克斯不承認這一點），其在經濟效果上的影響也是短暫而有限的。援助或許能夠短期幫助當地人擺脫極端的絕對貧困，甚至讓部分人登上發展的階梯，卻無法保證最貧困的人群沿著發展的階梯前進，從而在長期化解中等貧困和相對貧困。
薩克斯所開出的令人訝異的藥方或許與他的技術專家思維有關，即只考慮理想世界中的技術可行性而不顧真實世界中的現實可能性，從而將希望寄託於一廂情願地假設「外國援助足夠多、持續時間足夠長」。按照這種思維方式所歸結出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導致貧困的關鍵因素，不如說是貧困的具體表現。技術專家的思維方式在當前的發展經濟學界仍是主流，如二〇一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迪弗洛夫婦在貧困領域所做工作的實質（見二者合著的《貧窮的本質》一書），就是用更科學的方法——隨機對照實驗——檢驗了以何種方式施以援手能更有效率地讓窮人攀上發展的階梯（例如薩克斯建議在非洲使用蚊帳以預防瘧疾，而隨機對照實驗考察了蚊帳是應該免費發放還是低價出售）。
為世界銀行工作多年的威廉．伊斯特利在《白人的負擔》中批評了薩克斯的技術專家思維，然後又在《威權政治》（英文名為The Tyranny of Experts，可直譯為「專家的暴政」）一書中將這一思維方式追溯至「二戰」後的第一批發展經濟學家，並以在一九七四年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繆爾達爾和哈耶克為例，說明了強調計劃的技術專家與強調自發秩序的懷疑論者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繆爾達爾等老一輩技術專家們將發展中國家視為沒有任何歷史和文化特殊性的白板，認為不發達及其所導致的貧困只是一個技術難題，可以用統一的藥方——進口替代、優先發展重工業、國有化（這與當今流行的藥方何其神似，只不過方向相反）——來加以解決。以哈耶克為代表的知識上的懷疑論者則將不發達和與之相伴的貧困視為政治、文化、歷史、制度等因素共同影響的複雜問題，故與其盲從人類的有限理性，不如訴諸市場的自發秩序，否則便是「知識的僭妄」。
哈耶克和伊斯特利這樣的經濟學家往往不受官僚和大眾的歡迎，因為他們的角色近似於坐在搖椅上告誡你不能做什麼的消極者。但是「二戰」後，無論是如繆爾達爾一樣把貧困視為一個可用簡單工具來破解的簡單問題，還是像薩克斯那樣雖然承認貧困是一個複雜問題卻希望能夠沿用簡單的工具來加以解決，技術專家們都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於是，僅僅知道不能做什麼看似消極，卻可以避免思維方式偏差所導致的方向性錯誤，這倒是頗為符合消極向積極轉化的辯證邏輯。正如中國的經驗所揭示的，改革開放後重新引入市場的自發秩序讓中國走上了高速發展的道路，也讓多數中國人擺脫了絕對貧困。
當代的經濟現實之二：貧困真的只是一個發展問題嗎？
雖然有思維方式上的巨大鴻溝橫亙在繆爾達爾、薩克斯等技術專家與哈耶克、伊斯特利等自發秩序的堅守者之間，但是雙方在發展與貧困的關係問題上卻共享著一致的假設——也是凱恩斯在《我們後代的經濟可能》中隱含持有的假設：國家層面的貧困可以依靠發展來解決，國家內部的個人層面的貧困則可以通過經濟發展的「涓滴效應」來化解。然而，正如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所反復強調的，雖然經濟發展可以為消除貧困準備好物質基礎條件，但是經濟發展不等同於人的發展，更無法解決全部的貧困問題。這種超越了發展與貧困之間的簡單線性關係的思考集中體現於森的「兩個半」洞見。
第一個洞見是國家貧富與個人貧富並不完全等價。森在《貧困與飢荒》中批評了與薩克斯和伊斯特利類似的傾向，「在有些研究中，研究者不是從一個國家中窮人所忍受的痛苦的意義上去認識貧困的普遍存在，他們所關注的是整個國家的相對富裕程度」，然而「一個國家內部窮人的貧困與一個國家的貧困或富裕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於是，發達國家內部仍有人深陷貧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也不等同於所有人都能登上擺脫貧困的階梯。技術專家和自發秩序堅守者相反方向的宏大敘事都只關註一國的經濟發展，從而令運用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來扶助社會弱勢群體（如美國的非洲族裔、印度的低種姓者）的問題反而被邊緣化。
第二個洞見是第一個洞見的延伸：既然國家的富裕並不完全等同於個人的富裕，那麼為了緩解貧困，社會保障（包括就業保障）是市場體系的重要補充，可針對一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發揮濟貧功能。薩克斯和伊斯特利都隱含假設了充分的涓滴效應，即經濟發展的外溢性會自動帶領貧困者走向富裕。然而，故事勝於邏輯，中外的脫貧經驗都否定了涓滴效應或至少否定了其充分性。例如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和凱恩斯所稱道的「進步國家」，英國十九世紀的工業化成就並沒有明顯扭轉無產階級的貧困狀況，以至於批判的武器演變為武器的批判，英國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實際上，大多數英國人擺脫絕對貧困離不開「二戰」後按照《貝弗里奇報告》所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所以正如森在《貧困與飢荒》中所說：「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保障系統的私人所有製的市場經濟中，社會保障是對於市場交換和生產過程的補充……如果沒有社會保障系統，今天美國或英國的失業狀況會使很多人挨餓，甚至有可能發展成飢荒。」
所謂的半個洞見是指不僅要重視絕對貧困，也要重視相對貧困。之所以稱其為森的半個洞見，是因為相對貧困的概念較多源於當代社會學家的貢獻，且在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那裡已經有所萌芽。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指出：「我所說的必需品，不但是維持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國習俗，少了它，體面人固不待說，就是最低階層人民，亦覺有傷體面的那一切商品。」於是對於一個生活在斯密時代的英國人來說，皮鞋就成了生活必需品。所以，相對貧困指的是一個人由於相對匱乏而無法過上體面的生活，因為個人的生活必需品是一個社會性問題，既取決於周圍人的生活水平，也取決於社會的傳統。
凱恩斯在寫作〈我們後代的經濟可能〉時恐怕沒有預料到，相對貧困在「二戰」後逐漸成為困擾英國的社會頑疾。權威的「英國貧困線」（Breadline Britain）及「貧困與社會排斥」（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調查顯示，一九八三年有14%的英國家庭缺乏至少三種生活必需品，而這一數字在之後的三次調查（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九年和二〇一二年）中逐次上升為21%、24%和33%。不獨英國如此，二〇一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在《逃離不平等》中指出：「美國人真實的貧困境遇是，人們沒有足夠的收入充分參與社會生活，家庭和兒童沒有足夠的收入過上鄰居或者朋友們那樣體面的生活。」這可以解釋森在《再論不平等》中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在發達國家仍然會有窮人挨餓？這些所謂的「窮人」在收入上要高於很多國家的中產階級，而後者卻可以免於饑饉。因為「在一個普遍富裕的國家裡，需要花很多的錢來購買足夠多的商品，以達到相同的社會性的生活內容」，這意味著購買更好的食物和大量食物以外的商品。
於是顯然，貧困具有相對的屬性且不能僅聚焦於單一的收入維度，且相對貧困可能在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惡化（英國和美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總體上是有所增長的）。中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絕對貧睏意義上的全面脫貧，而未來將長期面對相對貧困挑戰的階段，森的兩個半洞見要比薩克斯或伊斯特利的單純強調發展的思維更具借鑒性。
凱恩斯的預測為什麼會失準
距離凱恩斯的預測——人類將在百年後告別貧困——已逾九十年，當代的經濟現實顯然已經證偽了這一樂觀預測，人類之於貧困仍然無法完全擺脫馬爾薩斯式的憂鬱。除中國外，多數「二戰」後獨立的欠發達國家在脫貧工作上乏善可陳，而英美等發達國家正飽受日益嚴峻的相對貧困的困擾。當代的經濟現實提醒我們反思經濟學家慣有的偏見：簡單地假設一國的經濟發展與個人的貧富之間存在線性關係；只關注可簡單量化的絕對貧困，而輕視更為複雜的相對貧困，即使其已成為盤旋在富裕或正在邁向富裕的國家上空的揮之不去的陰霾。於是一個無論在思想史意義上還是在現實意義上都很重要的問題是：凱恩斯的預測何以失準？
凱恩斯在《我們後代的經濟可能》中將大蕭條背景下的貧困歸咎於失業。他並沒有認為失業主要是由經濟周期波動所引起的，而是從更長期更本質的層面思考這一問題，將失業現象概括為「由技術進步所引致的失業」。凱恩斯樂觀地認為，嚴重的失業和由之引發的貧困「只是經濟失調的暫時階段」。凱恩斯對人類百年後經濟前景的樂觀預測不僅建立在技術性失業是短期現象的判斷之上，更是建立在科技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的認識上。這一認識倒是頗為符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可能也是各種流派的經濟學理論的最大共識。因此，分析我們當代的經濟可能，一個展開思考的合理出發點就是當前正在進行中的新一輪科技革命。
人類正處於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勃興期，數字化、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領域的科技進步顯著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從對貧困的影響看，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為後發國家提供了彎道超車的機遇，從而有促進後發國家經濟發展繼而減緩貧困的經濟可能；但是相反，新一輪科技革命也可能進一步擴大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國家內部的各個階層之間的科技鴻溝，從而孕育著加劇貧困的經濟可能。並且，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新鮮之處是有基於更強計算機處理能力的「人工智能」的誕生，故機器替代人類的主要內容不再僅僅是人的體力勞動，更包括人的腦力勞動。
二〇一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希勒在《敘事經濟學》中追溯了人類擔憂機器替代勞動的歷史，認為這種經濟「敘事」本身可能導致人們的悲觀回應，從而令相關的經濟預言自我實現。但是，機器替代勞動畢竟是一種現實存在而非理論空想（如自動駕駛汽車可能會使司機這個職業徹底走入歷史），科技進步在長期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對那些因創造性破壞而失業的人們來說則意味著貧困的威脅。市場經濟會與科技進步共同作用，從而形成新的貧困人群，這是馬克思早就在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的背景下反思過的主題。在長期，我們或許都可以做一個樂觀主義者（科技進步畢竟意味著經濟發展的蛋糕可以變得更大），但正如凱恩斯的名言：在長期，我們都死了。
所以說，科技進步所導致的失業以及隨之而來的貧困或許並不像凱恩斯所認為的那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失調，而是一種人類經濟生活的常態現象，且在每個科技進步的高峰期體現得更為充分。於是在科技革命爆發的階段，發達國家和經濟高速成長的後發國家內部的相對貧困反而可能會惡化。例如對於有學齡兒童的家庭來說，iPad已經成為生活必需品，因為有大量的課內外的在線教育需要依靠iPad來完成，且越高配置的iPad教學效果越好。我們不能說無法承擔iPad的家庭處於絕對貧困狀態，卻可以認定其為相對貧困。這說明，科技鴻溝會導致甚至本身就意味著相對貧困，又由於相對貧困會阻礙人力資本的積累，故可能進一步加深科技鴻溝並固化相對貧困的代際傳遞。科技革命之於消除貧困的潛在消極影響遠不止於富裕或漸趨富裕的經濟體內部。科技進步及其外溢性雖然給欠發達國家提供了發揮後發優勢的機會，但是歷史經驗表明，更常見的情況是欠發達國家與主導科技進步的發達國家之間的科技鴻溝進一步擴大，而欠發達國家在勞動力成本上的比較優勢也會隨之弱化（使用機器在單位產品上生產成本更低）。這使得欠發達國家中的人們更加難於攀上發展的階梯。
厚道地說，我們並不應該過度非議凱恩斯的失算，因為所謂的經濟學預測從哲學的觀點來看只是一種符合邏輯的猜想。更何況，凱恩斯把科技進步視為解決貧困問題的希望，但從本質上說，科技進步是一種重要類型的創新，而創新的爆發及其影響本身是不可預測的，否則就稱不上真正的創新。經濟學家的常見錯誤是習慣性地將猜想的結果表述得過於篤定。所以凱恩斯思想的傳人瓊．羅賓遜夫人才會說：我學經濟學是為了不上經濟學家的當。
於是乎，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人類告別貧困的經濟前景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未知。但可以確定的是，解決貧困問題絕不應該僅僅聚焦於經濟發展或科技進步，而是需要加入對更加廣泛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的考察，否則便易於陷入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中國已經擺脫了糾纏著大多數後發國家的絕對貧困，未來的任務將是化解長期困擾發達國家的相對貧困。在全球化和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其對於生活必需品有著更高水平的預期，於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間的權衡這一社會政策經典難題仍將繼續考驗中國智慧，並決定著中國未來化解相對貧困的經濟可能。
發佈日期：2021/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