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明德│東亞地鐵系統簡要文化史:1865年至今

    【編按】本文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梁明德,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文章宏觀梳理1865年至今的東亞地鐵文化史,並指出地鐵不單是交通基礎設施,更是軍事防禦、「極度現代主義」與國家自豪感的象徵。歷史可以追溯自十九世紀東亞旅人對歐美地鐵的觀察,歷經日本早期建設及帝國擴張下於首爾、東北的戰略藍圖,乃至戰後國民政府的各項規劃。

    進入冷戰時期,北京與平壤主要因軍事與防空需求而推進建設;而港、台與日韓等地,則受經濟發展、都市化或政治談判驅動而大興土木。作者總結指出,這段地鐵發展史深刻折射出東亞社會對現代化與效率的極度渴望,但同時也隱含著在高度內捲的都市生活中,現代人面對龐大國家意志與機械化壓迫下的無奈與掙扎。

  • 布洛薩│茉莉樹下─加薩子民給征服者上的沉痛一課

    【編按】《茉莉樹下:加薩回憶錄》是加薩作家安海正所撰寫的沉痛見證,由台灣時報出版。自2023年10月加薩遭受無情戰火以來,無數家庭破碎,安海正的母親亦不幸於空襲的瓦礫堆中罹難。本書不僅是他對童年故鄉與摯愛親人的深切哀悼,更是對加薩人民堅韌求生、誓不與土地分離的強力叩問。

    本專文為法國哲學家阿蘭·布洛薩(Alain Brossat)為該書撰寫的推薦序,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布洛薩犀利地批判了西方社會與國際強權在「民族自決」原則上的雙重標準與虛偽——長期默許以色列的殖民擴張與暴力壓迫,甚至試圖將巴勒斯坦人從歷史與地圖上抹除。他強調,巴勒斯坦人絕非單純受苦的群體或「人類的塵埃」,而是一個有著深厚歷史根基、在廢墟中依然堅守家園的偉大「民族」。期盼透過這篇專文,能引領台灣與東亞讀者跨越地緣與資訊的隔閡,直視加薩子民在殘酷迫害中所展現的不屈底蘊與生命尊嚴。

  • 安海正│抵抗,是為了存在

    【編按】本文由定居台灣的巴勒斯坦學者安海正(Dr. Hazem Almassry)撰寫,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作者深刻批判以色列建國的神話與宗教殖民本質,指出1948年的「大災難」(Nakba)並非過往歷史,而是一場從代爾亞辛村大屠殺延續至今日加薩的長期種族清洗。在西方霸權與雙重標準的掩護下,以色列企圖透過殺戮、掠奪與驅離來徹底抹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對此,作者堅定宣告:「抵抗,是為了存在。」 面對持續的滅絕危機,巴勒斯坦人沒有妥協的餘地,無論是武力自衛、文字書寫還是記憶傳承,都是生存的必要義務。抵抗不單是為了拒絕不義的現狀,更是向世界證明巴勒斯坦民族拒絕安靜消失。安海正呼籲,世代傳播這份記憶與憤怒是巴勒斯坦人最後的防線;一旦選擇遺忘或與罪行和解,掠奪將被徹底合法化。只要堅守真相、拒絕屈服,巴勒斯坦的生命與權利就永遠不會死去。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一群恐怖分子在被偷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流氓國家! 每年五月,以色列人都會慶祝他們所謂的「獨立」。他們在我們村莊的廢墟上空施放煙火。他們在那些曾經擁有阿拉伯名字、後來被抹去的街道上跳舞。 他們向孩子講述「一片沒有人民的土地,給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這類神話,彷彿我的祖父、你的祖父從未存在過;彷彿從雅法延伸到拉姆拉的柑橘園從未存在過;彷彿巴勒斯坦的城市只是一些等待被人居住的幽靈。  這個謊言巨大到侮辱人的理智,但它正是整個國家建立其上的謊言。 這個想法,在核心上就是犯罪。想像一下,一群人大多來自東歐,卻決定用一本宗教經典來證明他們有權偷走另一個民族的家園。他們的祖先是否從未踏上這片土地,並不重要。巴勒斯坦人是否已經在這裡連續生活了數百年,耕種土地、建立城市、在耶路撒冷、海法與納布盧斯那些至今仍然矗立的石屋裡養育孩子,也不重要。《聖經》告訴他們,這片土地屬於他們。 於是,殺戮、驅逐與掠奪就成了宗教工程。拖拉機被轉化成土地所有權證書,而錫安主義者則把信仰改造成一種殖民意識形態,用來替每一項罪行辯護。 他們所依據的歷史解讀,也沒有少一點扭曲。他們談論大衛與所羅門王國,彷彿那能給予他們今天驅逐此地居民的權利。即使我們暫且假設這些敘述是真實的,而這本身在歷史學界就有很大爭議,這套邏輯仍然從根本上站不住腳。 巴勒斯坦人自己就是這片土地原始居民的後代:迦南人、非利士人,以及那些在幾個世紀裡逐漸轉為基督徒、後來又轉為穆斯林的古代猶太人。DNA 不會說謊。我們才是留在這裡的人,是從未離開的人。 至於構成今日以色列多數人口的阿什肯納茲人,他們的祖先來自可薩人與歐洲改宗群體,並沒有真正把他們與這片土地連在一起的血緣關係。 即使兩千年前曾經存在一個猶太王國,這也不會給一個波蘭或烏克蘭猶太人權利,去驅逐一個在此地從未中斷生活的民族。 否則,我們也應該允許美洲原住民驅逐今日美國境內的所有人;應該把澳洲交還給原住民;應該把白人逐出南非。更諷刺的是,按照同樣邏輯,我們更應該把錫安主義者自己逐出巴勒斯坦,把這片土地歸還給它真正居民的後代,也就是我們。 錫安主義的邏輯經不起任何嚴肅檢驗。可是,以色列正是建立在這套邏輯之上,並且至今仍用坦克與戰機來保衛它。  1948年發生的事情,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爭。那是一場經過精密規劃與組織的種族清洗行動。 錫安主義武裝組織—哈加納、伊爾貢與史登幫—並不是在與正規軍作戰。他們襲擊的是毫無防備的巴勒斯坦村莊,屠殺婦女與兒童,以製造恐懼,迫使居民逃離。 Deir Yassin massacre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1948年4月9日,錫安主義武裝進入這座村莊,殺害超過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是婦女、兒童與老人。孕婦被剖腹,嬰兒在母親面前遭到殺害,房屋連同裡面的居民一起被焚燒。 這並不是孤立事件。Tantura、Lydda、Ramla以及數十座村莊與城市,都發生過類似的大屠殺。 目的非常清楚:讓巴勒斯坦人恐懼到不得不拋下一切逃命。 而我們確實逃了。超過七十五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村莊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以防居民返回。土地被新成立的國家透過法律沒收,用法律讓掠奪看起來合法。

Joe Lauria丨納坦雅胡下令,美國接旨

本文作者認為,納坦雅胡誇大反猶太主義,稱以色列遭到不實指控,而美國政界和媒體則積極響應他的言論,將任何批評以色列的聲音視為非法並壓制。從這些現象,作者提出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就算納坦雅胡講的話多誇張,就算納坦雅胡會惹怒美國的領導人,但為什麼美國依然會對以色列言聽計從?而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理解現今以色列被縱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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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Hedges丨我對拜登退選的一些看法

在這篇文章中,Chris Hedges認為拜登的身體狀況不佳,導致支持者們切斷了金援。由於民主黨在去工業化、經濟崩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並將焦點轉移到種族、犯罪等問題上;而且拜登和民主黨對美國的經濟與政治變革負有責任,現在又將任命另一位缺乏道德的政客,掩蓋企業貪婪和無止境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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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國論壇】「改革」如何深化?「中國式現代化」如何推進?──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三中全會之解析

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於7月18日在北京閉幕,會中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在這篇長達兩萬兩千字的《決定》中有些台灣社會比較陌生的語詞,譬如「中國式現代化」、「新質生產力」、「全過程人民民主」、「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我們請兩岸議題專家楊開煌老師給我們最深入、最到位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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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文英丨有話語權的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

「不穩定無產者」多指沒有穩定生活來源的主體。如:未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合同工臨時工、失業者、移民、殘疾人、低保人士等等。本文中,韓國人類學家、延世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趙文英為我們呈現了一群較為特殊的「不穩定無產者」,他們就讀於韓國超一流大學,擁有優於常人的教育文化資本,雖無穩定的經濟來源,但這群「精英大學生」們積極游走在韓國的各個公論場,不斷發出屬於高學歷青年自己的聲音。正是基於這一點,作者將他們稱為「有話語權的不穩定無產者」。

作者在自己的人類學課堂上借助「相遇(encounter)」與「連接」的方式在這群精英大學生與貧困活動家之間建構起對話的橋梁。通過一個學期與貧困活動家的對談、深入探訪遊民夜校等活動,這些有話語權的青年不穩定無產者逐漸對貧困遊民有了更為切身、深刻的瞭解,同時也對貧困問題本身、對於不穩定無產者之間存在的等級秩序有了自己的認知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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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舒潔 | 和人民一起思想:陳映真的「認識論斷裂」與1980年代台灣的「民眾」問題 

陳映真在1980年代圍繞「民眾」問題的系統思考,可以視作一場認識論斷裂。以「民眾」這一概念為核心,陳映真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左翼思想話語,從1960年代青年時期的左翼理想主義邁入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從關注第三世界的問題到投身於民眾的文化實踐,陳映真打通文學、科學與政治這三個領域之間的聯繫,構建了一個整體性的歷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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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Cook | 財團媒體運作的方式

在這篇文章中,Jonathan Cook 探討了西方新聞媒體的真實角色和運作方式。Cook 指出:所謂的「自由媒體」實際上是財團和政府控制的工具,目的是馴化和操縱大眾,而非如一般認為的那樣提供公共服務或是多元資訊的競爭平台。作者引用杭士基與赫曼的「政治宣傳模式」來說明,媒體利用誤導、不報導及謊言來操控受眾,並強調西方媒體偏向於掩飾政府和財團的利益。文章舉例說明媒體在報導加薩與烏克蘭事件時,對不同國家和群體採取了顯著的雙重標準,強調這種不平衡的報導方式服務於特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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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 | 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和改革的複雜性

80年代以來,中國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歷經不斷的改革,發展為工業大國,並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持續深化的背景下,展現出別樣的生命力,為社會主義注入了新內容。但是,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各界又一直存在激烈爭論。為了回應這些問題,李陀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放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視野下進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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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 1980年代是我們的「來處」

本文由微信公眾號「保馬」授權轉載,該文為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蔡翔老師新著《1980年代:小說六記》導論。文章指出,1980年代是充滿變革與轉型的時代,其顯著特點便是「退後一步」。這一「退後」並非簡單的倒退,而是對過往激進政治實驗的審慎反思,從而確立了「改革」的基調。貧窮成為改革的驅動力,確保了前進方向指向未來而非沈溺於過往。西方的影響與本土的覺醒交織,引發了文學領域從社會現代化向人的現代化的轉變。1980年代,作為過渡的時代,其斷裂與創造性並存,為後來的時代提供了多元選擇的可能。儘管市場成為後續衝突的核心,但1980年代仍是我們的「來處」,其中「小我」的崛起標誌著歷史「大變局」的開啟。回望這一時代,我們不難發現其深遠的歷史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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