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年日本政府提出「台灣有事」，依此合理化提高軍事支出的論述基礎，同時沖繩「去美軍基地」的訴求卻一再被擱置，當地人民持續承受了長期軍事化的壓力與種種問題。沖繩的反戰團體因而也提出反戰和平的訴求，希望透過和平的方式「不讓台灣有事」。歷史中，沖繩與日本的矛盾為何？本文作者富山一郎為同志社大學教授，研究沖繩問題，曾著有包括《近代日本社会と「沖縄人」 「日本人」になるということ》（日本経済評論社，1990）、《戦場の記憶》（日本経済評論社，1995）、《暴力の予感 伊波普猷における危機の問題》（岩波書店，2002）、《流着の思想 「沖縄問題」の系譜学》（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13）、《始まりの知 ファノンの臨床》（法政大学出版局，2018）。這篇文章以沖繩人的邊際流動史為考察對象，梳理發生在大阪、南洋地區和沖繩本地的生活改善運動以及沖繩人的戰爭記憶，思考在成為「日本人」這一過程中，沖繩人在主權國家內部及殖民地的雙重位置和內外雙重性——帝國內部被統治並應被「剔除」的「沖繩人」和與殖民地南洋「島民」相區別的統治者「日本人」，並指出這種雙重性不僅建立在近代日本社會市民民族歸屬感的矛盾狀態上，亦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路線纏繞共生。邊界的不確定性導致沖繩人既是在成為「日本人」過程中暴露出的自我中的他者，也成為暴力統治下的他者。這不僅造成了意識中的殖民地空間與實際統治之間的割裂，更反映了後殖民時期殖民主義暴力的全新延續形式——和平國家內部日常生活的暴力，在此意義上引發的系列種族分化和精神創傷等社會問題，更具有現實討論意義。原譯文刊登於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12輯（未出版），圖片源於網絡，首頁圖片為「『沖繩歸復運動』與『反對軍事基地』運動」，本文轉載自謂無名，感謝授權。

「矛盾和衝突最後不幸導致戰爭，不代表備戰的必要，更不表示戰爭的必然。它只是反映戰爭爆發之前的和平努力及運動失敗的無奈。而備戰不僅無法避戰，毋寧是和平終將以失敗告終的預警。在和平仍有機會實現的努力中，備戰恰恰是可能顛覆和平運動，時空錯亂的逆流。現在的俄烏戰爭終究全面爆發，不是俄烏鼓動備戰的蠢人太少，而是兩國堅持理性和平的智者不多；不是烏克蘭求戰的勇氣不夠，而是推動和平的志士的努力不足。所以，台灣如果不幸在某種程度上促發了兩岸的軍事衝突，那絕非只因對岸已有人迫不急待，或台灣沒有人推動備戰，而是兩岸和平努力及願望的全盤挫敗！」

＊作者是律師/前教授。兩岸問題研究者。著有 《兩岸新視野》（印刻 2022）。哈佛法學院法學博士。

（本文轉載自風傳媒，圖片為2017年漢光演習，來自中華民國總統府│政府網站資料開放宣告）

【編按】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長起來的學術團體，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影響深遠，學問傳承延續至今。與之形成對應的日本市民社會派雖然也曾在戰後日本的社會科學界盛極一時，卻未能像法蘭克福學派一樣開枝散葉，其原因何在？本文的作者山之內靖試圖從「日本的哈貝馬斯」——大河內一男與哈貝馬斯的學問發展的異同中來回答這一問題。大河內一男的社會政策研究中雖然蘊含著批判官僚體制獨善性、精神主義的合理性，但其研究目的在於對總力戰體制的證成。戰後，大河內一男的學術大多為其戰時研究的重複甚或後退。對於總力戰體制的深入研究雖然使得他具備了部分超越哈貝馬斯的可能性，但戰時遺產的兩義性使得他喪失了進一步發展出社會批判理論的可能。本文登於謂無名，感謝授權轉載。本文原載伊豫谷登士翁、成田龍一、岩崎稔編，山之內靖著《總力戰體制》（『総力戦體制』，東京：筑摩書房，2015 ），譯文由李梁譯，收於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12輯（未出版）。圖片來源取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