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於今年3月30日下午在武漢大學，主持海峽兩岸學生座談會。在開場演說中，他用幾分鐘講述了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的故事。
4月2日馬英九又到訪千年學府湖南大學（前身是嶽麓書院），在雙方學子交流會上，馬英九的發言終於首次進入了兩岸關係的正題。馬英九同樣又在講話的過程中，講了普法戰爭時期，都德寫的小說《最後一課》，並通過這篇小說，延伸講到了後來的德、法兩國，如何從敵對世仇狀態到共同開展的「學生交流」、「學術交流」專案，以及文化、經濟等合作，最後又如何進化成為政治上歐洲聯合體的核心成員……目標毫無疑問就是「歐洲統一」。
馬英九認為，德法兩國不同文化、不同種族，雖征戰百年，但二次世界大戰後，雙方還能簽訂條約、深刻互動，在交流下成為歐盟最主要的力量。馬英九反問，多麼困難的事，德法兩國都做得到，為什麼兩岸做不到？他相信，兩岸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兩岸年輕人多接觸。 他說：「多接觸、多瞭解，增加一分友善，就減少一分敵意，讓雙方逐漸融合在一起。」
1870年，普法戰爭中法國失敗，賠款5000兆舊法郎（清末華銀2000兆，約5倍於庚子賠款！），並割讓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兩省。 都德曾經參戰，痛心法國的慘敗，1873年創作了《最後一課》，後來又寫了《阿爾薩斯！阿爾薩斯！》等愛國主義教育小說。《最後一課》在1912年9月由胡適從英文版翻譯成中文，起初譯名《割地》。最初刊登在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報》。1913年，在日本出版的《湖南教育雜誌》刊載了標明「匪石譯」的《最後一課》。1915年另一譯本出現，就是「靜英女士」譯的《最後之授課》。1919年，亞東圖書館將《最後一課》以原題目收入其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中。1920年代開始，《最後一課》被收入商務印書館印行的中學語文教科書中。
從1920年起，《最後一課》就進入了中華民國的語文教材，成為經典課文。先後選入《白話文範》（商務印書館1920年）、《國語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23年）、《國文百八課》（商務印書館1936年）等教材，影響日趨擴大，逐漸構成了一代人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最後一課》曾被收錄進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課本七年級下冊。[1]馬英九則是1960年代在臺北上初中時，從《國文》課本讀到這篇小說的。
根據戰勝國普魯士政府的命令，在這兩省的學校不許再教授法語，只能改教德語。小說以一個小學生的視角和語氣來看到和說出，那個語文老師是如何教法語的最後一課的情形。明白了即使當了亡國奴，也要牢記自己的語言，因為「法語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
胡適翻譯那位小學老師韓麥爾（Hammel）的悲戚語句：「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普國京城）有令下來說，阿色司（阿爾薩斯）和娜戀（洛林）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胡適譯文）
法國這段歷史和當年中國很像。侵佔東北期間，日本實行奴化教育：用日本東京時間計時，妄圖泯滅東北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使東北一切日本化。當時把漢語叫「滿語」，而「國文」、「國語」是日文、日語。《最後一課》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喚醒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識，激發了民族復興豪情的作用。因此也成為國共兩黨愛國主義教育的教材。
但是，特別諷刺的竟然是，阿爾薩斯本來是德國領地，居民是講「高地德語」的民族。 1552年才被法國兼併，普法戰爭之後，又被德國割讓回去。就像臺灣本來是清朝領地，1895年馬關條約才割讓給日本。1945年日本戰敗，根據《波茨坦協定》跟《日本降伏文書》才歸還中國。如果當時臺灣的小學校園出現日本老師面對臺灣小學生，用日語來上最後一課，鼓勵臺灣小孩「勿忘日本帝國！勿忘美麗的日文！」這個場景就是都德描述的那個小說課文。
其實這不是馬英九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到《最後一課》，在談到兩岸關係時他常常喜歡引用《最後一課》的故事。2016年8月8日馬英九在臺灣大學出席「第十屆亞洲未來領導人協會」台北論壇開幕式上講過《最後一課》的故事。2018年4月11日在斯坦福大學題為「台灣面臨的三大挑戰：經濟、兩岸關係和民主」的演講中，馬英九講過《最後一課》的故事。2018年5月9日馬英九在東吳大學題為「從兩韓到兩岸：東亞分裂國家統合的新模式？」演說中也引用過《最後一課》的故事。[2]
關於馬英九在武漢大學和湖南大學演講時，通過《最後一課》情節，他把普法戰爭這個不同民族間的國際戰爭，錯誤地類比海峽兩岸因為國共內戰而造成的民族分治現象，這個謬誤已經有很多人批判，我們不再贅述。至於馬英九主張的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論述，在現行以聯合國為主的國際政治體系以及國際法規範體系，恐怕也是站不住腳。馬英九還把歐洲各國整合成為歐聯體（European Union）的進程，從1985年6月14日5個歐洲共同體國家（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簽署《申根協定》（Shengen Agreement）開始，1995年3月26日申根協定正式生效，最早簽署的5個國家取消邊境檢查。 目前申根區由27個國家組成，其中23個是歐盟成員國，此外，冰島和挪威作為北歐護照聯盟成員國，也加入了申根區。
申根協議的簽署和實施對於歐洲國家之間的旅行和交流影響深遠，為歐洲一體化和跨國合作提供了重要平臺。但是馬英九期待兩岸比照歐洲各國作為國際法主體的主權國家主權政府，通過條約來進行整合，恐怕也是一廂情願。簡而言之，兩岸關係定位，根據《中華民國憲法》1992年增修條文，就是「一國兩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反分裂國家法》，臺灣就是中國領土。兩岸統一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
馬英九還有一個美麗的歷史誤會：在《最後一課》中，寫得似乎全阿爾薩斯的人都把法語當母語，顯然和歷史大相徑庭。歷史總是那麼諷刺和弔詭。其實，在當今的阿爾薩斯許多老百姓還說德語，不是單純的因為德國對其佔領的「奴化教育」，而是因為阿爾薩斯在古代本屬於德國哈布斯堡家族的領地，居民都說德語系的「阿爾薩斯語」，1552年被法國佔領統治後，當地居民對法語存在抵制傾向。當普法戰爭結束，阿爾薩斯重新成為德國領土後，150萬居民中只有5萬說法語的居民。[3]
歷史上的法蘭西王國大約在十七世紀逐漸佔領阿爾薩斯。阿爾薩斯的本土語言阿爾薩斯語雖然歸類為日耳曼語系中「高地德語」的一支，但是與標準德語差異巨大，無法溝通。十七世紀，以巴黎地區語言為基礎的標準法語逐漸形成，並隨著法蘭西王國的強盛和啟蒙運動而逐漸定型。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二世建立帝國，並逐步擴張。與此同時，標準法語逐漸向法蘭西帝國各省推廣，成為學校授課使用的語言和中上層社會接受的書面語。與此同時，拿破崙佔領下的德意志地區，民族主義逐漸抬頭。拿破崙被放逐後，維也納體系成立。其後，腓特烈．威廉三世和俾斯麥領導下的普魯士逐步統一了德意志。[4]
阿爾薩斯的法語普及和教學從1794年的法令開始執行，但學校內使用法語授課直到1833年的法令推出後才開始被認真執行。1850年左右的時候，法語除了是阿爾薩斯的官方書面語言，也主要在中上層社會、知識界和商務工作中使用。另一方面，隨著德意志統一進程開始，從十九世紀上半葉起，作為書面語的標準德語逐漸形成，而屬於法蘭西的阿爾薩斯和洛林並沒有被包括在這個過程中。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語言與以普魯士語為基礎的標準德語差異巨大，無法溝通。鑒於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興起，法蘭西政府也開始強調國語推行的重要性。1850年到1870年是法語急速傳播並被系統性地教授的20年，阿爾薩斯會說法語的人口因此大增。然而中下階層（農民、手工藝人和工人，約佔總人口的五分之四）的生活用語依然是本地的阿爾薩斯語，法語則被視為「富人的語言」。1860年代晚期約有15%的阿爾薩斯人會說法語，但學生從學校畢業時大多能通曉法語和阿爾薩斯語。[5]
阿爾薩斯居民的國家認同和語言認同是不同的！
就像今天的瑞士，居民有說德語的、法語的跟義大利語的，但是國家認同則統一是瑞士。今天的新加坡，居民當中華裔雖占多數，但還有馬來人、印度人，國家認同則為新加坡，不是中國。今天，阿爾薩斯的國家身份認同和其語言認同是不同的。儘管在歷史和傳統文化如語言上，阿爾薩斯與德意志部分地區關係密切，但與德國其他地區關係疏遠，經過了啟蒙運動和大革命的洗禮，由社會契約與自由平等價值觀契定的現代國家認同觀念讓阿爾薩斯人認為自己是法蘭西的一部分。[6]儘管中下階層對法語不感興趣，但他們認為自己的母語阿爾薩斯語與德國的標準德語差異巨大，無法交流，與自己的法蘭西國家認同並不衝突。這與德意志地區將國家身份認同建立在文化傳統和語言上的觀念並不相同。
二戰後，法國驅逐了許多1871年後移入阿爾薩斯的德裔居民，學校上課一律用法語，街道和店鋪名字也只准用法語，但是快八十多年了，也沒能從根本上改變當地生活語言還有德語的現實（或許當地的德裔居民學到了都德的《最後一課》並深受影響，於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依舊牢固地堅持自己的民族語言。
現在法國不在學校里學習《最後一課》這篇課文，或許由於法國教育部門認識到課文故事和歷史現實的不同，不繼續傳授給學生也是尊重歷史和當地居民感情的表現。由於上述歷史事實，中國大陸初中《語文》教科書的《最後一課》課文，因小說內容並不符合歷史真相等原因，已於2017年被移出。不過，《最後一課》在全球100多個國家曾經成為教科書課文，凝聚了民族，團結了國家。而《最後一課》體現的高尚愛國主義情操更是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也值得中國中學生繼續學習和領會：那位小學教員韓麥爾說：「法國語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最明白，最精確」；又說：「我們必須把它記在心裡，永遠別忘了它，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著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胡適翻譯《割地》）
我們檢視《最後一課》裡法文教師韓麥爾的思想和傾向，即使不是如同一個在侵略戰爭期間的日語教師在日本戰敗前對經受過奴化教育的東北人或臺灣人那樣惜別和教導，那麼他所留戀的的時代顯然不是那麼具有充分的愛國含金量。二次大戰後不知道有多少日籍教師在臺灣土地上，給臺灣的學生們上過「最後一課」，他們傳遞的日本皇民化思想，連同他們在軍國民體制下的皇民化運動，難道真的就像臺灣前輩作家吳濁流說的「皇民化運動就像一陣風，風一吹，說沒就沒有了！」嗎？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日本戰敗後，臺灣日據時代接受皇民化教育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既得利益階級（皇民化家庭），一方面拒絕接受中國文化語言跟中國國家認同，一方面堅持彼此的日本帝國與語言文化認同，這個現象，在李登輝成為臺灣首任直接民選總統之後，「新皇民運動」便風起雲湧，日入破竹。而後續的民進黨總統陳水扁與蔡英文，在國民義務教育與大眾傳媒的國家認同教育上，開始「去中國化」，形成一面倒的「臺灣本位、臺灣優先、臺灣第一」的臺灣國家認同，最後就導致蔡英文所說的「天然獨」的現象，也就有了蔡英文817萬票支援的總統大選勝出。讓台灣獨立運動者的國家認同和語言認同（普通話、閩南話、客家話）開始錯位。臺灣民族論的神話也就空前高漲。
幸好，過去400多年的臺灣歷史上，臺灣這塊土地，台灣這些人民，的確經歷過好幾次「最後一課」式的歷史衝擊。國旗的更換、官方語言的更迭，臺灣居民固然無能為力，但有關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私領域心理空間，政治統治者似乎也只能過癮「一陣風」。臺灣居民面對國際局勢的板蕩，也許只能俯首認命，但內心自有主張。這個主張，最後一課的小學老師恐怕無法改變──它就在居民的血液裡流淌，它就在民俗的、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脈絡裡生根發芽。
（感謝作者供搞）
※ 作者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註解：
[1] 見張晰：馬英九的《最後一課》，臺灣中時新聞網，2023-04-01。
[2] 見同上。
[3] 王錦思，法國為何不學都德的《最後一課》，光明網，2010-04-01。
[4] 見同上。
[5] 見同上。
[6] 見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