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從疫情記者會線上直播到健保卡註記和疫苗施打，藉由實聯制和社交距離等APP的運用來掌握足跡，以及停課時的線上課程和民眾利用購物及外送平台解決日常民生所需，數位媒體及平台在台灣疫情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當中也延伸出各種問題，包括由資本主義下演算法下帶來的訊息偏誤（或所謂風向）、假訊息、侵犯隱私的問題、能使用數位平台的能力的不公，又或者像是近日上海疫情，整個線上平台因為物流系統受到疫情影響而無法發揮作用。自從世界被數位媒體高度組織化以來，新冠肺炎疫情是人們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疫情既凸顯了整個社會對網絡聯結日益增長的依賴，同時也由此加劇了社會中的不平等與矛盾緊張，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中持續不斷的對抗。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這篇文章提醒，數位網絡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中立性傳播渠道，社交媒體平台的經濟屬性，決定了它們會更青睞那些可能持續吸引註意力的消息，以及平台資本主義如何運作。 他最後也期待，是否也能夠藉著目前的實踐，從中「推動建設新的、持久的電子絲綢之路（electronic Silk Roads），並跨越不同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邊界，傳播知識、專業技能、創新理念和實踐經驗，在承認共同挑戰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促進新的團結」。本文作者為英國拉夫堡大學傳媒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傳播學與文化研究，尤其在傳播政治經濟學方面造詣頗深。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文題目為〈對抗的聯結：大流行病與平台資本主義〉，載於《開放時代雜誌》2022年第1期。
本文譯者｜張艾晨、杜怡蒙
自從數位技術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組織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以來，「新冠肺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是人們在當下傳播環境中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對旅行和社交接觸的緊急限制強化了數位技術對於社會活動每個領域的核心作用，從實施政府策略到管理家庭日常事務和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社會生活越來越多地圍繞互聯網組織起來。
過去一年中，世界各國和各城市都處於不同程度的封鎖狀態。許多工作地點、學校、商店、餐廳和娛樂場所至今關閉著，旅行和會見朋友家人都受到嚴格限制。鑑於常規的社會活動和社交接觸受到多重製約，人們越來越多地轉向線上數位生活，繼續工作、購物、學習、獲取信息和參加娛樂活動，以及維持人際關係、交流觀點、溝通情感。政府推行了針對緊急情況的應對策略，並在利用現有的印刷和廣播媒體進行公共傳播的同時，廣泛運用數位化網絡技術追踪病毒感染者和接觸者。
在撰寫本文時（2021年4月），新冠肺炎病毒仍在全球多地肆虐，出現了多種變異並可能對目前用於保護個體免受感染的一些疫苗產生抗藥性。因此，想要全面了解這場一百多年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尚需時日，這也意味著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具有時段性。但值得一提的是，人們首次嘗試通過將現有研究加以匯總來梳理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研究趨勢和議題，並從學術視角考察數位媒體在新冠肺炎疫情發展至今的過程中被大範圍使用的種種情境。中國讀者對關於本國疫情形勢和成功抗疫經驗的研究已經多有了解，因此相關研究旨在關注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實踐，從而為更全面地考察其社會影響奠定基礎。
01 新冠肺炎的語境化：從技術到政治經濟學
面對數位媒體的中心地位，圍繞數位產品的技術特性展開研究確實充滿誘惑，但這是條死胡同。數位媒體的生產、被推廣或被拋棄從根本上取決於數位媒體公司的商業模式和政府的監管政策。從技術視角切入會使數位媒體中立化，將數位媒體從決定其發展和應用的核心力量中抽像出來，從而排除了其中蘊含的經濟社會不平等和有關權力關係的核心議題。通過借鑒批判政治經濟學中的思辨傳統來考察商品生產、國家干預和自願聯合等政治經濟因素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型構了數位媒體的使用實踐，我們可以矯正這一偏頗。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政治經濟要素在當代資本主義運作實踐中各自所佔據的權重並不相同。數位積累的主導模式圍繞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 ［Srnicek，2016］）展開，由以谷歌（Google）和臉書（Facebook）為代表的主要數位公司運營，通過提供免費的數位平台服務換取用戶個人信息的壟斷所有權。這些數據被挖掘和分析後形成各種細分市場，使廣告商能夠更有效地開展營銷活動。此類商業模式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出現根本性重組後的產物。
以監管企業活動、提供普惠型公共資源為核心的社會制度曾經支撐了1945年之後的西方福利資本主義時代，但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這一社會基礎逐漸被主導了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市場中心製度所取代。這一信奉市場經濟和利潤至上原則的新自由主義捲土重來，從根本上壓縮了西方國家干預經濟的範圍，受保護的市場向競爭開放，包括電信網絡在內的核心公共設施被私有化，對一般企業的管制也放鬆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建立時間最長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尤其熱衷於推動市場化，但整體而言，上述原則在全球範圍內均得到了採納。
西方的主要數位企業（均位於美國）建立了相對不受監管的網絡傳播空間，而這是美國立法者在互聯網發展早期決定將數位平台歸類為中立載體（如電話公司）而非出版商（如報紙和廣播機構）的直接後果。這使得數位平台能夠規避政府對公共領域中的傳播內容所施加的正當監督。結果導致公共傳播的中心區域被一種商業模式所主導：該模式激發了一種不可持續的過度消費文化，增加了大流行病暴發的可能性，加深了氣候危機，同時通過傳播虛假信息和陰謀論侵蝕了對社會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公共討論。
與此同時，市場化政策導致用於福利和公共資源的資金大幅減少，並降低了對企業和富人群體的稅收。那些處於社會頂層的人群獲得了不成比例的經濟收益，整個社會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迅速擴大。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階級、種族、性別和年齡的交叉性不平等問題。在記錄著感染率、死亡率以及失業、失去教育機會、貧困加重、數位鴻溝加深的數據中，這些問題被以最尖銳的筆觸描繪出來。正如范德維爾（Chad Van de Wiele）和帕帕查理斯（Zizi Papacharissi）所觀察到的，「當我們向內撤退以對抗一個無形的病毒對手時，我們可能同時發現自己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專注於對抗那些存在已久的、更為普遍的社會不平等，那些因為可見性增強而顯得更為觸目的不平等」（Van de Wiele & Papacharissi，2021：1142）。
那些被排除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社會秩序收益之外的人和那些認為自己從前的特權地位受到侵蝕的人，他們在政治領域所體會到的被拋棄和不受尊重的感受推動了西方獨裁民粹主義的複興，這是一種基於「真正的人民」（true people）與「自利的精英」（self-serving elites）之間的想像性對立而產生的政治取向。憤怒和蔑視集中指向國家官僚集團以及那些質疑「常識」的知識分子、專家和記者。這種世界觀助長了圍繞大流行病的虛假信息和陰謀論的大規模生產，它們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不斷擴散，甚至得到了那些為自身尋求政治支持的政治立場中間偏右政客的選擇性背書（Murdock，2020a：874-899）。
批判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一詞時刻提醒我們，數位網絡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中立性傳播渠道，它們的可用性和應用實踐永遠被對抗和爭議所環繞。
02 緊急狀態：治理模式
對抗的主軸之一存在於政府與公民之間。為了阻止病毒傳播，政府制定的政策嚴格限制了日常行動自由，人們被要求長期留在家中，旅行和社交活動普遍受限，許多商業店鋪和休閒場所也都關閉了。根據專業的醫學建議，人們在公共場合必須佩戴口罩並嚴格遵守社交距離規定。
這些旨在減緩病毒傳播和保護公民不受感染的干預措施在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激發了示威活動，美國首當其衝，在其數位媒體平台上不斷有人以個人自由的名義反對限制政策。2020年4月，八百多人聚集在明尼蘇達州州長官邸外抗議該州發布的延長居家令提案。抗議組織方的臉書頁面上聲稱「政客」並不是公共安全的守護者，他們的意圖是「控制我們的生活……在議會暗箱操作通過法律，迫使我們交出自由和生計」（Chute，2020）。這些人得到了特朗普總統的支持和鼓勵，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在推特（Twitter）上發文敦促他們「解放明尼蘇達」。
這一事件表明，社交媒體平台在動員公眾參與反封鎖示威遊行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國家元首公開表示支持雖屬特例，但就整體而言，這一模式已經在其他具有強烈民粹主義傾向的國家中不斷重複上演。
使用數位定位技術追踪感染者和接觸者造成了公民和政府之間另一層更廣泛的緊張關係。截至2021年1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開展的定期評估項目已經確認有48個國家使用了「聯繫人追踪應用程序」（contact tracing apps）。這類干預措施在某些國家重新引起了人們對政府監督和不負責任地使用公民個人數據的長期關切，並使人們懷疑針對特殊情況而採取的臨時性干預措施可能轉變為永久性的治理手段。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官方聲稱如果政府要履行其保護公眾免受可預防性傷害的職責，就不得不進行大規模定位和追踪，但這一說法一直被質疑可能侵犯個人隱私和行動自由。即便人們圍繞這些相互對抗的觀點達成了某種平衡，這種平衡在不同國家之間也存在很大差異。
中國於2020年2月推出了「健康碼」應用程序，率先引入了數位聯繫人追踪技術。該應用將個人身份數據與旅行記錄和症狀報告進行關聯，並設計了一個三色分類系統管理日常活動和交往：紅色表示感染者，黃色表示可能與感染者有接觸，綠色表示「一切正常」並獲准不受阻礙地進入公共場所。一項抽樣調查顯示，80％的中國人接受這一管理模式，僅有2％反對，中國的疫情治理效果明顯。然而在同一項研究中，只有39％的美國公民支持使用「聯繫人追踪應用程序」，近四分之一（22％）的人明確反對，其餘則表示無法決定（Kostka & Habich-Sobregalla，2020）。
韓國是中國以外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國家之一，正如馬克．瑞安（Mark Ryan）在其文章中所述，韓國政府通過收集用戶使用商業服務而產生的各類數據追踪感染者，這一政策得到了韓國民眾的廣泛支持（Ryan，2020：383-407）。杰拉德．戈金（Gerald Goggin）的研究顯示，新加坡作為另一個相對成功地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其公眾也普遍接受在智能手機上安裝定位追踪程序；而類似的應用程序卻在澳大利亞遭到了強烈反對（Goggin，2020：61-75）。
為了解釋上述差異，有些人重回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範式，用西方推崇的個人主義對比亞洲社會普遍存在的集體主義和遵規守紀傳統。與所有二元對立思維一樣，這種粗糙的劃分過度簡化了一個複雜的權力場域。
事實上，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率在西方社會差異很大。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和美國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在發達經濟體中位居一二名：英國每十萬人中有190.88人死亡，美國則為168.41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新西蘭的新冠肺炎死亡數據與新加坡相當，兩國均為0.53人（John Hopkins University，2021）。顯然，我們需要同時考察治理模式和相關經驗才能理解這一差異。
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英美兩國分別以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和唐納德．特朗普為首的獨裁民粹主義政府自視獨一無二、與眾不同，都認為他國的抗疫經驗毫無借鑒價值。特朗普退出了一系列國際協議和組織，約翰遜則主持完成了英國「脫歐」。
在上一次重要的冠狀病毒大流行病——「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疫情中，英美兩國均未受到嚴重影響。相比之下，包括韓國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經歷的嚴重疫情促使他們制定新的政策舉措以確保能夠有效應對未來可能暴發的疫情。因此，當新冠肺炎疫情出現時，韓國政府有能力迅速採取嚴格措施在大範圍人口中消滅病毒，並及時控制局部疫情。
雖然英國和美國為應對大流行病進行了模擬演習並製定了詳細計劃，但由於缺乏具體的實踐經驗，這些計劃被束之高閣。當新冠肺炎疫情出現時，特朗普和約翰遜都將其比作季節性流感，並聲稱它只會略微干擾日常生活且很快消失。基於這一判斷，兩國政府採取了緩解而非消除病毒的應對策略。他們對遭受疫情的國家發布的經驗和信息視而不見，甚至那些在地理和文化上更為接近的國家——如意大利的經驗也未能受到重視。兩國政府都優先考慮保護易受感染的老年人，卻允許病毒在年輕人群中傳播，其計劃是等待感染者恢復健康並獲得自然抵抗力後建立群體免疫。因此，英國和美國的封鎖措施執行得太晚，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又解除得太早，導致感染率和死亡率進一步上升。
相比之下，新西蘭倚仗海洋國家的地理位置當機立斷關閉了邊境，實施嚴格封鎖的同時全面引入定位、追踪和隔離系統。英國和美國的政府與科學界之間總是發生齟齬，摩擦不斷，導致其向公眾提供的建議不一致；而在新西蘭，總理傑辛達．阿德恩（Jacinda Ardern）和衛生總幹事阿什利．布魯姆菲爾德（Ashley Bloomfield）則會在每日的媒體簡報中清楚地解釋政府決策的科學依據。特朗普和約翰遜都強調必須盡快重返工作崗位，恢復個人行動自由；阿德恩則呼籲民眾一齊為公民理念的核心價值——公共利益（common good）承擔責任，在全國喚起了一股體育事業一般的獻身精神，將新西蘭打造成了一支「500萬人的團隊」。阿德恩所屬政黨在2020年10月的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這是自1951年以來新西蘭執政黨取得的最好成績，有力地證明了政府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而嚴格採取的緊急措施獲得了公眾支持。
當然，要充分了解各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時其歷史經驗、自我定位以及其對自身在世界秩序中所處地位的認知對其治理模式所產生的關鍵性影響，我們需要超越當下的事件去探索在歷史長河中積累而成的複雜因素。
03 直面災難：在世的遺產
新冠肺炎是第一次在數位通訊技術發揮核心作用的情景下暴發的全球大流行病，但它並不是第一次大範圍內導致眾多死亡病例的大流行病。曾經的災難留下了鮮活的遺產，既包括為遏制感染而採取的各類應對實踐，也包括由此建立而成的更廣泛的社會響應和文化建設機制。
1347年秋，12艘來自黑海的船隻停靠在西西里島的墨西拿。船員身上長滿了滲出鮮血的黑色癤子，其中許多人已經死亡。他們感染的是淋巴腺鼠疫，以手臂下、頸部和腹股溝出現的淋巴腺腫脹而得名。這一疾病的晚期症狀是肺部感染；與新冠肺炎相似，它也可以通過咳嗽產生的空氣飛沫傳播；另外，鼠疫的傳播途徑也來源於動物，其致病菌存在於一系列小型哺乳動物中，尤其是老鼠。中世紀時期，老鼠在航船上和城市中隨處可見，它們身上攜帶著大量跳蚤，因而很容易通過跳蚤將細菌傳染給人類。鼠疫一經出現，便在城市及周邊地區迅速傳播開來，並沿著貿易路線呈扇形擴散至歐洲的幾乎每個角落。由於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鼠疫在當時堪稱絕症。
曾被稱為疫病（pestilence）或鼠疫（plague），後來因為深色腫脹的典型症狀而得名「黑死病」（black death）的這場大流行病從西西里島席捲整個歐洲，五年時間奪去了兩千多萬條生命，幾乎佔歐洲大陸人口的三分之一。直到近兩個世紀後的1500年，歐洲人口才恢復至1300年的水平。此後，鼠疫在歐洲持續復發——包括1665年至1666年間的倫敦大瘟疫，奪走了該市四分之一的人口，約10萬人在那次瘟疫中喪生。
儘管我們與鼠疫的受害者之間隔著漫長的時空距離，但面對這起事件——西方歷史上最具創傷性的事件之一，那時人們的反應至今仍迴盪在歷史上空，而彼時為了防止鼠疫感染所採取的主要措施，如今看來更覺似曾相識。鼠疫暴發後，作為一種隔離（quarantine）手段，在港口紮營的水手被要求在船上停留40天，這一術語後來被用以指涉各類強制隔離活動。許多人被要求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或面罩。那些能夠承受失業的人將自己隔離在家，並努力尋找打發時間的新方法。歐洲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The Decameron）寫於1353年，正是鼠疫肆虐佛羅倫薩的五年之後。書中記述了一群年輕人為躲避瘟疫而隱居在城市旁的山丘別墅時互相分享的有趣故事。而梅蘭妮．肯尼迪（Melanie Kennedy）在論文中描述的一群創作幽默視頻和表演即興舞蹈並分享在社交媒體平台抖音海外版（TikTok）上的年輕人，正是佛羅倫薩那群年輕人的後繼之士（Kennedy，2020：1069-1076）。
1894年，法國生物學家亞歷山大．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最終鑑定出了導致淋巴腺鼠疫的細菌，即桿狀耶爾森氏鼠疫菌，為抗生素治療鋪平了道路。他的發現與如今可以被稱為現代社會第一次大流行病的暴發時間相契合，這其中，加速了的全球聯結狀態發揮著核心作用。
1880年至1883年期間，一場流感大流行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至少100萬人死亡，此後的一些估算統計甚至是這個數位的兩倍。歸功於新鐵路系統提供的快速運輸線路以及取代了馬匹和帆船運輸的水運航線，在俄國聖彼得堡出現第一批有記錄的病例後僅兩個多月，疫情就傳染至美國。新的洲際電報網絡使各種信息和猜測幾乎瞬間被傳達給了正迅速擴張的大眾媒體。
圍繞著全球重大傳染病從何而來，如何暴發，以及誰應該對此負責等問題持續存在爭議，這些爭議又與國家內部和更廣泛地緣政治領域的權力轉移形成共鳴。在西方，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與專制民粹主義轉向和西方日益增長的對中國崛起的不安情緒產生了共振。這兩種政治潮流在過度黨派化的主流媒體上，以及熱衷於傳播未經證實的猜測和陰謀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都獲得了充分曝光。
04 數位化失真：虛假信息和陰謀論
西方的主流社交媒體平台推特、「YouTube」（歸谷歌所有）、臉書及其擁有的另外兩個社交軟件「WhatsApp」和照片牆（Instagram）在傳播和放大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虛假信息和陰謀論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它們的經濟屬性內在地包含一種偏見，即更青睞那些可能持續吸引註意力的消息，因為用戶在平台上花費的時間越多，它們生成的數據就越多。這導致大量聳人聽聞的言論和宣揚陰謀的消息在平台上氾濫。通過算法監控與人工審查相結合的方式對內容進行把關，如今被證明是無效的控制機制。美國主流有線電視頻道福克斯新聞（Fox News）進一步為新冠肺炎疫情陰謀論在美國的傳播推波助瀾。此刻，我們再次看到政府監管後撤為新的傳播空間開闢了道路，這一案例中退出的監管即是此前要求廣播公司必須展示競爭性觀點的「媒體公正準則」（fairness doctrine），已於里根政府時期被廢止。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初階段，日益增長的公眾焦慮和不確定性為這些扭曲的報導提供了廣泛傳播和獲得公眾支持的沃土。五花八門的陰謀論塑造了不同版本的中央集權民粹主義者形象——一群意圖鞏固其對「人民」統治的影子精英。一個廣泛分佈於各類社交媒體平台上的賬戶聲稱，微軟（Microsoft）公司創始人、根除可預防疾病運動的主要捐贈者比爾．蓋茨（Bill Gates）參與了一個利用新冠肺炎疫苗來植入控制芯片的陰謀（Thomas & Zhang，2020）。因為顧慮可能的潛在影響而反對先進技術的聲音，也為那些鼓動人們破壞5G（下一代無線數位連接）設施的社交媒體信息提供了支撐。這一現象與上文描述的流感大流行期間出現的言論相互呼應，致使當時的抗議者拆掉電線桿，堅信感染是通過電線中不可見的電脈衝進行傳播的。抗議5G的活動還受到西方流行文化中另一個長期存在的主題——對中國的不信任和恐懼——的影響。特朗普總統決定禁止美國公司與中國領先的5G供應商華為公司合作或從華為公司購買設備，這類官方表態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焦慮。
包括實驗室陰謀論在內的諸多陰謀論生動地展現了民粹主義政治傾向與社交媒體平台和已然黨派化了的主流媒體相互勾連後生成的複雜傳播形態。正如蒂莫西．格雷厄姆（Timothy Graham）與其同事的研究揭示，2020年3月下旬的十天時間裡，生物武器陰謀論在推特上的傳播量超過500萬人次，最核心的882條推文獲得眾多用戶的轉發和點贊。而絕大多數原始推文來自28個消息源，均屬於特朗普總統和共和黨右翼的支持者（Graham，2020）。這些陰謀論的廣泛傳播充分證明，有組織地利用推特的「趨勢話題」算法完全可以將源自政治辯論邊緣的言論主張推入公共文化的主流視野。
格雷厄姆．默多克的研究與馬特．莫塔（Matt Motta）及其同事的研究共同揭示出實驗室陰謀論和其他陰謀論變體的傳播範圍正是經由右翼媒體而被進一步放大的。具體到美國，研究顯示，福克斯新聞發揮了核心作用。莫塔發現，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早期的兩個關鍵月份，即2020年2月和3月，美國右翼媒體報導的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虛假信息（3839篇）是主流媒體（1541篇）的兩倍以上（Murdock，nd；Motta，et al.，2020：335-342）。
在擔任總統期間，特朗普有意將上述分裂的報導傾向政治化，以此作為動員其核心支持者的主要策略。他一再駁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其他主流媒體為了堅持新聞準確性原則而針對其言論和政策提出的批評，一邊稱其為「假」新聞，一邊幾乎完全依賴在推特發表的個人言論以及福克斯新聞的背書，如此分裂的媒體系統塑造並強化了整個社會中的兩極化認知。
拉斯摩斯．尼爾森（Rasmus Nielsen）及其團隊於2020年3月至4月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印證了上述分裂的頑固性。在自稱右翼的參與者中，相信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關於新冠肺炎疫情消息的人（68％）接近相信主流媒體（35％）的兩倍；那些自述持左翼傾向的人則幾乎完全相反，其中70％的人相信主流新聞機構而僅有30％相信政府。研究還表明，那些右翼群體更傾向於使用社交媒體（Nielsne，2020）。同時，莫塔的研究顯示，那些僅接受或有時接受右翼媒體信息的人更傾向於相信新冠肺炎病毒是在實驗室製造的（Motta，et al.，2020：335-342）。
當人們急於尋找新冠肺炎疫情的替罪羊時，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領導下的印度成為又一個獨裁民粹主義在國內獲得重大政治影響力的主要國家。莫迪自上台以來一直拒斥曾經支撐了印度獨立運動的多元文化主義，並意圖重新將印度教文化塑造為印度的核心價值，法蒂瑪．尼扎魯丁（Fathima Nizaruddin）對印度國內的「WhatsApp」小組進行非參與性觀察研究後發現，印度教民族主義小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將矛頭一致對準了屬於少數派的社群，指責那裡的人故意傳播病毒；而一場針對大多數人的線上「新冠聖戰」（Corona Jihad），又加劇了印度社會長期存在的種族緊張局勢。針鋒相對的網絡對抗不斷上演，其結果是使印度國內孵化出了一條閉合的傳播迴路，維持著尼扎魯丁所描繪的「仇恨生態系統」（ecosystem of hate）（Nizaruddin，2021：1102-1119）。
05 線上和線下生活：創造力與社群行動
搜索信息只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人們使用社交媒體平台的方式之一。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主流網絡平台已經被塑造為個人表達的主要場所，連接四散各地的朋友和家人的關鍵節點，以及建立新型合作模式的必要基礎設施。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封鎖措施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社會行為模式，加強和擴大了互聯網的上述應用範圍。由於被困家中，旅行和社交活動都受到嚴格限制，人們把越來越多的時間花在互聯網上。正如凱瑟琳．利特克．桑達（Kathrine Liedtke Thorndahl）和拉塞．內爾高．弗蘭森（Lasse Nørgaard Frandsen）在他們的自我民族志反思中所指出的，熟悉的日常生活遭到破壞，社會經驗被重新配置為一個由諸多碎片化的異質性元素組成的拼貼（collage），有些元素在屏幕上相遇或生成，另一些則錨定於家庭空間裡的物質性存在中（Thorndahl & Frandsen，2021：870-877）。
羅米娜．艾莉鬆多（Romina Elisondo）和瑪麗亞．梅爾加（Maria Melgar）於2020年3月底至4月初在阿根廷強制封鎖期間進行的一項研究揭示了一種在其他地區也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生活模式：人們通過參與創造性活動尋找快樂和自我肯定，在封城隔離導致資源緊缺的情況下嘗試探索一些即興活動，將有限的資源加以充分利用，從而找回對生活的掌控感。在這項包含三百多名參與者的研究中，僅有三人表示他們在隔離期間沒有從事任何創造性活動；超過一半的人將烹飪從一項必要的家務勞動轉變成一個做實驗和表達的空間，第一次嘗試了新的食譜和烹飪技術；相當一部分人重新開始製作手工藝品，或是開始繪畫、攝影、跳舞、演奏樂器；許多人參加了虛擬聚會、生日慶祝會和其他社交活動，或是在網上分享他們的創作來為社群建設貢獻力量（Elisondo & Melgar，2020：230-250）。
集體性音樂創作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一種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普遍回應模式。意大利是第一個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迅速上升的歐洲國家，那裡的人們站在公寓的陽台上一起唱歌或敲鑼打鼓表示團結。表演被拍攝下來並通過數位視頻網站廣泛傳播，雷米．趙（Remi Chiu）的研究表明這些「陽台表演」（balcony performances）再次與歷史產生了強烈關聯：1576年瘟疫在米蘭肆虐時，公共宗教遊行活動被禁止，然而，儘管經歷著空間上的隔離，市民們仍然保持著情感上的聯絡，紛紛相約在家中吟誦禱告，尋求神的憐憫（Chiu，2020）。
其他圍繞集體團結的儀式化表達也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出現，並在社交媒體平台廣泛傳播。英國封城期間，每週四晚7點市民們被要求站在家門口或窗前為在衛生部門工作的醫護人員鼓掌。除了「為護理者鼓掌」（clapping for carers）的活動之外，人們也在網上為那些因搶救新冠肺炎患者而去世的醫務人員發表悼念帖（Sumiala，2021）。後來，人們在倫敦市內的一面牆上掛滿了心形的手工製品，上面寫著病逝者的名字，以此紀念這場大流行病中的死難者。這面牆正對著倫敦議會大廈，它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對政府處理緊急情況時的失職和本可避免的犧牲進行了無聲而有力的譴責。
同時，數位聯結在許多國家公眾自發組織的社區團體活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這些團體為人們提供了本地化的社會支持。其中一些倡議來自比較成熟的志願者協會，另一些則是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產生的特殊需求而出現的。正如英國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社區層面圍繞「微型」（micro）志願活動已經形成了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為宗旨的多種「超本地」（hyper-local）干預模式，這些干預活動側重於特定目標，例如為貧困家庭運營食品銀行，以及為獨居的弱勢群體提供實用性幫助。為社區建立的臉書小組、以社區為基礎的「WhatsApp」小組和本地在線論壇提供的數位空間在組織和協調這些志願倡議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除此之外，傳單和海報也助了一臂之力，為人們聯絡無法使用互聯網的同伴提供了幫助（The British Academy，2021）。
「處於安全狀況下的人們應當關照貧困和弱勢群體」的道德義務是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自我形象的核心要素——而這也是迄今人們參與志願活動的基本信念。然而，數位資源可得性的不平等現狀重演了基於階級劃分的數位化參與圖景。正如最近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志願者依然主要來自於「處於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這凸顯了與現存不平等結構緊密相關的經濟和資源條件限制是如何阻礙低收入群體參與數位化社區生活的」（The British Academy，2021：68）。另外，網絡聯結所具有的核心地位還強化了志願活動中數位技術使用的代際鴻溝。在這一因素的推動下，社區的青年志願者數量節節攀升，而作為傳統志願者主力軍的老年人和退休人員數量卻下降了。
社區中的志願合作、技能共享和可用資源的有效支配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醫療緊急狀況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安妮卡．里奇特里奇（Annika Richterich）在英國進行的民族志研究中所講述的：由於英國的醫務工作人員長期缺乏必要的個人防護設備來預防新冠肺炎病毒感染（源於政府缺乏相應預案），業餘的手工愛好者和本地的「手藝人」（maker）團體成員就利用開源軟件來生產口罩、面罩甚至醫療設備（Richterich，2020：158-167）。
06 居家工作：機會、不平等和剝削
與此同時，許多辦公室和工作場所在封鎖期間關閉，人們的出行也受到限制。這導致各行各業中相當一部分工作者必須居家辦公，利用先進軟件技術來完成工作，並通過數位網絡與同事、客戶保持聯繫，然而這種方式並不適用於所有人。
正如查爾斯．戈特利布（Charles Gottlieb）和他的同事進行的研究所顯示的，可以在家中有效完成的工作幾乎都是非體力勞動——它們往往屬於體面的上層社會群體。研究表明：76％的管理人員、70％的專業人士和49％的文職輔助人員能夠居家辦公，而在機器操作員和組裝廠的工人中這一數位下降至7％，對貿易工人而言，這一比例更是銳減至4％。至於那些擁有大量非正式工作者和農業勞動力的低收入經濟體，其內部的差距更為嚴峻（Gottlieb，2020：71-91）。
疫情期間，在家中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律師、會計師、銀行家、建築師、大學教師、軟件設計師和其他專業知識工作者，這加大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工作機會和報酬的差異——在資本主義產生之初兩者就存在顯著對立。另一方面，事實證明網絡聯結是一把雙刃劍。雖然通過數位網絡在家工作可以靈活地安排工作時間，避免長時間的通勤，並為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創造更多機會，但這也使得雇主可以將生產成本轉嫁給員工並對員工的管理擁有了更強的控制力。頂尖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初級職員曾詳細描述了他們如何需要自己承擔居家辦公的所有設備支出，被迫工作八小時（這本是過去的勞動者抗爭而來的工作時長限制）以上，不再獲得餐費補貼並被要求保持24小時可聯絡；此外他們還要接受電子監控，以便公司隨時掌握他們的有效工作時間和工作進度（Markortoff，2021）。同時，脫離數位網絡會給個人造成巨大的社會成本。
07 數位鴻溝：驅逐與斷聯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突破性研究表明，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正統地位」（orthodoxy）加劇了英美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結構性不平等，使收入和財富系統性地流向了頂層社會（Piketty，2014）。現有證據表明，在英國和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對貧困和少數族裔家庭的影響最大。其中緣由不言自明，經濟壓力迫使這些群體不得不在疫情中繼續工作。公交司機、貨車司機和超市收銀員——他們被歸類為「關鍵」崗位工作者，為社會提供著無法轉移到線上的基礎性服務。許多人可能與病毒攜帶者接觸，或者無法在工作場所中（如食品加工廠）保持社交距離。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項研究發現，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適齡勞動者死亡率在2020年3月至2020年10月期間總體上升了22％，其中麵包師和流水線廚師的死亡率則分別上升了50％和60％（The Economist，2021b：5）。除了惡劣的工作環境，低收入群體往往也只能居住於擁擠的社區，病毒在那裡更容易快速擴散，這進一步增加了他們被感染的風險。
如前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日常活動向線上轉移突顯了結構性的社會分化如何圍繞數位媒體的使用持續產生不平等現象。大量貧困家庭和老年人群沒有數位設備或上網條件。英國媒體監管機構——傳播辦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最新報告顯示，網絡可用性的不平等還廣泛存在於社會其他領域。在專業人士和管理崗位中，只有4％的人無法使用網絡；而這一比例在非技術型的體力勞動者或仰賴社會福利生活的群體中攀升至27％。年齡造成的分化更為明顯，75歲以上的人群中超過一半（51％）無法使用網絡；65歲至74歲的人群中這一比例為30％；而年齡介於16歲到44歲的群體中只有2％無法使用網絡（Ofcom，2020：4-5）。
這些無法使用網絡的人在疫情中遭遇了雙重斷聯：不僅人際交往被切斷，數位網絡的聯結也喪失了。公共圖書館和社區中心的關閉讓人們使用公共數位設施的最後一絲希望破滅了。這些不平等現象造成了深遠的社會影響。貧困家庭中沒有計算機的兒童無法訪問在線學習資源——線下場所長期關閉的情況下，這些資源已經取代了學校教學，而連續數月的教育缺失將進一步擴大班級中現有的教育水平差異，致使窮人更難以獲得必需的職業資格認證。另一方面，由於封鎖期間無法遠程保持社交聯繫，致使孤立感加劇，貧困家庭中成年人抑鬱症和精神疾病的發病率明顯上升。對大多數「被驅逐」的人而言，經濟問題是根源，他們無法承擔上網所需要的費用；而對於那些可以使用一些網絡的弱勢群體，缺乏自信和實用技能也是重要因素，這使得他們往往無法充分利用數位網絡提供的各類機會。
正如理查德．布蘭戴爾（Richard Blundell）和他的同事在研究中所述，既存的社會不平等不僅在形塑疫情經驗和應對能力的差異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人們在疫情中遭受的不平等處境也將進一步固化當前社會的不平等結構，加大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差距（Blundell，et al.，2020：291-319）。米爾卡．馬迪諾（Mirca Madianou）指出，即使新冠肺炎疫情最終得到控制，這種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所帶來的次生災難也將持續摧殘弱勢群體（Madianou，2020：1-5）。
目前全球範圍內有47％的人口未能連接到互聯網（World Economic Forum，2021a），而低收入國家的用戶還需要為使用網絡付出更高的代價。美國用戶工作52分鐘的收入就能夠支付最低價位的寬帶連接費用，巴西用戶需要工作8小時24分鐘，而尼日利亞用戶則需要工作33小時42分鐘（Buchholz，2021）。這些障礙使得世界上許多貧困的勞動者無法獲取那些可以為他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提供支持，但僅能從線上獲取的信息和服務。
08 對抗的未來：網絡聯結、新冠肺炎疫情與氣候變化
在本文的撰寫過程中，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許多國家肆虐，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持續攀升。正如有關學者所強調的，疫情凸顯了整個社會對網絡聯結日益增長的依賴，由此也加劇了社會中的不平等與矛盾緊張，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中持續不斷的對抗。
一方面，數位網絡為追踪和遏制感染提供了有效的技術工具，擴展了虛擬社交的空間和創造力的表達渠道，並為社區志願合作網絡提供了支持。萬維網（World Wide Web）的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欣慰地感慨，數位網絡「始終被視為進行遠距離創作和協作的平台，很高興看到它現在也能讓人們對遠方的人和事表達惻隱與關懷」（Berners-Lee，2020）。但另一方面，數位網絡在日常生活中日益中心化的地位加劇了對無法接入網絡的群體的「驅逐」，也將商業監視的範圍擴展到了市民和勞動者的日常生活。同時，它還為定制化廣告、虛假信息和陰謀論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它們正在破壞和扭曲理性的公共討論。
如何消除網絡聯結的負面影響？這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帶來了嚴峻挑戰。隨著以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和物聯網為核心構建的下一代數位技術逐漸融入家庭生活、城市管理和工作的各個方面，這些問題將變得更加迫在眉睫。
同時，更為全面的分析需要超越眼前的社會圖景，並認識到——如果不對當前支撐著社會生產消費的數位通訊系統進行改革，那麼未來疫情的傳播和全球氣候危機將會進一步加劇。
自18世紀末以來，化石燃料、煤炭以及後來的石油和天然氣能源（而非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推動了工業體系的發展，也造成全球氣溫的持續上升。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阻礙熱量向外散發，產生了「溫室效應」。其影響是多重的：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頻發，越來越多地區的農業生產難以為繼。最近的研究表明：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全球範圍內的市場化轉型，南美洲的新興工業國加入了以歐洲和北美洲為首的發達工業化國家行列，成為又一個資源生產和消費的中心地區，導致全球變暖顯著加快。
從批判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進行分析，有助於我們審視人類生存環境中基本資源的長期消耗與分配趨勢，這些資源既包括能夠將廢棄物轉化為作物生長所需養分的生物多樣性，也包括空氣和水資源自我淨化的自然過程——這些自然資本長期被排除在傳統經濟核算體系之外，然而一旦將其囊括在內，我們就會發現上述資源伴隨著全球變暖加劇呈明顯下降趨勢。1970年以前，人類生態足蹟的邁進速度尚小於地球的再生速度，但此後，人類對自然環境和自然進程的干預已經超過地球自身恢復能力的56％（WWF，2020：5）。消費中心主義的經濟模式與氣候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和數位化聯結之間的連鎖反應並不直觀可見，為了理解這層關係，我們需要回顧全球森林生態的演變史。
森林，特別是熱帶森林，在維持生物多樣性和調節氣候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總體而言，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是其排放量的兩倍。研究顯示，2001年至2019年間它們從大氣中清除了76億噸二氧化碳，這一數量約等於美國道路上所有汽車排放二氧化碳的1.5倍（Harris et al.，2021：234-240）。然而，這一重要的碳匯正在加速消失。2019年至2020年，遭到破壞的主要熱帶雨林面積增加了12％——這相當於荷蘭的國土面積；同時，這一損失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於5.7億輛汽車——這一數量超過美國現有汽車保有量的兩倍——每年的排放量（Weisse & Goldman，2021）。
除了氣候危機加劇之外，森林砍伐也助推了疫情傳播。新冠肺炎是一種人畜共患的傳染病，與其他冠狀病毒一樣，新冠肺炎病毒由蝙蝠攜帶並由動物宿主傳播。
在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領導的巴西獨裁民粹主義政府治下，曾經的自然保護區被獲准進行商業開發，亞馬孫河流域的森林伐木業因此迅速發展。森林砍伐驅使「蝙蝠、猴子和蚊子等流離失所的動物進入新地區，同時使該地區向更多適應草原的物種（包括囓齒動物）開放。隨著人們向森林深處遷移，人類與動物之間的互動越來越緊密，這增加了病毒、細菌或真菌在各物種之間傳播的可能性」（Zuker，2020）。新冠肺炎病毒最具毒性的變種之一起源於亞馬孫河流域中心的馬瑙斯（Manaus），這絕非偶然。更不用提整個巴西——在這裡，博索納羅追隨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言論，對疫情的嚴重性矢口否認並反對佩戴口罩和麵罩，致使巴西成為世界上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儘管一些砍伐活動是由伐木業和採礦業推動的，但相當面積的森林也被改造為牧場以滿足全球對肉類、棕櫚油和大豆日益增長的需求——它們都是快餐業的關鍵原料（Goldman et al.，2020）。畜牧業所造成的甲烷排放量佔全球排放總量的近三分之一（30％），而甲烷是另一種主要的溫室氣體。儘管它在大氣中的停留時間少於二氧化碳，但其影響更為強烈。甲烷被排放入大氣的十年內，每噸甲烷造成的氣溫升高比二氧化碳高86％（The Economist，2021a：68-70）。與此同時，為了維持其公民以肉類為主的飲食偏好和消費方式，七國集團（G7）主要成員國的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需要消耗約3.9棵樹，這進一步增加了未來大流行病暴發的風險（Hoang & Kanemoto，2021）。
實施植樹造林項目以及鼓勵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這類公共政策將在某種程度上結束上述污染鏈並控制甲烷對氣候的影響，但它們無法解決過度消費和快速消費文化這一核心問題——快餐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基於當下數位媒體創造的社會情境，回歸積累型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accumulation）才能幫助我們展開全面分析。
平台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以免費使用權換取用戶個人數據的壟斷權——在推動過度消費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通過挖掘有關用戶興趣和偏好的大數據，廣告商得以更有效地刺激消費需求。此外，除了商業廣播和故事片中司空見慣的讚助廣告之外，由於監管缺失，包括廣告遊戲和「網紅」帶貨等在內的一系列新穎的整合營銷模式層出不窮。廣告內容與社會表達和公共討論之間不再涇渭分明，而是被自然地嵌入視覺場景和敘事話語之中，成為一種視覺文化形式，其後果是人們日常接觸的環境中充斥著營銷宣傳。
平台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也是產生前文提到的錯誤信息和陰謀論的主要因素。研究證實，用戶可能會在那些聳人聽聞且離奇的文章下停留更長時間並充分參與其中，因為此類信息能與他們的焦慮和不滿產生共鳴。深入參與傳播會產生更多的個人數據並增加經濟價值，這使得平台公司缺乏內容審核的動力。
公共表達的商業殖民化趨勢促使人們呼籲政府進行更為嚴格的線上內容審查和廣告監管，同時將個人數據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歸還給用戶。
這些干預將推翻那些商業數位平台所依賴的既有商業模式，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有兩種：訂閱和公共補貼。但是，訂閱服務會進一步造成社會分化，個人數位服務用戶已經為寬帶連接和設備支付了費用，要求他們再為獲取基本信息和文化資源付費，無疑將「驅逐」那些低收入群體，加劇現有數位資源可用性方面的不平等現象。
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保障人人充分參與數位化社會的迫切性，但同時也提出了「獲取什麼」的問題。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線上時間圍繞少數大型平台公司的利益組織而成，公司的研發部門決定著數位產品的功能和用途。隨著社交活動轉移至線上，這些公司在疫情期間都獲得了可觀的利潤增長。通過參與聯繫人追踪應用程序項目，有些公司擴大了對用戶個人數據的訪問規模。這種權力在私人手中的整合，正被廣泛地比作20世紀初美國工業擴張初期擁有石油、鋼鐵和鐵路公司的富豪們對關鍵資源的集中控制。這種觀點促使立法者再次考慮使用當時的干預措施，迫使數位巨頭出售關鍵業務板塊。然而，更大的市場競爭本身並不會改變當前社會所仰賴的以高資源消耗為代價的資本增殖邏輯和過度消費文化。
如果我們要避免各類大流行病在未來接連不斷暴發，挽救日益加劇的氣候危機，就必須意識到共同利益之上的共同責任，以與時俱進的公民身份意識克服過度消費。這就要求將公共傳播的核心機構轉型為促進公共服務的公共產品而非生產利潤的中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用公共資金支付基本服務已有很長的歷史，稅收承擔著廣泛的向公眾免費提供的文化資源，包括公共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和公共廣播。這些機構長期以來受到新自由主義者的抨擊，但當前的危機重新引發人們對其價值和未來發展的爭論：如何通過將更多的公共資產和專業知識轉移到網上，並在保留用戶個人數據所有權的同時開放更多公共參與的空間，使人們得以更好地享受這些公共服務？最終目標是創建一個非商業性的數位共同體（Murdock，2018：41-56），這反過來又重新激活了將互聯網重新定位為公共事業的提議。正如伯納斯-李所說，「就像上個世紀的電力以及在此之前的郵政服務一樣，網絡是必不可少的實用工具」，對網絡的訪問應被視為「基本權利」（Berners-Lee，2020）。
這些討論圍繞可行性、政府資助和控制權提出了許多問題，但如何組織數位聯結最終取決於在兩種對立的社會觀和社會身份之間進行選擇——身為消費者還是公民。消費主義將市場上的個人選擇定義為自我實現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向他人展示自己理想形象的主要舞台，它促進並確認了人們與社會的個性化關係。公民身份則以社會契約為基礎，人們擁有個人權利、資源以及自我發展的機會，但同時也要承擔為集體生活做出貢獻的義務。成為公民就是成為道德和政治共同體的一員，我們的未來取決於對他人生命的共同責任。
從歷史上看，理想的公民身份與民族國家的形成相伴而生，民族國家的權利和資源被賦予那些因出身或合法性而被接受為其成員的人。然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社會聯結不止於國界。對於那些提供了我們所依賴的數位設備的工人，我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承擔起對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機會的責任——這是我們迫切需要提出的問題。支撐著數位媒體的全球供應鏈也迫使我們直面一個全面數位化的社會所必然造成的環境成本。
數位通訊系統的物質基礎在有關其實踐和影響的討論中經常被忽略（Murdock，2021）。數位聯結需要大範圍的電纜、衛星、發射機和服務器集群網絡，並通過各種機器（智能手機、台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遊戲機）將用戶連接在一起。這些基礎設施和電子設備的生產要消耗多種稀缺的礦產資源，並在其生產、運輸和使用的過程中消耗大量能源，最終成為堆積如山的電子廢品。
數位產品從生產到使用的各個環節都會導致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Murdock & Brevini，2019：51-82）。隨著圍繞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新興技術逐漸融入未來的家庭和城市規劃，排放量還將急劇上升（Obringer et al.，2021）。
上述發展呈現了一個聯結的悖論：我們越是利用數位化的包容性成功地消解經濟、社會和文化障礙，就越使得自然環境陷入危機。要改變這一狀況，除非我們能夠確保未來的數位媒體由非破壞性開採且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材料製成，同時可以被回收利用，不產生廢品。
正是因為數位媒體現在是社會各個方面的核心，圍繞其未來的辯論迫使我們重新審視對於一個「好的」社會的定義，促使我們質疑單純將經濟增長作為衡量國家成就的標準，並將社會公正和環境的可持續性作為個人和集體福祉的重要基礎。
在工業時代占主導地位的「進步」概念基於對量化指標的迷戀。它計算了主流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和消費水平，人們為其年復一年的增長而慶賀。這種計算排除了破壞環境的社會和生態成本，也忽略了為個人和社區生活質量以及環境完整性提供必要支持的無償社會勞動。為了代替這種「增長」，我們需要將「關愛」（care）化為一種「社會能力和活動」，以滋養「生活的福祉和繁榮所必需的一切」。「將關愛置於中心位置，意味著承認和接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從親密關係到互助的鄰里網絡，再到對自然界的共同監護，均包含其間（The Care Collective，2020：5）。關愛地球上的每一個人、每一個物種和每一種自然資源，是建構社會正義和堅守環境可持續性承諾的生動想像。
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至全球最偏遠的角落，對特權階層和窮人一視同仁；同樣，沒有任何一處空間能在氣候危機的破壞性影響中全身而退。太平洋上的貧困島嶼被不斷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沒，森林大火也摧毀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百萬富翁的豪宅。但是，應對和恢復的能力仍然存在很大差異。正如世界銀行最近的研究所指出的，「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力成本巨大，發展中國家有成千上萬的人重新陷入貧困」，這可能會使「最新落入極端貧困中的人口增加到1.1億至1.5億之間」（The World Bank，2020：v）。最貧困的人口往往也生活在氣候危機對糧食安全和居住空間影響最嚴重的地區。
為確保疫苗的公平分配和為下一波疫情做準備，相關提議已提上日程。但有關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挑戰遠遠超出了醫療危機的範疇，它已然觸及我們當下和未來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標誌著人類歷史上一個分水嶺的到來：持續積累和增長的經濟正遭遇其係統性製造的大流行病、氣候災難和極端不平等所反作用於其自身的限制和衝擊。
然而，根本性的變革之路依然舉步維艱。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打斷了國際社會達成協議並採取切實行動應對未來可能暴發的大流行病和氣候危機所進行的努力，這些擔憂在當下表現為特朗普總統的粗魯言行和瀰漫於網絡的陰謀論，但事實上它在西方文化中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鞏固了巨無霸商業數位平台的經濟中心地位，並將其影響範圍擴展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021年世界經濟論壇預測：「未來十年，（全球）經濟的增量中70％將來自於數位化平台商業模式」（World Economic Forum，2021a）。對於資本而言，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在實現這一價值的同時避免因傳染病、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氣候危機而造成的商業成本——這是該論壇在全球危機的年度審查中確定的主要風險（World Economic Forum，2021b）。這種分析忽略了「平台商業模式」在導致流行疾病和氣候變化方面扮演的核心角色。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並將數位化聯結的組織和使用置於未來經濟社會生活的政策競爭的核心，以及從無限增長驅動模式向可持續關懷倫理模式轉型的意識形態競爭的核心。
公共互聯網建立的最初目的是搭建一個無邊界的交流、相處、協作的普惠性平台網絡。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無論是發起自線上的諸多本地互助支持活動還是規模空前的國際科學合作，都再次肯定了公共互聯網發揮積極作用的想像空間。這些共享模式能夠重新創建一個全球公共領域，培養一種廣為接受的關懷倫理價值觀並探索出一條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現實路徑嗎？此次疫情是否能推動建設新的、持久的電子絲綢之路（electronic Silk Roads），並跨越不同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邊界，傳播知識、專業技能、創新理念和實踐經驗，在承認共同挑戰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促進新的團結？抑或，它將見證新長城（new Great Walls）的建立？
